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在中国的政治日历上，过了“五四”就是“五七”。今天人人都知道将近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却很少有人还记得将近五十年前的“五七道路”。<br /><div> </div><div> “五七”在中国的公共历史意识中当然无法和“五四”相比。但如果从践行的角度，那么正如它们的名称显示的那样，“五四”始终是一场“运动”，而“五七”则曾经成了“道路”。前者是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而后者则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和实践。</div><div> </div><div> “五四”后来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自恋的一面镜子，其作用和意义在各种话语中被无限放大，今天已经被泛化得没有边际了。而“五七”则只有短短几百字，却曾经直接影响了中国制度和亿万中国人的日常生活。</div><div> </div><div> “五七道路”源于毛泽东1966年五月七日对林彪一封关于军队要大办副业解决自己供应问题的信的批示。毛在批示中完全超出了林彪信的内容，从军队要不限于军事训练而要从事生产劳动这个建议中发挥出各行各业都要社会化。按照毛的想法，工农兵学商党政机关各个行业的界限要统统打破，专业分工要取消，城市和农村的界限也要打破，任何人都可以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整个社会融为一体。</div><div> </div><div> 毛的这些想法超出了今天所谓“极权主义”的分析框架。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多数国家可以用这个框架去分析，但毛的这一套想法却有所不同。或者说，中国当时的制度总体上还是极权主义，但和其他建立了这个制度的国家不一样，中国不是在维护和固化这个制度，而是用一个更加总体化的制度去取代它，超越它。这个制度无以名状，甚至用“乌托邦”也还嫌太一般化，可以就称为“五七道路”。</div><div> </div><div> 毛的这些想法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期。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人都知道他当时对“公社”，知识分子，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的说法。这些想法在1956年以后当毛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逐步浮现出来，直至在“五七”指示中得到清晰和系统的表达。</div><div> </div><div> 文革时的中国如果不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的话，那也是尽其所能要走这条道路。当时工厂公社办学校甚至大学，学校办农场和工厂，师生军训，下乡，下放，工农兵上管改，泥腿子进课堂，干部下放劳动，等等，整个社会热气腾腾，人人都走在“五七”道路上。</div><div> </div><div> 七十年代上半期上海有一份杂志，叫《自然辩证法》。这份杂志是那个年代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刊物，因为里面有很多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和讨论，比垄断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政治色彩要淡很多。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它显得很独特。</div><div> </div><div> 但恰恰是这份刊物，描绘了文革要建立的那个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重要方面今天被很多谈论文革的人所忽视。在这个中国，小学生可以批大科学家，普通农民可以解决水稻生产难题，低级技工可以发明重要技术，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不管是谁只要懂得“自然辩证法”的几条基本原理就可以对国际天文学界的最新观测做总结性的评论。</div><div> </div><div>文革初期在批判爱因斯坦的时候陈伯达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文化大革命要创造“东方科学”和“东方”文化，用它去取代没落的“西方”科学与文化。世界文明原来起源于“东方”，现在经由“西方”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东方”，不过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中国的工农兵有能力把西方那些科学界的“大人物”远远甩在后面。</div><div> </div><div>“奇迹”这个词是文革话语中一个高频词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在和将会创造出人间奇迹”，翻一下文革时的报刊，类似这样的表达可以说俯拾皆是。“我们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就是当时各路英雄豪杰的壮语。</div><div> </div><div>文革在政治上是要创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不但解决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即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的问题，即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为人类创造新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文革是要为世界找到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可以绕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累，可以不顾基本的科学和文化常识，可以抛开制度和习俗的规范，沿着“五七”道路不断革命永远革命。</div><div> </div><div>列宁曾经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这个话在后来的苏联并没有受重视，斯大林和他之后的苏联走上了官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虽然专制但毕竟尊重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常识和规矩。但这句话却成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的座右铭，所有违背常识和常理的乖张荒谬之举都在这句话中找到了庇护所，都成了“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div><div> </div><div> 历史证明“五七”道路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邪路。这条邪路其实始于1958年的“亩产万斤”，全民炼钢，全国公社化。“大跃进”和文革一脉相承，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中国要创造奇迹，中国能创造奇迹，不但在政治制度上而且在生产力上中国都可以找到一条捷径，一下子把人类几千年西方几百年的经验和教训甩在身后。</div><div> </div><div>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真不是一句空话。半个世纪前，人们相信这片土地之所以“神奇”是因为有毛泽东这个神，中国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神谕传遍全世界。而今天，则是形形色色的“中特主义”，从孔夫子到炎黄子孙，从龙的传人到集体总统制。总而言之，我们中国人就是与众不同。</div><div> </div><div>今天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五七指示”了。今天的中国看上去似乎和在“五七”道路上狂奔的那个民族外表长得很不一样了。但驱使当时的中国走上这条邪路的那种心理和狂妄—或者可以说是侥幸—却仍然在很多人心底蠢动：中国的崛起不但解决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也为解决全世界的问题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崛起不是靠遵守那些公认的准则和规范，而恰恰相反，就是挑战那一套；中国创造了奇迹；世界的中心从西方移到了东方。</div><div> </div><div> 谨以此纪念“五七指示”发表四十八周年。</div><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