致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的公開信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div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div></div>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行政立案庭庭長、行政立案庭法官： 　　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夏楠律師受我全權委託，於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往貴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機場海關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的裁決以及沒收本人八十本入境書刊行為提起行政訴訟，貴院立案庭法官以護照無法證明本人身份，必須使用身份證立案為理由不予受理。夏律師申辯，護照可以證明委託人身份，該法官不予採信。 　　接到律師的信息後，我立即委託國內親戚到原戶籍所在地派出所辦理了戶籍註銷證明，以證明我一九九○年因出國定居註銷戶口，無法提交有效身份證。夏楠律師於二○一四年一月七日再次去貴院立案，在提交戶籍註銷證明的同時，將打印出的《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四條示於法官聲辯：按此條規定，定居國外的中國公民，在國內需要提供身份證明的，可以使用護照證明身份。立案庭法官收下新的證明材料及起訴書等，開具了「訟訴材料收據」。按照《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訴狀，經審查，應當在七日內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夏楠律師根據這一規定，不斷向貴院立案庭出具收據的法官詢問立案決定，但是該法官都以：「還需調查核實委託人身份」作回覆。鑒於此一情況，我於二○一四年三月份回國，在三月十八日上午同夏楠律師去貴院面見該法官。法官收下了我的第一代身份證複印件，第一本北京市公安局簽發的因私護照複印件，第二、三本舊金山中國領館簽發的因私護照複印件，複印了我有效期內的美國綠卡和有效期內的第四本舊金山中國領館簽發的因私護照原件，該法官未再對我的委託人身份提出任何質疑。他明確地向我和夏律師表述了兩點：一、您起訴北京首都機場海關，按行政訴訟法規定，我們必須受理。二、我們在收到您的起訴材料後，七天之內應該答覆您是否立案，我們確實拖延得太久。但是因為要跟海關方面進行溝通，而且案件也不止您這一件，需要放在一起跟海關協商，耽誤了時間。客氣地說完之後，法官請來一名書記員，讓我說明今次來訪目的及訴求，做一筆錄，他立即向領導匯報。對我的詢問：「您說的『領導』是哪個系統，哪個層面的？」該法官明確、清晰地回答：是我們三中院的領導。 　　書記員記錄了我的來訪目的和訴求：本人此次特為立案回國，本周四將返回美國，希望盡快給予答覆。只要有答覆日期，我可以更改機票，在北京等待。我的訴求就是起訴書中的兩點：一、北京首都機場海關處罰無據，其發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文字中連所扣印刷品名稱都未一一列出，只混而言之為：「對除……以外的八十本印刷品予以沒收」，遑論載明這些書籍的違法事實和證據？二、所扣八十本書刊中最大一宗五十三本，為本人擁有著作權，為父親李銳整理編輯的口述往事。李銳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中共組織史資料中央卷主編，中共組織史資料中央、省、地、縣各級編纂組總召集人，是中共黨史權威，將他這樣一部具有高度權威性和珍貴史料價值的、回顧跟隨共產黨一生的追憶和思考的著作裁定為禁止出入境物品，以攜帶入境屬違法行為予以沒收，不僅是對當事人財產權的無理剝奪，更是損傷了李銳和當事人的名譽，對本人──現為美國斯坦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造成極大困擾。要求法院依據法律規定予以撤銷。該法官在本人和律師審閱記錄、簽名之後表示，第二天他會主動與夏律師聯繫，將領導研究後的決定通知他。 　　三月十九日上午十一點，夏律師電話告知了我該法官的答覆：我們的領導還是無法決定。委託人是否如期返回美國由她本人自行決定。 　　我決定如期返回美國，此後，夏律師每周向該法官電話詢問一次，答覆始終只有一個：我們的領導還是無法決定。 　　至此，貴院的行為目的已明晰可判：無限期拖延立案，令當事人無法依據《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向上一級法院提起上訴。我的「無論結果如何，走完法律程序」的希望成為泡影。這很讓我看不清自己撞上的到底是個什麼部門？貴院不是您們辦公大樓上高高矗立的那幾個大字所示與公眾的、是一級獨立的法律實體「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這點我已絕對可以肯定，因為法院豈能不遵守國家憲法和國家法律，法官豈能不服從法典和法規？那麼，貴院是共產黨的一級政法機構？也不大像。因為中共十八大報告和黨中央新一代領導人已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黨的機構豈有不按黨的指示辦事的道理？不過，有一點我倒是看出比較靠譜：貴院和海關雖然都不是獨立於黨和政府機構之外的一級法律實體，但是同屬一個主體，有一個共同的「上邊」在下達指令，我的狀，恐怕是告到了一家人的頭上。 　　果真如此，在我這個真把貴院法官的話當作九鼎法典之言，付昂貴的旅費從美國回來請貴院驗明正身的尊法敬法公民的對比下，強烈地反襯出您們以執法者的身份接待公民，展現的是玩兒法律於股掌，對法典無以復加的蔑視。請捫心自問：在法律面前，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我由衷地希望看到您們作為「人民法院」的尊嚴，看到您們作為「人民法官」的良心和對我國現行法律條款的尊重。執法者敢於尊重法律，執法者敢於執行法律，才稱得上是一級人民法院，貴院的法官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官。 　　尊嚴是無法被授予的，它是靠您們不畏艱難和強權只按法典做事爭取到的！我期盼著貴院珍視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提出的「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這一改革舉措為您們提供的前所未有的辦案空間，勇敢先行，排除來自任何方面的「領導」橫亙在前的干擾，理直氣壯地開庭審理我對首都機場海關扣書處罰的起訴。令對該案的審理，成為載入中國法學院教科書的經典案例，鑄就貴院歷史性的輝煌。 　　我等待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李南央 二○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附文 「李南央狀告海關案」是塊試金石 　　我狀告首都機場海關案緣起於我父親李銳的一本新書《李銳口述往事》。李銳如今已是共產黨內碩果僅存、寥若殘星的元老。他的這本書是回顧自己跟隨共產黨一生的所思、所想和對共產黨所犯錯誤根源和教訓的沉痛分析，其願望是希望黨能糾正錯誤，不要再欺人且自欺地死抱住「偉光正」不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下主持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建立起一個國強民富的公民社會。結果，我從香港帶入北京的五十三冊樣書，在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午時分被首都機場海關扣留審查，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十點海關即電話通知審查結果：為禁止入境物品，並於十一月十二日發出「海關處罰告知單」。我全權委託的夏楠律師隨即向海關提起行政復議，海關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發出「海關行政處罰決定」──「維持原處罰告知意見」，將含五十三冊《李銳口述往事》在內八十本書刊的性質統統釘死。這與二○○八年七月二日胡溫時代發生的上海海關扣留《李銳日記》和《李銳家信集》，經本人在網上發出公開信質疑之後，第四天即將扣書全部歸還的處理方式大相徑庭。胡溫時代還發生過另一起知名度很高的首都機場海關扣書案。二○○二年八月五日（請注意這個時間，江澤民還在台上，他是在該年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的中共十六大上將權力移交給胡錦濤的），朱元濤律師從香港購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被首都機場海關扣留。十二月十七日朱收到海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二○○三年一月朱律師將海關告到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一審敗訴後，六月二十五日朱上訴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八月七日二審開庭，九月八日高院終審判決朱元濤律師勝訴。一個完整的法律程序，發生在十年前，胡錦濤上台不到一年。 　　聆聽中國共產黨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上台之後發表的講話，頗有許多令國民大體認同的闡述，譬如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時指出：「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跟毛澤東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相比，可謂進步長足。但實際情況似乎又在大踏步倒退，顯示出的是遠不如胡溫時代的智慧和擔當。 　　習近平上任一年來，確實有了很多大動作。特設了一個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三個領導小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習近平統領主席和組長之銜。結合各級黨報上公開宣傳、報道的習的言論，可以解讀出習近平所設計的改革計劃是建立在兩個不能動搖上的：「槍桿子、筆桿子」。共產黨打江山靠的是這兩桿子，習近平下決心維持共產黨的江山不垮台，還是靠牢牢抓住這兩桿子，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這就是話聽起來是向全面深化改革邁進，而人們的實際感受卻是緊箍咒越套越緊的原因。 　　很多老一代共產黨人，如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和我的父親李銳，他們在黨內奮鬥一生所要建立的並不是一個由一黨專治的政權，而是一個由自己的黨主持，服務於人民的政府。將軍隊還給國家，將現行憲法賦予中國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筆桿子，還給人民，放棄保衛黨的「紅色江山」的意志，轉換為全力維護人民權益的理念，黨的事放在國家憲法的框架下辦，難辦的國事按法律程序靠眾人的力量推動，這才是根治腐敗、拯救生態、聚集民心、走出險境、復興中華的治本之策。緊緊抓住筆桿子，體制就變不了；體制不變，不管拍多少蒼蠅，打多少老虎，不過是唱新曲、走老套，耽誤著瀕臨危崖的中國已經不容再拖延的時間。鬆開筆桿子是件非幹不可的事，否則無異於繼續向深淵一路跌落下去。 　　面上鋪開來的大轉變，總是起於點上的突破。有大智慧的領導人，總是能夠抓住民間出現的契機。當年，第二代領導人抓住了安徽鳳陽小崗村那十八個農戶的契機，瞅準了毗鄰香港的那個叫深圳的小小漁村，全面開展了農村和城市經濟的改革。要動政治體制，我冒言一句：「李南央狀告海關案」可算一個契機。因為此案在三中院擱淺，就是實際由中宣部掌控的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凌駕於司法機構之上，對正常法律程序蠻橫干擾。若能抓住這件所涉人物特殊──中共元老級人物，後續意義深刻──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的案例，就能開創共產黨組織不得干預國家司法程序的先例。如此，不管衙門多大，權勢多重的「領導」都會感受到懸於頭頂的法律之劍，謹言慎行；如此，則根本不需要那些特設的委員會、小組，習主席的事情要好辦得多。 　　只要共產黨主持的政府是真正為人民辦事的，只要共產黨說到做到，把自己高於一切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我相信包括我在內的千千萬萬的國人是會支持共產黨好好幹的。那些告狀無門，鋌而走險的人群，是會通過司法途徑尋求公正的。老百姓的「中國夢」才有圓夢的可能。 　　對「李南央狀告海關案」如何處理，確是一塊試金石。若關乎共產黨元老權益的官司都無法通過法律程序解決，遑論百姓乎！所有高調，都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