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所為何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7月23日，人大委員長張德江風塵僕僕，馬不停蹄南下深圳，會見建制派各界代表，卻獨欠泛民人士，其一派親疏有別的做法，令人側目。此種偏聽的做法，在他處理港澳事務時只會處處碰壁，可謂百害而無一利。就張德江提出的幾點意見，筆者想作一些回應。　 一、他指出中央很有誠意落實2017年的特首普選，而政改是一步一步向前走，故2017年的特首選舉並非是終極的；二、選出的特首一定要愛國愛港，雖然他指出並非所有泛民都不愛國愛港；三、佔中是非法行動，對本港有負面影響，而根據工聯會的代表於會後對傳媒的表述，張德江肯定了連日的反佔中行動。 對上述的三點意見，筆者有以下的回應。身為中央大員的張德江，首次表示2017年的特首選舉並非終極，而政改是逐步向前的。這一點是令人憂慮的。筆者的反應是，2017年特首選舉很可能將無真正的普選，故此有「袋住先」的說法出現。張德江多次強調，2017年選出的特首一定要愛國愛港，為了達到這個結果，唯一做法就是要控制提名權，故持不同政見的人，就不會獲提名作為候選人；於是港人有的所謂特首普選，就會有不合理的篩選，而不是有真正選擇的特首普選了。 本港作為一個開放和多元的公民社會，有充分的社會條件落實這個遲來的民主制度。事實上，屈指一算，港人爭取民主政制已經超過三十年，試問仍要等到何時，才能落實真正的民主政制，港人可以民主選出特首和全部的立法會議員？ 早前，筆者曾撰文（《回應王卓祺「提名篩選必不可少」》，刊7月18日）回應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指出以港人的務實作風，大多數選民不會選出一位反共特首，跟中央全面對着幹。 事實上，泛民爭取真普選、反篩選，目的並非如王卓祺所指，意圖選出一位反共特首，而是爭取港人享有公民應有的權利，以及藉着眞普選選出一位有代表性和認受性的特首，捍衞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從而解決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可以預見，如果8月人大會議訂下保守的政治框架，為特首選舉設下不合理的篩選機制，結果無法合乎國際標準的要求，則和平佔中的公民抗命，就很大可能隨即舉行。 不錯，和平佔中本身是一種公民抗命，亦是一種會違法的行動。但問題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願意參與這種社會運動？為什麼有些人就算違法而被捕，在法庭上都已準備不作抗辯？已故美國學者羅斯John Rawls說得好，與其爭論公民抗命，甚至指摘參與公民抗命的人，不如好好問一聲，為什麼有些人會願意站出來，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進行公民抗命？他指出，參與公民抗命的人，不是為了本身利益打算，而是為了社會利益、為了爭取社會公義而參與公民抗命的。 可以說，和平佔中作為公民抗命，是為了爭取港人應有的政治權力。佔中三子和泛民提出的國際標準，並非如王卓祺所指是橫生枝節，而是有節有理的。根據《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一、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二、在真正、定期的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三、以一般平等的條件服本國公職」。 這條《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第2款清楚指出，每位公民均享有「不受無理限制、均有權利和機會」；「在真正、定期的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所以，基於這條《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第2款的條文，泛民爭取真普選、反篩選是有根有據的。當然，反對和平佔中的人會指出當年英國簽署這條公約時，已就第25條第2款作出保留，令有關條款一直沒有在本港實施。相信張德江也可能持這個觀點，果真如此，中央是否表示其政權比起殖民地宗主國更有不如？ 最後，本港政制爭論至今，社會撕裂的程度可謂每況愈下，現時已經到了關鍵時刻。筆者覺得解鈴還須繫鈴人，希望負責港澳事務的張德江，能於8月人大會議前會見泛民人士，進一步商討政改事宜，以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為目標。《白皮書》推出後，港人更要堅持這個目標。近年，筆者眼見很多泛民人士和市民可謂豁了出去，下定決心，不惜以身試法，爭取真普選、反篩選。為了捍衞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將會悉力以赴。切勿低估這個決心。 （作者為香港大學榮譽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