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弘的意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f !mso]> <![endif]–>丁弘离我们而去了。 ——那是2014年1月17日，他走完了87年的人生之旅。 丁弘是一位学者，智者，思想者。他是中国自由、民主事业执着的推动者。 丁弘生长的年代，同所有进步青年一样，一是抗日，二是追随中共。1949年之后，他兢兢业业地做着新闻舆论工作，传播党的声音。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无可逃遁地要受到一拨又一拨政治运动的冲击。“文革”初期，妻子被迫害致死。1970年他携年幼的两女一子下放农村劳动达八年之久。所幸的是，就在下放期间，他结识了善良的女教师孙隽，结为伉俪，俩人同心同德，不但幸福，而且光彩。 我早就听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丁弘一边化疗（结肠癌），一边考察中共党史上的故地，一边叙述自己的感悟。丁弘思想活跃，思考广泛，他所思考的问题，除涉及党史，共运史，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还涉及中外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二十多年来他撰写的大量随笔散文广受好评，给我们留下了四、五百万字的精神财富。在病重的2013年，他忍着病痛与死神赛跑，还撰写了若干重要文稿。直到12月，他忍受着剧痛还给我寄来《中国地主经济问题》这一开创性文稿，发出思想界的绝唱。我特别注意到，信封仍是他亲笔所书。这种人生态度，每个人都是会感动的。   丁弘的文稿，涉题广泛，其中，评述共产主义这一宏大主题，清理共产主义这份沉甸甸的遗产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这些文字镶崁于他的层叠的文稿，犹如璀璨群星散布在无际天空中闪闪发光，凝练成丁弘晚年的思想彩虹。 二十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就其对人类的伤害来说，共产主义运动犹烈。中国大陆是共产主义重点实验场之一。丁弘以及比他年长或年少的几代，是共产主义实验运动的亲历者，他们亲眼看到和亲身体验到共产主义兴衰的全过程。他们有资格评说共产主义，但这需要智慧和良知。 下面是丁弘评说共产主义的概要介绍。                            “列宁的路没有走通”   《共产党宣言》（1848）问世标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诞生。《宣言》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三项原则：一，进行暴力革命。二，实现无产阶级统治（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概念）。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即“两个彻底决裂”）。 丁弘认为，《宣言》提出的这三项原则，恰恰是马克思的“局限性”，却成了以后列宁、斯大林，直到毛泽东“打出的大旗”（《假如马克思还活着》100页）。 列宁将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火种引到了俄国。可是，俄国是个落后国家，马克思的三条在俄国是否行得通呢？ 于是列宁又提出了三条，表示可行。一，落后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搞社会主义。这就是一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学说。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二，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三，民主集中制，即严格的集中制，这是革命胜利的组织保证。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过去的宣传是，这场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以往，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一套。 丁弘则认为：“‘十月革命’是从民主共和向封建专制的复辟。”（《假如》，103页） 丁弘以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49—2007）》的历史事实加以说明： 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这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革命后，成立了由立宪民主党组成的临时政府。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大量金钱（五千万金马克，约合九吨多黄金）支持下，购买武器，潜回俄国，秘密策动“十月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 列宁掌握政权后，马上回过头来镇压支持自己夺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迫害要求实行自由选举的知识分子和水兵。同时立刻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让给了德方。 当时，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自杀”的行为。1922年，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表示，凡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同年8月，苏联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自当年年底就有200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对于相对仁慈的沙皇，列宁将其全家竟残忍地杀害了。 丁弘还认为，“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闲话党史》，192页） 列宁给“专政”下过这样的定义：“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是全然摒弃法治和灭绝人性的咆哮，意味着为政者可以放开手脚去大肆进行犯罪。当时全国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到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而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还仅是实际人数的三分之一。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而死亡。仅俄国中部省份，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只剩下3800万。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农业集体化中，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估计有200万富农被扫地出门。《二十世纪俄国史》把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消灭富农与农业集体化，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致使“苏联一直到解体时也没有达到沙俄时代的粮食产量。”（《闲话》，193页） 斯大林独裁统治时期还消灭了大批党国精英。以列宁为首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会，除列宁等5位早逝之外，其余10名除斯大林外全被处决了。苏共十七大代表1966名，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110名被处决或自杀。部队的情况更加严重，包括多数元帅、多数高级指挥员在内的苏联军官35000人被杀害。在斯大林独裁统治时期，死于非命的下限在2200万人。 《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刊布了1988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大镇压事件的报告。报告指出，从1930年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共共制造了257万8575起“案件”，涉及377万8234人，其中78万6098人被处极刑。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镇压的人中，247万8406人，即占65%以上是由非执法机关审理的；65万6548人，占83.8%是被非执法机关判处死刑的。苏联党和政府从1954年就开始对这些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但直到1988年，尚有157万5958件应该重新审理而还来不及审理的“案件”，其中涉及219万2130人。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对于余下的这个“大尾巴”提出一个彻底而简便的解决办法：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这些审讯为“违反苏联宪法”。就是说，这200多万人是不明不白被处决或承受各种惩罚的，当时判处他们是不需要有任何理由的。 这是一个充满恐怖的社会！自由、人权、法治，都成了天方夜谭。 叶利钦说：“这是俄罗斯民族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假如》，103页） 陈独秀早就说过：“硬说苏联是社会主义，那是糟蹋了社会主义。”他指出：“人类若是要进步，必须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家社会主义”。（《假如》，104页）。 普列汉诺夫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1918年《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96页） 早在1918年的《政治遗嘱》中，普列汉诺夫就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必然垮台的预言。他说：布尔什维克的一切——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剥夺的态度、他们不受限制的恐怖——“都使我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迟早会丧失政权。”二十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同上，第103—108页。）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尽管在暴力支撑下坚持了74年，“终于还是被历史所否定”（《假如》103页）。“‘列宁主义’，经过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假如》，68页） 丁弘还意味深长地说：“苏联跨了74年，仍然无法跨越（指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笔者）。还是只好降下红旗，升起了沙皇时代的三色旗。”（《闲话》，39页）它“退出了走不通的专制主义的死胡同”，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假如》，104页） 丁弘说，苏联解体，俄罗斯重新升起了“三色旗”，这是对1917年“二月革命”民主共和的肯定。现在，他们废除了“党禁”，实行了多党制，废除了“一党专政”，解除了“报禁”，新闻有了自由。司法独立了，地方司法机构直属中央，对宪法负责。他们对全民公决特有兴趣，以体现权力在民。总之，做到了“三权分立”。在社会变革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把“政治改革”放到前边。经济变革中采取“私有制卷”的休克疗法，长痛不如短痛，很快过了关。这些年，GDP每年以6%左右的速度发展，这是理想的。他们的经济增长受益者是弱势群体，最低工资是中国最低工资的三、四倍，这是联合国报告中说的。 对俄罗斯的历史性变革，丁弘作了高度评价，说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假如》，104页） 过去长期宣传，苏式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不然。它是主观社会主义。哈耶克说，它是主观设计的社会制度。他的原话是这样的：“马克思过于迷信理性的力量，错误地认为社会制度的变革可以用理性来设计的。”主观社会主义，又可称它为先验社会主义，实际上仍然没有跳出“空想”的窠臼。而且比前辈的空想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要糟糕得多！ 随着共产主义的徐徐落幕，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市场也随之消散。何方老，这位年轻时就奔赴延安、投入中共的怀抱，一生兢兢业业地服务于党的共产主义事业，到晚年经过内心反省，终于放弃了大半生的人生信仰。他在2012年6月给丁弘的信这样写道：“现在我可以简要概括几句一般对马克思及其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马克思是一位世界性的历史伟人，他的学说（也包括革命实践）曾经在世界上掀起了近两个世纪的社会变革潮流，至今仍保持一定的影响。但实践证明，马克思的几个基本观点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是缺乏生命力的，已经逐渐衰落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也所余无几。”除中国、越南、古巴（朝鲜用“主体思想”代替马克思主义）几个国家以外的世界舆论，“已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失败了”。表面上看，何方放弃了他大半生为之追求的信仰，实际上并未改变他的信仰，那就是民主、自由；放弃的是不合民主、自由的道义的主义而已。何方对马克思主义看法的改变，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社会思潮的更替说明历史在进步中。               苏俄对中国的“文化入侵”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向   丁弘指出：“苏联是近百年侵华最严重的国家。”（《闲话》，195页） 苏联是中国革命无私的援助者，是中共的大恩人，怎么成了“侵华最严重的国家”了？ 对这个重要的历史新结论需要耗费一些笔墨来加以说明。 说到“侵略”，国人自然会想到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详细的记载。侵略与反侵略构成中国近代史的一条基本线路。 我们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的近代史，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以西方文明潜入中国而启其端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了近代社会，这早成定论。这说明，不是别的，正是鸦片战争将中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即将古代社会推进到了近代社会。那么，近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近代社会的滥觞源于西方文明的东渐，近代社会中现代性的生长，也完全由于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接纳和在中国土地上的栽培。比如，西方工业文明在中国的推广，西方的教育制度，西方的宗教，西方的医学和西方的建筑等等广泛地影响于中国。特别是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自由民主主义及其一套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也试图在中国实行。戊戌维新，晚期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时期倡导的新文化，都是实行西方民主主义的尝试。虽然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毕竟踉踉跄跄地在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艰难地前行。 由此看来，西方势力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后，有使中国受到欺侮的一面，更有推动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方向前行的一面。 正当中国渐渐融入世界现代社会之际，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不久，这股革命之风刮到了中国。当然，今天俄罗斯已将“十月革命”修正为“十月政变”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但这还是一种自然的影响。苏俄文化，或俄系文化，或俄国人的路，能在中国迅速传播，乃至实践，完全是借助于一种“加速器”，那就是被苏共控制的第三国际派遣使者到中国组建共产党。使者是年仅27岁的维经斯基等人，时间是1920年。1921年就召开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的共产革命从此起步。 苏俄对中国的有力介入，丁弘认为：“不是无私的国际主义，而是政治文化的入侵。”（《闲话》，43页）他甚至说：“‘革命输出’一语好像并不够用，恐怕是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文化入侵。”（《闲话》，14页） 十月革命前，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于全球，世界已形成资本主义一体化格局，英国就有“日不落帝国”之称。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相对峙，一体化格局面临挑战。但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脆弱的。西方各国，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也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使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到国际革命的支持。它在西方世界，不仅孤立，而且受到众多国家的敌视。在国内，1918年初布尔什维克在大选中失败，合法执政化为乌有。布尔什维克竟无理提出，要求立宪会议把权力交给苏维埃。这一要求理所当然遭到多数代表的抗议。1月5日，布尔什维克以军队驱散立宪会议，并宣布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取缔了各政党，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之政局。从此，俄罗斯由1917年二月革命以来开创的立宪民主倒退到暴力专政。这一倒退一幌就是74年！ 在内外交困之际，苏俄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中国，对苏俄的战略意义显而易见。中国一旦成为苏俄的同盟者，近期，可以缓冲西方国家的包围，改变国际上的孤立状况；远期，可增强苏俄抗衡西方国家的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共产主义版图。 1920年苏俄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是苏俄文化入侵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对中国而言，苏俄文化亦来自西方（它发源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然而是一种异质的西方文化。为了加以区别，我将它们分别称之为“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 俄系文化入侵中国以来，出现了俄系文化与欧系文化两种外来文化的碰撞。问题还在于，这两种文化，它们分别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中国的？ 欧系文化，无论是工业生产，科学技术，教育宗教，文学艺术，还是宪政民主，都是“润物细无声”地渗透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时候，许多方面，还是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取经引进的。 俄系文化则不然。苏俄一开始就派遣钦差，一开始就来中国组建从属于它们体系的政党，而且从政党的名称（共产党），政党的纲领，政党所从属的组织（第三国际），都是由苏俄钦定的，不允许你有自己的意见。比如，李大钊和陈独秀主张建立的党是社会党，可是第三国际不同意，被否决了。社会党与共产党大有区别。社会党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不搞暴力革命，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则要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重起炉灶，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苏共這样做了，后来中共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往前奔的。结果同苏俄一样，误入弯道（当然，很长时期内认为是一条康庄大道）。 鉴于此，丁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一般是说，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罕有突破这一史论框架者。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简单”（《闲话》。13页），实际情况是，“这个中国的党是在外国人的操作下成立的”（《假如》，113页）。“中共是中苏两国的混血儿，母亲是中国，父亲是苏联。”（《闲话》，42页） 组织政党的目的是为掀起共产革命，而革命胜利之后是需要建立苏俄型的共产极权国家。这是“革命输出”的一个典型。 而欧系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一不在中国组织从属于自己的政党；二不在中国强行推动革命；三更不在中国建立共产极权国家。苏俄对中国的入侵，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无法与西方国家的“侵略”相比拟。 但是，丁弘认为，仅仅说苏俄式“革命输出”还不够，它是“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文化入侵”（《闲话》，14页）。 所谓“文化入侵”，凸显于党纲中注入了“俄系文化”。 中共一大制定的纲领，规定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三原则。同时明确中共加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中共在此后几十年的奋斗史中不懈地坚持这些原则。直到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这些原则的精神乃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俄系文化的那一套始终是中共的灵魂。 可是，这些原则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呢？1949年之后贯彻于中国社会后，产生什么后果呢？ 丁弘明确地回答说：“早期提出的党的纲领，是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不符合中国的社会需求，直到今天也不符合。”（《闲话》，13页）他在“尊重事实，重写党史”一文中进一步说，建党时的纲领明确规定“‘消灭私有制’，‘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些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吗？中国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证明，消灭私有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毛的时代（1949—1976）走了大弯路。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在今天还是到明天，都是虚幻的概念。”（《假如》，107页）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党组织自称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专政”，“这种专政，专谁的政？如何专政？都是随意性的。”（《假如》，102页） 俄系文化的入侵塑造了中共，决定了以后中共的走向。这一点特别为丁弘所重视。他说：“党的先天素质，所谓遗传基因，对党的生命看来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这在党的漫长历史中，以无数的事例，特别是重大事件中都清晰地反映出来。难以逾越。”（《闲话》，18页）所以，他一再提醒人们：“幼年时代的中共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是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哺育的婴儿，它是吃着羊奶长大的。”（《闲话》，192页） 在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中，可能没有第二人像丁弘这样提出党的身世和基因这个对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今天当局仍以俄系文化为旗帜，这样的党，在当今世界仅剩二、三了。丁弘感慨地说：“历史的包袱沉重，欠账也太多，说真话也就好像越来越难。”（《闲话》，43页）可以看出，他还有许多话想表白，但欲言又止。 俄系文化入侵不仅仅塑造了一个适合于俄共需要的中共，更严重的是还干扰并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前面已指出，1840年欧系文化进入国门之后，中国跨入了近代化门槛，迈开了现代化、民主化的步伐。但是，自1920年俄系文化入侵、中共的建立，欧系文化的自由民主主义开始受到干扰。这一时期，俄系文化对于中国还只是一种“干扰”。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俄系文化成为主宰大陆中国独尊的统治文化，从此，中国社会踏上俄化、共产化、左倾化的歧路邪道。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被打断，社会逆向而行，处于倒退和动荡的非正常状态。一拨又一拨的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改道，历史转向。俄化，共产化，左倾化，使国家深受其害，民族深受其害，百姓深受其害。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劫难！仅毛泽东独裁时期，在历次运动中被整死者达3900万人，大饥荒中饿死者达4300万人，还不包括在暴力土改中被消灭的200余万地主分子。这就是丁弘所说的“文化入侵”所酿成的恶果。 这里有必要概括“俄系文化”的内涵。 本文前述已有几处涉及“俄系文化”。本文开头阐述“列宁的路”时所提及的马克思的三条（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和列宁三条（超越资本主义论，帝国主义论和民主集中制），就属于“俄系文化”。中共建立时党纲中所确立的三条也是“俄系文化”中的主要之点。在列宁之后，斯大林乃至毛泽东，对这一文化系统又有一些“贡献”和“发展”。概括起来，我将“俄系文化”归纳如下： 1、暴力文化：暴力夺取政权，暴力消灭剥削阶级，暴力改造社会，等。 2、专政文化：党以无产阶级名义行施的不受宪法和法律约束的政权。 3、共产文化：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为共产国家所有。 4、党国文化：党驾驭国家与社会之上，党垄断一切。 5、集中文化：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少数不受尊重。 6、神化文化：神化领袖，神化党，神化共产教义。 7、谎言文化：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等都要为政治服务，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 核心是两条，一是专政，一是共产。 这样的文化入侵中国社会的肌体、注入国人的思想之后所产生的结果，丁弘有高度的理论概括。他说，俄系文化“既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抵制人类社会民主法治的普世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闲话》，43页）总之，一旦染上“俄系文化”的毒素，原先肌体内的优秀文化固然会惨遭灭绝，对外来的先进文化也本能地一一加以排斥、讨伐。 丁弘进一步概说：“几十年来，中共把苏共的路线完全学过来了，这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文化局面。传统文化受到破坏”，“‘讲信修睦’、‘选贤与能’的大道隐没了，历次运动打击说真话的人，打击有思想的人，这形成了人才的‘负筛选、逆淘汰’。”“信义不存，对民主的承诺逆向而行了。《共同纲领》墨迹未干就废除了。”“虽然1954年就修订了宪法，但宪政至今还只是一个理想。几十年间，‘人道主义’居然成为主流媒体批判的内容。”“改造知识分子，以言定罪，违宪的反右。”（《闲话》，41页）“按照主观设计，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走了弯路。”（《假如》，65页）“大跃进饿死的人以千万计，严重性在于封锁消息，不作救援。文革非正常死亡达两千万。”“1989年的‘六四’更出现震动全球的惨案。社会是非颠倒，拒绝反思，没有忏悔，更没有勇气接受教训。”（《闲话》，41—42页）“以致道德衰微，不讲法治，强调斗争，忽视人权，强化独裁，反对民主，人为制造灾难，……至今仍靠谎言和暴力治国。”（《闲话》，14—15页） 我用四个“断”来概括“俄系文化”入侵中国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社会断裂，文明断层，知识分子断声，百姓断命。 其实蒋介石早在1923年就预言：“俄国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为害人类。”（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丁弘作了如下结论： “二十世纪，我们党按照列宁主义作了伟大的实验，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走了弯路。”（《闲话》，143页） 由于俄系文化入侵，使中国人误入歧途达一个世纪之久，所遭受的挫折和苦难，罄竹难书！ 而且，沙俄和苏联还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至今占领中国领土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库页岛，海森威，贝加尔湖，巴尔喀什湖，尤其是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还有外蒙古。 从文化入侵到领土占领，苏俄全占了。 回过头来重温丁弘所说的，“苏联是百年侵华最严重的国家”，体会就有了。 蒋介石早已说过，俄国是“我国的世仇大敌”（辛灏年：《谁是新中国》，1999年，第141页）。真是一针见血。可惜长期不为国人所认识。                        为地主正名——学界之绝唱   地主——为共产主义理想付诸于中国社会的第一批殉难者。 中国的地主有多少？中共1948年根据毛泽东指示，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按此比例计算，土改中要打击三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以当年三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九百万个地主分子来。如果加上老解放区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分子（除去已被处决、批斗与逼迫致死的200余万地主分子），全国的地富分子至少有三千万。（见土行孙《土地改革与社会大监狱的形成》，《争鸣》2011年第12期） 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共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打出的旗帜——所谓“打土豪，分田地”。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所谓“反帝反封建”。地主，作为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作为农村的剥削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其正义性谁会提出质疑呢！因此，自暴力土改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整个中国沉默无语。历史的这一页似乎就这样翻过去了。 毛泽东独裁统治的二十七年中，许多中国人认为，毛在1957年之前是正确的，1957年之后才开始犯错误了：“反右”啊，“大跃进”啊，等等。对以消灭私有制为主攻方向的“三大改造”，许多人不认为是错误的。至于以消灭地主阶级为目标的土改，其正当性更不容置疑了。 现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更不待说文革，回忆与评说这些运动的文字，已堆积如山，浩如烟海。可是，整个地主阶级，涉及到三千多万人的命运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却罕见有文字记载，至于学术上的研讨，可以说更是一个空白了。 直至半个世纪之后的新世纪头十年，才有一些学者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 如杨奎松在200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就对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进行细致的历史叙述。高王凌在2005年出版的《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对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农民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剥削地位。王宏任在2010年发表的《地主——一百年难尽的话题》，对地主和土改进行回顾和评价，等等。 此外，反映地主真实形象的文艺作品亦纷纷问世。 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周同宾的《土地梦》，史铁生的《记忆与印象》，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笑蜀的《刘文彩真相》。这些作品把被妖魔化了的地主形象（如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周扒皮等）修复过来。 丁弘，在死神向他逼近的时刻，强忍病痛，为地主正名留下了凿凿篇章。 2013年7月，即在去世前半年，他写出了“‘江河常照经霜月’——漫谈中国农村地主经济的命运”一文。 该年11月，即去世前两个半月又写出了“中国农民的‘梦’怎么说——关于地主经济的思考”一文。 这是他生命发出的最后光华。   丁弘说，地主，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敌人，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地主经济问题》，4页） 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呢？丁弘的分析是： 第一，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租赁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合同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封建关系。”“这种租赁关系有相对的合理性。”（《地主经济》，15页）“触及问题的实质，要看租赁关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农民提供劳动力，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土地），这样，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形成生产力。分配一般是对半分成。”“租赁关系双方的相处一般是可以的，地主和佃户甚至有时亲如兄弟，感情相依。”（《地主经济》，5页） 为了说明地主和佃农不是一种对立关系，丁弘引述了孙大午（河北省农牧集团董事长）对贫农和地主的关系的调查。其中，86岁高龄的沈庄汪氏回忆说：“我们一家都给汪家地主干过活，人家对我们都很好。长工们吃饼子和白菜，东家吃的不一定有我们好。后来斗地主，让我男人上台诉苦。我男人说了实话，被轰下台。种人家的地，为什么不准人家收租？现在你不交公粮行吗？”斗地主“先是把人家绑在板凳上灌水，往死里打，不给饭吃，后来又用镰刀割了耳朵，最后把人折磨死了。不当这样干，分了人家的家产，人家又没有害过人……”（《地主经济》，8页） 地主与佃农之间租赁关系的合理性以及两者之间合作的平和状态，否定了地主是一个与农民相对立的剥削阶级。当然，丁弘也注意到，“欺压佃农的地主肯定也是有的。”（《地主经济》，5页） 第二，地主作为封建势力，当作革命对象，这是“张冠李戴了”。“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专制体制。”“建国后的任务应该是解决‘主权在民’的问题，解决专制体制所形成的封建意识、官本意识和等级观念等上层建筑问题。”“现在，把地主阶级当做替罪羊，认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制。这是张冠李戴了。”结果是，“地主阶级被消灭了，而专制体制加强了。”（《地主经济》，15-16页）这是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陷入严重错误的深度总结。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头便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认友为敌，领错了革命的路，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三，那么，怎么看待农村的贫富差别呢？地主和富农如果不是剥削那么是什么原因成为农村富裕的一族呢？丁弘指出，农村存在富裕一族乃“天道酬勤”。他说：“一个村子里，贫富的状况是不断洗牌的。富余农民的原始积累，无不是依靠勤俭过日子。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地主经济》，15页）他还引述了一个材料：“始于秦汉，私有土地都是可以买卖的，有人家殷实一方，可能五世而斩。有的人家本无寸地，经三代披星戴月而广有阡陌。可能三个兄弟，各自接过祖上一份相等的田产。老大好抽，产业化为鸦片的青烟；老二好嫖，财产换作飘飘然的神仙；老三还勤奋耕作，足以让灵牌上的列祖绽放出灿烂的笑颜……”丁弘因此说：“这种演变是很正常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天道呀。”所谓“天道”，就是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演变，在各地方志和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它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激励文化”（《地主经济》，11页）。 消灭地主，实行共产，产生什么结果呢？ 消灭地主，“生灵涂炭，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地主经济》，12页）。消灭地主之后，接着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付之一炬，农民沦为农奴，丧失了劳动和人身自由，长期不得温饱，还一度陷入了大饥荒的灾难。丁弘说：“人民公社给亿万农民带来的灾难不堪回首，罄竹难书！”（《地主经济》，32页） 他引述李洪林的一份材料，很典型，很能说明问题。 李洪林说：“1961年我被下放到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一个生产大队当队长。当时我们工作组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农村历年来的粮食产量，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单干的时候粮食产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公社不如高级社。粮食历年递减，这是非常惊人的调查结果，对我来说震动太大了，动摇的不光是公社化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地主经济》，31页） 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四位跑遍了陕甘宁农村进行调查，不断写内参呈报中央，后结集出版《告别饥饿》一书。“基本情况说明，建国三十年，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建国前的水平，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地主经济》，32页） 以上两项调查，证明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农村实验的失败。 李洪林还说：“下放种地对我是一种惩罚，但却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农村的最底层。”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那时农村生活也很苦，但是还没有苦到这个程度，农民还是有吃的，可以自己种地，自己支配。“这一次我到农村去，真正是开了眼界：这哪里是农民啊，根本就是农奴，除了锄头、镰刀这些小农具以外，他们已经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包括人身自由。”“他们不能脱离这块土地。……农民连讨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这个程度！”（《地主经济》，31页） 丁弘补充说，我曾下放农村八年。我想补充一点：“中国农民被公社化以后，劳动成果被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土改前佃农被地主剥削的程度。此前，租赁关系对半分成是基数，还是有‘谱’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即所有制属于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对生产队的资源和劳动力都可以调拨，用行政手段控制农业经营，这就没有‘谱’了。……所以六十年代人为造成的饥馑，只有静静地等着饿死的份儿了。”“农民的苦难深重啊！”（《地主经济》，31-32页） 丁弘对地主阶级有如此评说： “中国的地主阶级，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已经消失的地主阶级，它是漫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亮点”。“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一个村子里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主要的投资力量；在文化的传承上，它更是起着主导的作用”（《地主经济》，12页）。 展望未来，丁弘深情地期望：“中国历史进程还不知道会怎样发展，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中国人肯定会更客观、更聪明起来。他们会树立起科学的历史观，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现象也肯定会有明晰的评说。”（《地主经济》，33页） 丁弘明白，他为地主经济正名，“是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是一个道德沧喪和道德回归的过程”（《地主经济》，20页）。后人肯定会继续研讨這一问题。因此，他又引述胡平《话说地主阶级》最后发出的感慨：“什么时候，撕开那片如雾的沉默，这片废墟上也会飞来一头思想的大鸟，衔来一个对地主制经济和地主恰如其分的解说呢？”（《地主经济》，12-13页） 对地主经济的评说，最后以谢韬的诗句作为结语：             千秋功罪千秋说，             哑口无声却有声。             江河常照经霜月，             沧海难洗血泪痕。                            公私两制的历史命运   丁弘关于地主和地主经济的评述，应当说已经介绍完了。 我想借此题作一引深略加讨论。 因为地主经济的本质是土地私有制问题，属于私有制范畴的问题。土改，共产，不就是要消灭以土地为承载的私有制、以公有制取而代之吗！ 丁弘已论证了土改、共产的错误。我从否定私有制的错误这一视角加以进一步的论述。 私有制与公有制孰优孰劣，这是两千余年来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悬案。 私有制的出现至少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在氏族社会解体之后、由于共同互相协作的生产方式已无必要的情况下出现的。之后，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无不与私有制相伴相依，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大生产。 与此同时，一些思想家提出了公有制的社会理想。因为他们认为，私有制下存在着种种弊端，给社会上一部分人带来苦难。对私有制的谴责到了资本主义早期形成了一种思潮。十六世纪初就有莫尔的《乌托邦》与十七世纪初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叙述对公有制生活的梦想。十八世纪中叶卢梭指出私有财产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是影响广泛的名著。蒲鲁东直指：“什么是财产？财产就是盗窃。”此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公有制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与欧文都谴责资本主义私有制。欧文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指出“世界上充满了财富……但到处是贫困！”他设想的新制度下应当没有剥削与贫困，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占有，权力平等，义务统一。为此他出巨资到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建了“新和谐公社”进行实验，可惜不到三年公社就关门收场，实验宣告失败。 之后，公有化事业为马克思所继承和发展。不过，马克思主要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一套共产主义设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加以推行。在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共有这一主张上，马克思与前辈共产空想家们是一致的。不同的在于，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一目标。前辈们都主张以改良的和平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而马克思认为这不过是画饼充饥的空想而已，只有以暴力和专政才能开辟一条到达这一理想境界的道路。这一方式首先被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所采用，接着中共仿效之，果然取得了成功。不过，俄共的共产主义事业依仗权力和暴力才支撑了74年，最终还是无奈收场，私有制又重返俄罗斯大地。中国的情况与苏俄虽略有差异，但回归原点——私有制为社会的基础，看来也是不可抗御的。 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在二十世纪所进行的共产主义实验，为之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及其巨大的，沉重的，不但有上亿民众付出了生命，生产力疲软，经济衰退，……还有文化和道德的深度创伤。唯一的收获是得到了及其宝贵的教益。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的知识，关于美好生活方式的创造，不是根据先验的启示，也不是某个圣人的指示，而是来自亿万群众实践中所获得的教训。现在，公有制的神话被打破了。以苏俄和中国的教训为鉴，今后世界上其他国家恐怕再也不会愚蠢地重走这条歧路和死路了！ 人类在以往几个世纪直至二世纪上半叶，没有发出过批评公有制的声音，有的只有对私有制的谴责和对公有制社会的美好向往。那是因为人类尚未公有制的实践，人们不好对公有制说三道四，公私两制的孰优孰劣无法进行比较从而对它们作出中肯的价值判断。现在有了公有制的一番实验，情况就全然不同了，人们终于有评说公私两制长短的资格了。 ——说私有制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形成了贫富的差异与对立。可是公有制下难道不是特权者的天堂，官僚主义的乐园！即使在改革年代，官商勾结，化公为私，权贵资本主义横空出世，贫富差距悬殊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说私有制是一种剥削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奴役和压榨。可是谁说公有制下杜绝了剥削和奴役！问题在于，公有制下的剥削和奴役的手段不限于凭籍所有制，更重要的是凭籍权力。权力剥削是一种超经济剥削，它无条件（不靠谱）地占有工人、农民的剩余劳动，使劳动者长期地处于十分贫困的状况。中国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0）的农民沦落为农奴的悲惨境地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说私有制下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指资本主义阶段）。可是公有制下难道就消灭了经济危机！中国曾有一个“票证时代”，对居民必须的消费品实行严格的控制，商品严重短缺，难道不是经济危机！而且不是生产过剩危机，是严重的匮乏危机！大饥荒年代饿死四千多万人，还发生了惨不忍睹的“人相食”，难道不是罕见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文革浩劫达十年之久是否也应当认为是一场危机？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库空虚，民不聊生，难道不是经济危机！即使改革以来，又有什么信仰危机，生态危机！…… ——说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可是，在公有制下是杜绝了浪费还是存在着比私有制下更触目惊心的浪费？公有制下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命令经济（这在毛泽东时代是典型），它是不顾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往往导致决策失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形象工程，劳民伤财，这类现象比比皆是，不知浪费了多少民脂民膏！还有政府的铺张浪费，挥霍性的“三公”消费，豪华的办公楼，巨额的会议经费，每年不知浪费了多少国民财富，…… 公有制体制下存在的种种弊端，其重要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的错位。 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自古以来是亿万民众，而不是政府；政府是为生产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可在公有制的体制下，亿万民众由生产活动的主体沦落为生产活动的客体。生产活动虽仍然需要他们的参与，但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安排，去完成指定的任务，主动性受到抑制，创造性受到挫伤，生产效率自然大大下降。政府则由生产活动中的客体转变为生产活动中的主体。这个主体享有很大的权力——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的占有者、支配者，生产活动的决策者，指挥者，各种环节的管理者等；但对生产经营却缺乏内在的动力。因为生产经营的好坏与它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譬如，作为公有制企业的管理者，他无权从巨额利润中获取相应的报酬，更为致命的，他也无需因企业的巨额亏损而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政府派往的一名管理人员，说他是一个经济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人，是政府这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说他是一个生产经营者，不如说他是一个行政长官。这种一身二任的角色虽然不全是他自己所愿，却决定了他不可能兢兢业业地在生产经营中付出一切。由于社会生产活动中这种主客体的错位，使其双方都失去了动力，这就好比是一艘没有动力装置的巨轮，虽然目标宏大，却只能在大海中漂泊。公有制体制中的这个内伤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处于一种疲软状态，决定了此类社会主义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农村二拨土地制度的改变（第一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第二拨消灭农户土地所有制），导致农业生产的滑坡，农民在生存线上的挣扎，其深度原因也在于此。所以，农村改革的根本是将土地还原给农民，使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 当人们逐渐走出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困境，当社会一旦注入私有经济，社会的经济发展立即活力涌动，如同春回大地，生机盎然，贫穷的物质生活亦立即改观。为什么？因为私有制所具有的内在动力机制终于得以启动，施展其无穷的伟力；它的魅力在于：付出和回报大体是对应的。现在，公有制与私有制孰优孰劣，经过一番大规模长时段的实验，终于有了历史性的答案。人们将以理性的眼光看待私有制，看到它的优势和局限。私有制被误解遭屈辱的历史将永远地成为过去了。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对所有制进行“再改造”。50年代将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80年代是恢复私有制以及将公有制改造为私有制。可称为“改造之改造”，或“再改造”。50年代改造的对象是私有制，三年就解决了问题。80年代开启的改造，其对象是公有制，三十年了还不解决问题，长期处于停顿状态。这个“再改造”阻力大的原因，一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必须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二是公有制以权力为后盾，得到权力的保护，这个“再改造”成了“自己改造自己”，要放弃权力，放弃利益。这个坎要跨过去就难了。关键看上层领导的魄力了，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这个“再改造”也不是将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不是实现私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而是要构建公私两制的合理结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作用。同理，市场在合理所有制结构的形成中也要起决定作用。只有那种不明显受市场约束的经济领域才适合成为公有制经济的活动领地。这个“再改造”，农村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在城镇是公有制企业大面积的退出，让位。由私有制独占鳌头，改造为公有制一统天下；再由公有制一统天下，转变为以私有制为基础，公私两制共存互补——人类获得这样的经验和知识，曾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                      重修党史，融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   为什么中共建国以来，特别是毛泽东主宰中国时期，所发动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所推行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所酿成的堆积如山的各种人案，结果都是错误的呢？ 這是因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走了俄国人的路，推行了共产主义。这是根本的，第一位的；毛泽东个人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错误中也深遭不幸，但要认识其错误，却是很困难的。 上马容易下马难。要摒弃原来所信仰的主义，要改造自己所构建的体制，要告别驾轻就熟的道路，比打天下、夺取政权要难得多。 1980年，中共起草讨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来以为要总结中共建国以来的教训。在邓小平的执导下，结果搞成了一个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决议，党一贯“伟、光、正”。决议只否定了“文革”。那是因为，文革与土改消灭地主、与合作化剥夺农民土地、与对资改造剥夺资本、与反右全歼知识分子等运动不一样；“文革”使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党政领导干部也成为批斗对象。由权贵沦为賤民，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所以“文革”立即被否定了！在《决议》中，合作化是肯定的，对资改造是肯定的，反右是肯定的（只是“扩大化”而已），更不要说暴力土改、消灭地主了。 1993年1月，邓小平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有局限的，是违心的，十年或十五年之后，要作出科学、全面的评价。 至今已二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如旧。 2011年1月，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该卷所涉及的历史正是毛泽东主政、掀起共产主义狂澜的历史时期。该书出版，丁弘寄予极大的兴趣与期望。 书还没有买到，从报纸上看到对该书主持人张启华的访谈，丁弘就给她写了三封信。 买到书后，丁弘即刻浏览了百万字的全书。接着便是失望，而且愤愤然了！于是，他又给张启华写了八千余言的长信，系统地表达了对此书的意见。 他说，为了编写这本书，你们20人，折腾了16年，把“尊重事实”逐步改为“尊重需要”。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闲话》，225页） 《党史》二卷对若干历史问题客观事实的恣意涂改，丁弘严正地提出了质问：     ——《共同纲领》是1949年制定的立国之纲，不到五年就被轻率地踢开，加速消灭私有制，实行一大二公，“名为社会主义，实是民粹主义的穷过渡”！这一“决定中国这一巨轮航向的关键问题，谁人所为？通过什么合法程序了吗？”“由于个人专断，历史走了大弯路。你们避而不谈，瞒过了！”（《闲话》，226页） ——说朝鲜战争是“内战”，说“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朝鲜战争的基本事实已为世人所知，是金日成与斯大林合谋，突然南侵，占领了韩国80%的土地，这一侵略行为震动了全世界。“可是到今天你们还说是‘内战’。”“明目张胆这样讲，是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反映了一种不佳的道德形象？”（《闲话》，227页） ——对消灭私有制的三大改造是肯定的，说是实现了社会主义。“那么，改革后重建的私有制已占到国民经济的50%以上，这对不对呢？为什么要改革呢？”（《闲话》，236页） ——说毛泽东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巨大贡献”。可是，“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毛的时代，人的自由度降低了；人的最基本生活所需也要票证控制，“这是社会主义吗？”（《闲话》，236页） ——大跃进，共产风，导致大饥荒，可是邓小平为毛泽东护短，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哪有饿死几千万人也不认错的马克思主义者呢？”（《闲话》，235页） ——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可这是“谁的过错？”你们是尽量把责任推到大家身上，一再说，“大家都有过。”“都有过吗？大跃进的后果要广大受难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们负责吗？”（《闲话》，228页） ——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可是遭到毛泽东的批判。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可是，“在你们的笔下，毛泽东是一直主张计划生育的。”“你们黑白颠倒着写”（《闲话》，230页）。 ——“你们提到的胡风案，有趣的是把责任简单地推给了中宣部。说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关系。”“当年，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大量按语，杀气腾腾，全国骇然，……不经任何程序，给一批人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党已经给胡风平反，你们仍对这一冤案的始末不愿直说。这是‘史家’的形象吗？”（《闲话》，230页） ——你们谈到毛泽东主持制定了1954年的《宪法》，办了一件大事。可是，毛“对《宪法》这个东西怎么看？做做样子是需要的，可它束缚我们的手脚，执行与否，怎样执行，党来决定。”“直到今天，《宪法》执行了吗？‘何时宪政大开张？’”（《闲话》，232页） 丁弘说：“从80年代平反的情况看，这一时期许多的大批判，找不到一件是正确的。”（《闲话》，231页）“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冤狱遍于国中。”（《闲话》，222页） 总之，党史二卷，颠倒黑白，文过饰非。 丁弘气愤地说：“难道，到了需要明目张胆地说谎话的时候了吗？”“一个健康的、蓬勃向上的政治力量没有必要说谎的。”（《闲话》，237页） 石仲泉认为这本党史“只有十年二十年的命运”。 丁弘说：“可是说假话、忽悠人，一天也不应该存在，让它存在十年二十年也是罪过。”（《闲话》，233页） 丁弘因此一再呼吁：“尊重事实，重写党史”。   共产主义在中国推行中所造成的灾难构成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最大的伤痛。中华民族遭袭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共产红祸之灾，饱受苦难。其间，死亡无数，冤案无数，破坏无数。可是至今在《宪法》、《党章》上，在中共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教科书和有关文艺作品以及各种出版物上，共产主义的词语和基本原则，仍充斥其间，比比皆是。长年累月的灌输和教化，共产主义的一套意识形态，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潜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甚至成为民族性格的一个新版本。因此，丁弘对共产主义中国实验场的反思的文字，具有鮮亮的启蒙价值，是他晚年著作中最珍贵的遗产。这种反思也体现他道德的闪光和人格的挺立。丁弘的著作，语言朴实，行文流畅，思想启蒙，观点惊世。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丁弘是评述共产主义的一位先驱（就是丁弘的女儿丁琳说的，“为后人探路”）。只有当我们的民族从思想上摒弃先验主观的共产主义，才能融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                                        2014年3月10日—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