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救赎与死亡：刘晓波与八九民运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 Geremie Barmé. 1990. “Confession, Redemption, and Death: Liu Xiaobo and the Protest Movement of 1989.” Pp. 52–99 in The Broken Mirror: China after Tiananmen, edited by George Hicks. Essex: Longman. Republished in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17 (March 2009):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017/features/ConfessionRedemptionDeath.pdf. 我的极端应有存在的理由，我并不要求别人和我一样。……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刘晓波，1988年11月 一 1988年至1989年初，北京城似乎危机四伏。国家领导人既拿不出全面的改革纲领，又缺乏步调一致的方针，经济改革步履蹒跚，雄心勃勃的价格放开计划更导致了对通货膨胀的全民恐慌；赵紫阳身陷四面楚歌，这已不再是秘密，邓小平的政治接班人问题从而再次凸显；党内和企业中的任人唯亲现象比比皆是；触目惊心的腐败和通货膨胀激化了从改革中获益甚微的知识分子和高校学生对教育政策的不满与幻灭感；文化疾患与社会弊病的双重冲击令人感觉大劫将至。最为要命的是，政府似乎并不情愿或没有能力为上述问题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它仍然试图用宣传机器、空洞的口号与花言巧语来躲避重重危机。 看上去，北京高校的学生更是这种社会疾患的牺牲品。在4月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的夫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师李淑娴指出，大学生们已经变得麻木不仁，无力参与政治活动。大学生的主流是两种人：沉沦于麻将中的“麻派”和热衷于托福考试的“托派”。所以，北京市民——甚至后来的运动参与者——并没有想到，大学生们悼念胡耀邦的游行最终在4月底发展为一场群众抗议运动。 大学生们在八九民运中的动机异常复杂，这里无法详述，但学生的动机确实反映了这场运动中一位独特人物刘晓波思想的某个维度；从6月初被捕起，后者就一直是官方批判的焦点。作为一位叛逆的评论家和文化虚无主义者，刘晓波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位民运人士，但他在运动前和运动中的言与行揭示了这场抗议运动的一个方面，后者有助于解释这场运动所激发的超凡群众激情和能量。甚至在大屠杀之后，刘晓波决定留在北京，乃至在城里无所顾忌地骑自行车，这一自杀性决定是上个世纪（指19世纪——译注）饱含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延续。 二 我不是名人，但我比名人高明。名人有了名，说话就左顾右盼。中国人就愿意不动脑子仰望名人，所以，万事总是一哄而起。偶尔有一个站出来大喊一声，往往便语惊四座。这就是说，有理想、有头脑的人太少了。 ——刘晓波，1986年9月 1986年12月，正当合肥与其他城市的学生在“民主和自由”的大旗下参与一系列的游行时，住在北京的文学评论家刘晓波写道： 中国作家就一句话：不会创造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创造，因为他的生命本身不属于他自己。所以说，中国很多年轻人有的时候要去干预政治、乱七八糟、参加游行，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我觉得，中国人真正的解放得等到每一个人只为自己而生存，他一辈子的生活道路只为他自己完成。他要建立这种信念：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我出名是我自己挣来的；我发财是我自己干的；我倒霉是我自己没能力。 尽管对1986年学生游行不屑一顾，觉得后者缺乏自我意识，刘晓波不仅支持，甚至最终加入了1989年5月的示威者队伍。对这场抗议运动在态度和行动上的前后变化将刘晓波置于大屠杀之后对知识分子肃清的漩涡中心。然而，和共产党在6月份之后批判的其他知识分子相比，刘晓波又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以政治学家严家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本来安于体制之中，被堕落为斯大林-毛泽东式作奸犯科的政治体制所抛弃，成为不情愿的异议人士。方励之和李淑娴均为广受尊重的科学家与直言不讳的不同政见者。尽管力劝学生不要占领天安门广场，记者兼历史学家戴晴是中国媒体工作者在5月份的反抗行动的领军人物。刘晓波则不同，他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尽管在高校学生中享有众多拥趸，他从未被中国知识界主流所接受，甚至从未受到欢迎。 1955年，刘晓波出生于中国东北的长春市。除了1970–1973年和被下放的父亲在内蒙古的三年，他在长春度过了青春岁月。中学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他在长春郊外待了了两年，之后于1976–1977年在长春市建筑公司当了一年的刷墙工。刘晓波后来曾对文化大革命表达过感激之情，认为这场革命给了他随心所欲的自由，使他得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序”。在他看来，教育在当时和后来的唯一作用就是“奴役”个人。其次，他唯一能读到的书就是马克思的著作。阅读马克思——他自称读过4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引导他研习西方经典哲学家。刘晓波于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随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1988年7月，他获得博士学位。刘晓波在研究生期间著述颇丰，写作题材涵盖了中国古典哲学与文学、现当代中国文学以及西方哲学和文学。1988年下半年旅居海外期间，刘晓波还撰写了一系列评论政治的文章。 刘晓波初次成名于1986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的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学的会议上，刘晓波对文学界现状作了猛烈的批判。随后不久，他的发言《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刊载于《深圳青年报》上。后者是一份具有争议性的报纸，在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勒令停刊。 在《危机！》一文中，刘晓波几乎对文化大革命后文学界的所有方面都大加抨击。他最尖刻的批评针对的是1984年以来知名作家和读者趋之若鹜的复古性“寻根”文学。刘晓波将这股文学思潮视为向传统主义的危险和反动的倒退。他这样追溯当代中文写作的发展： 由对五十年代的怀恋到对建国初期的肯定再到对民主革命的向往，渐渐地走向对知青生活和劳改生活的重新肯定，最后达到了对传统古典文化的顶礼和回归趋势。 尽管肯定了某些作家的价值，尤其是1970年代末的“朦胧派”诗人与个别小说家，刘晓波的发言是对刘再复等中国文学理论新一代教父的公然冒犯，这得罪了沉浸于自我陶醉中的、唯我独尊的小圈子。在1970年代后功成名就的、多为中年权威的其他人士欢庆一个新纪元之时，作为观众的刘晓波和其他一些年轻人却试图唤醒中国胎死于腹中的后毛泽东文化。 在这篇讲话稿的引言中，《深圳青年报》文艺版编辑徐敬亚点出了刘晓波作为一位评论家的力量：“能够在文学世界的一片赞赏声中保持大体冷静，采取一种积极、质询、挑战的方式，这在我们的评论家中少之又少。”但刘晓波的横空出世——他被誉为一匹“黑马”——让体制内人士感到不安，从最保守者到最直言的“改革者”，从修正派马克思主义者到人本主义者。刘晓波的个人举止、被严重口吃所放大的暴烈与粗鲁——他口中随时会蹦出粗俗的北方脏话——以及近乎无情的直白，更不用说他的诸多异端邪说，很快将他排除于北京的评论家和他们所钟意的作家组成的小圈子之外。另一个不喜欢他的人是有党员身份的小说家王蒙，后者在1986年初被任命为文化部长。在刘晓波猛烈、尖锐的抨击面前，王蒙以将刘晓波贬为一时之雄来掩饰他的不安；他预测道，刘晓波陨落的速度将像他的崛起一样快。 刘晓波沉醉于这种孤立的状态。1987年的两件大事是胡耀邦下台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肃清，在这一年内的很长一段时间，刘晓波都无法发表文字。之后，他写了一本哲学专著，并修订了著名的《危机！》一文，将其发表于《百家》杂志首期。后者是一份文学评论半月刊，于1988年初问世。这份杂志的第2期刊登了刘晓波的另一篇文章《论孤独》。两篇文章都被放在标题具有挑战性的“第一百零一家”专栏下，意思是，专栏文章的观点甚至超出了共产党文化政策所允许的“百家争鸣”。在论及知识分子时，刘晓波自我陶醉般地指出，知识分子是： 时代的智慧，民族的灵魂，人类的预言家。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使命就是……提供“超前意识”。知识分子的视野必须在现存的观念、秩序之外，必须是冒险者，孤独地前行，直到他走出很远之后，人们才可能发现其价值。……他能在繁荣时预示灾难，他的自信也暗含了即将到来的毁灭。 上文表现出一种尼采式的矫情；而它和刘晓波在1989年的命运又是如此意味深长的巧合。 1988年8月，刘晓波应邀访问挪威，在奥斯陆大学作了几场报告，并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尽管对于出国的机会感到开心，刘晓波发现，这场关于当代中国电影和戏剧的会议“令人痛苦地无聊”。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此时的孤立感和在国内的孤立感有所不同。对于最终返回中国，并参与抗议运动的决定，不妨说，刘晓波在挪威和美国对有关中国的讨论的冷眼旁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挪威之行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有了时间来思考自己写作的方向：在离开中国之后，刘晓波着手写作了一系列和早期作品截然不同的、具有高度政治色彩的文章。 他指出，自己在奥斯陆大学的演讲被贬低为学术质量低劣，而和接待方的个性冲突使他的挪威之行变成一场近乎对各方的审判。我不怀疑，仅就学术水平和分析能力而言，对刘晓波挑刺绝非难事。和国内外汉学家的接触导致了他对汉学刻薄的一味批判，尽管从1988年末就这一主题对一位香港记者所说的话来看，他对当代西方汉学几近无知。实际上，刘晓波的“虚无主义”风格大体可以被概括为缺乏节制的、不屑一顾的回应，而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和他在北京抗议运动中所采取的克制、积极的立场颇为不同。 极端、直率的态度使刘晓波极不受中国大陆同行的待见。在北京，他被看成是一个粗暴，甚至无礼的人，习惯了和颜悦色（尽管锋芒不减）的文化界人士觉得他不可理喻。在北京，他时常在学术会议、公开演讲甚至安静的晚宴上出言不逊，以伴有口吃的长篇大论来抨击一切传统智慧。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种激烈的批判都让人难以接受。他的不登大雅之堂让更习惯于中国知识界的表面礼节与合作精神的汉学家们深感震撼。事实上，刘晓波喜欢通过对汉学的狂轰滥炸来吊外国学者上钩——尽管他对汉学无甚研究。 正是由于这种“愤青”姿态，一种波希米亚式的、反社会的好斗性，1986年以来，刘晓波在中国大学校园中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在其作为公众人物的生涯顶峰，方励之同样享有真诚、清醒与幽默的名声。即便在出国前，刘晓波就已经意识到了在北京的外国“发现者”（汉学家、外交家、记者或教师）及其中国“文化宠儿”之间的独特关系，并对此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而他在海外最后阶段写的一篇文章即以此为主题。此处不详述刘晓波的严厉批判，只强调一点：刘晓波以对他人和自我的近乎苛刻的直率（且固执己见）为乐，而无拘无束的个性对于我们理解他在八九民运中的角色以及屠城之后的命运至关重要。 赴挪威三个月后，刘晓波获邀到美国进行长期访问。他首先访问了位于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享受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气候，文思泉涌，为香港媒体写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他说道，“我正在以几乎可怕的速度写作；我有时会害怕这全是粗制滥造。” 这些文章中有一篇长达六万字，题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后来在《争鸣》杂志上连载。他还在《明报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章，并在《解放月报》上发表了许多短文，包括《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和《在地狱的入口处》，后者是一篇掷地有声的政治反叛宣言。刘晓波并不是唯一对他在这段时间的多产感到惊讶的人。北京媒体在6月24日（他被捕后不久）的讨伐檄文中，斥其文章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 3月份，刘晓波迁至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资助下作访问学者。他还积极组织公开签名，声援方励之在1月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的呼吁。在东海岸期间，刘晓波作了一系列报告，并组织了一场名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讨论会。自我反省是刘晓波写作的重要主题，并和他在抗议运动中的活动有重要关系。1989年4月底，他还获邀赴加州波利纳斯参加夏伟、刘白方和洪晃组织的’89中国论坛。会议请来了许多颇具争议性的华语知识界人士，包括王若水、柏杨、刘宾雁、陈映真和吴祖光，尽管也有许多获邀的大陆人士未能获准离开中国，包括方励之、严家祺和苏晓康。据载，已经在美国的参会者刘宾雁及其政论家朋友阮铭强烈反对让刘晓波在西海岸“兴风作浪”。[会议详情与记录参阅www.tsquare.tv。]刘宾雁尤其是刘晓波几个月前若干刻薄评论的对象。二人主张对刘晓波在美国的关系进行“调查”，以决定是否允许他参会。他们似乎想以刘晓波和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胡平以及刚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民运人士陈军有交情为理由，禁止他参加这次会议。值得指出的是，刘晓波在北京的迫害者后来将他和胡平与陈军的私交列为“反革命”意图的证据。刘晓波在美国的另一项活动更让刘宾雁如坐针毡：他正在筹划6月份的一场关于刘宾雁的研讨会。然而，在波利纳斯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北京游行持续进行，刘晓波也返回了中国。 刚从北京的沙龙流亡到海外的知名诗人黄贝岭是刘晓波的新朋友。他指出，刘晓波的回国是其论文导师的要求，后者写信说已为刘晓波安排了一系列课程。黄贝岭说，刘晓波回国是出于对其老师的尊重。但对刘晓波的官方批判书宣布，他的老师在5月初收到了刘晓波的来信，说他要到1990年才回去。 刘晓波无疑对在美国的中国流亡人士的空洞言辞感到不满，同时受到学生运动的感染。陈军也谈到了刘晓波在风起云涌的学生游行后所感到的道德压力。在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的奥林匹亚巅峰谈起，对学生运动的起源、意义和走向夸夸其谈之际，刘晓波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陈军引用刘晓波的话说：“要么回去参加学运，要么从此不再谈学运问题。” 对于方励之不愿加入学生运动，以保持运动的“纯洁性”，他持批判态度。刘晓波觉得，中国民主运动的曾经参与者和研究者现在应该走出来，对运动加以指导，这非常重要。道德压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不仅仅体现在刘晓波的身上。如果说，作为一个整体，八九民运的一个驱动力是中国人对道德（由此引发责任感）领袖的深植内心的渴望——这在胡耀邦身上得到了短暂的体现——那么，学生对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藐视所释放出的道德能量以及5月中旬大规模绝食抗议凿出了中国人内心政治抗议的最大源泉。 但刘晓波的回国决定也有个人层面上的原因。他卷入国内知识界争论多年，在中国算是一个数得着的人物。到了美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他自视为迥异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英雄。刘晓波言行合一的个人哲学，作为争议人物的短暂但成功的生涯，加上在历史关键时刻身处美国的无力感，使回国参与政治成为无法抗拒的诱惑。这种情绪在他和黄贝岭在纽约街头散步时的言论中得到了体现：“在中国，你连放个屁都会有人关注；而在美国，你最大声的叫喊都会淹没在无数他人的声音中。” 据黄贝岭说，在电视上看到了抗议活动后，刘晓波以饱含爱国情绪、充满激愤的言辞来陈述自己回国的理由。其中一条听起来尤为真诚：“我们此生不都是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吗？”刘晓波推崇卢梭和尼采的个人勇气、胆量和自由。“选择自由对他们来说，”他写道，“就是选择磨难和危险。” 三 他这次回去，明明是飞蛾扑火！ ——刘宾雁，1989年6月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学生抗议运动。大学生们——其中许多人在1987年被利用来清洗胡耀邦——哀悼死者为“中国魂”。知识分子和学生在胡耀邦在世时并未对其表露出多少好感，却在他去世后交口赞誉，这惹恼了刘晓波。在离美之际，刘晓波就中国知识精英对胡耀邦去世的反应写了一篇掷地有声的批判文章《悲剧英雄的悲剧》。它为刘晓波加入民运提供了许多线索，并透露出他为自己设定的角色。 首先，对胡耀邦之死的“激烈反应”使他非常沮丧。一夜之间，胡耀邦成为悲剧英雄；对他的哀悼仿佛使人回到了1976年4月周恩来成为大众偶像的时代。他问道：“为什么中华民族总有类似的悲剧（从屈原自投汨罗江开始）？为什么中国人对类似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式的悲剧英雄的追思，要远远超过对魏京生式的悲剧人物的怀志?” 尤其是对过去将胡耀邦视为小丑或替死鬼，现在却对其赞赏有加的人，刘晓波持强烈批判立场，其中包括大学生，甚至方励之，后者为胡耀邦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悼词。尽管胡耀邦具有诸多优点，他甘然接受对他的罢黜——这比直言不讳的前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差了不少。刘晓波认为，胡耀邦既是共产党专制政体的产物，又是其牺牲品，而魏京生、徐文立以及其他因1979年民主墙运动遭肃清的牺牲者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家。他对刘宾雁、王若水和阮铭大加痛斥，认为他们向胡耀邦家人表示慰问大有君臣关系之意。“魏京生、徐文立等人在狱中的悲惨状态还远甚过胡耀邦辞职后的处境，但是又有几个知识人公开对他们的家属表示过慰问呢?” 尽管刘晓波知道胡耀邦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性质，他指出，是时候抛开对党内精英中的开明派改革者的信仰了；或者说，他们至少应该在支持党内改革派的同时支持中国（如魏京生和徐文立）和海外（如《中国之春》）的民主活动家。尽管并不一概排斥共产党，他号召独立的民间政治行动来反对共产党的法令。 在这篇文章中，刘晓波将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对积极集体行动作为中国民主改革催化剂的认识结合了起来。他提出了民主斗争的一般性原则，而他本人在这场运动自始至终都在践行这些原则，并反对他所见到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感情用事： 在争取民主的规则中，尽管做到有理有节、心平气和，决不能只凭仇恨，中国人对专制的仇恨所导致的往往不是智慧，而是同样的愚昧。仇恨会腐蚀人的智慧。如果为争取民主而运用的策略是把自己放在不平等的奴隶位置上，那么这种策略最好不讲。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都在讲这种策略。 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刘晓波一直试图说服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遵从理性与民主化过程原则。这项原则在他于戒严令不久后提出的“关于民主的六项主张”中占据核心地位，后者在5月23日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以“我们的建议”为题发布。刘晓波及其批评者都认为，这些主张是运动下一阶段的关键元素。“主张”呼吁效仿团结工会运动，认可、接纳工人和农民。它包含了刘晓波对中国“民间觉醒”问题认识的核心元素。他和侯德健（生于台湾的音乐创作人，在5月末卷入抗议活动）都力劝学生为其组织进行全市范围的民主选举，先在学生中进行，然后在工人自治会中推行，用实际行动来展现民主的运转和实施。侯德健（他后来说，加入刘晓波的绝食抗议是出于对朋友的同情）在谈起这件事时，将它视为一个学生、选民和非学生观察员都可以获益的教育过程。这种对过程的强调成为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和周舵在6月2日签署的《绝食宣言》的重点。 回到中国，刘晓波和游行者共处了很长时间。他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在公开演讲中的直言不讳，他在北京学生中广受欢迎。刘晓波当时仍相当年轻——1989年末才满34岁——且博士毕业不久，这使他很容易和学生们打成一团。在这方面，他和成为天安门广场宣传部长的诗人老木以及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1978–1979年民主墙运动时30多岁的活动分子王军涛、陈子明颇为类似。他们不像其他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导师和哲学家的自我定位往往使后者置身事外，甚至顾虑重重。 一开始，刘晓波对评估学生运动在群众中的支持度非常感兴趣。一直到5月中旬的绝食抗议，他一直和一个机构共同设计调查问卷，了解围绕4月和5月初事件的公共舆论。问卷发现，许多受访者支持学生反对裙带关系、腐败和呼吁民主的基本诉求。在5月初，许多身处首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对于直接或公开行动犹豫不决。受赵紫阳5月初讲话对游行者间接支持的鼓舞，一些作家颇为滑稽地效仿学生，组织了自己的抗议。许多抗议者是北京大学鲁迅作家班的年轻学员，他们希望和大学生们区分开来。许多人像选美大赛的参赛者一样披着肩带，上面写有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标题。柯云路的肩带上写着“《新星》”，老鬼披着“《血色黄昏》”，郑义则宣传他的《老井》。北京的“个体户小说家”王朔拒绝了这种自我推销；但他尾随在后，并在事后和朋友们大肆透露其他作家自命不凡的细节。 尽管刘晓波热心参加这场抗议运动，作为人性弱点和缺陷的敏锐观察者，他却对大学生抱以嘲讽的态度。和其文学评论一样，他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尤其和其他作家与评论家不一样。他没有加入严家祺和其他人的《五一七宣言》的豪言壮语，后者对当代慈禧太后、“年迈昏庸的独裁者”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相反，就在同一天，他自己写了一封致海外华人和关注事态的外国人士的请愿书，呼吁向学生运动捐款，支持学生要求政府撤销《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学生进行“公开、直接、独立、真诚的对话”。这封请愿书避免使用其他知识分子公开请愿书中的豪言壮语（例如5月16日和17日的宣言）。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签署了请愿书，并为所有希望联系他的人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他的许多学生，或听过他关于文学、文化和哲学的激情演讲的学生，都参加了始于5月13日下午的绝食抗议。正是这场由王军涛、陈子明等许多对学生进行指导的北京青年知识分子现场调度的绝食抗议改变了运动的性质，刺激了北京和许多其他重要城市。在整个绝食周（5月13日，星期六——5月19日，星期五）的大部分时间里，刘晓波都在广场上处理绝食者的医疗救助等后勤事务，并满足他们的其他需求（包括购买避孕套）。他还成为吾尔开希的导师。一篇批判他的文章引用了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领袖的话：“吾尔开希是我们的行动领袖，刘晓波是我们的思想领袖。” 当然，这种说法忽略了王军涛等人的角色，其所在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被一位作家称为首都唯一的真正民间组织。 我和刘晓波相识于1986年底。我于（1989年——译注）5月7日至27日在北京，期间与刘晓波多次见面。第一次是5月8日晚上，侯德健也在场。一番长谈之后，我们一起坐进侯德健的红色奔驰，在虎坊桥的一家内蒙小火锅店吃了一顿很晚的晚餐，一直吃到凌晨两点。后来，在绝食抗议期间，他到我的寓所交谈、洗澡，并要了一套衣服——他已经五天没换衣服了。在5月20日戒严令后，我们又多次见面、交谈、吃饭，他和他的朋友们也得以借机洗澡。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5月27日早晨，当天刘晓波将我介绍给吾尔开希。5月23日，戒严令数日之后，刘晓波已经和我说过吾尔开希呼吁广场学生撤离的事。吾尔开希说，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给他传递消息，坦克将进城镇压学生。5月22日晚些时候，他通过广场上的学生广播系统发布公告：“我是吾尔开希；我是吾尔开希，我现在发布下列命令……”刘晓波多次在朋友中开玩笑，模仿这段开场白，说吾尔开希的口吻就像是一位自命不凡的官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晓波和其他人看上的正是这种狂妄的个人魅力，他们相信吾尔开希有望成为一位真正的领袖，能够从刘晓波的指导和建议中获益。最后这次见面发生在一辆出租车上，我们从北京城中心的王府酒店到北京师范大学接吾尔开希，然后回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快到建国门的时候，吾尔开希转向刘晓波，用已不再陌生的桀骜语气说：“哎，晓波，听说你写了几本书。当这一切结束时，也许你可以送几本给我瞧瞧！”刘晓波心里想着更重要的事，嘀咕几句答应了。 私底下，刘晓波时常对学生运动发出哀叹，认为他们“口号多于具体的程序化运作”，并在其他场合说过类似的话。持续的权力斗争和广场上围绕公共捐赠的腐败让他痛心不已。即便在卷入学运最深之际，刘晓波仍然留心运动的闹剧元素，并希望有一天把它们记载下来。尽管时常对这些学生感到困惑，刘晓波感到，绝食将北京市民引到大街上声援抗议，这种力量标志着中国政治抗议的一种重大质变；他觉察到了民间抗议的新契机，并担忧这个机会遭到挥霍。 对于这一点，方励之在年初发表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中已有所涉及。他注意到，压力集团在1988年已开始出现。方励之还提到了不久前公众对共产党试图追查“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有户头的”的传言的极端负面的反应。对于政府意图惩罚这一问题的揭露者，人们感到非常愤怒，而“打倒官僚！”这一口号成为八九民运的号角也绝非巧合。人民日益渴望获得监督政府的权利。 这一新的态度是在绝食抗议期间和戒严令刚执行时出现的，正是在此期间，公共话语的词汇本身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学生与官员过去总是遵循共产党对社会层级的描绘，将“路边的同志”称为“群众”或“老百姓”。现在他们被称为“公民”，他们作为社会积极力量的角色——他们给僵局中的北京城带来生机，也为绝食周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节日气氛，并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城长达两个星期——而非需要指明方向、加以领导的乌合之众，终于得到了承认。这自然让刘晓波吃惊不已。和戒严令最初几个星期中的任何其他公开文件相比，刘晓波执笔的《我们的建议》可能更好地表达了参与民运的知识分子将抗议运动转化为拥有更广泛群众基础和组织的民间抗议的愿望。除了呼吁取消戒严令和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这篇短论的主要思想是，有组织的自治团体应当由社会各界选举产生，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参与社会在所有层面的民主变革。学生应当对其运动加以分析，在理性和民主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八个“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应当努力获取真正的政治权力。最为关键的是，这份文件强调理性、民主进程以及公民意识的成长。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贴上虚无主义和非理性邪恶教主标签的刘晓波现在成为积极、理性的公民行动的主要倡导者。在北京市民保护学生、接管城市的行动中所感受到的热情促使他在5月末学生运动失去势头，大众热情开始衰减之际发起了自己的绝食抗议。 四 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 ——刘晓波，1988年11月 1989年6月2日，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几位绝食抗议者在学生帐篷营地扎营，成为最后一批绝食者。四位绝食者以刘晓波为首。其他三位是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侯德健和身为党员的《师大周报》前主编高新。 这场行动本为一系列知识分子绝食抗议的第一场，计划持续至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召开。它是维持前几周的愤怒情绪的一次勇气可嘉但稍显无力的尝试。《独立报》记者迈克尔•法瑟斯（Michael Fathers）和安德鲁•希金斯（Andrew Higgins）这样描述绝食的滑稽之处： 6月2日（星期五），他们[学生]试图以第二轮绝食抗议来重唤逝去的魔力。历史再一次以闹剧的方式自我重复。它吸引了四个人，其中三位只准备绝食三天。第四位侯德健（叛离台湾的知名音乐创作人）说自己最多只能绝食两天。他下星期要去香港录制新专辑，不能牺牲自己的健康。 “四君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开场，手里举着巨大的白色横幅，上面写着：“别无选择”。政治学家严家祺到场表示鼓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他说道。其他人并不这么想。人群并未涌入广场支持绝食。甚至从不轻率行事的北京市委也对其一笑置之。它称这场事件为“不值一提的所谓绝食抗议”。 北京政府的这番说辞在后来对刘晓波的批判中反复出现。但尽管这场新的绝食抗议具有闹剧元素，它打上了刘晓波和他对运动感受的深深烙印。它所受到的关注程度也高于法瑟斯和希金斯的描写。 刘晓波对“精英知识分子”持强烈批判态度，认为他们以一种中国等级制的非平等性语言来自我吹捧。据他观察，这些知识分子总是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才出现在广场上，在游行结束后才现身在学生中，以知识导师自居，装模作样地进行绝食抗议（而不像刘晓波等人那样真的绝食），一有风吹草动就躲了起来。刘晓波一向对他们在前几个星期的所作所为不屑一顾。但在宣布这场新的绝食抗议时，他将批判的矛头转向学生运动。“四君子”联合签署的《绝食宣言》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在评论政府处理学生运动所犯的错误之后，他们转而分析学生们的不足之处： 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 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政治]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相互抵销，造成决策的零乱状态；财务上的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余而平等意识不足；等等。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只讲思想启蒙，不讲实际操作；只讲目标，而不讲[政治的]手段、过程、程序。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为此，我们呼吁，中国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单纯意识形态化、口号化、目标化的空洞民主，而开始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设，把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民主运动，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呼吁：学生方面要以整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为中心进行自我反省。 在最后几个星期，刘晓波是仅有的几位具体实践民主原则的倡导者。甚至在6月4日的最初几个小时，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场时，刘晓波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履行了他的理念。如当时身处广场的《旁观者》杂志记者理查德•内辛斯（Richard Nations）所报道的，在一场旨在劝说余下的学生离开广场，将流血牺牲减少至最低程度的演讲中，刘晓波“将民主问题由某种完美道德的虚幻世界中对勇气的考验转化为一种近在咫尺的实际问题”。 绝食宣言对“自我反省”这种表述的使用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辞令中并非创新。事实上，它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成为知识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有意思的是，绝食宣言开篇并未呼吁学生运动进行自我审视，而是将它放在有关全民反省，甚至刘晓波在文学研讨会上提到的全民忏悔的值得品味的开篇段落之后。在这份宣言的起首，绝食者宣告：“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四君子”接着说：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这段话呼应了刘晓波在1986年对我说的话。在1988年《论孤独》一文中，他还强调了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否定”的需要，因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也就是传统文化本身的自我否定”。1988年年底途经香港时，刘晓波在和《解放月报》主编金钟的对话中重申了这种态度。他说道： 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所以，我非常不同意[哲学家]李泽厚那句话，他说不能反传统，否则就会反到自己身上。我说恰好相反，反传统就要从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通过六月宣言以及两周前开始的戒严期关键时刻的绝食，刘晓波和他的同伴们一方面表达了几个星期以来学生行动对他们的鼓舞，另一方面希望参与一场可以减轻其负罪感，从他们所继承的知识分子传统中获得解放的活动。当然，我与刘晓波和侯德健熟识，无法否认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追逐个人利益——另一位学生领袖柴玲（吾尔开希的对手）也间接表达过这种观点——一种置身于学运的聚光灯下，而不只是映衬学生领袖和媒体明星的光环的渴望。他们也不是第一批加入绝食的大学教师或“知识分子”。不过，侯德健是我所知道的参与这场行动的唯一北京名流。黄贝岭发掘出了这场绝食的宏大目标，并总结道：“他们的行动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其他角落知识分子民主斗争的象征；它洗清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羞辱和妥协的记录。” 五 真正的信仰来自于虔诚而痛苦的忏悔。 ——刘晓波 绝食宣言中的“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写在横幅上，悬挂在绝食者头顶上方。最后一句感叹“我们忏悔！”是一种为抗议运动增添新维度的有意尝试，这无疑出自刘晓波之笔。 自由、责任和忏悔构成了刘晓波作品的三个重要元素。一个人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并通过这种责任，在社会和国家中有所担当，这种重要性是他的主要关切点。他同样重视的是个人参与救赎行动，以确立自身存在意义的需要。刘晓波及其好友朱大可（有争议的上海批评家）都指出，上帝和终极价值的缺位是中国传统的悲剧性缺陷。 “我相信，忏悔和认罪之时的人是最虔诚、最透明、最富于生命力和激情的。”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满足于今世。他们寻求物质上的满足；既然无需求助于上帝，也就无需求助于饶恕或救赎。在胡耀邦去世后所写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刘晓波批评了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来对身陷囹圄的民运活动家魏京生和徐文立的沉默。他还反思了自己不光彩的过去： 在十几年的改革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官方寄予了过多的希望，而对民间的民主力量则过于忽视。一九七九年魏京生被审判之时，全中国的冷漠证明了这种忽视(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仍然是愚昧者)。 他这样描述1989年1月–3月的签名运动： 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不是悼念和赞美胡耀邦，而是面对至今仍在狱中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进行群体的自我忏悔。签名运动与其说是一次英雄的壮举，不如说是这种忏悔的开始。 这里的重点是认罪的渴望，是从否定过去的麻木不仁的行动中寻找救赎，并通过这种行动自我实现的渴望。刘晓波对李泽厚等当代哲学家所推崇的“孔颜人格”持批判态度，对没有意义的自我牺牲同样不屑，例如唐朝诗人司空图忠于其主绝食而死的行为。同样地，他感到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来对自由的呐喊总有一股哀怨的强调。和方励之一样，刘晓波同样强调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掌权者的施舍。“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他写道，“中国人还[在皇帝面前]跪着乞求自由。” 基于这种原因，他严厉批判了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当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下跪，向总理李鹏请愿的学生。这是他笔下“国人的死亡方式——盲目的自杀”的例子。但在刘晓波看来，5月中旬的学生绝食已经超越了向政府施压的单纯道德维度，而不是向传统“死谏”的简单回归。它是一种为了社会进步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做出的个人行动。这是他在6月初进行绝食的原因，他希望鼓励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进来，让他们唤起民众对自己公民身份和权利的认识。 刘晓波在6月2日绝食宣言中对反省和忏悔的呼吁并非学生运动中仅有的自我审视。早在4月份，北京就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忏悔意识的文章，例如4月底在北京师范大学流传的小册子《丑恶灵魂的自白——一个复活了的丑陋的中国人》与《一个青年教师的自白——一个知羞的青年教师》。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承认了自己在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镇压学生抗议时的畏惧情绪和机会主义心理。第一篇文章是对台湾作家柏杨备受争议的演讲《丑陋的中国人》的尖锐驳斥，这篇演讲稿1986年在中国广为流传。在大屠杀发生前不久写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歌曲《漂亮的中国人》中，刘晓波的绝食同伴侯德健同样反驳了柏杨的观点。这首歌唱道：“丑陋的中国人/今天我们多漂亮……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不会太远/不愿被压抑的朋友/挣开自己的枷锁……把耳朵竖起来/谁也不许再撒谎/把眼睛睁开来。” 在大陆作家中，刘晓波远非第一个倡导在毛泽东后的时代进行忏悔或认罪的人。老作家巴金的五卷本杂文集和回忆录《随想录》即以忏悔为主题，许多其他作家也谈到了对文革那段黑暗日子进行忏悔的必要性。在刘晓波一举成名的1986年会议上所作的演讲中，刘晓波的早期论敌、体制内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李泽厚的好友）重点谈论了忏悔问题。在发言中，刘再复对1976年后的文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谈到其局限性时，他号召对过去进行“全民忏悔”： 文化性的反思，主要还是对民族主体的解剖。这是对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反省。这种反省的深入，必然要求构成民族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积极参与，而在个体的参与中，每一个民族成员一旦主体意识觉醒，就会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产生自审性反思的要求，即[希望]与民族共忏悔、共忧思。…… 然而，刘再复具有坚定的改革信念，指出了忏悔的社会性积极功能。救赎并非个人追求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正确的个人政治与社会导向的前提： 我们讲“自审意识”，是在新的时代面前，从为了使自己适应并推动现代化的高度上反省过去，这种反省不只是消极的自践性的悔恨，而是积极地向过去的巨大的历史教训讨回代价，以使我们更清醒地走向未来的道路，我们的自省、自审之道，正是自爱、自强之道，正是积极向前进取之道。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摆脱贫穷、、走向强大的历史转折期，深深热爱祖国的作家将用自己感人的文字动员和鼓舞我们的人民去奋斗，去进取，去创业，去在伟大的时代中放射生命的光和热。我们的作家将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将刘再复的观点和中国的“天鹅绒监狱”放在一起进行过讨论。上面一段话和刘晓波的认罪观反差尤其明显。对于以认罪来洗清自己在文革中所犯下的罪恶，刘晓波并不感兴趣；他也不希望仅仅为了与改革者结盟而进行救赎。 六 且其间亦有劫运焉，虽独夫民贼之罪，要由众生无量生中之业力所感召而纠结。吾观于中国，知大劫行至矣……。 ——谭嗣同，1897年 人的特殊性就在于人能意识到自身的永恒的悲剧命运，意识到必然的死，意识到宇宙和人生在终极意义上的不可知，而一个没有悲剧意识，没有死亡意识的民族，在某种意识上，可以说还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的愚昧民族。 ——刘晓波 刘晓波对个人认罪与忏悔的倡导承袭了中国知识分子清末以来的“自新”尝试。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上文提到的与救赎有关的思想与行动。 在六月二日的绝食宣言中，刘晓波写道：“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他认可个人在在中国事务中的角色。也是《在地狱的入口处》的主题。这种认识在西方作家中非常普遍，实际上，它和19世纪末延续至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并无本质冲突，清末谭嗣同的作品即为一例。此处不妨借鉴富有传奇色彩的民国初年作家黄远生的例子，他写了一系列有关忏悔的文章，这些作品在精神层面上和刘晓波就同一主题的论述不无关联。 黄远生（自远庸，1883？–1915）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忏悔录》的作者，这篇文章在他1915年圣诞节去世前不久发表。黄远生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世家，在光绪年间清廷举办的最后一场会试中成为最年轻的进士。时年仅21岁。黄远生随即赴日留学，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返回中国，成为一名记者，被誉为“报界之奇才”。但记者生涯开始不久，自封为皇帝的总统袁世凯就迫使他写一篇赞扬帝制的文章。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黄远生就这一主题写了一篇推搪的文章。在被要求为袁世凯说更多好话之后，黄远生从北京逃到了上海。这件事后不久，他写了这篇《忏悔录》。 在被迫为袁世凯写了一篇“口是心非”的文章后，黄远生说道：“来此，幸已脱离一切，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 他还说：“拟二三月已后（原文如此，同“以后”——译注），赴美游历，期以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 他指出，自己过去的政论文字都只不过是附和其他士夫之作，“至今无一不为忏悔之材料”。他随后写道： 盖由见事未明，修省未到，轻谈大事，自命不凡。亡国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 在《忏悔录》中，黄远生说，自己在袁世凯统治下的北京的经历，包括之前的数年，使他产生了“精神分裂”感。他觉得自己形犹存，但魂已灭。黄远生是处于新旧之间的转型一代；他愿意将自己的困境在社会（或历史）与个人之间分摊。然而，即便深感绝望，他仍然信奉一种非常积极的哲学。他在《忏悔录》的结尾写道： 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社会者，国家之根抵也；个人者，社会之根抵也。国家吾不必问，社会吾不必问，他人吾亦不必问，且须先问吾自身，吾自身既不能为人，何能责他，更何能责国家与社会。试问吾自身所以不能为完全为人之故安在？ 此处体现了一种对20世纪中国士人知识分子性格的深刻洞见。这是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深受《大学》中点到即止的“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的影响。他想改造自我，但又拘囿于传统士人的思维：改变是为了社会和国家，即使改革的内容迥异于以往，传统的结构仍然不变。黄远生的这段话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刘晓波在1989年抗议运动中的所为。刘晓波对1979年以来学生运动的自我瓦解持高度批判态度，指出：“在义愤有余而冷静不足的学生运动中，甚至能够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式的情绪。” 刘晓波和黄远生都认识到，不仅公共言论需要行动，一个人自身的生活同样需要行动；和黄远生一样，刘晓波基本上也是在儒家的框架内看待自我改造的层次： 既要在大的政治环境中以大规模的行动争取民主，也要在小的政治环境中做一些细小的、扎实的、具体的建设性工作。例如，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还可以对中国的非民主状态进行实证性的调查和研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师生、父子、夫妻、朋友)自觉地奉行民主规则。 七 北大学生在此次[1989年抗议]运动之前是极其堕落的，北京市民的道德形象也是空前的低劣。这种整体危机的心态又造成人们的死亡冲动。有人在现场受令撤退时，拿起玻璃瓶打碎了用来戳静脉，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对国家缺乏信心。 ——多多，1989年6月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醒”或“觉醒”的概念在中国改革者和革命者的文字中屡有出现，它在八九民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卷入1988年虚无主义漩涡中的人们在这场运动中重新焕发出激情。刘晓波希望人们将抗议运动作为民间救赎行动的一部分；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和政治冷漠，学生的无畏精神让人群情振奋。 处处可见写着一个大字“醒”的旗帜。在绝食周，人们在大街上激动地宣布“中国人民醒过来了”；它被看成是自我觉醒，而不是被组织起来的行动，不同于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主席台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顿悟注定失败，甚至将遭到绞杀，许多抗议者产生了自我毁灭的想法。一些人由欢欣鼓舞转变为极度悲观；在从运动的参与中获得觉醒和救赎之后，失落和无助感比1988年或1989年初强烈得多，当时的首都弥漫着世纪末的情怀。此时则遍布着世界末日的氛围。 自始至终，鲜血和牺牲都是抗议运动的象征。即便在初期，当作家和知识分子在2月份呼吁政府释放中国的政治犯时，由33位知识分子签署的公开信的发起者之一、诗人北岛就说，自己已经写好了遗嘱。在4月27日抗议《人民日报》社论（该社论谴责示威学生加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煽动的“动乱”）的游行中，一些学生也提前一天写好了遗嘱。但一直到5月13–19日的绝食抗议，死亡与殉难的幽灵才真正显现。绝食者的宣言这样提到死亡：“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死亡，在期待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声”。尽管他们说自己尚且年轻，不能寻死，这一抗议的象征变得血色渐浓。 一些绝食者甚至写了血书，这在无意中继承了中国和尚在宣誓时用鲜血来写佛经的做法。之后不久便出现了染着阴森血迹的标语和衬衫。一些绝食者觉得禁食还不够。在带有玩笑性质地讨论了自焚的可能后，12个绝食者决定放弃饮水。这群来自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被隔离开来，坐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一辆停留的公交车上。四周竖起了警戒线，就像一株巨大的曼陀罗，支持者在四周绕行，沉默的脸上常常带着泪水。这种具有悲剧色彩的方式有效地激起了市民的愤怒情绪。公交车上写着学生没有进食和饮水的小时数。广场两旁的灯塔聚集了手举写有红字“惨烈”的旗帜的学生。其他人穿着可能为血迹的红点斑斑的T恤衫，尽管以代表胜利的“V”为手势，学生们佩戴的红白头带更像是敢死队精神的象征。事实上，对这些誓言以死抗争的年轻人来说，荣誉和自尊至为重要；这让人想起日本神风特别攻击队飞行员所追求的“灿烂的死亡”（rippa na shi）。另一些言辞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在绝食期间，我有一次看到一群工人或市民站在绝食者的外围，举着一幅写着“刀枪不入”的大旗，这显然是1900年义和团式的虚张声势。“敢死队”成员基本上就是流露出这种情绪的人。 尽管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为了正义而牺牲也一向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教育内容。几十年来，中国青年的模范都是无私的烈士，如王杰、欧阳海，甚至见义勇为的英雄雷锋（其死因远不具英雄色彩：电线杆击倒而亡）。共产党在全国军队中号召学习士兵王杰（为了战友们的安全，他在1965年扑向地雷爆炸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时所推广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1969年被灌输进幼童们的脑中。20年之后，这些当年的孩子们构成了八九民运的主要参与者。10月1日，当局由于害怕对这场大屠杀的恐怖主义报复，对在天安门广场上跳舞的欢庆者精挑细选，要求他们效仿王杰。如果在庆祝期间发现任何爆炸装置，他们必须飞身而上，为国捐躯。 随着抗议的进行，另一种论调开始出现。或许这些年轻人真的有必要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洒出热血！23岁的柴玲成为天安门广场上学生最后的“总指挥”，和其他人一起，她不仅预见了流血牺牲——任何认真对待《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严厉警告的人都不难预见到这一点——她无情地等待这一刻的到来。5月底，一位美国电视记者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答道：“流血。这是我想告诉他们的。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但这只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她继续道，“学生们这么年轻。我觉得对他们负有责任。我也必须求生下去，为这场革命而斗争。” 一些学生公开表示，如果可以唤醒全民族，他们的死就是值得的，而在6月3日晚上，正是柴玲带领剩余学生在广场上誓言为民主而牺牲。她甚至不准侯德健在广场边和人民解放军谈判，也不许刘晓波和侯德健让学生就撤离进行投票表决。 从容就义的谭嗣同是晚清最早为中国改革献身的烈士之一。在1907年被处决于绍兴的女子秋瑾同样视死如归。去世于1936年的作家鲁迅年轻时曾有诗“我以我血荐轩辕”，而鲜血也多次出现在他写的古体诗中，正如1949年前无数知识分子的作品和思想一样。 对流血和牺牲的迷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变得制度化。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也立誓以生命保卫中国与革命，他们的语言与柴玲及其追随者的誓言极为相似。1949年后的中国一直鼓励对烈士牺牲的热爱，将其作为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过去一个世纪的革命传统为殉难套上了一件浪漫的外衣。在外国观察者关注这场抗议运动的悲剧性进程时，许多亲历者就像被施了催眠术一般，陷入了死亡的魔咒。具有自杀念头的学生这样宣誓： 我宣誓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生命战斗到只有一个人。 革命象征的魔咒总是施展于对立的双方。戒严部队官兵在北京大屠杀前夜这样宣誓： 如果能以血醒民，我愿把血流干； 如果能以命醒民，我愿慷慨赴死。 八 也许我的个性意味着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撞墙。我坦然接受，即使最终头破血流。至少这是我自找的；我无法怪罪其他任何人。 ——刘晓波，1988年11月 问：你知道中国最固执的三个人是谁？ 答：邓小平、赵紫阳和刘晓波。 ——大屠杀后的笑话 尽管在绝食宣言中强调“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刘晓波认识到，这场事件既有自负性的一面，也有自杀性的一面。刘晓波在6月4日清晨逃离广场后的行动表现出一种近乎自杀性的冷静。他先在一个安全的处所躲了两天，拒绝了暂避乡间的建议。“我去那里干吗？”刘晓波反问道。他把护照遗失在广场上，同时又急着上街了解动向。6月5日，在朋友们感到绝望无助，以为内战即将到来时，刘晓波却兴致勃勃、谈笑风生、烟不离手、食欲大好。尽管朋友们不断警告他不要打电话，因为必将遭到监听，刘晓波却电话不断，并肆无忌惮地开口便说：“我是晓波！”他随后换到另外一个住所。6月6日之夜，刘晓波决定骑自行车载一位朋友回家。几个人跃出一辆没有车牌的货车，将他俩放倒。刘晓波被绑到车内。中国媒体一直到6月24日才报道对他的拘留。 在当局透露了刘晓波于6月份被关押的消息后，中国大陆媒体对他的报道比其他任何在押者都要多，包括记者戴晴和学生领袖王丹。他还享有一项个人荣誉：中国青年出版社在9月出版了一本批判他的书——《刘晓波其人其事》——此书的两篇附录收入了他最好的文字和文章，第二篇附录更是全文照发。不同寻常的是，当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水在1987年遭到批判时，他们的演讲、评论和文章受到剪切，作为批判对象，在党内以内部发行本形式散发。刘晓波冒天下大不韪之作——尤其是其摧枯拉朽式的政论文章，例如关于胡耀邦的长文《我们的建议》和《“六•二绝食”发起演讲》，以及对一党专政有理有据的批判——却大张旗鼓地向普天下发售。 刘晓波被指为“反革命暴乱”的“组织策划者”之一，以及位于美国的中国民联（胡平、陈军等）与北京学生运动（吾尔开希等）的关键中间人。事实上，从5月初起，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就间接指控他为《中国之春》的联络人。我在5月27日和刘晓波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人说北京市委准备在这方面做文章，对他进行诬陷，即使他和这一团体并无组织上的联系。 批判与责难贯穿于刘晓波的整个生涯。值得指出的是，他从未认同或喜好过北京的文学或文化派系。实际上，他对泛滥于文化圈的“拉帮结派”现象进行过毫不留情的鞭笞： 中国的名人乐于成为别人的恩人，抚摸和哺乳不知名者。他们用一种类似女性般的温柔来拥有你、指派你并最终让你窒息。这是中国文化的奇异之处之一。……有些人天赋异禀，但不敢独自前行，他们反过来寻找伯乐。他们寻求支持，寻求保障，以求更好地入睡；扑入这个或那个权威的胸脯，在他们温暖的怀抱中打盹。 身为共产党员的小说家王蒙（他在1989年9月完成了从作家到官僚再到作家的轮回）曾经说刘晓波（尽管并未点名）“失宠的速度将和他成名一样快”。实际上，刘晓波从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那里获得的同情或支持甚少，因为他在作品中对这些人进行过毫不留情的点名批评。比个人抨击更要命的是他对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产业”的点评： 而中国文坛上拉帮结派的现象太普遍了，谁如果没有个“圈子”，谁就寸步难行。……“圈子”意味着互相迁就、互相同化、互相吹捧、以至于互相欺骗。总想为自己寻找同盟者、“圈子”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骨子里缺乏独立性的表现……。可悲的是当每个个体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时，不是全力以赴去充实、激发自己，而是左顾右盼，千方百计地钻进每个由“名人”挂帅的、可以使自己哪怕是短时期地在感觉上强大起来的“圈子”。 这种评论，加上他对著名“朦胧”诗人的批判，包括许多自封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新文化偶像，阿城、韩少功和郑义等“寻根”文学巨星，以及一大批老一代体制内人士，使刘晓波无法赢得新时代名流或其拥趸的青睐。在1988年11月途经香港时，刘晓波痛斥了金观涛、李泽厚、温元凯是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中的三位这种说法（他将第四位的方励之完全排除在外，认为后者不是领袖），批评他们的“伯乐”欲。在1988年初的一场对话中（发表于4月12日[原文误为4月14日——译注]的《人民日报》），刘再复和李泽厚将他们对刘晓波的敌意表现得一览无余。在不指名道姓的情况下，他们以一种长辈教训任性晚辈的口吻对刘晓波发难：“对那种水平不高而又骂倒一切的年轻人要说些话，”李泽厚宣称。刘晓波曾在1986年批评过刘再复，对李泽厚同样不以为然。他不仅专门写了一本书批判这位哲学家，还在给我的赠书的扉页上写道：“无需害怕平庸者；要害怕的是和他们打交道。幸运的是，我现在知道这本书错在哪里了。” 文学界的主流圈子或同伙对刘晓波的攻击从未停息。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刘晓波冒犯了中国所有往来密切的小团体及其在党内、政府和军队高层的同情者，即便在极端的批评者扬言取其性命时，也几乎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他说话。他是一个理想的祭品：许多人会在表面上抗议他的遭遇，但少有人对这位暴躁的、无情的批判者抱以任何真正的同情。 但迄今对刘晓波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来自另一阵营——颇值得一提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何新。刘晓波在1986年的《危机！》宣言中批判何新为文化返祖的倡导者，作为回击，何新谴责刘晓波为居心叵测的“文化虚无主义者”。1988年底，他提醒读者： 我想提醒我的同胞们注意：在今天所流行的激进反传统和“偶像破坏”的呼啸声中，正隐藏着又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潜流。…… 在今天弥漫的文化虚无主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变态的心理躁动和激进鼓吹中，我们只要冷静地看一看，想一想，就可以辨识出许多与当年何其相似的宣言和瞳瞳阴影。所不同的是，当年的反传统运动和文化虚无主义，是在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的。而今天，则是以弗洛伊德、尼采的名义鼓动的。但在这两者中，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包含着同样的精神狂热、荒谬的理论误解和歪曲的东、西方文化阐释。 在1989年4月28日提交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篇谏言性文章中，何新甚至将刘晓波和方励之一起列为过去几年中国异端思潮（在刘晓波身上表现为“虚无主义”）的主要煽动者；从而，甚至在回国之前，刘晓波就已被指控为“动乱”的源头。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9月发表的一份关于4–6月抗议运动“小气候”的官方报告中，刘晓波和方励之被指责为一丘之貉的“民族虚无主义、卖国主义和全盘西化的鼓吹者”。 1989年7月，《解放月报》主编金钟表示，刘晓波将成为对知识界正在进行中的肃清的主要牺牲者，就像文化大革命最早的牺牲者之一邓拓那样。尽管这个并不恰当的比较肯定会激怒刘晓波，并让早已不是马克思信徒的邓小平感到惊恐，中国媒体在其被捕后的狂轰滥炸表明，刘晓波已成为替罪羊。在本文写作时，戴晴和王若望是仅有的另外两位在国家级媒体上受到抨击的被关押知识分子。尽管严家祺、戈扬和其他人也被恶语中伤，他们毕竟在西方国家避难。 事实上，对刘晓波的公开谴责表明，他不仅将被指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兴风作浪者，而且将成为受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操纵，“试图颠覆”和“武力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键人物。与《中国之春》的胡平的关系，在4月底返国的时间点，和四通公司雇员周舵的交情，所有这一切都使刘晓波成为政府为八九民运网罗罪证的最佳对象。尽管当局计划处决刘晓波的消息登上了海外中文媒体的头版头条，并有传言说他在北京北郊的秦城监狱里遭到了审讯者的酷刑，值得一提的是，刘晓波被用来反驳天安门广场在6月4日清晨血流成河的指控。在一篇“访谈”中，他被简单描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的谈话（与另两位在押者周舵和高新一起）在《北京周报》上被复制为英文，供外国人阅读，这展现了一种操控政治上的“非人民”（non-people）的新手段。政府无疑是在急于改善自身在国内外的形象，即使这意味着利用一位受指控的反革命分子。时至1989年底，按照官方说法，刘晓波仍被“关押审讯”；而据《中国之春》1990年初的报道，他被关押在位于北京西北郊修身养人的潮河招待所中。 国际社会对刘晓波被捕和受批的反应可能也促成了媒体对他有些异乎寻常的关注。在被捕后不久，刘晓波的艺术家朋友米丘在奥斯陆成立了一个援救小组。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们给中国写信，表示对刘晓波命运的关注，其常务副校长给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发电报，表示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刘晓波尽快返校。在澳大利亚，41位作家联名签署公开信，强调刘晓波在抗议运动期间从未主张使用暴力，签名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大卫•马卢夫（David Malouf）、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和周思（Nicholas Jose），发起人为贾佩琳（Linda Jaivin）。还有许多人向联合国递交了个人申诉。 刘晓波面临被捕时毫不悔改的态度在京城为他赢得了传奇般的身份。在大学生中，刘晓波据说已被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在海外，他关于忏悔的观点被至少一位原先的批评者所接受，后者将忏悔视为中国知识界绕不开的话题。 九 但愿我不是一个在地狱的入口处，摆出夸张的英雄姿态而又眯起眼睛犹豫不决的人。 ——刘晓波 值得一提的是，6月4日后，在被捕前的两天，刘晓波反复提起在广场上感受到的哥们义气。他尤其感到与其他三位绝食者侯德健、高新和周舵同呼吸共命运。尽管“哥们”这个词有许多含义，对刘晓波来说，它表示一种“伙伴情谊”，自己和这几个同代人之间表现为平等与尊重的情感纽带。它源自一种共同的经历感；经过了6月2日的热情宣誓和6月3–4日的恐怖屠杀，刘晓波觉得自己和他们命运相通。他在过去基本上是一个孤家寡人，这种新的“纽带”感原本有可能对刘晓波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但刘晓波现已身陷囹圄，这种假设也没有了下文。为了便于理解，不妨将伙伴情谊视为刘晓波个性的另一个维度：侠客情怀。这种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个人或浪子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这种类比可能会冒犯到刘晓波，但一位关注刘晓波在这场抗议中的言行的中国人也注意到了他的这一性格。 刘晓波和同伴已在6月2日的《绝食宣言》中表达了对公民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事实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整个抗议运动的主旋律，尽管不易直接觉察。在宣言和写于1989年的众多作品中，刘晓波已经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虚无主义的世界观（他在中国也因此获得虚无主义者的称号）中发生了蜕变。非理性的著名理论倡导者成为抗议运动最为理性和清醒的组织者之一，这无疑值得回味。尽管仍坚持他在1986年的信条——“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我出名是我自己挣来的；我发财是我自己干的；我倒霉是我自己没能力”——他已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对学生游行不屑一顾。我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八九民运中被游行的大众、平民元素所鼓舞，并在其中看到了为当代中国大陆政治话语引入新元素的机会。他对认罪思想和忏悔的兴趣现在终于有了表达的载体。通过行动，尤其是集体行动，他实现了救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6月初的个人探求中，他找到了一种意义，但此时此刻，这种探求却变得极度危险，几近无望。或许刘宾雁说的对，他确实是在飞蛾扑火。 经历了大屠杀的中国，认罪与忏悔再次成为个人获得救赎的手段。6月4日，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已经定下了调子，呼吁群众坦白自首，反省自己在暴乱中的角色，并进行“悔过自新”。许多单位严格要求写悔过书。民运初始阶段的活动，以及对运动的参与和支持所带来的自由、解放的体验已经完全被自我否定所取代。在这一时刻，共产党，而不是历史，成为个人行动的判官；党承担了“聆听告解的神父”这一角色。特立独行的音乐创作人、刘晓波的朋友侯德健受“台湾同胞”这一特殊身份的庇佑，重获言论自由，但公开拒绝伪装。他对刘晓波保持忠诚，并在1990年1月写了一段可能会让刘晓波拍案叫绝的文字。“你可以说我是世界上最笨、最业余的异议分子，”他说道，“我不是一个政客。我有持不同政见的朋友，但……我是一个职业音乐人。但现在，我正在试图搞清楚如何成为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异议分子。” 但这种自我解放可能最终会成为他通往自我毁灭道路上的一步，正如谭嗣同和过去一个世纪的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事实上，连何新都说，中国文化有一种打击有个性的人，将他们淘汰出局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