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樹，流亡的民族寓言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個聲音輕輕對我說，你不必試圖逃脫        “民族寓言”，正如你無法改變皮膚的顏色，         這是你的宿命和幸運。                                                                                        ——鄭義《神樹•後記》                                     一                                                                                                                                                          如同所有流亡作家一樣，鄭義的流亡寫作也是從被流亡中斷的地方重新開始。          月是故鄉明，沒有哪個流亡者不懷念故土親人，思鄉是他們的通病。作為一名流亡作家，鄭義異常清醒，他不僅必須接受流亡的全部苦澀，還應以流亡為師。無論如何，他必須繼續他作家的本份。跟那些心胸開闊的流亡者一樣，鄭義就像站在峰頂的攀援者，經過艱辛的跋涉，獲得了俯瞰山嶺兩側風景的視野。          1993年踏上太平洋彼岸，到1996年1月24日寫完《神樹》最後一個字三年內，鄭義發現了現代世界一個秘密。上帝以其魔幻般的雙手，安置了兩架碩大無朋的天枰：不能承受之輕的美國和不能承受之重的中國。普林斯頓的迎春花玉蘭花如浪如潮，隨處一棵黃蘆樹都比北京香山所有紅葉更艷麗。除了不可根絕的人性私欲，成建制的邪惡和不受懲罰的罪孽似乎都離開了這片新大陸，連舉目可見的天鵝、鹿、黑熊、牦牛、松鼠、野鴨、大雁們的瞳孔里都失卻了恐懼，好一個“平靜得沒有故事”的美國。在“一位剛剛經歷了屠殺顛沛藏匿偷渡且書稿上沾滿血淚的中國流亡作家”眼前，“這純然是另一個世界”。他頓時理會了現代西方文學的主題與技法：厭倦，虛無，晦澀，解構，無主題，無故事，無情節；領悟到喬伊斯、普魯斯特、布勒東、羅伯•格里耶們的流動意識、純視覺、荒誕感……。鄭義於是“無比鮮明地確認了自我”，他不屬於“這邊”，他屬於充滿苦難現實的“那邊”。於是他“驚奇的眼睛掠過無數木屋外低懸的星條旗時，心底淚水長流”，一段鄭義式的“感恩辭”脫穎而出：                     我的上帝！你讓我出生入死，漂泊流離，難道正是為了給我以如此的啟示？而且，     是你讓我無家無國一貧如洗而僅存文字嗎？我終於懂得了，像形文字是我的誰也無法     奪去的永遠祖國。            這里沒有價值判斷，有的只是純粹存在和對這種存在的逼視。鄭義聲明，他只是確認一個古老而簡單的問題：他是誰？他從哪里來？整整三年，鄭義從《紅色紀念碑》和《歷史的一部分》走出中國，又返身走入那塊沒有他容身之地的故土，走進那則億萬人生死棲居卻不曾被忘情批閱欣賞過的寓言。                                                                                                                                                                                 二                                                                 海明威從西班牙和巴黎“光榮歸來”，身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這名美國大兵兼作家卻發誓告別武器，發出“喪鐘為誰而鳴”的懸問，成為徘徊於坚强與迷惘、仁慈與絕望、功勳卓著充满爱心又厭惡榮譽、犧牲和神聖的美國寓言的悲劇英雄。參予中國20世紀最大一次自由運動、爾後飄泊海外的作家鄭義，卻在世外桃源般寧靜的普林斯頓，用流亡者敏銳的眼睛，發現了塵封在似乎終古不變的黑暗、愚昧、不幸和專制王朝後面，似乎永久停滯在歷史破曉時分的中國之謎。一株擁有五十萬條枝葉紛披的“神樹”被連根拔起後，悄無聲息地移植到了異國他鄉。流亡與自由的首度遭遇，讓鄭義在“沒有持久憂傷”的年輕美國，寫下一則古老而簇新的中國寓言。          群山深處，一棵千年古樹忽然花事繁盛，死於非命的亡靈成批爬出荒墳，淤積在歲月壁壘里的血腥與荒淫也驟然復活，死寂般的村落湧出萬民狂熱膜拜。當局出動軍警進山驅逐民眾，激起民變。在酷烈的殺伐後，古樹被焚為灰燼。賡即一場狂暴黑雨引發泥石流和山嘯，一片生長過山菊花和俏女人的山野瞬間消逝，只留下一個夢、一則寓言和永不受孕的洪荒。         《神樹》可以恰當地比作被流亡之斧無情斫斷又被更強韌的手臂連接起故園與異土的第一根椎骨。有一種強大的引力，阻止鄭義創造新的《致新大陸》，牽制他迷戀那道任何力量——無論中共還是他自己——都不能斬伐的民族的筋絡血脈。美國隨便一株橡樹櫻花樹都會使中國全部同類樹木黯然失色，而一棵“神樹”也讓全部美國森林無地自容。海明威用一顆子彈了卻一條美式硬漢所有的心理、道德、医学以及经济难题，流亡作家鄭義一無所有，但命運沒有因此一筆勾銷鄭義的債務。他欠那塊土地太多，需終身勞累才能偿還。鄭義沒有表現海明威式的剛硬，中國式的堅韌於他，也許更有快意和成就感，更合天性。在《神樹》里，鄭義塑造了复合的桑提亚哥形象，可以被毀滅而不能被打敗的硬漢群。          究竟何種原故讓鄭義迫不及待地追憶他的“似水年華”？首先是風景。如前所述，瀕臨大西洋的花園州新澤西天翻地覆般的奼紫嫣紅，勾起了流亡者鄭義的鄉愁，一棵最終不免一死的千年古樹頑強地站在了鄭義和映透了美國東海岸的似火紅葉之間。其次，作家鄭義潛藏的創作慾望遭到不容回避的激發，並沒有因為天安門事件完全隔斷。數年前的一次文學較量——中國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和歐洲超現實主義作家之間誰更魔幻更超現實——現在可以稍稍從容進行了。也許卡朋鐵爾、馬爾克斯、阿圖斯里亞斯、博爾赫斯等拉美文學巨子佔據了神奇壯麗的美洲自然景觀和古老神秘的宗教、傳說，布勒東、阿拉贡、艾吕雅等法國左翼反叛者壟斷了夢境、直覺本能、下意識，但中國擁有更加荒誕怪譎而同樣神奇的歷史故事、社會現實和非凡人物。          大不一樣的創作靈感出自土地河流之於鄭義的啟示。1983年，北京“反精神污染”波及全國，鄭義於是騎着他的破舊自行車，獨作黃河萬里行。某日，當他棄舟登岸，沿陡曲小路把自行車拱上可俯瞰群山與黃河的峰巒時，當他點燃煙頭極目遠眺時，一片蒼涼壯闊的視野和驀然而至的感觸奔來眼底。直到1998年，25年前的視野和感觸還是如此鮮妍：           那一座座起伏的黃土山，宛若女性的胴體靜靜橫陳。那些雄渾而溫和的曲線，是圓潤的肩，飽滿的乳房，柔嫚的腰肢，豐腴的大腿。而黃河在深谷中衝吼奔瀉，正是一個粗獷剛健的男性形象。它以自己奔流不息的精液和渾濁的汗與血給裸臥於天宇間的女性授孕，於是誕生了森林、草原、村舍、炊煙，誕生了一個皮膚與山河同色的人類。            這個民族卻在十分嚴酷的自然環境里生息，一代又一代。維持生命的水成了生命中最昂貴的元素，常需用生命去換取。電影《老井》拍攝時一個叫石玉峧的小村，就打了120眼井。關於水，20多年後，鄭義在《西北的故事》里仍舊難以釋懷地追憶到：           久旱微雨，人與獸皆到坑窪石灘上尋積水。渴極的狼與人同飲，寸步不讓，任打死，也掙扎着把嘴伸進那淺水窪……每至旱季，要動用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百分之五十的人力蓄力從遠處運水。過去是挑水，孤寡老人挑不動，便用陶罐拎。每村皆有如此慘劇：數十里蹣跚而歸，進門時絆倒，老人跌坐在泥水里呼天搶地……現代是汽車拖拉機運水，久而久之，連牲畜們亦認得了那些車輛，常有羊群從坡上蜂擁而下，攔路討水；或是正耕作的騾馬拽着犁耙追攆水車，追不及，便瘸站着被犁耙碰傷的後腿呆立路邊目送水車遠去；天上的飛鳥則一群群窮追不捨，趁人們在村口憑票分水當兒，俯衝下來，從盆桶里搶飲它們生命所需的那可憐的一丁點水分……引泉水的陶管，總有點滴漏水，旱瘋了的灌木荊棘，見水便把根探去，漸漸竟用根鬚將漏水處包裹。總有一根幸運的根鬚探進針鼻大的小孔，急速在陶管里長成一大團，拼命吸水，終將管道堵死。……人也瘋狂了，不惜自殘，鮮血淋漓地長跪於龍神腳下祈雨；或為了一眼井，雞犬相聞世代通姻的村莊可以聚眾械鬥，死傷狼藉……          《老井》其實只是鄭義在太行山，在黃河沿岸親炙體察到的中國民族寓言的“邊角”，是他從黃河萬里行的視野和感觸中切割下來的最初一點材料，就成了“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到鄭義流亡的時代，民族文學不僅彼此影響，也彼此較量。作為同行，鄭義欽佩拉美文學，但是他並不認為《百年孤獨》高不可攀。馬爾克斯們發明了魔幻現實主義，中國本身就魔幻！“在共產中國，只有因想像力不夠豐富而想不到的奇聞，而絕無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貴州松桃一名地主兒子放了個響屁，追出10個“反革命集團案”、殃及兩省五縣十餘鄉1359人，致死32人，致殘263人……流亡伊始，一無憑籍的鄭義，企圖了卻一樁文學訟案：憑什麼拉美文學連續五次受諾貝爾文學獎青睞？中國作家批評家為什麼“被現代派這條狂犬攆得滿街亂跑”？          鄭義心有不甘。“作為一個內涵遠大於作家的中國人”，鄭義“別無選擇地撲向了那個痛苦的百年大夢”——六四運動，接踵而至的通緝、逃亡和“非文學”的《紅色紀念碑》、《歷史的一部分》之後，鄭義方才回到他“夢魂縈繞的太行山和神樹”，回到他的文學。          直接觸發《神樹》的，竟是滿目美洲樹木中如婀娜少女的俄羅斯白樺林的夢幻般閃現，一種難以抵禦的靈感竟然來自俄羅斯。群星燦爛的俄國作家藝術家，“不僅表現俄羅斯苦難，更表現了苦難面前從不沉淪的俄羅斯精神”，通過他們，苦難昇華為這個民族繼續生存下去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昇華為偉大的人類精神。鄭義得出一個西方人未必理解、俄國人也不曾顧及，只有中國人才可能驚覺頓察的事實：中國蔚為奇觀的苦難，竟然沒有催生出與之對應的作品，這不符合人類社會與其表達形式的平衡之道。我們不壓於俄國和一切民族的苦難，白受了。作為一名中國作家，鄭義深感“羞恥”。          在《楓》、《老井》和《遠村》里，鄭義繼承了五四以來啟蒙、批判和民間鄉土文學傳統，嵌入了極權主義中國的對抗元素；《紅色紀念碑》和《歷史的一部分》則全幅甩開傷痕暴露文學，鋒芒直指現代中共暴政，勾勒了悲劇中國和史詩中國的歷史輪廓。經歷了生死與之的六四並被中斷了四個年頭後重新回到文學寫作上來時，鄭義已非昨日之鄭義。《神樹》是一次文學創作的脫胎換骨式的自我變法，一舉超越了他自己和整個中國文學界的既有格局。美國後現代主義理論家詹明信聲稱，對於第三世界，“文學都是民族寓言”，鄭義認為這“擊中了要害”。他在《神樹•後記》中，提出了一份純個人的創作感言，如同在洪水中屹立的礁石確鑿不移：            還有什麼比生活在真實之中更千金無價的呢？還有什麼比在自己的詩行中      歌詠深悲與極樂更浪漫的呢？還有什麼比這種隨心所欲淚花晶瑩的吟唱更幸福的      呢？感恩了。我背負着這文字流亡，便是背負着祖國和她苦難的史詩流亡。承      領了如此的恩寵，我還有什麼可孤獨與徬徨呢？            容我再重申一次，這種拜俄羅斯天才升華苦難的偉大啟示的神喻式恩典，玉成了鄭義，勿使天下最大苦難枉然白受的不忍之心，玉成了發願書寫中國民族寓言史詩的使徒鄭義。流亡像一位不露聲色的魔法師，不知哪個黃昏或黎明，艱辛備嘗的鄭義突然被襲，“深悲與機樂”兩股洪水交織匯聚成他心中的壯麗瀑泉，——他像當年站在起跑線的百米冠軍一樣，周身充滿打破紀錄的渴望：為他的民族再立寓言。                                                                                     三            從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到曼德爾斯塔姆、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俄國作家秉承著為人類服務的意識，已有近兩個世紀。索羅維耶夫、別爾嘉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們則從神學和哲學論證東正教彌賽亞救世主義乃是俄國靈魂的核心，他們相信，深受希腊、基督教、拜占庭和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滋養的俄國文學藝術，負有某種從“感恩”出發而惠及人類的使命。          中國流亡作家鄭義，提供了一種路徑相反而別具意蘊的視域：從西方回溯中國，從俄羅斯反觀中國，從世界為中國作證。文明多元起源和人類文化動力學是全球化時代題中之義，民族性是困擾東西方文明空前遇合的大難題，鄭義的獨特貢獻在於，在反復瀏覽西方現代文學藝術的來路與去向後，在中國新式極權勢力主導的犬儒化、鄙俗性現代轉型，統治與被統治者悉數溺於物質膨脹感觀饜足的帝國虛驕、竭力回避文明審判而集體墮入歷史性虛無主義後，鄭義退守到重新書寫“民族寓言”的文學立場。          寓言是民族心靈的結晶，每個民族都創造並棲居於自己的寓言，真實不虛地記錄並曉喻着自己的命運，以此爭取人類社會的文明資格和精神份額。如果把神話、傳說、古典視為廣義的寓言，那麼中國堪稱獨一無二的寓言古國。從盤古、女媧始，經伏羲、燧人、神農、炎黃、堯、舜、禹……，中國寓言漾溢着創造、拯救、善化、聖明的崇高精神，昭示着神人共建、物我雙忘的悠久世界。鄭義為自己規定的任務非同凡響，他的中國寓言中，善、美、愛、生命終於無力抗衡苦難和罪惡，悲劇不僅是注定的宿命，而且具有某種終極形態。即使這樣，鄭義並不效仿《荒原》、《變形記》、《城堡》、《噁心》一類西方現代寓言風格，相反，他力圖使用純淨、詩化、浪漫抒情的文字，敘述一個現代中國夢魘，以強烈的生存意念和美侖美奐的愛欲之歌，迎接一個擁有偉大寓言的民族的大限滅絕後的新生。            1876年，瓦格納《尼伯龍根的指環》在“拜鲁伊特音乐节”上演，危機四伏的德國和歐洲為之心醉神迷。22年後，愛爾蘭社會主義戲劇家蕭伯納發表《瓦格納的寓言》，把瓦格納的《指環》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等量齊觀，贊美它們“都是令人鼓舞的宣告，預示着歷史的定則和資本主義注定敗亡的悲劇”，同時將誕生新世界的精英，他們將以新的自由意志和文明衝動，為人類領航。在“瓦格納寓言”里，充滿日爾曼民族的尚武精神、條頓英雄的遠古神話，對戰爭、愛情、流血、死亡的狂熱，對經歷了焚毁一切的火炬、淹没一切的河水後重歸寧靜的世界的神往。再30年後，瓦格納有了一名新崇拜者——希特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作者夏伊勒指出，瓦格納在《指環》和《諸神的末日》中的非理性、神秘主義和英雄崇拜的世界，在一場自我毀滅的狂亂中化為烈焰、同歸於盡的毀滅，一直使德國人的心靈着迷，那些巨人和英雄的毀滅性世界，一直活在德國人民心靈中。1945年，希特勒一手造成了第三帝國的毀滅，瓦格納寓言得到一次空前悲慘的應驗。          《神樹》與《指環》在寓意、結構、敘事方法上截然不同。鄭義用山村、農民、軍警，用靈異、精怪、神跡描寫西北中國的故事。一顆神樹，巨大無朋，它陰庇四方，見證入侵、反抗、愛情、生死，神靈一樣永垂不朽。但是，它撞上一個亙古未有的時代，一個毀滅萬物、最後毀滅寓言的時代。          鄭義給自己提出的工作不同凡響。身臨信息洪水、文字泛濫的當下時空，鄭義必須以純厚篤實的文字——事實上他使用的是山西方言——將中國寓言獻給世界。誠如茨維塔耶娃一樣，雖然脫離了俄國文學的母體，卻在內心建立起比彼得保羅要塞還要牢固的城堡，雖然跟自己的時代隔絕得如此遙遠，卻用最正統的詩體語言抒寫愛情、藝術、悼挽、大自然以及生命奧秘，並且都是“按俄羅斯人的方式處理”。月光下只要還有俄國詩人飄泊，茨維塔耶娃彌撒辭式的詩句，就永遠星光般閃爍在他們頭上：                      我是鳳凰，只在火裡歌唱！          冰的篝火，火的噴泉！          我高高地豎起我自己高高的身軀，          我高高地舉起我自己高高的          交談者和繼承者的天職！            俄國亞馬遜這一高貴死亡的形態，也是俄國文學高貴寓言的像征。鄭義要求自己，“在我的山野裡流漾着的，沒有一絲令人擔心的爛熟的番石榴香，只有山菊花與牛糞的清香。”          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促使人類趨於雷同。未來100年，如果世界不相互殘殺而共同毀滅，新人類將加速告別前此所有歷史、民族和文明傳統。無論這一前景具有何種歷史和邏輯合理性，對曾經存活過的1200億生靈，卻是一次空前無情無義的否棄。幸好，人類有上帝授權的各民族史詩寓言，無數男女作家發乎本性地記錄並融入他們的感受和祈願，顯示着人類這個靈性物種與生俱來的神聖稟性：向往不朽與永恆，同時遺傳給要麼共同死亡要麼走向天下一家的後代以無限豐富多樣的寓言故事和創造天賦，以承擔他們新的使命。                                                                                     四            普林斯頓曾經慷慨接納過世界各地流亡者，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面臨同一個問題：他們所屬的民族與這個世界究竟是什麼關系？愛因斯坦曾長時間為一個問題困擾：有沒有一種猶太人的生命觀？他的結論是，猶太人中的最優秀者，特別是先知們和耶穌，曾為一個信條而鬥爭：“為上帝服務”也就等於“為生命服務”。個人生命，只有當它使一切生命都生活得更高尚、更有意義時，才有意義。猶太人對這個世界的美麗莊嚴感到一種由衷的喜悅和驚奇，和把一切生命團結起來的強烈感情。這就是愛因斯坦心中的猶太人生觀、世界觀。他本人就是猶太觀念的典型，這樣的案例也不同程度出現在拜倫、雨果、海涅、索爾仁尼琴和許多流亡作家身上。流亡使時間和空間的主觀感受發生深刻變化，就像光速使時空發生變化，一名流亡作家，脫離了舊秩序和固有軌跡，他對世界的感受就可能發生光速之於物理時空的變異。哥白尼式的革命也許可以作為一個不無啟示的參照，鄭義對民族寓言的發現，如同地心說只有在日心說的宏大座標下，才顯示其固有的形態和真實的面貌。在另一個世界，在相對論締造者呼吸過的田園詩般的普林斯頓，一場精神風暴襲入鄭義內心，他不勝驚訝地發現了自己半輩子生活其中而未曾透徹意識到的民族寓言。          茨威格在論述托爾斯泰的內心危機時發現，男子的精神轉變和心理學審查罕有人研究。男性更年期意味着生命的重大轉向，進入向宗教、形而上和終極意義昇華的特殊時期。如同披在慢慢滲血的生存外層的保護衣，是減弱了的感性能力的精神替代物，是逐漸衰頹的自我感受即消逝中的生命力的強化了的世界關注，是充滿絢麗色彩、富於原創力的靈魂時期，也是生物學和倫理學意義上的父愛昇華——朝向上帝式的悲憫大愛。         《神曲》、《浮士德》、《悲慘世界》、《戰爭與和平》和《古拉格群島》等巨著，都是但丁、歌德、雨果、托爾斯和索爾仁尼琴50歲上下的作品、只有在這個生命時期，男性作家才逐漸從微觀世界中躍遷到某種整體存在的宏大敘事。生命邏輯一旦啟示了男性作家精神更年期的神奇稟賦，史詩結構就成為難以抵御的巨大誘惑，生活加諸他們身心的紛繁觀察、感觸、憂鬱、憤怒、希望就不可阻遏地要求一次總結和清算，命運會以各種方式要求他們以未曾有過的深邃目光和領略萬像的襟抱，站到時代航船的桅杆下。這時的他們，不受任何冊封，不顧任何阻擾，成為風浪中的候鳥，成為舵手、船長。            鄭義正是在轉向“知天命之年”時完成了《神樹》。年近五旬的鄭義像猶太先知一樣，預示了中國的埃及時代：          這塊曾生長過神樹和各種針闊葉樹、生長過山菊花野丁香山丹丹，生長過玉茭高梁山藥蛋灰毛驢大青騾、生長過土房窯洞陶瓷粗碗，生長過微薄希望生長過情欲夢想生長過受苦人百代歌哭的土地，已經不复存在。     滔天洪水抹去了千年歷史，只留下一個傳說，只留下一個夢和一片永不受孕的洪荒。            中國已淪為“上帝的棄地”。一場傾覆萬物的洪水將至。這個意念其來已久，青年時代單騎自行車遊歷黃河，鄭義就跟各種樹結下緣分，“我常常如夢似幻地看見歷史如黏稠暗紅的血漿，從蒼老的樹葉掛下，打濕貧瘠的土地，打濕我眼手”，鄭義知道，他“遲早要寫一株大樹”。但最後的靈感可能直接來自天安門屠殺，來自積澱了幾代人的愛和痛，來自一種無法逾越的宿命：危機與希望輪番出現，罪與惡始終佔據壓倒性優勢。在難以化除的噩夢般的循環里，生命和愛失去了最後的呼吸。成全一切的，是啟示錄式的洪水。         在20世紀末，最絕望的中國作家是鄭義。                                                                                      五            跟瓦格納傾心於德國的毀滅一樣，鄭義發現了萬劫不覆的中國寓言。近20年過去，《神樹》的寓意不斷被驗證，這塊土地已經難以承載一曾又一層的磨難，淪為“一片永不受孕的洪荒”，並且開始向世界氾濫。與那位德國戲劇家不同，鄭義無論如何不忍確認中國的死亡寓言是真。在洪水來臨之前，最後的主角和最忠實的自然界使者——大黃狗，正從夢里出來，似乎又走進夢里。在淹没一切的洪水之上，傳來“一陣山歌，如春風溫柔撫慰，宛若關於這片土地的最後絕唱……”            神樹開花香千里，          是死是活都想你。                      ……           《神樹》起筆於1993年，其時鄭義北明剛剛逃離鐵幕尚滯留香港皇家警察羈留所靜候自由來臨。一年後雛型成於流亡第一個年頭，1996年始得定稿，同年7月由台灣三民書局出版。         居里夫婦曾耗去四年時間，從7吨瀝青鈾礦里提煉出0.1克純淨氯化鈾。居里夫人把它命名為“釙”，以紀念她暌違多年屢遭奴役的祖國。那0.1克純淨氯化鈾後來膨脹成足以毀滅人類的核武器。國際科學界終於在居里夫婦歷盡艱辛發現的鐳元素後面，發現了永不屈服的波蘭自由精神——波蘭式的“深悲與極樂”          鄭義沒有把《神樹》回饋給中國，他把它“獻給普林斯頓”，——那裡，有跟他一同流亡的民族寓言。他在全書末尾寫到：           感謝《神樹》。在一年半之久的時間里，我生活在太平洋那邊的祖國，生活在我     的太行山的父老鄉親中間。   <div>         技術性分析《神樹》超出了本文範圍。鄭義為全體中國人寫作，但他不奢望《神樹》有《老井》那樣浪潮般的回音。這個浮淺無聊的時代，實在難以消受《神樹》的婆娑曼妙，它的悲劇命運和寓言旨意。《神樹》是否就是中國的“釙”，中國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和卡廷森林里的“鐳”，因為過於稀少孤絕，至今沒有煥發出它那參天滲地的光彩。</div><div> </div><div> </div><div>2014年6月24日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