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刨子，漂泊不棄的見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現在或將來，無論何處              一旦綠色覆蓋，              一切皆變，徹底變了：              一種絕倫的美於焉誕生。   ——【愛】威廉•葉芝：《1916年復活節》                                                                                                                                                                           一  <div>    民國時期，文章大家如千帆竞渡。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辜鴻銘、胡適之、鲁迅、陳去病、蘇曼殊、周瘦鵑、巴金、老舍、林语堂、梁实秋、李叔同、徐志摩、鬱達夫、張恨水、林徽因、张爱玲、郭沫若、沈从文、冰心，他們並不遜色於同期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挪威剧作家比昂逊、西班牙诗人埃切加赖、丹麦小说家盖勒鲁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冰岛评论家拉克斯内斯、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澳大利亚诗人希尼、英国作家奈保尔等）。</div><div> </div>1949年後中國，文學一片荒蕪，已無力“自洽”，文學超然於歷史興衰政權更替的傳統命運宣告終止。文學史已不能解釋作家詩人在共產中國的厄運，歷史事件里的“非文學因素”橫蠻無忌地窃據了千百年來文學獨享的時空，新的國家意識形態不容忍任何獨立創作，文學必須順從於黨和領袖的意志。<div> </div>          幾乎沒有遇到抗拒，所有作家都低眉俯首，唯一的反抗是沉水、上吊——在侮辱再也不堪忍受時。納粹德國和共產俄國兩種極權主義都是意識形態帝國，焚書和逮捕作家是它們的國家任務。但是德國文學命脈仍在德國國內外延生，托馬斯• 曼、布萊希特、黑塞等都繼續堅持獨立寫作，馮 • 奧西茨基公然在病榻前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以示對納粹政權的蔑視。<div> </div>          最優秀的俄國作家詩人一天也沒有屈服於紅色政權。20世紀俄國作家的放逐、犧牲和死亡率、自殺率，居於世界各國之首，達到一種整體的、紀念碑群的程度。<div> </div>          曼傑施塔姆、古米廖夫、吉比烏斯、雷米佐夫、茨維塔耶娃、巴別爾等作家詩人只遵循良知和俄國文學的無上指令寫作，不惜把自己送進死亡、集中營或流亡之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卡拉萬斯基的《請求書》、馬爾琴科的《我的供詞》、布羅茨基的《長短詩》、尤里•艾亨瓦爾特的《在刀口的鋒利面》、阿馬利尼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亞之行》以及娜傑日達• 曼傑施塔姆的回憶錄《一線希望》、楚科夫斯卡婭的回憶體小說《嚴峻的歷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馬河的故事》、葉甫蓋尼•金斯堡的《進入旋風》、阿赫馬托娃的《安魂詩》，都不是普通的印刷品，而是對俄國新悲劇的控訴和抗議，對俄國苦難的憑吊和悼念，對俄國19世紀人道主義和追求自由與真理傳統的繼承，擁有高貴的精神力量和卓絕的文學價值，且需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div> </div>          一度擁抱革命的俄國詩人，一旦發現新的文學潮流與自己的創作生命無法兼容時，寧肯選擇自戕而拒絕繼續在紅色文壇上扮演有違本性的“下賤角色”。  勃洛克曾高歌十月革命，出任全俄詩人協會彼德堡分會主席，預言莫斯科點燃的火焰將燒遍全球。這名發誓“以全部身體、心靈和智慧聽命革命”的首席紅色詩人，卻因為目睹地主莊園被農民付之一炬而精神崩潰，心臟破碎；年輕的葉賽寧接踵而至，他“曾站在十月革命一邊，是最激進的同路人”，但他很快發現新帝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摧毀他的“大自然母親”，他的詩人本性“沒法使自己唸上哪怕五頁的馬克思的《資本論》” ；蘇俄早期紅得發紫的桂冠詩人馬雅科夫斯基“開槍自殺”，是“由於他遣責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圍某些事，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一度主宰全俄作家的“作協書記” 法捷耶夫，最終也自我了斷，原因是“良心上受到譴責，覺得自己在斯大林時期的全部活動，也許還有他的整整一生，鑄成了一種悲劇性的、毫無價值的錯誤。”<div> </div>          無論外在環境還是內在原因，由於痛失詩人本性而以死相殉，這是20世紀俄國作家詩人獨具的生命景觀。自殺者還有帕奧洛•亞什維裡、伊薩克•巴別爾、亞歷山大•維堅斯基……以及俄國20世紀最孤獨最偉大的女詩人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在追問俄國第一流詩人自殺的原因時，認為他們：           內在的連續性遭到了破壞，個人結束了。忍受不了那不知屬於何人的煩惱，                                                                                                               忍受不了沒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這徒然的、令人絕望的期待，而最後結束了      自己的生命。         他們的痛苦是筆墨難以描繪的，他們的痛苦使憂愁變成一種心病，他們     的才能是值得欽佩的，他們的為人是值得紀念的，除此之外，讓我們懷著同     情的心，再在他們所蒙受的苦難面前低下頭顱吧！         帕斯捷爾納克冒著生命危險向他的悲慘而英勇的同行致意時，索爾仁尼琴則發出了先知式的預言：           我知道，我已經接觸到了一個偉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島分散的一個個     小島上，在同我一樣孤獨的胸腔中，這個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覺地成長起來，     為的是在未來的年代，也許是在我們死後，顯露出它的威容，彙成整個狂濤     怒吼般的俄羅斯的文學！             一個掙脫極權統治尚在自由路上躑躅前行的俄羅斯，驗證了索爾仁尼琴，俄國作家詩人賴以呼吸的自由空氣已重新彌漫在俄國天空。這一偉大的奇蹟背後，有俄國作家詩人近一百年的犧牲、奮鬥和祈禱。         19世紀俄國文學夜空群星閃耀，20世紀俄國歷史夜空一片漆黑，作家詩人的性靈之光依然璀璨奪目。中國與俄國在20世紀遭逢了相似的歷史命運，中國作家詩人承受的苦難並不比俄國同行更深重，但是中國至今陷溺在比前蘇聯更邪性的紅色泥淖中，沒有一部堪稱與中國人命運相匹配的不朽作品。除了歷史環境外，作家詩人內在精神世界的殘破和人格力量的孱弱，同樣難辭其咎。良心、本性、自尊心、內在連續性、笔墨难以描绘的痛苦……在中國，作家詩人須臾不可離的禀賦，幾乎都成荒煙野火。          蘇俄作家詩人在堅守文學的道義立場時，絲毫沒有辱沒自己的詩學意境和美學品質，使俄國文學享譽世界並極大地豐富了人類文明的俄羅斯詩歌小說，仍然閃爍着撼動和啟示無數讀者的藝術光輝。         相比之下，中國1949年後的作家幾乎交了白卷，中國文學幾十年只留下一片蕭瑟。                                                                                     二                 鄭義先後完成《紅色紀念碑》、《中國的滅亡》，有國內作家嘆惋：可惜，鄭義已被政治裹挾，再也寫不出文學作品了。他們的惋惜一半是實情。流亡11年，鄭義與文學漸行漸遠，似乎成了歷史代言人和生態環境專家。他們的惋惜也有幾分虛偽，似乎1989之後，大陸作家還在創作，他們還走在當年鄭義也在其中的路上，而且越走越寬廣。鄭義勿需辯護，即使他繼續從事與“文學”無關的寫作，甚至一文不名，也非國內爭相墮落的文學同行所可攀比。          然而，1989流亡文學確實是一個異常苦澀的現實。某種意義上，比1949後中國文學的悲慘狀況更加令人失望。流亡西方，生活艱難語言不通，畢竟有了寫作自由，被中斷的題材、人物、故事和風格還可望產生西方和蘇東作家不可能撰寫的作品。然而，眾多流亡作家沒有出現托馬斯• 曼式的自白：我带着德意志文學，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更沒有產生《悲慘世界》那樣不朽的流亡巨作。1949年後中國文學被犁庭掃穴的宿命陰影，似乎籠罩在1989後流亡文學的前頭。                          轉機出現在2004年秋。鄭義偶然得知劉賓雁生日，於是萌發為後者80誕辰暨文學創作65週年祝賀的念頭。賀品之一是流亡者文集《不死的流亡者》。作為主編，鄭義寫下流亡11年後第一篇散文《紅刨子》。          這是一次久違的回應，了卻了大陸文壇朋友的懸疑，同時讓他們明白，不僅大陸官方文學無權代表中國文學，那些必得穿行於或疏或密的文網才能印成鉛字公開發表的“漏網“文字，也只是過眼的煙雲。—— 如同所有在官方檢查制度下苟延殘喘的“蘇聯文學”，只是作為不可一世的“斯大林文學”的附庸，作為蘇聯社會可悲而荒唐現實的佐證，才具有某種史料價值。將來的文學史家，會幸運地發現，短短一篇《紅刨子》，越過1949後50多年的文學荒野，也濃缩了1989後15年的文學時空，成為中國當代流亡文學的序言，為21世紀死氣沉沉的中國文學吹進一絲活氣。它也是鄭義恢復其文學創作、履行其作家使命的重新起步。            鄭義自比一棵連根拔起的大樹。與年輕人不同，既無年齡優勢，亦無外語和學業的多年準備，甚至不如目標堅定的「難民」和「非法移民」。我們是誰？我們是流亡者，是政治難民。          流亡的艱辛，作家鄭義深有所感。“寫了本50萬字，磚頭厚的一部著作”（關於中國生態環境的大書：《中國之毀滅》）。支出收益如下：近兩千個日子 ，“廢了假日周末”，渾身病痛。稿費版稅全都加起來，1200美元。大半買書送人，“算下來日進……幾十美分”。更細的賬單，向誰報銷？把《中國之毀滅》的真實價值——如果被中國當局認真看完並採取措施，“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辛弃疾 ： 《满江红》），庶幾可以亡羊補牢救中國 —— 算上，流亡就不僅艱辛，而且荒誕離奇得離譜：           無論是去加油站拎油槍，去中餐館涮盤子，還是站十字路口賣玫瑰花，     哪怕就是去中國城血汗工廠當奴工 —— 無論任何職業，都勝過我寫作一百倍。     請打字小姐把書稿打一遍，只怕也要兩三千吧？我五十個月掙她一個月的一     半，不是一百倍是多少呢？      《紅刨子》意不在揭示流亡的艱辛與荒誕，在鄭義的流亡世界里，紅刨子的價值至高無上。流亡多年，鄭義沒有給自己添件衣衫，但《紅刨子》卻極盡奢侈。一名作家大半輩子都交付在斯了。—— 里面可以分解出起碼十來個傳奇般的故事，每個故事足可“發展”成《枫》和《老井》式的篇幅，加起來則是一部長篇。經歷見聞是作家的保險櫃，鄭義一貫惜墨如金，冼煉簡潔，是文學天地“奧卡姆剃刀”的奉行者。但在《紅刨子》里，鄭義一反常態，一掃節約吝嗇之風，洋洋灑灑慷慨陳辭，必有一個不可抵禦的誘因，足資生死相托。          那就是相依為命的寶貝、天下集大成的尤物、文學正殿里的聖器：紅刨子。從青年時代起，鄭義就與紅刨子結下不解之緣。每次禍事附身——從來不純然是個人——或好運臨頭，紅刨子就不請自來：            拎起紅刨子，捲起破狗皮，揣著本老費爾巴哈的哲學著作選，從呼倫貝      爾草原流浪到嫩江流浪到大興安嶺森林……那一段生活，凝結成我最初的文      學寫作——流浪手記《三行》（阿榮行、興安行、海山行）。             那是文革後期，青年鄭義 不顧天高地厚，妄議時政，“圍獵 ”漸緊，乾脆遠走高飛。“手上拎着兩把名貴的紅木刨子，在阿榮旗首府那吉屯大街上晃蕩著攬活兒”。  後來招工進了“單位”，成了拿工資的正兒八經“木工”，在全木工廠全工區，那兩把紅刨子也是一“鎮”。在《素棺》里，鄭義講述了與眾師兄做各式棺材的故事，於是引出約翰 • 保羅二世的柏木匣子和共產頭目們的水晶棺。後來當了作家，擔任《黃河》副主編，心頭還是掛念紅刨子。在太原作家樓地下室里，“剛剛支起木工案子，掛好燈……”，1989年春天就到了：那駘蕩春風喚醒了所有中國人心靈深處對自由的渴望。我和妻是有些忘情了，如燈蛾撲火，勢無反顧。鄭義稱，“早料到有大悲劇，不想竟流了那麼多血。”當他懷著深仇大恨，越太行，渡黃河，再次走上逃亡之路。“就傳來妻被捕的消息”。於是，“ 在一個油菜花盛開的季節”，鄭義“拎著臨時收羅來的一鋸一刨，走進西部中國一貧窮美麗小村。”再後來，他“卷著爛被子，挑著用醋、尿、土、油做舊了的工具，行遍半個中國。”不止一次，蜷縮在地上打盹，巡警吆喝都先用腳尖踢：“嗨老木匠，擋道兒呢你！”再後來，通緝犯鄭義潛入一個軍隊高級招待所——警察大約是難得去抓通緝犯的：燈是影下黑。最後，通緝犯作家木匠鄭義“颳了根絕好的細扁擔，一頭是紅刨子之類傢伙事兒，一頭是金娃的爛鋪蓋卷。顫悠悠的，甩開步子走了小半個中國。”一直走到“ 奴役與自由的分界點”。     有人說鄭義偽裝得好，他更正道，他本來就是一個“流浪木匠、鄉村木匠，後來混成了‘單位木匠’，最後才混成了小說家”。                                      三       8964是一道分水嶺，劃開中國歷史，也割斷無數人的命運。鄭義北明踏上新大陸時，流亡初期的浪漫已近尾聲。散居異國的男女，無論曾經多麼顯赫一時，都如同一片片在波濤翻滾的大海上各自漂泊的小舢板，每天都經歷着不期而遇的風浪，——養家糊口，重新開始生活，熬過每一個月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時，直到自由在中國普降的偉大時刻來臨。     鄭義再次干起了木匠，裝修舊房。在電鋸電刨電打磨的工業化美國，鄭義“偶爾也會隱隱地在心裡痛”：           我的紅刨子！我把我患難與共的紅刨子遺失在海那邊了。             鬼使神差，鄭義竟然在美國“圓了我那千年的紅刨子之夢！”           沒有誰能像鄭義一樣講述他在美國圓紅刨子之夢的奇蹟般的故事，因為沒有誰擁有流亡者通緝犯作家木匠這四重角色，也許還有其他頭銜，但只有木匠這一身份把他這棵大樹的根連在太平洋對岸的土地里，讓他維持木匠身份的，是永不離棄的紅刨子。      不僅如此，紅刨子還引出“南美黑木”，接着是“極品紫檀”，最終把作家鄭義牽到“那位站在貝殼上從地中海的浪沫中誕生的美神維納斯”前。                 我領悟了某種暗示：紅刨子一出現，最美好的歲月就要到來！         我不明白我與紅刨子何以有如此緣分。命運中總有些神秘的橄欖要慢慢     回味。寫到此，方看出一些道理：流浪—寫作—紅刨子，我的大半生就是被     這三股麻絲扭成的繩索苦苦纏繞，不得掙脫。                                       四            如果沒有莊子，沒有他那些詭麗奇譎、汪洋辟闔的寓言重言卮言，道家學派恐怕難以引發兩千三百年來如縷如綿的精神共振，中國文學也將闕失一股才思汩汩淵涵喷礴的清源。某種意義上，中國文學是道不行天下而轉向參天地萬物之道家超驗精神世界與穿流歷史時空的儒家人寰世界之間各行其道的雙重變奏。          然而即使在莊子那里，在道家才人飄忽、隱逸的文字里，也潛藏着對世道人心不忍釋懷的憂思、諷諫和秘見。莊子在《人間世》里託孔子之言確認：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近乎道遠於儒的劉勰在其《文心雕龍》《原道》、《征聖》、《宗經》、《序志》中，仍不違孔子“詩言志”，“文以載道”、文章不離教化天下的旨意，自謂曾經“齒在踰立，則嘗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陶淵明厭棄濁世歸返蓬廬，還是難忘世間善惡：……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自詡“楚狂人”，“狂歌笑孔丘”的李白，也殘留著救世濟人的衷腸：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如獲麟。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先秦諸子百家以降，儒、道兩家文辭交遘的奇域大觀所存，中國兩千五百年間，聖賢與天才比肩而行、鉄肩共緇袍連袂而歌的兩維時空。天道、自然、人性、世運在其中消融滙際，蔚然無害，充實上達，洋溢於中國，生成世界文學的奇觀。          不能忘掉佛教、尤其禪宗在中國文學中的特殊地位。但它們畢竟屬於中途輸入的外來教義，陳寅恪先生八十年前已有不刊的判斷：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無論如何高蹈玄秘，佛教及其各宗各派，在儒、道二家拱手而立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殿堂里，只能居於補遺拾缺的賓位。中國慨然接納並善待西來佛學這一事實本身，如同新大陸收容各國流亡者的歷史一樣，證明了中國精神兼容並包、化成天下的文化自信和東主地位。        《紅刨子》不是《畏累虛》、《亢桑子》和《養生主》的現代版，它自成氣象，風格獨備。莊子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洸洋自恣以適已的手法，《紅刨子》通篇時見，所不同者也貫布首尾。           漆園吏莊周雖“其學無所不窺”，但”空語無事實”。鄭義的“紅刨子”卻是可推可刨可使可藏可糊口活命的實存之物，從呼倫貝爾草原到大興安嶺森林，從西北中國貧窮美麗小村農家小院到軍隊高級招待所，從“小半個中國”到瀕臨大西洋的美東普林斯頓—費城—華盛頓一線，紅刨子總在國內海外飄泊不定的流浪木匠鄭義眼前，神意般地如影隨形。          莊子未必殺過牛，更未必化身為鯤鵬大椿鵰鳩惠姑斥鷃，他卻能憑空臆造一個宇宙，上天入地精騖八方神游萬里，讓人嘆為觀止。鄭義在“混成作家”前，是靠刨子為生的木匠。在改變中國的1989年後，那刨子是通緝犯鄭義化名潛逃蒙蔽警察的“好道具”，是他流亡美國安身之命患難與共的好幫手。          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意在“诋刺孔子之徙，剽剝儒墨，以明老子之術”。鄭義著《紅刨子》，是為祭悼“那駘蕩春風喚醒了所有中國人心靈深處對自由的渴望的1989年天安門運動，”是為懷念他“秀外慧中舉世無雙的尕妹子”，是為履行他與神訂立的“七色彩虹盟約”，—— 神賜他以潰癢、飢餓、屈辱、貧窮、流亡，他報以關於春風美麗愛戀恩典神跡的文字。莊子看不慣現實世界，看不起除他以外的人物，鄭義不具備道家的犀利法眼，他的紅刨子連着一個新天地， —— 世界值得譴責和改善的地方並不像它們呈現的那樣無遠弗屆。           莊子自然有權利憤世嫉俗，鄙薄救贖，絕聖棄智；有理由擲玉毀珠，焚符破璽，戳亂六律，爍絕竽瑟，滅文章，棄規矩，殫殘天下之聖法；反專制獨裁，也反文明倫常，極高明而道虛無。道家通向某種精神絕對主義，在實際歷史運行中，並未消解專制苛政之局，卻瓦解自由反抗意志，棄仁人志士於守死善道。           孔子在答復荷條丈人、長沮、傑溺、接輿等道家高人隱者詰問時答曰：天下無道，已知之矣，吾非斯人之徙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鄭義天性也不忍道家之忍，不忍“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之道。 鄭義曾懷有比莊子更甚的激忿譴責中國，“誓與我們同時代人為敵”，曾“聽見天際已滾動隱隱雷鳴。懲罰在我，我必報復！”對已身所寄的現實世界，對念茲在茲的中國，鄭義“不再祈求上帝寬恕我們”。          但是鄭義區別於莊子之處在於，絕望之於莊子，成為終極，他和他的老師老聃只能止於絕望，達於虛無。他們選擇的是詛咒、旁觀、抽身逃逸，由此發展出被稱為東方神秘主義 —— 稱它為東方虛無主義也許更適切，讓無數“力不足者，中道而廢”的信徒們可有一處棲居存活的理由和空間。鄭義的期望同樣鮮明而堅定：           我相信，在世界的某處，還有一塊不死的極品紫檀在等着我。在她堅如     鐵石的木質裡，滲透著美神維納斯殷虹的血。                 像是對莊子的遙遠回應，鄭義含蓄而溫和地宣布了自己的立場：“也許紅刨子是我一生飄泊的見證，也許它是一個提醒：不要忘記那些曾與你風雪同行的微賤的人們。      總之，你只有沉甸甸的紅刨子，沒有紅帆船—— 那份傾斜着，滑過寶藍色大海的優雅……”          “紅帆船”，不是俄國童話作家格林在《紅帆》里描繪的夢幻般的景象：可憐的小阿索莉終於看到，“头号魔法师”预言中的红帆正從大海駛近，船頭站着她的白馬王子……而是“當浪花從睫毛上退落，後面的海水卻茫茫無邊”時還堅持要姑娘“等着那只運載風的紅帆船”《北島：《紅帆船》》，以表白詩人終究為世界留了一線希望。鄭義無需那份“優雅”，他的寶貝是“沉甸甸的紅刨子”，那紅刨子如同“從海浪中誕生的維納斯，在尋找死於非命的愛人時，被荊棘刺傷的手流出的血染紅了的薔薇花冠，也如耶穌上十字架時戴在額頭的荊冠”。絕不在外面或旁邊裁判世界，鄭義的人生是與苦難不分離，從而與美麗和希望同一。          楚威王曾以厚幣和相位相許，莊子拿“郊祭之犧牛”作喻笑謂使者：“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遂宣稱“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莊子“不為有國者羈”，誠然高潔不污，但其謝絕千金卿相，系出利害得失的計較，並非純然精神至尊。其邏輯推論是，如若統治者不欺不辱不殺不剮，以禮相待，錦衣鼎食終身，那麼安然入轂，安享福祿，則無可厚非。一如今日中國知識界已然助成“官、產、學“的專制大局，哪怕叨陪末座，也可光宗耀祖心安理得了。其中未必沒有莊子逍遙自適這一唯我論外在邏輯的暗示之功。                                                                             五            在《紅刨子》最後一節，鄭義引用梅烈日科夫斯基《馬丁• 路德傳》轉述的古老寓言自況。狼對夜鶯說，你只是一個聲音，如此而已，而聲音是虛無的。鄭義兀自問道，說到底誰不是聲音呢？屈原、司馬遷、路德、伽利略、聖女貞德、聖女林昭、釋迦摩尼、基督耶穌難道不都是聲音嗎？於是，鄭義發現了“狼的世界與人的世界到底還有一些差異“。鄭義代夜鶯回答：只有在沉沉黑夜中優美鳴唱，不取報酬不作狀甚至不“待知己於千載之後”的自由歌唱，才配得上一個“聲音”。如果莊子在場，他恐怕有所怵惕，他的全部寓言不過是那匹“思辯的哲學之狼”從另一個寓言里發出的回響。          鄭義往前再走一小步，“在黑夜中自由歌唱尚不算太難，你只要具有人格的力量。”但“優美”卻極難，那僅屬於美神維納斯所啟示的絕境。絕的是最後一小段文字，——如秋葉尾地，一名作家或詩人乃至巨匠文豪，能有這樣瀟灑忘情又渾然天成的結尾，都會自覺得意止於陶醉了：           便每日每時告誡自己：不要深想不要深想！—— 老木匠，像過去那樣，擔     起你的擔子，柃上你的紅刨子，他娘的只管奔前走吧！         會有一棵繁花滿樹的薔薇木在等著你嗎？         也許有，也許沒有。            都說“神來之筆”，《紅刨子》從標題開始，就落滿珠玉，貌似平常，卻臻於至美……          私心不以“像征”、“隱喻”、“符號”一類詞藻“概括”《紅刨子》，讀畢掩卷，思緒中頑強顯身者，總是寓言大師莊子，但願上陳幾點比較性評述，沒有辱沒這位河南高丘先知，—-好在莊老先生早已戡破人間文字，逍遙世外了。                              六                                                              有一個流亡者獨有的悖論：去留之間。鄭義的解決之道可稱曲折。          鄭義銷聲匿跡後，有傳言說人們在中緬邊境發現他的屍體。多年後，鄭義滋生出一腔遲來的欣慰：對遠離故土的他，如果能倒在“親愛的祖國，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土地”上，“生於斯且將死於斯”，做“這塊土地的兒子，”何其幸福，何其令人嚮往。當流亡漸次露出它嚴酷的本來面目，鄭義終於發現，另一種命運關閉了他“葉落歸根”的路徑。他面臨着始料不及的局面：           此一去也許便是永別，怕是無法實現‘生於斯且將死於斯’的心願了      ……，只能在遙遠的夢中，和我親愛的河山，和我被搶掠被欺凌的人民      同聲哭泣！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與蒲寧兩位俄國流亡作家曾在巴黎一個咖啡館邂逅，前者勸說後者回到紅色俄國。他現身說法，稱新政權為他在皇村拔付一個大莊園，三輛汽車。他還收藏了一批連英國國王也沒有的珍貴的英國煙斗。分手後又致信告誡：我們不能在無所作為和窮困中死去。小托爾斯泰的邏輯來自事實，不易反駁。三部曲《苦難的歷程》讓他榮升蘇聯作家協會主席，成為“蘇維埃大地上最優秀最受歡迎的作家”、科學院院士、最高蘇維埃代表、斯大林獎金獲得者，並率外交和文化使團出訪歐洲，風光無比。他的僕人常常在電話里告訴求訪者，“殿下這會兒正在黨中央委員會”。1945年阿·托爾斯泰去世的消息是用一份特別電文向全國公布，他的殮儀場面極其隆重，以斯大林為首的黨、政府、紅軍首腦和科學院及所有作家藝術家協會成員出席，形同國葬。         與帝國權力結為一體，脅從20世紀俄國獨特罪惡的俄國詩人，同時也徹底喪失了自身的自由本性，這在19世紀是不可想像的。在1937年到1939年的政治清洗中，“蘇聯作家協會”以及阿列克賽• 托爾斯泰、斯塔夫斯基、伊萬•卡達耶夫、亞歷山大•斯威爾斯基等帝國文人公然站在獨裁者和劊子手一邊，把他們白淨的手指伸進替罪羊和犧牲者的血泊。阿•雷馬科夫在《從阿爾巴特街到西伯利亞》中寫道，“要知道，這是作家！作家啊！他們是人民的良知。在俄羅斯，作家永遠被看作是人民的良知，像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等”。美國俄蘇文學史家馬克• 斯洛寧指出，阿• 托爾斯泰備受帝國青睞，但是“每當他試圖進行說教而越出一名小說家的職責時（例如他曾試圖依據黨的路線替凶殘的暴君塗脂抹粉而寫的最後一個劇本《伊凡雷帝》），他就遭到失敗，寫出了矯揉造作而又低劣的作品”。          至於蘇俄帝國最顯赫最受寵的作家肖洛霍夫，當他對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進行攻擊，對持不同政見的作家和其他被鎮壓的受害詩人采取敵視態度時，蘇俄知識界對他采取了沉默的鄙夷。1966年，肖洛霍夫在蘇共第23次代表大會上發言，咒罵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指責對他們的判決“太溫和”,說是如果在20年代,他們早被處決了。這種公然站在帝國對作家的暴力政策一邊的行徑，“大大損害了肖洛霍夫在國內外的聲譽”。女作家邱科夫斯卡婭在公開信中，“譴責肖洛霍夫背叛俄國文學最優良的傳統，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謊言代替正義的殘酷檢查官的角色。”文學界對肖洛霍夫是《靜靜的頓河》的真正作者這一點也提出了質疑：德行如此卑劣的小人，怎麼可能那麼深刻的描繪催人淚下的不朽愛情？1943年，這位蘇俄帝國文學泰斗的檔案與幾年前高爾基和幾年後法捷耶夫的檔案一樣被銷毀。          無論阿• 托爾斯泰還是肖洛霍夫，他們的子孫在中國都生逢其時，正在大行其道。                                                                                  七             鄭義引用了“托爾斯泰同志，蘇維埃的偉大作家”（莫洛托夫語）和窮愁潦倒、流亡至死的蒲寧之間的故事，—-邏輯另一端，是莊子與惠施與楚威王之間的關系。          鄭義居家附近小圖書館中，十幾架中文圖書，大陸台灣香港海外名作家應有盡有，作家同行史鐵生李銳張煒王安憶鐵凝張平韓少功賈平凹等人赫然在目，“在這英文世界，看見方塊字寫的書就親切。特別是老朋友們的新書，摸一摸書脊就算握了握手”但是，唯獨沒有他自己。鄭義明白，這是關於流亡作家的一個不起眼的腳注：           你不僅失去了你的土地、河流、森林，失去了那些你所珍愛的窯洞和一     步一句山歌的高原，失去了你艱辛半生的歷史和名聲，你還要失去你曾擁有     過的全世界最大的讀者群，直到海外最後一個讀者。—— 您哪，出局了。            鄭義自作鉴定，這真是奇跡：我修煉得並不好，卻驀然證得“無我”之境：不是大陸作家，不是香港作家，不是台灣作家，也不是移民作家，甚至不如下半身寫作的新秀。如此遼闊的一塊大陸上不能出他的書，甚至不能提及他的名字，“那是一種光榮”。網上常有種種聲援抗議請願活動，鄭義總是要先表示支持，接下來說明自己的麻風病人身份，能否簽名，請組織者斟酌。就算是洋人，躲著他走路的也不少：“他們還要和海那邊打交道，很多人不也歸國握手言歡了嗎”？        鄭義犯下彌天大罪，流亡前他在天安門廣場起草標語：跪久了，站起來遛遛！之後他拒絕“向凶手們低頭，無論是高貴的頭還是低賤的頭，什麼頭都不低這一下”：           有誰替我捎個話兒，就說鄭義那狗雜種說了，千分之一秒的頭都不低！            鄭義憑空問，有誰字好？求一幅流亡老前輩李清照的字：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多年之後，鄭義慢慢領悟到他流亡生活的本質。“我和妻曾一起回味過初至北美時那種純真的快樂。那是夢幻成真，一頭撲進了曾渴望無數世代的一刻千金的自由。然後呢？然後，流亡之路從你腳下緩緩向前伸展……你須得終生支付自由的代價。你不是一株移進沃土的樹苗，你是被連根拔起的參天大樹。我承認未曾料及，但從不後悔：自由無價。自由不可替代。”絕非所有流亡者都會得出這種結論。                                                                                   八            與其他流亡者一樣，鄭義面臨著一種任何人都不能輕易提及卻客觀存在的機會：回去，放棄你夜鶯般的鳴唱和蒲寧式的迂闊固執，選擇狼與托爾斯泰同志的明智。蒲寧身為俄國20世紀第一波流亡者中堅持用老式俄文拼法寫作的最後一代貴族作家、俄國三大散文大師之一、白銀時代早期詩歌代表、古典中短篇小說巨匠、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國作家，他不是不願回到魂牽夢繞的俄國，但他有幾個要求：承認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最偉大的文豪，承認授予他個人的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全體俄國文人的榮譽，以及撤銷蘇聯作家協會，恢復俄國作家在十九世紀享有的創作自由……           鄭義沒有回去的理由，—— 他也許有，與普寧一樣不帶個人色彩。正因為如此，他知道將理所當然地被中共官方回絕。但他有不回去的理由：               我不願回去。我不是鬥士，我僅僅是不忍死難者受屈，由我的手再殺他們     一刀。也不願凶手們誤會，以為時間會洗去兩手鮮血。            此外，鄭義正色道：“我有幾部寫到死也寫不完的長篇小說。被迫放棄文學寫作的流亡作家多的是，少有我這種又臭又硬的茅坑石。”豈能游戲於污瀆之中而自快，鄭義不取莊周之道，他的文學宗旨已逸出中國數千年用世去世的舊套路，一種生死與之的啟示已經入主其內心，被一種全然陌生而新芽滿枝的“薔薇”充滿：           其實我滿心羞愧，但我與神有約，如那七色彩虹是神與諾亞盟約。他賜     予我潰瘍、飢餓、死亡、屈辱、顛沛流離，我還他關於這些潰瘍飢餓死亡屈     辱顛沛流離的文字。一想起文學，我就忘記了自己不過是一個俗人。            熟悉《聖經》的基督徒也許會察覺，“顛沛流離”是流亡者鄭義加上去的，以適合鄭義較約伯更甚一籌的考驗。一言以蔽之，兩千二百年來被道家信徒引為美談的莊子—楚威王難題及其破解之道，在鄭義這里，已不是問題。                                                                                         九            馬克思聲稱，勞動改造世界，並且改造人本身。從人的本質和與世界的關系上，不失為一種說辭。但在20世紀制度化邪惡 —— 納粹—共產主義國家，“勞動”竟成為最醜惡最恐怖的奴役。奧斯維幸集中營門口有一條著名標語：勞動使人獲得自由。蘇聯、中國都把“勞動改造”作為普遍懲罰的誡條，“蘇聯勞動改造總管理局”曾監禁過兩千萬俄國人，幸存者之一索爾仁尼琴把它 簡稱為“古拉格”，歷史上第一部勞改集中營巨著從此誕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勞改分子”、“勞改釋放犯”屬於麻風病患者一樣被社會歧視的人物。一名在煤店打煤送煤至死的“勞改分子”的簡陋葬儀上寫著“永不勞動”四字，這是本人見過的風格獨具的挽聯：終於可以不勞動了！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們竟然能把人最原始最神聖的本能，改造成人世間最卑賤最難忍受的懲罰。          大禹躬耕，耶穌是木匠，斯賓諾莎磨鏡為生，托爾斯泰犁田、修鞋，甘地紡紗，勞動是他們生命中應有之義，像上帝創世一樣專注，莊嚴。在鄭義眼里，紅刨子是無言的人間尤物。他無中生有地創造它，靠它討生計，甚至測算自己的好運氣。對紅刨子的端詳、撫摩、贊嘆，徹心徹骨地喜歡憐愛，俯拾皆是。豈止好用，美觀，名貴，分明是可以終身托付的寶物，流亡生涯中不離不棄的伴侶，分明是另一個鄭義：            刨床上略加鏟削，透出一點俏皮克制的鄉土氣，再加上把手那振翅欲飛的    輕靈，我的紅木袍，成了。試著推幾下，沒有雜音，沒有顫動，每一刨都輕輕    吐出一片透明的直刨花。宛如一閱盡世間滄桑之老俠，劍劍沉穩，凌厲中含寬    厚，瀟灑中有靜氣。        我的紅刨子，陪我流亡天涯的紅刨子，就這樣，成了。        ……干一干就停下手來看一看。心裡一遍遍嘆道：哎呀呀，我的堅如金石     沉穩厚重的紫檀！            怎麼樣，有點“立不失容”的郢人定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的庖丁之風吧。          莊子雖然極盡想像作逍遙游，但他八十幾歲生命中，畢竟沒有真正漂泊過。他剽削孔丘、墨翟之徙，他在人間沒有見識過讓他服氣的人物，他只是在一個虛構的由各種奇異動植物組成的天地間孤獨地逍遙，他更沒有乘桴浮海，見識過把“自在”、“自適”、“自快”、“自意”擴充為“自由”的另一種文明。莊子及其宗師老子都極度聰明，洞察了人性的邪僻危微，看透了現實社會的污濁腐朽。但他們運道有所不濟，心機太深智慧太高，秉性太超然太清冷，以至於他們不屑也無緣享受世界的真諦和光輝，——他們似乎無緣遇到好心人、仁愛者。          鄭義比道家高人幸運。“紅刨子”並不只是他的夫子自喻。鄭義的流亡路途黯澹凄涼寂寥，卻也別有天地。“我常常地常常地夢見嘉陵江、長江和黃河，還有我插隊的太行山小村。天哪，都是些彩色的夢！真是叫人痛苦。”這些夢也許曾經出現在所有流亡者夜晚閉目之後的世界里，然而鄭義對流亡的夢釋，卻如天籟，如紅刨子，出自造化從不輕易示人的奧秘：我常常在夢中哭醒，叫妻黯然神傷。天哪，都是些彩色的夢！真是叫人痛哭：          有一次夢見藍色的嘉陵江，從兒時飛紙鶴的山坡望下去，那藍色太不真     實，我走進那藍色透明的河水，水里竟游動着無數紅色的金魚……那絕色之     美如利刃切入心腹！         我哭泣道，怎麼會這麼藍呢，怎麼會這麼藍呢？……神，你不能這樣對     我，你不能這樣對我……那種掩面之哭，你終其一生，是不會有很多次的。            莊周亦夢，人們不知道是蝶夢莊周還是相反。幸好他夢的是蝶，斑斕飄逸，不是革履蟲。我驚奇但不感動，他是為造夢境強說蝶。莊子無需人感動，所有高人隱者都沒有這種負擔，否則他們就不必醉臥松崗、裸濯清泉而心安理得了。          在黑暗里尋覓微光，在苦難中感恩，大概是《紅刨子》的一種意向。15.183個漢字加上西式標點，同樣數量的心血眼淚，鄭義懷念着呼倫貝爾、大興安嶺、農家院落、建築工區眾師傅兄弟、千疤萬補的爛棉被、軍隊招待所木工房 ……卻不，木匠兼流亡作家鄭義似乎沒有必要地提到“美國革命史上著名的德拉瓦河”、收容了他的普林斯頓“勞倫斯村”、春屯的“蘭斯蕩角”、馬里蘭的“蒙哥馬利村”，以及美洲紫檀，美神維納斯的標志花薔薇，還有一位美國善人，“普林斯頓老校友約翰•艾理略先生默默地走進校長室，為中國流亡者捐出一百萬美元”。在這位素昧平生的美國人身後，是刻在曼哈頓港灣的自由女神像基座入口出的文字：來吧，你們窮困潦倒走投無路而渴望自由的人們，我高舉明燈，為你們守候住這金色大門！          以及大江健三郎，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寧肯冒犯中國東道主，在北京演講中堅持說出鄭義的姓名。                                                                                 十            這就是流亡不流亡的差異，這就是在苦難和黑暗面前抽身逍遙把自己藏暱隱遁的莊子身法和領受神恩把自己交出來的鄭義式抉擇之間的差異，就是紅刨子和砍削鼻尖白堊的斧鉞之間的差異。           紅刨子是一個中國未曾顯示過的寓言，在要麼依附歸順要麼疏離自化的中國土地上，它是一個不易理喻的啟示。恰似從海浪中誕生的維納斯，在尋找死於非命的愛人時，被荊棘刺傷的手流出的血染紅了的薔薇花冠，也如耶穌上十字架時戴在額頭的荊冠。           這一切，是用中國的方塊字表達的。            140年前，從絞刑架下生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撇開了帝國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惡的深淵。幾乎同時，托爾斯泰轉向十字架和基督之愛。他們無法預見即將來臨的世界規模的生命流失和價值傾覆，有幸不面對一個充滿罪惡、謊言、不幸和死難的世界，但他們的梅思金公爵、佐西馬長老、聖女索尼婭、安德烈公爵、聶赫留朵夫已經嘗試回答20世紀的難題：          在我們的地球上，我們確實只有帶著痛苦的心情去愛，只能在苦難中去愛！    我們不能有別的方式去愛，也不知道有其它方式的愛。        為了愛,我們甘願忍受苦難。我希望，我流著眼淚渴求，只親吻我注定離開    的這個地球，我不願，也不肯在另一個世界上死而復生！          《紅刨子》寓意不淺，大約由三重因緣構成：中國的苦難、俄國的彌賽亞救世精神和美國的自由。鄭義隨意道出自己的文學觀：           文學是才具、情感、閱歷、良知、勤勞、配偶、甚至健康等等一切之總     合，並有賴於機遇。因此，在終極的意義上，文學也可以理解為命運，即神     的意志。            莊子在中國戰國時代的門口巡行張望一番後，掉頭離去，他的派頭令人歆羨。年輕時代的鄭義也許是莊子的欣賞者，—— 當世界只向中國人開啟一、兩道柵欄而慳吝地緊閉其它門戶時，我們無法不歆羨莊子們的飄逸瀟灑。        《紅刨子》寫於“仲秋時節”的華盛頓遠郊，它適宜在滿月朗照時候誦讀，如果是嘉陵江和太行山的明月之夜，那就圓滿了。          不好邀請莊子一起賞月，請他扶住紅刨子推出的欄杆仰望明月。   十一          《紅刨子》似乎不經意間涉及到兩個異乎尋常的問題：時間與美。它們是如此重大，又以如此感性的文字予以表達，以至於容易被連續不斷的“奇蹟”和精妙絕倫的描寫所掩蔽。更妙也更神的是，這兩個曾經令多少詩人、作家、藝術家、哲學家乃至神學家夢寐以求而不得其解的問題，實際上貫穿全篇《紅刨子》，渾沌交織，難以分辨。鄭義沒有遊離“紅刨子”及其單純而豐富的意像，他像真正的木匠牢牢把握着手上的工具那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地駕馭着更難把握的工具—— 文字。鄭義珍視自己的作家本份，從來不試圖解剖或離析對象，更警惕對世界輕作判斷。直到《紅刨子》結尾處，他也沒有水到渠成地營造一個夕陽無限的落幕，反倒提出一連串感嘆和诘問，留下一段餘音繞樑的終曲：           狼與夜鶯的寓言不僅僅涉及虛無，還涉及時間。……比方流亡，說的     是空間，最終要走向時間，即流亡者之死，……死在自由女神腳下，最後     只剩下一把硬錚錚的骨頭。比方紫檀，說的是質地，最終也是一個時間：     紫檀是木中之仙，非千年不能成材！這豈不是說，當代人使用的紫檀木，     在李白杜甫時代就萌芽破土了？竟吮吸了幾多日月精華，見證了幾多沉浮     興衰！         什麼是存在的意義？是愛是情感嗎？三十幾年前，那個年輕的盲流木     匠曾在呼倫貝爾草原上閱讀德國哲學，向草甸白雲追詢存在的意義。越過     歲月的茫茫曠野，現在，那匹哲學之狼給出一個甚為形象的回答：聲音。     ——你能否成為一個在黑夜中自由歌唱的優美的聲音？         “在黑夜中自由歌唱”尚不算太難，你只要具有人格的力量。但“優     美”卻極難，那僅屬於美神維納斯所啟示的詩篇。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言已傳遍世界：美將拯救世界。鄭義不會重複這句無比簡潔的箴言，他當然知道里面充滿了俄國文學、藝術和東正教的精神元素，它是從無量苦難、死亡和救贖中提煉出來的俄國信仰。但是鄭義同時深信，中國的精神和信仰世界一旦獲得自由，也將拯救世界。如果美最終贏得未來，如果時間特許存在被賦以價值，——按照《紅刨子》的邏輯，如果中國的夜鶯有朝一日開始自由而優美的鳴唱，中國就得救了。也許鄭義不願更多思考包括“拯救”在內的終極問題。在作家鄭義心眼里，發現並表達世界的真實、良善、美好、神聖和愛，更值得傾注畢生精力。     作為一篇散文，《紅刨子》承載得太多，但它的敘事結構仍然如此縝嚴，其精神流向如此深沉、遼遠，其文字則如此素樸而充滿詩情畫意。從此，一種新的尚難名之的散文文體出現了，它在內容上開闢了全新的史詩式天地，在風格上走向某種直覺型、訴諸靈魂的新古典主義。從此，鄭義連續寫下十餘篇流亡途中的史詩散文。      近1200年前，韓愈發起唐代“古文運動”。約兩百年後，宋代文豪蘇東坡稱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千年過去，東坡所贊韓愈，庶幾今日鄭義之謂也。      《紅刨子》也許將開創中國散文以致整個文學的新格局，也許依然孤絕寂寥。無論如何，此文就此打住了，謹引鄭義的驚嘆作結：          我相信，在歲月的某處，也會有一棵繁花滿樹的薔薇木在等著我。美麗的    維納斯從那里路過，就會滿臉歡喜地說：呀，那是你嗎我的薔薇？怎麼會長得    這麼高大…… <div></div><div> </div><div>2014，7，14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