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产生妄人的时代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14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百家小集”第一辑。五本书都是文化思想随笔集。分别是：王彬彬的《有事生非》、王跃文的《读书太少》、谢泳的《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读书》、智效民的《教育在民国》、丁东的《文化界遛弯儿》。   　　小说家王跃文最近因《大清相国》而大热，随笔也很有特色，他自述，本书“皆为烟火琐屑，鸡零狗碎；偶尔妄谈往古杂事，也多为书生迂阔之见，当不得真；抑或感时论世，照例识见浅陋，常为大方所笑。然心底磊落，无私心杂念，哪怕所思所虑悖谬荒唐，亦不觉有无可之处。既然如此，心底是如何想，笔下便如何写。”学者谢泳的《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读书》则谈论了网络时代、贪官、学历社会、稿酬标准、社会竞争、高官任命等问题。智效民致力于民国教育史的研究，他在《教育在民国》中说：“民国时期，教育是独立的，言论是自由的，权力是有限的，君子是不党的，地方是自治的，信仰是多元的，社会是开放的。”丁东的《文化界遛弯儿》写的是文化人，在不经意间绘制了一张当代文化名流交往图，从某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一部另类的学术思想随笔。第一辑中还有邵燕祥、朱正、钱理群、钟叔河、蓝英年、陈四益各卷，也将于近日推出。   　　“百家小集”第一辑最有话题性的当属王彬彬的《有事生非》。他批评汪晖的文章酿成了“国际事件”，而批评刘禾、蔡翔的文章也掷地有声，曾在文化界激起千层浪。   　　“汪晖事件”起因   　　时代周报：2010年你写《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的起因是什么？   　　王彬彬：汪晖的这本书，影响极大，被奉为经典，年轻人更是顶礼膜拜，但我一直未读过。那些年，研究生论文不引用汪晖似乎就不配称作论文。不读汪晖，指导学生都困难，于是就决定读一读。读着读着就发现了问题。一个学者，在一篇文章、一本书中，行文风格总应该是统一的，要么总体上是清通的，要么总体上是晦涩的。但汪晖的《反抗绝望》在晦涩中突然会冒出一些清通的表述，在绕来绕去中突然会出现不绕的部分，这就有点奇怪了。最初是发现对李泽厚的抄袭。李泽厚的书，我们这些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生都读得很熟。汪晖书中有些话很像是李泽厚的表述，从书架上抽出李泽厚的书一查，不太费事就查到了对李泽厚的抄袭。发现第一例抄袭后，我确实很惊讶。但一个抄袭的人，决不会只抄一次，于是又查了其他几本书，又查出了一些问题。我的手段很原始，后来网友查出的例子，很多都比我查出的例子更有说服力。网友们甚至建立了一个“汪袭网”，专门发布汪晖涉嫌抄袭证。   　　时代周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你有没有考虑到相关法律问题？同时参照国际学术惯例？   　　王彬彬：法律和道德问题都考虑到了。既然明确地指控他人抄袭，就要准备承担相关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国际上认定学术抄袭的标准比我们严格得多。但即便是按照中国比较宽松的标准，也可以确认汪晖的抄袭。当然，对他人的学术抄袭和对他人的“知识侵权”是不同的概念。即便按照中国的比较宽松的标准，学术著作有数十字与他人基本相同却没有做任何说明、注释，便构成抄袭。但法律认定“知识侵权”却必须是搬用他人著作达到相当比例。在“汪晖事件”中，有人曾故意混淆这两个概念，以乱视听。   　　时代周报：这篇文章引起反响之后，对你本人的处境有什么影响？   　　王彬彬：肯定有影响。不过我不怎么考虑这些。在“汪晖事件”中各种攻击铺天盖地，对我都构不成伤害，还收到过几封谩骂和恐吓的信，也有人打电话谩骂恐吓。但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我本来以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没有什么好辩解的，但事情发展大出我的意料。从许多人的言论中，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下作、卑劣和无耻。   　　“爬满了虱子”   　　时代周报：随后的《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和《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剽袭问题》二文，你花什么样的功夫？   　　王彬彬：随后的两篇文章是被逼出来的。先是有人公开发表文章，喝令我好好读读汪晖“成熟时期的著作”，我便写了《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后来汪晖委托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给我发来“律师函”，要求我立即停止攻击并做出书面道歉，我便写了《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剽袭问题》作为回应。说实话，无论是最初的文章还是后来的两文，我都没有花很大的功夫。熟悉了汪晖的抄袭套路后，要查汪晖的问题实在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随时可以从汪晖著作中找出新的问题。至今仍有些人，在网上作一些卑劣的动作，想掩盖汪晖抄袭的真相，这其实是很愚昧的，很可能又在帮倒忙。   　　时代周报：为什么这三篇文章在文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王彬彬：这应该与汪晖此前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有关。上世纪90年代开始，汪晖在学术界成了呼风唤雨、领袖群伦的人物。说汪晖是鹤立鸡群，那还不够表现其卓越，简直是凤立鸡群。这样的人居然与抄袭联系在一起，自然引起普遍的震惊。其实，汪晖在学术界升到如此高位，本身就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事。经常性的文理不通，是汪晖学术表达的痼疾。今年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写过两文批评汪晖的“20世纪革命史研究”，也指出过汪的文理不通问题。一个人经常性地文理不通，说明其思维有着经常性的梗阻，逻辑感很差，这样的一个人，是如何被捧上天的，这是值得学术界好好反思。汪晖的成名作《反抗绝望》，基本思想有多少是原创的，从竹内好等日本研究者那里“拿来”了多少东西，也是值得鲁迅研究界研究的。至于被称为“成熟之作”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完全是一个“豆腐渣工程”。这部煌煌巨著牵涉面极广，讨论了许多大问题，其中每一个问题都是专家门穷毕生之力研究的，汪晖有何等神通，能对些问题一一发表己见？这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各种问题之多，超出大家的想象，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可以说在华美的外衣下，爬满了虱子。如果看看汪晖的全部论述，那就更没法不惊异于其涉猎之广了。从大的方面来说，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历史等等，都在汪晖的研究范围之内，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好像出过这样的人，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似乎还没有过这样的人。一个话都常常写不通的人，凭什么有如此本领？汪晖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他们也学着汪晖的样无所不谈、无所不论。我曾说：这是一个不需要妄人但却产生了妄人的时代。 批恶劣学风   　　时代周报：2010年7月，学术界有多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调查汪晖涉嫌剽窃问题，后来有什么结果？   　　王彬彬：有结果啊！结果就是汪晖光荣地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时代周报：你在2006年有《花拳绣腿的实践》与《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两文批评刘禾，当时有没有收到回应？这与2010年刘禾在“汪晖事件”中的表现是否有关系？   　　王彬彬：可能有些关系。但即便我此前没有批评过刘禾，刘禾也可能跳出来。要弄清汪晖是否抄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组成一个调查组，把我和其他人的举证一一核查即可。多位学者联名呼吁相关机构调查此事，其实也有如果汪晖没有抄袭，那就还他一个清白之意。刘禾如果要还汪晖一个清白，也应该呼吁相关机构在调查后做出公正的结论。但她却完全不提调查之事，忽悠来一群根本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担保汪晖没有抄袭，这实在应该成为学术史上的一幕丑剧。刘禾网罗一批国际汉语文盲担保汪晖没有抄袭，可能对国内一些没有脑子的人产生了一点影响，但与汪晖的终于安然无恙肯定没有直接关系。我相信，相关机构不肯启动调查，决非是受了刘禾的忽悠。   　　时代周报：你在2012年写《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又有什么样的深层原因？   　　王彬彬：蔡翔这本书出版后在研究生中很有影响，还煞有介事地开过研讨会。我读过之后，觉得问题非常严重，蔡翔是汪晖的追逐者之一，从“问题意识”到行文风格都模仿汪晖。批评蔡翔，意在批评一种恶劣的学风，这就是深层原因。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今天中国学术界需要什么样的批评文章？如何建立相对健康的学术规范？   　　王彬彬：今天的学术界，需要充分尊重常识的学术批评，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批评，需要讲道理而不讲情面、讲正理而不讲歪理的学术批评，需要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学术批评。今年杨奎松先生批评汪晖的文章，就是很好的学术批评。至于怎样建立起码的学术规范，那第一条就是：不得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