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六四:一次历史话语权的较量

你的问题触及了1989的一个核心层面——历史类比之争。邓小平等领导人宣称,他们,而不是学生,才代表着“五四”的爱国传统;而学生则坚称,是当局,而不是他们,在危险地效仿过去,采用封建君王的行为方式和文革式的讨伐语言。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邓小平以为——事后证明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将抗议活动类比成红卫兵式的“动乱”,能非常有效地离间民众对学生的支持,并让他们远离街头重返课堂。1986年底到1987年初,我看到复旦大学张贴的一些官方声明,将那段时间的抗议活动贬为“新红卫兵”行为,而这些抗议实际上成为了1989年的某种彩排。海报起到了恐吓的作用,的确有助于平息当时那一轮的校园动荡。

我所看到的台灣

九十年代初,飄揚了七十多年的鐮刀斧頭旗倒下了,升起了俄羅斯的旗幟。二月政府只有八個月,如今拋棄共產主義的俄國人,回歸了俄羅斯。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十四年的中華民國至今還在,雖然有挫折,地方小,但其道德力量是無窮的。如果有一天中國人也和俄羅斯人一樣拋棄了代表共產黨的五星旗,恢復中華民族的旗幟,人們不會升起代表帝制的黃龍旗,代表中華民族的唯一旗幟就是帶領中華民族英勇抗戰的,贏得勝利的,恢復民族尊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
大陸太大,台灣的政治力量也不一定起到決定的作用。不過,我相信中國人會再一次做出選擇。台灣人民和政府能保存中華民國的旗幟就是已經對民族最大的貢獻。 (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