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號戰犯毛澤東（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十從萊蕪到孟良崮：圍點打援的殲滅戰   從共軍這次轉敗為勝的戰鬥可以看出，所謂“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打法，實在談不上什麽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那向來都是處於被追逐狀態的共軍為死裏求生，在與國軍頑強纏鬥的過程中磨礪出來的戰術。共軍的此種戰術之所以多次得逞，也要怪國軍不善打運動戰，誠如蔣介石批評的那樣，他們“或株守一地，或陣布長蛇，首尾不能相應 ”，結果總是讓共軍僥幸獲得機會，成功地實施了他們最拿手的打法。粟裕在魯南的險勝同時也得利於某些隨機的因素，雨夾雪的壞天氣轉共軍的劣勢為優勢，國軍各部一貫缺乏協同的缺陷更使馬勵武部陷入絕境。針對國軍的這一缺陷，蔣介石當時即明確批評說：“我們一般赴援部隊因為在未出發的時候不先加研究，更沒有切實的準備作積極的行動，而只怕在中途被匪軍伏擊或包圍，這樣一開始便沒有信心，就存著不能達成任務的心理。同時被圍的部隊因援軍不能及時達到，又不相信援軍能達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寧可冒險突圍，以致全部覆滅。”36 國軍的這種缺陷接下來在萊蕪和孟良崮的兩次戰鬥中導致了更嚴重的損失。魯南戰役後，華東野戰軍仍受到國軍大批人馬的追逐，當時國軍集結兵力從蘇北、濟南兩個方向南北夾擊華野，其中南線兵力六十三個團，北線兵力二十多個團。華野副司令員粟裕決定避實擊虛，主動放棄華東軍區首府臨沂，迅速北上求殲李仙洲集團。華野除留第二、第三縱隊偽裝主力阻擊南線的國軍外，主力暗中兼程北上。2月23 日，北線的整編四十六師由新泰退至萊蕪與第七十三軍匯合，很快就落入華野的包圍。被包圍的國軍向北突圍，但因萊蕪城已為華野攻佔，北逃的後路遂被完全切斷。戰至中午，國軍也沒能突圍出去。此時華東野戰軍以二十四個師的兵力自東、西兩面發起猛烈攻擊，將五萬多國軍包圍在芹村、高家窪的狹小地域内。國軍整編四十六師師長韓練成是長期潛伏的中共黨員，他不但預先向共军提供軍事情報，並運用其師長的職權延誤軍機，致使全師陷入重圍。更有甚者，韓在國軍突圍之初即離開指揮位置，故意讓一位資歷最淺的軍官代理其指揮，結果導致全軍指揮系統陷於癱瘓，致使共軍一舉殲滅整編四十六師和七十三軍五萬餘人，生擒第二綏靖區副司令長官李仙洲。韓練成顯然罪該萬死，但他卻在臨陣逃回南京後未受任何懲罰，而且能繼續在國軍中出任要職，並暗中為中共做事，直至1949年敗露後逃至香港。        國民黨内戰中最終失敗，可以說主要敗於其内部的腐敗和整體上的四分五裂。共軍固然比國軍能征善戰，但共軍的驍勇及其得勝在一定的程度上乃是國民黨軍隊的種種缺陷餵養出來的結果。假使換一個完全不同的對手，共軍那些硬讓國民黨鋪墊起來的優勢就未必能充分發揮作用，甚至壓根就成不了氣候。總而言之，沒有國民黨十足的拙劣，就不可能顯示出共產黨相對的優秀。中共在政治、軍事上逐步壯大的過程，真不知從國民黨腐敗的沃土中獲取了多少救命的營養！正因爲中共集團本質上是從那腐朽中詭變出來的神奇，國民黨一旦被趕出大陸，他們本來的劣質就日益顯露，至今已惡化到百孔千瘡，糜爛不堪的地步了。 針對國民黨軍隊的上述缺陷，張靈甫曾上書蔣介石說：“以國軍表現於戰場者，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得其志，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彼此多存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匪能進退飄忽，來去自如，我則一進一退，俱多牽制，匪誠無可畏，可畏者我將領意志之不能統一耳。” 這是張靈甫在孟良崮戰役開戰前向蔣介石痛切陳述的危機，不幸這一危機當時已彌漫整個國軍，他和他的“王牌模範師”整編七十四師最終也沒能逃脫由此導致的厄運。那年三月以後，國民黨對解放區的攻勢從全面進攻轉爲重點進攻，特別是集中進攻其東西兩翼——山東和陝北，至四、五月之間，以四十多萬的兵力，對山東共軍形成弧形包圍之勢。當時的徐州陸軍總司令部内潛伏了一個重量級共諜，此人名叫郭汝瑰，任職司令部參謀長，協同顧祝同指揮中原和山東等地的作戰。五月中旬開戰前，郭已通過其身邊的聯絡員任廉儒將湯恩伯兵團的作戰計劃洩露給共軍。共軍因而得知，國軍以整編第七十四師為主要突擊力量，準備在兩翼和後續強大兵團掩護下，對華野實施中央突破的打擊。當時國軍已偵知坦埠為共軍指揮部所在地，因此對華野採取中央突破的戰法，一是直擊坦埠，以便聚殲共軍；二是在共軍躲避迎戰的情況下將其趕過黃河。針對國軍的此一攻勢，華野迅速作出反包圍的部署，採取從敵方戰鬥隊形中央楔入的冒險戰術，以五個縱隊的優勢兵力打擊中路先鋒七十四師，以其他四個縱隊阻擊來自各方的援軍。其中第六縱隊行動特別神速，連夜急行軍一百五十里，事先佔據垛莊，切斷了七十四師與周邊部隊的聯絡，更堵死其後退之路，迫使張靈甫領軍固守在空間狹小的孟良崮山上。 對國軍來説，當時的陣勢雖十分兇險，卻也包孕著殲敵的戰機。蔣介石特別看重後者，以爲終於等到了與陳、粟部正面決戰的大好機會。他於是命令七十四師堅守陣地，吸引華野主力，再調十個師的兵力增援七十四師，以圖裡應外合，兩面夾擊，中心開花，一舉殲陳、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徹底扭轉華東戰局。周邊的四十萬國軍當初若能在七十四師被消滅前趕到孟良崮，佈成共軍腹背受敵的陣勢，陳、粟部恐怕就難逃滅頂之災的下場了。然而戰況並未如蔣介石預期的那樣進展下去，張靈甫率部血戰三晝夜，各方援軍始終都被堵截在包圍圈之外。連近在咫尺的八十三師都未能發揮救援的作用。據説該師師長李天霞與張靈甫有宿怨，他早在5月11日之前就接到掩護七十四師的命令，卻為圖自保而消極應付，一直未傾力相助，最終竟坐視華野攻佔孟良崮，全殲了七十四師。張靈甫本人也在兵敗後擧槍自殺。一代抗日名將就這樣飲恨而終，灑血在打敗日寇後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戰場上。七十四師的覆滅讓蔣介石深感悲憤，對嚴重失職的李天霞，蒋曾電令湯恩伯撤職查辦，就地槍決。但蔣的電令並未得到執行。李不但逃脫死罪，後來還官運亨通，平安蒙混到台灣。張靈甫慨嘆的“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得其志”現象此後也未能得到切實的糾正，一直延續到國民黨退出大陸。       孟良崮戰役可謂國共内戰的轉折點，國軍在此役中的敗績極大地挫傷了士氣，至1947年底，剿共戡亂的戰局已逐漸暴露出國軍的敗勢。不過就華野本身的情況而言，此役的險勝也付出了極大的傷亡代價。對比中央軍委在1947年5月22日發給華野的電文，中共官方後來公佈的華野傷亡數字——11343人——似乎有所縮小。那封電文曾說華野“殲滅七十四師，付出代價較多，但意義極大……”，並讓陳、粟部“休整若干天”。37 可見華野戰後亟需大量的補員。筆者無意在此考證華野真實的傷亡數字，提出這個問題，是要特別指出陳毅、粟裕部多次打敗國軍的一個特點：那就是不惜用自身盡可能多的傷亡來奪取勝利。陳毅在激勵部下猛攻孟良崮時如是説：“現在成敗在此一舉，要不惜一切代價吃掉七十四師，拿下孟良崮。你們打掉一千，我給你們補一千，打掉兩千，我給你們補兩千，那怕縱隊打光了，只要把敵人消滅也在所不惜。我給你們補充，恢復你們的番號。” 陳毅在指揮部如此心狠地下達死命令，前綫上的士兵只有一千兩千地衝上去送死。他們的血肉之軀已不再具有個體的生命價值，而完全被指揮員當成可持續補充的兵力。有個國民黨老兵後來撰文回憶說，“在大崮頂背面的驚魂谷下，攻山士兵的屍首就堆積了七層之厚，這個山頭的每一寸土地都經歷了炮火硝煙和血的洗禮。”38 “樂戰”與“利勝”的動力於是以革命的名義淩駕於生命之上，把死亡預先強加給共軍的每一個戰士。死亡就是他們的未來，是革命賦予他們的未來。   十一不是高招是敗筆         回顧毛澤東從蘇區到陝北帶兵的往事，我們不難發現他在用兵之道上一明顯的缺德之處，那就是在行軍或作戰中很少積極策應友軍，但卻好以中央的名義發令，隨意調遣部隊策應他和他所在的中央。早在長征途中，由於與張國燾草地鬧分裂，他私自決定，率中央機關和他的一方面軍潛逃北上，把四方面軍大批人馬撇在南邊，置他們於吸引蔣介石派重兵圍剿的險境，他自己帶領的小股紅軍則因此而得以乘隙在陝北落腳，有了喘息的機會。後來他又任憑西路軍在河西走廊一帶出沒，再次誘國軍西行堵截，從而減輕了寧夏戰役失敗後河東紅軍的壓力。       內戰打響後，毛澤東又故伎重施，把他這種為自保而隨意調遣部隊的做法濫用到顧頭不顧尾的地步。1947年3月，在共軍東翼於山東遭受攻擊的同時，胡宗南部攻佔了延安，全力進剿共軍的西翼。毛澤東及其中央機關開始了山溝裏亂鑽的逃竄，直至次年3月21日東渡黃河，毛一直都處於不斷轉移的狀態。在國軍長驅直入的掃蕩下，當時的陝北赤地千里，人口銳減，部隊的補給很困難，無論就毛澤東及其中央機關的安全而言，還是就部隊的生存條件而言，情況都十分危急，中共中央一時間陷入從前在蘇區四面受圍剿的那種窘迫。正是在此一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刻，毛澤東構想出蘆笛稱之為“外線病”的進攻性戰略。7月間，胡宗南屬下劉戡部已逼近毛及中央機關暫住的小河村一帶，迫使他們在8月1日作遠距離轉移，向西北野戰軍總部所在地佳縣倉惶逃去。7月29日，鄧小平收到毛澤東發來的一封密電。據毛毛寫她父親的那本書所述，鄧讀完那封電報，立即焚毀，多年後鄧曾對女兒解釋說，“毛主席的電報很簡單，就是‘陝北情況很為困難’……”毛毛在她的書中明確告訴讀者：“劉、鄧打過黃河，一是實現戰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殲滅敵人，更主要的是要減輕陝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難處境。”39 鄧小平收到的那封密電並未因焚毀而不復存在，其原件收在《毛澤東軍事文集》内，現摘抄其有關段落如下：   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已面告陳賡），如陳謝及劉鄧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軍一部，協助陝北打開局面，致陝北不能支持，則兩個月後胡軍主力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將增加。40   鄧小平接到電報後二話沒說，稍事休整後即率其劉鄧大軍從魯西南長途跋涉，進軍大別山區，去建立毛澤東構想的根據地了。劉鄧大軍的南下果然吸引國軍二十多個旅向南尾隨追擊，其中就有西安綏靖公署從陝北抽調的部隊。應該說，劉鄧大軍向大別山挺進，在一定的程度上確實緩解了陝北的壓力，但劉鄧大軍本身卻因此一調遣而損失慘重。據蘆笛和顧則徐的描述，他們勞師遠徙，不但沒建立起大別山根據地，反而一路上丟棄重型武器，以出征時十二萬多人之眾的大軍，到次年三月被迫撤出大別山區為止，竟減員到不足六萬人的程度。那六萬多共軍的耗損，就是毛澤東私心自用，擅自命他方部隊策應己方的結果。對毛澤東這種“外線病”戰略，蘆笛的批評特別突出了毛好大喜功，企圖出奇制勝的一面，將毛的此類胡來描述為一種浪漫冒險的風格。我在此還想進一步指出，在毛那些大肆張揚的浮誇之詞背後，其實更掩藏有他本性中色厲內荏的一面。對毛的言説，我們仍需以反讀法審視，他那些誇誇其談的陳述其實一貫都是與他迂回周旋，近乎逃逸的作戰慣性相表裡的。應該看到，他催促別人去冒險的戰略多謀劃於他自己處境窘迫之日，那些動聽的大放厥詞常不著邊際，充其量釋放了他一時的緊張心情。 當時毛對內戰獲勝的前景尚持比較保守的估計，他準備用五年時間與蔣介石逐鹿中原，所以他那個“戰略進攻”的佈局未免鋪展過大，對他和中央機關在陝北的困境，頗有遠水不解近渴之嫌。1947年9月1日，他在《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電令中作出此宏大的佈局，要求解放軍“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 41 爲了他和他的中央機關更加安全，爲了把來自京津的威脅疏解到中原，把國軍在中原的重兵引離到江南，好降低共軍在國軍各路兵力鉗制下遭到圍殲的風險，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他更提出了“變江南為中原，變中原為華北”的戰略進攻。解放軍的兵力當時已相當壯大，毛澤東卻並未隨著軍隊主體的升級而提升自己的戰略水平，他似乎還想發揮當年“打圈圈”的戰術，好作些聲東擊西的突破。縱觀他那些貌似反攻性的遠徙指令，只要針對當時的戰局稍加琢磨，即不難看出其長期打遊擊養成的逃遁意圖。他那種號稱雄才大略的大膽，只是把別人指派到遠處去冒險的大膽，對於近在他身邊的情況，他往往又過於謹慎，十分膽小。也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本來在山東打內線戰頗有斬獲的華野部隊，後來也由毛獨出心裁，被指令南下去蔣佔區另辟根據地。 毛澤東爲什麽會在這一段時間内作出那一連串“大手筆”的戰略佈置呢？按照顧則徐的分析，由於陝北丟失，朱德和劉少奇三月底已離開陝北去華北組建中央工作委員會，只留下毛澤東與周恩來、任弼時在陝北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正是趁朱德離去之機，毛得以獨攬指揮各根據地和解放放軍各部的大權，爲了以戰略反攻的名義來展示他出奇制勝的指揮，他一發令即閙出了“千里躍進大別山”那步臭棋。顧則徐特別指出，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有兩大弱點：“一是不懂軍事技術，對戰術只是粗知皮毛；二是由於他的軍事知識是從長期的遊擊戰中得來的，而且主要是來源於朱德的熏陶，在正規戰方面的知識和經驗幾乎空白。當朱德在身邊時，毛澤東進行戰略決策就不容易犯錯誤，但當朱德不在身邊時，毛澤東進行決策時他的兩個弱點就很容易暴露出來，從而導致戰略決策的失誤。”把劉鄧大軍硬派到大別山去建立根據地，正反映出毛“不懂大兵團正規作戰技術”，依然“在用遊擊戰的經驗安排戰略” 。42   十二粟裕頂住了毛澤東的“向南”衝動          毛澤東對華野下達的命令也有同樣的毛病，比如在9月3日給粟裕的電文中就指令粟放棄後方，仍然像抗戰時那樣從敵軍、敵區獲取糧食、彈藥等補給，甚至讓粟裕的部隊“準備在連續作戰之後縮編部隊，準備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個旅”，叫他們“重炮不要帶去”，更要禁絕他們“怕犧牲，怕吃苦，要帶大部隊，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連天等等錯誤思想”。 43 從這個指令即可看出，毛當時仍一如既往，硬給指戰員下達“死亡指標”。粟裕那時只得按毛的指示催促華野各縱隊在魯西南忽而外綫，忽而内綫，北上南下於黃、淮之間，奔波得十分疲勞。好在粟裕雖服從了毛澤東的指令，卻對所要執行的要求打了不少折扣。他並沒讓部隊扔掉重炮和放棄後方，也沒有顧頭不顧尾走得太遠，他甚至敢冒被指責“怕吃苦”的風險，堅持讓他的三個縱隊及時休整，從而避免了劉鄧大軍自廢武功的損失。早在7月29日給劉鄧及陳粟發去的那封電文内，毛澤東已附帶提到讓華東野戰軍下江南的構想。他如此安排：“兩個月内山東全軍仍在内綫作戰，兩個月後準備以葉縱（筆者按：即葉飛的第一縱隊）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蘇中，相機出閩浙贛，兩個月内派幹部或小支隊先去。”毛的構想顯然讓粟裕感到匪夷所思，只不過那是毛的初步構想，粟裕並沒作出任何反應。他那時更不會想到毛澤東拼“外綫”和“向南”進軍的衝動會如此頑固，以致在半年後的1948年1月27日，毛竟以中央軍委的名義電令他率華野的三個縱隊立即渡江南進。毛之所以突生此奇想，蓋因他自以爲解放軍當時已具備全面進攻國軍的優勢。他在楊家溝與陳毅有過多次談話，有一次便揚言“蔣介石要返回過去的形勢，已是不可能，‘黃鶴一去不復返’，今天是我們如何轉入江南、四川、兩廣的問題”。毛澤東未免把當時的戰局想象得過於樂觀，他把東北國共對峙和中原兩軍膠著的情況全丟到了腦後，硬是要譜寫他的南下狂想曲，給裕率部南進的路綫規劃了一個曲里拐彎的大圈子。他要讓粟裕帶上七八萬人“先在湖南、江西兩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應使休息時間多於行軍時間，以躍進方式分幾個階段達到閩浙贛，使敵人完全處於被動應付地位，防不勝防，疲於奔命。” 44 到底會弄得誰“被動應付”和“疲於奔命”？只有馬上就得帶領大隊人馬深入到敵後去“打圈圈”的粟裕心裏最清楚。       粟裕，湖南會同人，侗族後代，1927年入黨。曾入讀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北伐中棄學從軍，在葉挺部下當兵。南昌暴動後，始隨朱德轉戰到蘇區，逐步提升為軍官，從此獻身中共的黨軍工作。他爲人沉默穩重，在長期的實戰中磨煉出其職業軍人的剛毅堅韌。自新四軍開始組建，他即隨陳毅轉戰蘇北，成爲陳毅最爲倚重的副手。1946年到1947年之間，他和陳毅帶領的部隊打了多次勝仗，遂與陳並肩齊驅，獲有“陳粟大軍”的稱號。粟裕儘管戰功昭著，只因起點本低，又一直在遠離中央的處境中度其打遊擊的革命生涯，故與黨内高層向無私人接觸。盡管如此，對於毛這個荒唐的指令，他既不像鄧小平那樣聽話照辦，也沒緊跟著陳毅隨聲附和。毛的電令發到粟裕手中，他一拖再拖，一直都不想領軍開拔。最後他迫不得已，才硬著頭皮向毛上書直陳己見，講明南渡的種種不利因素，提出了華野與劉鄧、陳謝聯合作戰，在中原與國軍來一場大決戰的優選戰略。他上書指出，目前江北的戰局仍處於國共雙方膠著的拉鋸狀態，解放軍應利用此形勢，就在中原地帶尋找更多的運動戰機會，不該捨近求遠，喪失眼前的戰機。毛澤東在與陳毅談他的“大手筆”時，曾點明解放軍已處於“進攻”的態勢，不讓陳毅再用“反攻”的説法。但粟裕在上書中仍認爲解放軍尚處“反攻”狀態，只能說已在政治和戰略上取得優勢，但“在數量上、技術上則尚非優勢”。粟裕在4月18日發給毛澤東的這封“子養電”遲滯了毛的決定，此時毛已與中央機關渡河到達華北，即將與解放軍的朱總司令匯合。置身集體決策的組織氛圍，他不能不認真考慮一下粟裕所提的異議，因而在4月21日致電陳、粟，要他們前來他暫住的河北阜平縣城南莊面議渡江之事。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期間，粟裕的建議被提交討論，最後於5月5日作出了暫緩渡江的決定。毛那時畢竟還沒有剛愎自用到聼不進去任何異議的地步，幸好這次會議有朱德參加，朱一開始即表示支持粟裕的見解，認爲解放軍應集結在中原作戰。粟裕的“斗膽直呈”和朱德的明確表態總算敲醒了毛澤東浮想聯翩的頭腦，讓他多少認清了當前戰局的實情。但書記處在接受粟裕的建議之同時，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仍在發言中為毛的“大手筆”作了些虛應故事的贊許，為顧及毛的面子，決議的行文還是把毛那個“向南”的衝動作爲長遠目標保留下來。45      十三遼瀋戰役：一場豪賭獲險勝       1946年四平和長春相繼失守後，林彪的部隊一路敗退松花江北，就在孫立人帶領新一軍即將攻取哈爾濱的關鍵時刻，馬歇爾強令蔣介石與中共和談停戰。毛澤東急於獨佔東北的圖謀雖然轉眼落空，蔣介石迅速消滅共匪的計劃不幸也中途擱淺。新一軍儘管以強勁驍勇著稱，可惜在與共軍交戰過程中，其統領孫立人與廖耀湘爭功，多次違背了杜聿明的作戰命令，致使本可以被圍殲的林彪部從四平脫身，再加上國軍各部的配合欠佳，最終都沒能夠在長途追逐中殲滅其主力。逃脫後的共軍因此得以在江北稍事喘息即進行充分的整編，很快就奇跡般恢復了戰鬥力。這也是因爲在那一段時間内，林彪不再受毛澤東電令促戰，他可放手採取劉少奇早先“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方案大量補充兵員，在江北沃土上加速建立起廣闊的根據地。此外，由於佔據了背靠蘇聯的有利地緣，中共不但在蘇方的幫助下組建起他們從未有過的兵工廠，而且陸續從蘇方接收到大量蘇式的以及日軍遺留的武器裝備，其中包括數量可觀的大口徑火炮。林彪的部隊因此迅速組建起炮兵縱隊，幾個月後，他們即重整旗鼓，渡江南下，在攻打懷德小城時首次發揮出讓國軍深感驚訝的大炮火力。國軍擁有強大火力的心理優勢始受到沉重的一擊，從此以後，共軍的人海戰術更有猛烈的火海攻勢充當後盾。準確地說，是農民軍的不惜傷亡加上蘇聯支持的砲火，最終為中共贏得了内戰。 中共現在的戰略與抗戰時期有了顯著的不同，那時候他們只重視擴大根據地和壯大自己的軍隊，基本上處於迴避作戰的狀態。為保存日後武裝奪權的本錢，毛澤東從一開始就不讓八路軍和新四軍為大量殲敵而與日軍硬拼，他只樂見國軍單獨對日作戰，一任蔣介石的戰爭機器在抗日硝煙中遭受嚴重的侵蝕。全面内戰打響後的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要迅速改變國共軍力的對比，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持續的殺傷銳減國軍的人數。為達到重創國軍的目標，共軍採取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特別是粟裕和林彪指揮的部隊，在一場場圍聚殲敵的戰鬥中，為了更多地消滅國軍，他們也不得不付出重大的傷亡代價。常言道，“殺敵一萬，自損八千。”毛澤東的“樂戰”、“利勝”之心始終不渝，他每一次下達給指戰員的殺敵數字同時也就是共軍自身必須支出的死亡預算。比如在1947年1月11日，毛便以會計師算賬的口氣下達給林彪一個殲滅國軍的具體方案。該電文如是說：“只要你們能用一切方法將杜聿明現有力量（五個軍十五個師及技術兵種、保安部隊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殲敵一個師（相當於關內之旅）以上，一年內殲敵十二個師以上，就可使自己轉入有利地位。如此打兩三年（因敵被殲後又可補充），就可以從根本轉變敵我形勢，並建立鞏固根據地。”46 1946年到1947年的冬季，林彪就按照這樣的“死亡指標”發動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的戰鬥，東北民主聯軍的官兵多次踏過冰封的松花江，一批批殺傷著杜聿明麾下的大軍。那年五月，林彪緊接著發動夏季攻勢，他的部隊過江後直下南滿，力圖奪回失去的四平。兵力不足的國軍疲於應付，東北戰場上的攻守之勢開始發生轉換。蔣介石對杜聿明在東北的經營甚感失望，杜遂於七月間稱病離任，接下來由陳誠接掌了東北的軍政大權。陳到東北後立即調兵遣將，迅速把國民黨在東北的兵力擴充到十四個軍，四個兵團共五十四萬人。與此同時，東北民主聯軍也將大批地方武裝編入野戰部隊，兵力擴充到九個縱隊，共二十七個師，另有十個獨立師和兩個騎兵師，並設有炮兵司令部。二十九萬人的主力部隊再加上近二十三萬人的地方武裝，共軍的總兵力此時已與國軍不相上下。共軍的攻擊幾無間歇，林彪在九月又發動秋季攻勢，在不到兩個月的交戰中，國軍損兵折將，相繼丟失不少戰略要地，其攻擊共軍的能力也隨之削弱，大部分兵力都收縮到長春、吉林、四平、瀋陽、營口、錦州等城市及其附近地帶，一時間陷入孤守待機的境地。共軍奪城十五座，擴大其解放區近四萬平方公里。等到陳誠離職，蔣介石三易其帥於衛立煌之日，國共的兵力對比和東北版圖已出現重大變化，國軍的人數逐漸由持平轉入弱勢，地盤更是急劇縮小。衛立煌上任不久，林彪即在十二月發起冬季攻勢，至1948年3月冬季攻勢結束，更名為東北野戰軍的林彪部隊已達七十萬人，加上地方武裝，計有百萬之眾。此時總兵力不過五十五萬人的國軍已喪失戰略機動能力，從前一年的多處猛攻轉入據城固守，為避免遭遇林彪最厲害的“圍城打援”戰術，衛立煌慎重到近乎怯戰的地步。他與鄭洞國和范漢傑屯聚各自的重兵，死守在瀋陽、長春和錦州三城内拖延時日，企圖在嚴陣相持的情況下尋求其凶多吉少的生路。 拖延到1948年，東北的戰局徹底逆轉，蔣介石明顯看到，東北這塊剛剛從日軍蹂躪下奪回的九省大地，國民黨已難以繼續守護下去。他基本上失去了將共軍逐出東北的信心，進而在考慮如何把國軍的主力撤退到關内。但身為剿總司令的衛立煌並不甘灰溜溜逃之夭夭，他一直按兵不動，還想在瀋陽堅守下去。毛澤東那時的戰略胃口也隨著情況的好轉而貪欲猛增，在1948年2月7日發給林彪的電報中，毛已估計到蔣介石可能要從東北撤出他的軍隊，因而要讓林彪在攻佔東北全境前全殲境内的國軍。他告訴林彪：“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説，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 47 林彪立即回電，表示他會按照毛的方針執行具體的任務。但在如何全殲境内國軍的問題上，林彪與毛的想法從一開始即有分歧。作爲帶兵的主帥，林首先要為確保自己的實力著想，因而在決策上必須根據實際的情況隨機應變。毛澤東遠在戰場外發號司令，他多是面對地圖作他那些想當然的規劃。“向南”的衝動仍在頑固地支配著他的意念，從一開始佈局，他便期盼林彪的部隊佔據從錦州到山海關一帶的交通要道。當時國軍在東北的佈局是：鄭洞國十萬軍隊駐防北面的長春，衛立煌帥三十萬軍隊駐防居中的瀋陽及其周邊城市和地區，范漢傑十五萬軍隊駐防南面的錦州。毛的構想是讓林彪南下攻佔錦州，切斷北寧路，封閉國軍陸上的退路。林彪卻認爲不必為關閉東北大門而搶先攻佔錦州，只需圍困住吉林、長春的守軍，拖住東北國軍的尾巴，蔣介石和衛立煌就下不了撤兵東北的決心。毛澤東一味在地圖上擺他的陣勢，很想在打響錦州之戰後牽引傅作義在平、津的軍隊北上，從而減輕共軍在華北的壓力，特別是緩解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的險境。此一思路與上述調遣劉、鄧及粟裕部那種不管他人死活，只圖減輕他自己身邊風險的想法可謂前呼後應，一脈相承。但對林彪來説，攻長春顯然比攻錦州便於作戰和更少風險。身為臨陣帶兵的將帥，他既不願讓部隊遠道跋涉，去圍攻錦州那樣難以攻堅的城市，更擔心援兵和守軍兩面夾擊，把他的部隊聚殲在錦州城下。比較而言，若先圍攻相對孤立的長春，損失和風險就會大大減少，等拿下長春再攻打錦州，發動那步步爲營的攻勢才更加穩妥。4月18日，林彪和羅榮桓等人一致去電向毛詳陳先打長春的理由，這才從毛口中勉強得到應允。按照顧則徐的説法，林彪的主張之所以能暫時得到軍委的同意，與朱德一貫強調前綫將領有權見機行事的主張是分不開的。朱德當時即在圍城的戰術上給林彪出了不少主意，後來林彪採取長圍的戰術，即來自朱德的授意。48 由此也可以想見，軍委決策一旦有朱德參與，多少總會對毛澤東私心自用的胡來產生些抵消的作用。 5月24日，林彪部打響了圍攻長春的戰鬥。長春城並非原先預想的那麽易攻，國軍的防守十分頑強，火力也很猛烈，攻城的首日，即打得城外共軍伏屍兩千。在此後的多次進攻中，共軍均以大批的傷亡敗退下去，致使長春城久圍不下。在林彪圍城期間，毛澤東並沒放鬆催林彪部南下攻錦的計劃，爲了迴避麻煩的“戰錦”問題，49 林彪和羅榮桓等東野領導在八月間致電軍委，表示東野大軍即將南下，但他們更願意偏西到綏遠一帶，去協同楊成武部攻打大同。毛澤東斷然否決了林彪偏師遠攻大同的提議，開始以強硬的口氣迫使林彪部向錦榆綫進軍。中央軍令如山，林彪只好接受毛的南下指示。9月7日，毛澤東在發給林、羅等人的電報中再次展示了他殲敵計劃的“大手筆”，這一場惡戰尚未開打，他就搶先把一系列“死亡指標”下達給東野的領導。毛在電文中如是説：   我們準備五年左右（從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打倒國民黨，這是具有可能的。只要我們每年殲滅國民黨正規軍一百個旅左右，五年殲敵五百個旅左右，就能達到此目的。過去兩年我們每年殲滅國民黨正規軍一百九十一個旅，平均每年九十五個半旅。每個月八個半旅弱。今後三年要求我軍殲敵正規軍三百個旅左右。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們希望能殲敵正規軍一百一十五個旅左右。此數分配於各野戰軍和各兵團。50   古今中外，還從未見過像這樣將殺敵數字定額量化的軍令，這種把殺敵數量當作生産指標下達給部隊的戰略的確是毛澤東的首創！後來在鎮反和土改中要殺多少反革命和惡霸地主，反右中要定多少右派，包括歷次運動中要犧牲掉多少倒楣鬼充當牛鬼蛇神，全都是按這種預定“死亡指標”的模式規劃出來的。毛澤東始作俑者的狠招實在太多，把戰犯帽子戴在他頭上才最爲合適！       針對東野進軍錦州的攻勢，蔣介石也作出及時安排，他下令從關内快速運兵，海陸並進去出援錦州。由廖耀湘帥十一個師，外加三個騎兵旅組成西進兵團，從瀋陽南下援錦；由侯鏡如指揮的十一個師組成東進兵團，從葫蘆島和錦西北上援錦。毛澤東在九月宣佈打響遼瀋戰役，當時他只考慮到長春和瀋陽兩地會有援軍，因此他仍按已往圍城打援的勝算下達任務，要求林彪“置長春、瀋陽兩敵於不顧，並準備在打錦州時殲滅可能由長、瀋援錦之敵” ，甚至要讓林彪把部隊的作戰範圍擴大到瀋陽，更要“爭取將衛立煌就地殲滅”。等到十月初林彪了解到蔣介石南北兩面夾擊的援錦佈局，他才從眼前的事態看出毛澤東的“戰錦問題”十分嚴重。林彪於是立即致電毛澤東，在電文中強調指出，東邊的阻援部隊“不一定能堵住該敵，則該敵可能與守敵會合。在兩錦間敵陣地間隙不過五六十里，無隙可圖。” 51 這就是說，西進兵團一旦突破阻擊防綫，十一個師的機械化部隊在此狹窄地面上包抄過來，林彪的攻城縱隊將陷滅頂之災。林彪因而對攻錦之事再次猶豫，他於是致電軍委，提議要回師圍攻長春。這一次毛澤東措辭嚴厲，斷然駁回了林彪的提議，非要他攻打錦州不可。毛既然如此罔顧局勢的變化，林彪只得知難而上，讓他的部隊冒著南北夾擊，腹背受敵的危險打響了圍攻錦州的戰鬥。   <center style="color: #333333; font-family: tahoma, 宋体; font-size: 14.399999618530273px; line-height: 21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img src="http://canyu.org/upload/2014_06/14062104371258.jpg" title="点击原始大小查看" style="cursor: pointer; display: block;" align="middle" vspace="5" width="600" alt="" /></center>遼瀋戰役作戰圖       10月3日，林彪指揮六個縱隊的重兵開始圍攻錦州，同時留少數兵力佯攻長春。為堵死兩方面的援兵，他派三個縱隊和一個獨立師於新民阻擋廖耀湘的西進兵團，派八個師的兵力在塔山阻擊十一個師的東進兵團。廖耀湘率領的大隊人馬遷延遲疑，在蔣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直到十月中旬才出擊彰武、新立屯一帶，但受到東野三個縱隊的鉗制，始終未能突破防綫，根本就沒起到側擊攻錦共軍的作用。林彪最擔心的塔山防綫易攻難守，無論就兵力的強弱還是攻守的條件而言，國軍都佔了明顯的優勢，但雙方激戰了六天六夜，國軍始終攻不破防綫。攻守兩方面都打得十分頑強而無可指責，國軍中號稱“趙子龍師”的九十五師發起一波波猛攻，東野四縱冒著密集的砲火死守陣地，寸土不退。林彪對司令員程子華下達死令說：“我不要傷亡數字，我只要塔山。”僅10月13日一整天打下來，攻守兩方均傷亡一千多人。有一位參戰者後來回憶當時可怕的情景說：“從葫蘆島北山上向塔山遙望，但見海空火力集中轟擊，真是地動山搖，霎時間塔山成了一片火海，硝煙直沖雲霄，凝結成一團巨大的烏雲。” 錦州的攻城戰打得更激烈。林彪在錦州督戰，因久攻不下，異常焦急，與粟裕的鉄血督戰相類似，他也是以不惜傷亡的人海戰術鼓動手下的官兵奮勇衝鋒。據一個被俘的共軍軍官向審問他的黃仁宇透露：每當衝鋒令發出，總是由老兵端著槍從後面督促，硬逼著從東北翻身農民家庭招來的新兵一波波衝鋒陷陣，前仆後繼在機槍掃射之下。52 這就是共軍在内戰中一再制勝的“人海戰術”，也是共軍官兵為完成毛澤東的殺敵指標必須付出的自損代價。如前所述，毛澤東早在中共七大時即把他要打的“解放戰爭”定義為“農民戰爭”，自從他在湖南發動紅色的“亂暴勢力”起，被武裝起來的農民群體一直都是為中共打天下而完成殺敵指標的中堅力量。為打勝内戰，中共從農村人口中徵召的兵員高達二百六十多萬，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民解放戰爭，主要是靠了完成土地改革的解放區的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不惜傷亡的肉陣一方面抵消著國軍砲火的威力，另一方面，從蘇軍手中獲得的重型武器在那肉陣後發出壓倒性的轟擊。10月15日，東野五百門以上的重砲轟隆齊發，硝煙彌漫中堵死了城內的反擊。錦州城於當日失守，塔山仍在激戰中，防綫猶未突破。本可以置林彪攻城縱隊於滅頂之災的東進和西進兩兵團一直受阻於防綫之外，攻城縱隊最終避免了林彪一直擔心的雙鉗夾擊。對共軍來説，這個險勝確實有僥幸的成分，很難歸功毛澤東英明的預見。要論功請賞，也該歸功林彪的卓越佈陣和強勢指揮，以及東野全體官兵的浴血奮戰。至於毛澤東，不過是仰仗東野官兵的奮勇和犧牲，冒險贏得這一場豪賭而已，他那急於完成殲敵指標而不顧形勢變化的決策實在談不上有什麽英明之處。史家、學者多好以成敗論英雄，我看到大量論述遼瀋戰役的文章，幾乎衆口一詞，統統稱讚毛澤東決策多麽高明，連處處挑毛澤東軍事失誤的蘆笛都在其批毛專著中認爲，毛促林彪打錦州的決策比林的眼光要高。但也有個別論者洞察到毛澤東的破綻，比如網絡作者周劍岐和一位名叫蕭瑜的年輕學者，他們的論述便不落俗套，對筆者以上論述遼瀋戰役所把握的著眼點和分寸感即有所啓示，助益不少。53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蔣介石與他那群缺乏協作的指揮官所犯的衆多錯誤為毛澤東的歪打製造了正着的條件，最終促成了一個負負得正的吊詭效果。首先，攻城共軍的脫險全賴塔山之役的成功，而共軍在該地的阻擊始終沒能被攻破，實在含有很多偶然的因素。蔣介石任命侯鏡如為東進兵團司令時，這位長期潛伏的共產黨員那時尚未暴露其身份。儘管詳審六天的戰鬥記錄，並無確鑿的事例可證明侯鏡如嚴重失職或有意怠慢，但不管怎麽說，他沒有像林彪那樣不顧傷亡地——“我不要傷亡數字，我只要塔山”——迫使指戰員拚死硬衝，則是明顯的事實。羅奇讓遠道而至的九十五師到陣後休息一天，按理說也合乎常情。但正是因次日休戰一天，無疑讓四縱贏得了修復被毀防綫的良機，否則，四縱在連續的強攻下未必堅守得住那塊僅佈有戰壕和鐵絲網的陣地。此外，海、陸、空三軍組合的攻勢本應對東野簡陋的防綫形成毀滅性的打擊，但卻未能取得應有的實效，這顯然與國軍總是互相配合不佳有關。就因在國軍的作戰中出現了此類缺失，最終削弱了他們本有的優勢。錦州陷落後，廖耀湘兵團始終攻不破黑山防綫，錯失逃往營口的退路，廖本人突見一群誤闖其指揮部的共軍散兵，便以爲陷入重圍，驚慌失措之下，他竟用明語呼叫全軍集合，結果暴露目標，自投羅網，一連串的失誤造成十餘萬官兵被殲被俘。所有那一切均發生在共軍似有天助的陰差陽錯之下…… 總的來說，國民黨守不住東北的形勢早已逐步形成，但這塊土地會以何種方式從他們手中丟失，共產黨最終會怎樣得手，在雙方較量的過程中則有很多可能。在事態的發展變化中，種種偶發事件促成了隨機的連鎖反應，最終才形成了後來的結果。共軍主要贏在了不惜重大傷亡也要更多殲滅敵人這一將殺戮物化的出發點上，比較而言，國軍在戰術的非人化運作方面遠不及共軍幹得那麽兇狠殘忍，因而其戰鬥力才越戰越弱。但不管怎麽說，作爲帶兵人的林彪，他更偏重穩紮穩打的作戰方式總要比毛澤東急於求勝，好走險棋，硬是拿手下將士的生命去搞一場豪賭的做法妥當一些，因而就事論事地講，還是應給予林彪比較性的肯定。   註釋                                              36蔣介石在1947年4月20日所作的《剿匪戰略戰術的總檢討》。 3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81。 38陳毅的話轉引自維基百科，“孟良崮戰役”詞條。國民黨老兵回憶，見“鳳凰衛視”2012年5月24日有關孟良崮戰役的節目。 39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頁500。 4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158。 41《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230。 42顧則徐：《朱德別傳》，頁714-721。 4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236。 44《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271-271。 45同上，頁307。另參看《朱德別傳》頁727-729；《毛澤東用兵真如神？》，頁483-490。 46《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頁612。 4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391。 48《朱德別傳》，頁735-736。 49毛澤東1963年《吊羅榮桓同志》詩曰：“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很多註釋者都認爲，“戰錦”一句指林彪不服從毛打錦州的指令。也有個別解讀該詩者不同意此一解釋。筆者認爲毛這首詩寫得實在拙劣，“戰錦”一句生湊硬拼，幾不知所云。 5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1。 51同上，頁2、36。 52參看黃仁宇：《黃河青山》，聯經出版社，2001，頁175、189-195。 53參看“博訊博客”，周劍岐文集中《無形的決戰——從1945年後國共決戰與分裂說起》；蕭瑜：《毛澤東的戰略決策最英明？——錦州攻堅戰再考察》，《二十一世紀》，2009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