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权与公权犯罪 -纪念六四25周年思想随笔之一

公权为公所用，在民主社会乃天经地义之事；公权为私所用，在公权不受监督的社会乃是无奈之事；公权为党所用，即公权为一党所私用，不仅不受任何监督，并且被合法化制度化，这是极权社会特有的现象，并在极权社会里被发展到极致。   公权，乃公民所授之权。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国家的公民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度让给国家的管理者，用以维护全体人民的福祉和公共利益。这就是公权力，即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所授，理应受本国公民监督。   私权，包括人权和公民权。私权之于人权，乃是人作为个体天生具有的权利，即生而自由的权利，思想的权利，言说的权利，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追求自身价值的权利，徒迁的权利，追求财富和幸福的权利等等。私权之于公民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应具有的权利，包括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和权利，传播新闻和出版著作的自由和权利，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和权利，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和权利，信仰宗教的自由和权利。   公权是私权派生而来，并服务于私权。私权是母权，公权是子权。私权是第一位的，公权是第二位的。没有私权就没有公权。私权是权利，公民堂堂正正地享有；公权是权力，拥有权力的国家公仆必须恭恭谦谦地用之于为全体公民服务。   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定义公权的权限和使用。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同时拥有组织政府的权利，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乃至罢免渎职官员的权利。   拥有政府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公仆，服务于私权社会，并受制于私权社会。国家公仆只能使用公民授之于其的权力为公民谋取福祉和利益，而不能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包括个人私利，集团私利和一党私利，更不可犯下任何伤及人民福祉和利益的罪行。   公权犯罪，有两种形式。一是低级形式，公权私用，即利用公权作恶，比如利用公权贪腐，利用公权嫖娼，利用公权中饱私囊填充私欲者；或是利用公权排斥异己藏污纳垢结党营私者；更有甚者视国家公器为私有，利用国家和政府权力为私人集团谋取利益者。滥用国家和政府权力，在公权不受监督的社会是历史普遍现象。比如君主政治、寡头政治、暴君政治等，他们所作决策，只考虑皇家利益或寡头利益，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公权犯罪的高级形式是公权党用，即公权不仅是为一个暴君所用，也不仅是为少数寡头所用，而是为一党所用。一党专制下，一党专权，一党操控国家公器，利用公权谋取一党之私，谋取一个党的整体利益。比如利用公权控制媒体灌输己党的意识形态；利用公权强奸司法按党意办案；利用公权建立秘密警察制度对政治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实施政治迫害；利用公权实施阶级灭绝在人民中制造全面的恐怖；利用公权打压民间维权运动鱼肉乡民；利用公权实行民族歧视和高压，利用公权扫荡民间宗教势力，利用公权剥夺私人自由和毁灭私人空间等等。这些都是极权社会独有的政治景观，仅此一党，控制了国家公器的绝对权力，这在中国发展到了极致。公权为一党私用，这是极权主义的重要特征。   罕娜‧阿伦特在论述极权主义特征时说:"这一政体既不是暴君统治的变体，也不是极度专制的独裁政治。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中，不是一个领袖而是一个政党，在以政治运动摧毁全部社会阶级结构并创造出一个‘大众社会’之后，取缔了其他所有政党，而建立起绝对权力。"   罕娜‧阿伦特在这里特别强调极权主义不是暴君制，而是一党控制国家公器的专制。如纳粹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和苏联共产党统治下的俄国。既没有政治上的反对派，也没有传统共同体形式来对其进行制约，它凭借全面恐怖的体制深入到生活的所有层面。   当国家公器之公权为一党所用而无所制约时，一方面全面恐怖的体制将深入到生活的所有层面，另一面，公权犯罪将变得肆无忌惮。   公权犯罪、英文有两个词汇与之对应，一是Abuse of Power，一是Abuse of Authority。两者在词意上有细微的区分。有点像我们以上的分析，Abuse of Power 通常指公权私用，多数情形下指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这是公权犯罪的低级形态；而Abuse of Authority则是指操纵国家公器滥用权力实施犯罪的高级形态。典型的Abuse of Authority在中国就是公权党用，国家公器为一党窃取，为一党所用，而非为民所用。   六四大屠杀，正是二十世纪和平时期最令人发指的公权犯罪之一。公权犯罪人邓小平和李鹏动用国家正规军事力量对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进行了血腥镇压，大量无辜的学生和市民惨遭机关枪射杀和坦克碾压致死致残。这一反人类反人道的暴行实属对政府权力和国家正规武装力量的非法滥用，实属对公民人身权利的肆意侵犯和对公民生命权利的恶毒剥夺，是罪不可赦的公权犯罪。   不论是《联合国宪章》所一贯彰显的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还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阐述的国际人权准则，都表达了对个体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不可剥夺的价值。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天安门母亲曾向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六四屠杀事件多次提出诉讼，被冷漠置之。六四大屠杀，乃是上个世纪中国最大的公权犯罪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次大规模屠杀事件至今不立案侦查，是中国司法机关世纪性的奇耻大辱。对如此人命关天的大案，中国司法机构居然不予授理，不予立案，这本身就是严重的司法渎职行为，是严重的公权犯罪。这等恶劣态度，恰恰暴露了中国检察机关和中国司法机构为一党所用为一党袒护的事实。   六四之后，公权犯罪人邓小平和李鹏的罪行非但未遭公诉，反而被党控媒体塑造成改革设计师而肉麻吹捧，表明其公权犯罪被制度认可。从此公权犯罪得到党和国家怂恿，可以不受法律制裁，此例一开，大大小小的公权犯罪便更加变本加厉，更为肆虐，更为猖獗。   公权党用，成为当今滋生特权者的温床。公权党用，成为公权犯罪的政治资源。公权为一党所用的现象如不改变，公权犯罪将不可能杜绝。当公权党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伦理时，公权犯罪便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当公权为一党所用时，既得利益集团便会利用公权进行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分赃，进行各种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交换，而置人民利益和福祉于全然不顾。   公权犯罪既是制度所至，也是文化所至。正因为党文化提供这样一种机制，鼓励和怂恿公权为党所用为私所用，公权可以为犯罪提供或隐蔽或公开的方便和渠道，公权可以用来愚弄民意和屏蔽民愤，甚至公权何以用来对反对的声音进行威慑与恐吓，公权犯罪又何以杜绝?   公权犯罪人都是什么样的品质和素质?对于政府基层和中层的公权犯罪人而言，由于人才在政治品质上的逆向选拔，他们在进入政府机构或党的队伍时，多数人都带着投机心理和谋取既得利益的目的而来，虽不能说这些人都是人渣；但是，他们经不起名利和金钱诱惑，是地地道道的平庸之辈。这样一批庸人占据着政府的要职，构成了公权私用的社会基础。其中带有犯罪动机而来的也当不乏其人。否则，如何解释公权犯罪猖獗的普遍现象?   但是，如果仅仅用人的素质来解释诸如"六四"屠杀这样国家公器中的公权犯罪是不够的。能下达屠杀命令的人，必定如凯撒如法西斯一般残忍，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大大小小的周永康、薄熙来之流，他们把屠杀人民当作英雄的壮举，他们屠杀人民时有一种快感和冲动。他们屠杀人民有一种惯性，自1949年以来，几千万条人命死于无辜。他们的本质就是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性，其灵魂其人格渗透着本质的与人类为敌的恶。反之，要他们不杀人，真的很难。   反观当前，当局的反腐决心可谓不小，反腐力度也很可观。苍蝇老虎一起打，也确实得到了老百姓的肯定。可见当局看到了公权犯罪的祸害，想把公权犯罪的规模降低到可控范围内。我们对当局每一点有益于人民的进步都表示欣赏，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指出，这一努力治标不治本。   反观当前，六四临近，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被软禁，独立资深记者高瑜被黑判，文革史学家徐有渔被无辜拘留，无一不是当局在利用公权犯罪。当局展现的是大踏步开历史倒车的姿态。对此我们深深地担忧着这个国家究竟要向何处去?   公权为一党所用，是公权被一党独占的结果，同时也为公权犯罪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政治资源，从而将公权犯罪推向极致。要杜绝公权犯罪，杜绝公权作恶，杜绝公权滥杀无辜，则必须杜绝公权为一党所用，归根结底，必须杜绝一党专制。这是六四大屠杀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2014-05-18 于剑魂禅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