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经济学思考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关于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持续增长，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由此引发“中国模式”的讨论。早在1993年，林毅夫等就提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接近于10％，与已被称为奇迹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当，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在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人口的地方，以如此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如此下去，中国将创造人类文明史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最大奇迹。[1]p3-11目前中国模式论的探讨主题仍是这个观点，只是原因、途径、性质分析不同。也有人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英国学者里奥·霍恩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模式”，“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反而掩盖了中国经验中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会。[2]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四小虎的成功“有相似之处”，“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也有学者从学理上分析“中国模式”：所谓模式具有凝固性和复制性两个特征，否则不称其为模式。显然，中国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也不应该达到这个高度。中国模式论产生的背景实际上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实践诉求。[3]p7 也有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现有的经济规模被高估，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以亚洲开发银行一份报告为基础，用“购买力平价（PPP）”分析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贫困人口总量。盖保德认为，以前世界银行根据80年代末的概要数据所作的关于中国经济规模的估计，可能从一开始就夸大了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必须予以修正。盖保德指出，世界银行2007年11 月公布购买力平价修正数据之后， “中国经济规模将比以往估计的规模小40%”。（Albert keidel，“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 Financial times， Nov， 13， 2007）   　　目前，有关中国模式的探讨有两个方面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有些人片面强调成就，盲目鼓吹。“中国模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4]p68“中国连续30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5]p17这是对类发展史尤其欧美发展史缺乏了解。从时间和影响来讲，中国这三十年的业绩是远不能和英国在17世纪的经济发展相提而论的，那是揭开人类文明新篇章的经济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前后的欧美经济增长从延续时间和增长速度来讲，也远远超过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成就，而且那是经济增长带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深刻变革的大发展。就仅战后欧洲重建的经济增长，也超过中国这三十年的规模和深度。“重建导致了巨大的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近50%）。欧洲经济从未有如此大的跃进，出现了经济奇迹，其支撑是消费量剧增及国家的不断参与”。[6]p577从时间延续来讲，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保持了60年增长。还有，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不到三十年时间，就从亚洲小国跻身于世界强国，1895年，英国查尔斯·贝雷斯特（Charles Beresford）公爵感慨：“日本在过去几年所发生的各种变化，等于英国在800年间与罗马在600年间所经历过的，我只得承认，对日本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the times， April20， 1895，p.7.）另外，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也是当今中国的发展无法比拟的。“由1950到1973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快速增长的纪录”。“1955年到1970年是日本高速发展的核心时期，其资本形成速度平均每年超过22%，与国民生产总值一样，这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媲美”。（（美）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李朝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p304 p305）   　　倒是两位参与发展决策的经济学家的评价比较公允。吴敬琏以历史中国的发展角度认为：“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间’，也是自鸦片战争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吴晓波《吴敬琏传－－一个经济学家的肖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p166）林毅夫从国际对比的角度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当中为时最早，也是成效最佳的改革”。（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二是理论探讨者基本上是政治、社会学者及新闻界，经济学的参与不够深入。中国模式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经济学的分析，才是关键。   　　二、中国经济三十年来持续增长的动因分析   　　提到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马上就会想到改革开放，似乎改革开放是发展的根本动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混淆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前提与动因。改革开放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前提，并不是动因。“改革开放不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因。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追赶性质，其根本动因在于充分发挥了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5个方面在内的后发优势，改革开放只是这些后发优势的潜力得以实现的触发器。没有后发优势，中国不会出现远高于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的后发优势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高速增长的成就也是不可能取得的”。[7]p5   　　中国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因有三个方面：   　　1、国民改变自身贫困状况，谋求自我发展的巨大动力。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人力资源被激活，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也是发展的载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安徽农民自发联产承包引发的，根本动因是解决温饱问题。三十年来，大量承包土地的农民在投入产出为负值的状况下坚持劳作，维持农业经济的发展；几亿农民工自发组织进城打工，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廉价生产要素和原材料。这是中国在技术和管理落后于国际水平情况下参与国际竞争取到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之一。还有，城乡个体户忘我工作，大量的集体经济民营经济迅猛发展。这些都是上个世纪末中国最活跃的经济力量，根本原因是国民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迫切要求。这就是推动改革发展中的最基本“增量”部分。邓小平晚年总结两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这两个发展的动力都不是改革者事先策划的，而是农民自发行动推动改革。前二十年，中国基层群众对自身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寻求激情，恰如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前法国群众激情的描述：“尽管他们好像对身处苦海没什么意见，但只要能给他们指明一条脱离苦海的道路，他们会马上以猛烈的势头朝那条道路飞奔过去，你若想阻止他们，他们会踩着你的身体冲过去，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视线甚至都不会在你身上停留”。（(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傅国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3．P147）   　　科斯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2、制度释放与巨大国有经济转型。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以“革命”的名义建立了巨大的国有经济，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相当比重。改革开放是以制度释放的方式将国有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建国头30年创立的制度基础，没有头30年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模式”。[8]p36“中国模式”是一种经济转型道路，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体制（制度）的“三重转型”。[9]p50首先，联产承包将农民从集体捆绑生产中解放出来，焕发追求财富的活力；其次，国有大型企业重组股份制等因素加入，市场机制产生效力；再次，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尤其是县域经济，“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中国发明的县际竞争制度了不起，是天才之笔，也是九十年代中国在经济困境中出现奇迹的主要原因”。[10]p18最后，土地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发挥。土地价值发挥成为地方经济建设的巨大财源和持续增长域。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2.9万亿元，占GDP的7.4%。因此，有专家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加强版的混合经济在竞争推动。[11]p32   　　3、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市场背景的无限制扩大。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结合，有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作为背景，强化了增长的动力。首先，大量的外资涌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的资本启动。1978-2008年7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达8204亿美元，其中二三产业利用外资达到实际利用外资的74.07%和24.74%。同外资一块进入的还有先进技术、管理，为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其次，低劳动力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中国企业赢得了资本的初始积累和广阔的市场进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据统计，1978-2008年间，我国的总量需求中（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外需比重达14.64%。另外，中国政府的产业指导和坚定的金融管制尤其是汇率管制促进了出口推动。因此，有专家总结中国模式的内涵，首要因素就是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化。[12]p36更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赢家之一，如果没有国际贸易和出口，中国的很多增长都将是不可能的。[13] 吴敬琏强调：“正是后者（出口导向战略）的政策实施，缓解了由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经济增长得以维持，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秘密所在”。（吴晓波《吴敬琏传－－一个经济学家的肖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p227）   　　4、巨大的人口红利的影响。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一般来说，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实施，少儿抚养率降低、有效劳动力极大释放，而前30年低成本国民教育的普及，是改革开放后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极大释放。改革开放，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活性发挥，使原本的环境人口压力转变成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资源动力。《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起草人之一，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说，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２７％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任芳．中国“人口红利”将在2010年消失[EB/OL]．（2007－03－22））Colly&Tyers认为：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充裕吸引世界范围内的储蓄流入中国，扩张投资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率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Bailey，M.J.（2006），“More power to the pill”，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1）：289-320．）另据蔡昉2005年的研究：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来自人口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贡献占69%，而物质资本和其他因素的贡献仅占31%。（《蔡昉访谈录：人口红利续推中国经济增长》，《证券之星》，2005-07－16）   　　三、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个高成本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的实质，即经济发展的绩效。从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分析看，标准有五个：经济增长、效率、收入分配、稳定性（周期性稳定、通货膨胀、失业）、发展目标、维持国家安全。[14]p31-32综合分析，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个高增长高成本非均衡的发展模式。三十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4倍，2008年突破30万亿元（折合4.4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人均生产总值增长了12倍，贫困人口由2.5亿降到1479万；对外贸易流转额增长了120倍，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强国；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2009年达到2.033万亿美元，比居第二位的日本多两倍。[15]但“中国模式起点低，它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16]p64经济的高增长，是以高成本和非均衡发展作为基础的。   　　首先，资源的巨额投入和浪费，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上个世纪末二十多年的粗放式工业化，大量的矿产、林业、水力、牧草等资源混乱开发，不计产出的使用，不仅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直接导致江河污染、植被破坏、气温骤变，沙漠化盐碱化沙尘暴威胁国土安全，人们生活的环境质量迅速降低。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来，中国可耕地面积减少了20%，每年沙漠化面积达到3400平方公里，国土荒漠化已达1/5，可耕地效力递减达到43%、牧场则达了90%。每年消耗20亿吨硫化煤燃料，有害气体排放量居世界首位。居住着一半以上人口的三大河流域，实际上已陷入自然再生能力丧失的境地。[17]p312006年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发布的世界环境绩效排名（EPI），中国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4，仅在非洲国家之前。《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4》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5％，而当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   　　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滞后社会体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摩擦成本巨大。“国家的力量使社会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有力的督导与管控。久而久之，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特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结构”。“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国家一方面允许社会中的个人、企业与地方等微观细胞具有了追求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利用全能主义时代形成的动员能力，来整合资源，通过资源与人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公司’，让各个省、地方成为各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有学者称这种结构是‘行政联邦主义’”。[4]p69由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第一，权力腐败扭曲市场机制，降低了市场效率。腐败之一是权力寻租现象，寻租的基础就是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吴敬琏等学者估计，中国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30％，（据胡和立计算1987年和1988年，中国经济中的“租金”总额分别达到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0%和40%的惊人规模。经济学家万安培计算，在1992年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寻租”狂潮中，全国“租金”总额达到6243.7亿元，相当于该年国民收入的32.3%。）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着人们把大量宝贵的企业家才能用于寻租活动。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胡鞍钢将现阶段中国腐败类型分为四种：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并初步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2-16.8％之间。[18]p76第二，社会事业领域投入不足和管理严重不到位，造成要素市场功能弱化和社会成本花费巨大。我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该比重是28％。而以压低劳动工资和牺牲劳动者的福利为代价换取加入世界分工体系的机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9，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高的国家之一。贫富差距明显导致社会矛盾突出，维稳成本高昂。2009年全国公共安全支出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19]而农村大量的留守儿童牺牲的人生幸福是无法用经济数据来计算的。据全国妇联统计，全国留守儿童的人数约为5800万，其中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超过4000万。目前，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总数的28.29%，其中，0—5周岁农村留守幼儿约占全国农村同龄儿童的1/3，学龄前留守儿童总和接近全国学龄前留守儿童总数的2/3。[20] 第三：法规建设滞后，产权保护不力，导致资本外逃。由于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一些私营企业主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有学者估计中国1997-1999年三年资本外逃规模约为530亿美元。[21]p31   　　再次，政府规模过大，权力高度集中，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强化投资推动，不仅扭曲市场机制，而且造成资源浪费，是一种非发展的增长。最典型的现象是土地财政，大规模的大学城、娱乐城、高档住宅区、高尔夫球场、影视城等由地方政府强力促建，土地增值成为地方GDP的重要因素。1999－2008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面积从45391公顷上升到165860公顷，年均增长率15.5％，同期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断上升，成交价款从514.3亿元上升到1025亿元，剔除通胀因素，成交价款年均增长率高达45％，是财政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种。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介绍，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价款2.7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0.4％。[22]( p9)土地财政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畸形现象，不仅滋生官员腐败，而且直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据调查，江苏在土地用途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约占60-70％，村一级集体组织得25-30％，而农民仅得到5－10％。[23]( p12-17) 2011年，全国发现违法用地行为7万件，涉及土地面积75.1万亩（其中耕地26.4万亩）。重复建设更是浪费惊人，以科技资源为例，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中国大型科研设备利用率只有25%，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利用率是170%。他举例说，某种卫星接收站，美国只建设16座就足够全国使用，而中国两年前就已有了30座，仅北京就有8座，且中国今后还计划再建50座。[24]为了政绩工程，地方政府不惜大量举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由于偿债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截至2010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了10%。[25]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民生福利为代价的！国外学者非常震惊：“中国的人均日收入不过7美元，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将近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呢？”[26]p18   　　四、中国模式发展完善的思路探索   　　关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中国模式的研究者从不同方面提出各自的看法。主要观点有：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共同性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民主政治的法制化、文化价值观的构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生态文明的涵养、执政党的现代化转型以及人的主体性的提升等；[27]p66“四隐忧”（庄俊举）：一是当前经济发展是高消耗、低产出，二是整体环境不容乐观，三是金融风险，四是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在加大；“五大瓶颈”（常修泽）：(1)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首要“瓶颈”，(2)金融领域的“基因”滋生金融市场风险，(3)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4)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资本化问题不容忽视，(5)未来还面临若干不确定性。[28]p77   　　其实，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已经高度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从新型工业化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不断纠偏并力求稳健科学。目前，在完善发展思路方面应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刻认识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国际化的视野，优化发展格局，从根本上转变高成本的经济增长方式，全力促进集约化节约化均衡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最有用的创新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思想”。[26]p6首先强化实体经济的科技装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实体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高度强调内涵式城市化城镇化；积极构建节能、防污、尚俭的企业文化和社会风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融共生的发展道路。其次，深入推进经济民主化，强调劳资共决等民主管理和劳动产权的完善保护，全面激活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再次，进一步完善国土整治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体系，优化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全力促进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还有，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国内与国际经济统筹协调发展。最后，健全行政考核机制，将社会公正、发展质量等放到首先位置，以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代替GDP中心论。“80年代中国改革所捧热的“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其实相去甚远，中国改革中走红的‘经济学’所张扬的是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个人自利观，由这种改革思维主导的改革实践引发社会失序是必然的”。（韩朝华《经济学的显要与寂寞》，《经济学茶座》2010第五期p45）   　　（二）全面深化政治社会体制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制度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我国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延续或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许多制度障碍着经济要素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特权意识盛行、规制软化等，行政管理体制落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科学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外比较经济学家通过对全球重要的29个国家的发展历程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从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源条件差、收入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也不是人口太多、缺乏外援，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29]p19必须根据现代经济的发展要求，考虑国际惯例，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曾指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如果它不受政治制度阻碍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以保障社会公平，促进和谐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毕竟，任何容忍强度剥削、两极分化、腐败不公，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方式，都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性基础和吸引力”。[16]p70（三）树立富民强国的国家治理理念。强国的基础是富民。人民生活殷实、素质提高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促进。这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核心。2006年底，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政府控制差不多76％的资产性财富，这是藏富于国。而美国的比例恰好相反。在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仅增加劳动报酬是不够的，需要从改革产权制度入手，让群众拥有更多财产收入，藏富于民，民富国强。藏富于民才是市场经济的财富观。过多地藏富于国不仅不利于财富的利用和最大化，而且还会带来风险。政府控制的资源多使资本市场带来的好处不能惠及到更多的人，这是我国资本市场与欧美国家资本市场的差距所在。[21]p35   　　最后，有必要引用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Andrew Cordon在上个世纪末有关日本模式的国际讨论中的一段话作为对当前中国模式讨论的醒示：“由战后复原到梦想不到的富裕，这段历史是个奇迹或是个模式？或者，这故事是否反映一个威胁全球妖魔的出现？又或者，它代表着道德失落或传统价值萎缩的悲哀？无论在日本或世界各地，都有人表达过上述的看法。它们反映出一个错误的思想，以为日本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日本所经历过的体验，我们可以说有吸引人之处，不过不能以特殊概括之。但现代性及富裕逐渐成为全球主题时，日本其实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变量”。（（美）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李朝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p382）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经济研究，1993，（9）   　　[2]（英）奥·霍恩．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N]．（英）金融时报，2008-7-29（8）   　　[3] 包心鉴．慎谈“中国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07）   　　[4] 萧功秦．中国模式面临五大困境[J]．人民论坛，2010，（11）上   　　[5] 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J]．中国社会科学，2009，（5）   　　[6] （法）德尼兹·加亚尔等．欧洲史[M]．蔡鸿宾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2．   　　[7] 郭熙保．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变[J]．当代财经，2011，（3）   　　[8] 朱炳元．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理论思考[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9] 江金权．从“中国模式”到“中国经济学”[J]．学习与研究，2008，（9）   　　[10]张五常．中国经济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11]吴宇晖王秋佟训舟．存在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吗[J]．社会科学研究，2011，（1）   　　[12]蔡拓．探索中的“中国模式”[A]．见：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3] 俞可平弗朗西斯·福山．全球化、当代世界和中国模式－俞可平与福山的对话[N]．北京日报，2011年328期第(19)页   　　[14]（美）保罗.R.格雷戈里罗伯特.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M]．林志军刘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数据统计[EB/OL]．（2009-02-06）   　　[16] 林春．“中国模式”议[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4）   　　[17]（俄）M.JI.季塔连科．前进中的中国――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及展望21世纪中国发展前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9，（5）   　　[18]胡鞍钢．挑战腐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19]赵永琛．维稳的成本和收益[N]．红旗文稿，2010－11－04（4）   　　[20]谢晓怡．留守儿童人数近5800万逾8成隔代或临时监护[N]．2010－12－22（6）   　　[21] 卢现祥李小平．中国模式：问题与反思[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22] 朱丘祥．地方土地财政困局的体制成因及其法制出路[J]．经济体制改革，2011（3）   　　[23] 岳桂宁藤丽丽王春花．我国地方“土地财政”问题研究[J]．开放导报，2009（03）   　　[24]任可．重复建设巨大浪费4万亿行政事业资产谁管[N]．中国经济周刊，2006－07－10（8）   　　[25]王涛．全国地方政府负债已超10万亿仅54个县未举债[N]．经济参考报，2011－06－28（3）   　　[26]美·乔舒亚·库珀·雷默．不可思议的年代[M]．何帆，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27]苏星鸿．“中国模式”三题[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3）   　　[28] 郑云天．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09，（4）   　　[29]（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