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学堂:文化租界?空谈误国?——也评甘阳、刘小枫VS余亮

<table width="100%"><tbody><tr><td><div id="contents">&nbsp; <p>  北大燕京学堂项目自5月份正式启动以来,随即成为校内舆论焦点,并迅速引发强烈社会关注,而关注点不但在于项目设置本身,更主要的集中在静园选 址争议。经过北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的不断质疑和讨论,至7月24日北大校方正式发布声明,静园草坪及六院全部得以保全,保卫静园至此告捷,这是抗争和 妥协的共同胜利。</p> <div>&nbsp;</div> <div>  然而,关于燕京学堂、关于北大改革、关于决策程序透明、关于所谓中国研究等更大话题的讨论并不应该因此而中止。正如在本次保卫静园活动中表 现突出的静园声音声明中所言:&#8220;经此一役的静园更有不同于从前,所谓静园声音也不是痴人说梦或愤世一呼。静园声音故将以一个意见平台的形式继续存在,秉持 良性沟通、民主决策的静园精神,呼吁对大学改革、中国学学科构想、大学民主建设的更深刻完善的思考。&#8221;</div> <div>&nbsp;</div> <div>  有鉴于此,本人在阅毕甘阳、刘小枫二教授的《<a href="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mht/article_20140725110038.html">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a>》以及余亮先生的《燕京学堂能担负起毁灭北大文明的责任么》两文之后,深感燕京学堂议题脉络复杂、逻辑繁复,故不揣冒昧,撰短文一篇,以明理路,以启来者。</div> <div>&nbsp;</div> <div>  开门见山,本人对于燕京学堂的态度如下:</div> <div>&nbsp;</div> <div>  <strong>第一,与甘阳、刘小枫二教授一样质疑燕京学堂,但质疑理由不是因为燕京学堂是文化租界,而恰恰是因为太&#8220;中国特色&#8221;;</strong></div> <div><strong><br /> </strong></div> <div><strong>  第二,与余亮先生一样质疑甘、刘二教授对燕京学堂的批评,但同时也质疑余亮先生的空谈误国论。</strong></div> <div>&nbsp;</div> <div>  <strong>文化租界VS中国特色</strong></div> <div>&nbsp;</div> <div>  甘、刘二教授在《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一文中设定的核心词就是租界:&#8220;&#8216;租界&#8217;内外,代表两个不同世界,两种不同价值:&#8216;租界内&#8217;说 的是英文,这是国际日常语言,还是国际学术语言,代表&#8216;文明&#8217;和&#8216;进步&#8217;;&#8216;租界外&#8217;说的是中文,既非国际语言,亦非学术语言,代表的是&#8216;野蛮&#8217;和&#8216;落 后&#8217;。&#8221;而甘、刘二教授并非率先用租界指称燕京学堂者,诸多燕京学堂的反对者,包括早先出席北大改革座谈会的刘禾教授、黄纪苏先生等,都早已对所谓校中 校、校园租界愤慨不已。<strong>当物理租界在中国大地消失65年以后,数位久负盛名、学贯中西的中国学者大声疾呼我们应当警惕文化租界,而燕京学 堂则是文化租界的样板。可以料想,文化租界的下一步就是文化殖民地,就是精神层面的亡国灭种。这一论断,是与甘、刘二教授中国本位、反对普世、警惕西方的 一贯核心主张相一致的,而燕京学堂不过为两教授的主张再增一实例而已。</strong></div> <div>&nbsp;</div> <div>  余亮先生在《观察者网》的回应文章,看似批评甘刘二教授的观点,其实前提则是同意他们的核心主张。余文的最核心观点是:两位的核心主张都是 对的,但是不适用于燕京学堂这个具体的案例,因为你们两位不了解这个案例。诚如余在文中所言:&#8220;二位学者忧患意识溢于言表,放在中西文明冲突的今日,我理 当击赞。在我看来,本文所讲的道理大方向完全正确。我关注甘阳刘小枫著作十年,也从中收益颇多。&#8221;</div> <div>&nbsp;</div> <div>  我同意他说的甘、刘不完全了解燕京学堂的来龙去脉,但绝不同意他的立论前提,即甘刘的核心主张是对的。在我看来,本位、西方和普世都是高度 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其内涵往往被无限解读,因此应当审慎使用。更进一步说,建立在冲突性和排他性基础之上的本位性是荒诞和虚无的,本位性与开放性不应当、 也不可能互斥。<strong>在建构出中国和西方两个对峙性概念后,一切开放、包容和交流的元素均被视为对于文明冲突的不够警惕而被加以挞伐,正在规划之中的燕京学堂更无法例外。</strong>甘、刘二教授警惕西方,却在文末引用与西方渊源深厚的胡适的《非留学篇》,而却全然忘记了胡适的最主要主张,不是要禁断、而是要开放。</div> <div>&nbsp;</div> <div>  在我看来,<strong>燕京学堂的缺陷不在于它是西方入侵中国的文化租界,而在于它的筹办过程恰恰没有达到所谓&#8220;西方&#8221;高等教育的基本水准。</strong>从项目规划来看,西方一流高校不会有本月项目理念成形、数月后招兵买马、一年后招生入学这样的大干快上,也不会有决策程序混沌不明、监督机制残缺不全、面对质疑如临大敌的一团乱麻,更不会使出水军马甲、保安护航之类的不堪手段。因此,不客气点说来,<strong>将燕京学堂比喻为西方的文化租界,恐怕还是太抬举这个项目了,也太低估所谓&#8220;租界&#8221;应当有的水准了。</strong></div> <div>&nbsp;</div> <div>  至于甘刘二教授所谓中国学研究无需假外人之手,恐怕也值得推敲。从学科发展来看,我们姑且先承认所谓中国学研究设置有其合理之处(虽然这一 点也值得辩论),但毕竟需要以相关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作为依托。涉及中国学研究的人文学科与国外可能差距小一点,但相关社会科学领域与国外的差距则仍 宛若天渊。以我本人较为熟悉的<strong>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为例,中国国内学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译介阶段,即便是目前对于整体学科的原创性研究贡献也相当薄弱,并无力量撼动美国在社会科学的统治地位。</strong></div> <div>&nbsp;</div> <div>  究其原因,在于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目的是寻求一般化的因果机制,所以<strong>其实不存在什么中国视角的社会科学,而只有社会科学视角的中国议题</strong>,因而与外国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在人文学科领域所占据的语言文化优势,在社会科学领域体现的并不明显,也就更有必要保持谦和、开放的心态。夸口中国研究可以无需假外人之手,恐怕还尚需时日、拿出令人信服的硬成果来。</div> <div>&nbsp;</div> <div>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中国本位,不但不是甘刘二教授所谓的中国人治中国学、中文治中国学,甚至也不是(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把中国作为单 一的、特定的研究对象。中国本位应当是在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交融过程中自我发育出来的,而不是人为形塑中西二元对峙、再以非西方作为本位的基石,那样不 但不是中国本位,反倒是非西方本位了。外国人治中国学无损于中国本位,英文治中国学无损于中国本位,以包括中国在内更宏观命题作为研究对象也无损于中国本 位。<strong>真正有损于中国本位的,恰恰是对峙和排斥的二元思维方式,以及动辄上升到亡国灭种的所谓&#8220;危机意识&#8221;。</strong></div> <div>&nbsp;</div> <div>  质而言之,燕京学堂的核心问题不是太西方、太租界,而是太&#8220;中国特色&#8221;。剥掉那层被甘刘定义为租界、抑或被校方标榜为国际化的光鲜的 &#8220;皮&#8221;,燕京学堂的内核有几分成色是与&#8220;国际接轨&#8221;的呢?从目前已经公布的项目理念、学科设计、管理经营和募捐渠道来看,燕京学堂到底还是要循着&#8220;办出气 势&#8221;&#8220;办出品牌&#8221;&#8220;眼前一亮&#8221;的思路,在中国特色的圈圈里杀出一条血路,从而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为达成这一目标,则部分信息不可公开、招生上马必 须加速、调查研究不必过细,此之谓必要牺牲。在高端、项目、国际化、精英领袖这些堆砌的浮夸辞藻之下,我看到的不是泊来的文化租界,而是早已习以为常的画 虎不成反类犬。假国际化之名而造成的学术和教育资源浪费,代价难道还不够大吗,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中国高校在过去十年间各类项目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我们但见纷繁热闹的大楼、捐赠和洋教授,又有几分沉淀到学科建树和学生培养上呢?</div> <div>&nbsp;</div> <div>  所以,我与甘刘两教授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把燕京学堂做成真正的、高质量的的文化交流平台,让它褪去&#8220;中国特色&#8221;的桎梏,成为开放、包容和学 术的阵地,而不是将它作为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假想的中西冲突的靶子和牺牲品。质疑现行不靠谱燕京学堂的目的,就是要为未来真正靠谱的燕京学堂奠基,以无愧 于燕京大学这座曾经的&#8220;世界一流大学&#8221;的清誉、更无愧于北大师生校友为母校改革做出的真诚努力。一句话,用真改革代替假改革、好改革代替孬改革,而不是用 封闭代替开放、排斥代替交流。</div><div>&nbsp;</div><div>&nbsp;<strong>空谈误国VS公众辩论</strong> <div>&nbsp;</div> <div>  余亮先生对于甘刘二教授的主要批评点,不在于他们二位质疑理由的错误,而在于他们太书生意气、太不通世情。<strong>在余看来,甘刘 二教授从中西冲突出发的批评、以及部分师生从程序正义出发的质疑,都不过是书生们自我陶醉的&#8220;茶杯里的风暴&#8221;,而北大师生固然赢得保全静园的暂时胜利,但 一定会后悔对对于燕京学堂宏伟蓝图的抵制和破坏。换言之,民粹情绪杯葛了高瞻远瞩,一时激进砸碎了千年基业。</strong></div> <div>&nbsp;</div> <div>  只知批评,不知建设;只知理论,不知务实;只知纯洁,不知折衷。这一系列流行于舆论市场的主张乍一看都非常对:知识分子当然应当建设性批 评,当然应当追求实际,当然应当不为反对而反对。然而,&#8220;空谈误国、实干兴邦&#8221;这一似是而非的观点不但是谬误的,而且是危险的。谬误的地方在于在其位谋其 政,各行有各行的操守、伦理和责任,作家龙应台和文化部长龙应台、教授江宜桦和行政院长江宜桦,角色置换,视角和态度自然也不同,而可以发挥的功效自然也 不同;危险的地方在于它赤裸裸展现了国人扭曲的事功崇拜和智识贬低:无论&#8220;实干家&#8221;价值底线有多低,只要事功显赫,都比只会唧唧喳喳的知识人强千百万倍。 当知识分子被低端化和污名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基本价值的相对化和虚无化,再接踵而来的就是大众的犬儒化和迷茫化。</div> <div>&nbsp;</div> <div>  对于燕京学堂这场争议,余亮先生作出如此评价:&#8220;应该批评,应该斗争,但不应该将之视为身外之物,好像知识分子就是负责旁观和否决的,好像 真的就是公民社会与北大国家机器对抗的西方社会结构,而是以批评和建议去做成这个事情。&#8221;在我看来,富有校园责任感的师生校友就是应当理性、独立的旁观, 而有责任提供建议并评估方案的,并不是师生校友,而是掌握公权力的决策部门及其专业团队。真正的高质量事功,不是&#8220;不争论&#8221;,不是&#8220;不否决&#8221;,也不是&#8220;大 干快上&#8221;,而是遵循初始方案公开、各界批评、方案再评估、各界再批评的程序进行,乍一看来,这样的程序会牺牲一定效率,也充满了空谈和谤讥。但细细考量, 校方最终在压力下废弃静园选址的初始规划,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折腾、校友折腾、校方自己也折腾,其间带来的资源消耗和名誉成本,要远远大于初始必要的决策 透明和调查研究。</div> <div>&nbsp;</div> <div>  静园选址的顺利解决,是八成八的校园民意和北大校方抗争与妥协的结果,这一妥协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校方并不完全就错、八成八民意并不完全就 对,双方都有让步的空间和诚意。但妥协并非意味着价值相对、毫无是非,妥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透过持续不断的辩论和抗争争取过来的。程序黑箱就是错 的,诉诸公论就是对的;压制讨论就是错的,鼓励讨论就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当然要弄个是非曲直。</div> <div>&nbsp;</div> <div>  相较于余文中各打五十大板的相对主义逻辑,我旗帜鲜明的主张空谈并非误国、清议并非误校。恰恰相反,我们只能在公众辩论中学习公众辩论,从 而不断提高公众辩论的质量。校方一方面抱怨公众辩论质量低下、干扰决策,一方面又从不为公众辩论主动创造空间和渠道,最后民意只能透过媒体和自媒体放大传 播,以对排除万难、一心动工的校方造成压力。从相关议题的公开辩论中自我学习如何质疑、如何说理、如何鉴别,并不是什么茶杯里的风暴,而是观念上的革命, 是远比保全物理意义上的静园更珍贵的智识训练和自我启蒙。从2011年的会商事件、到2012年的太阳卡风波、再到现在的燕京学堂争议,我们可以看到校园 公共话题讨论质量不断提高,校方也应当不断调整既有的封闭决策思路,以适应校园民主的深化。</div> <div>&nbsp;</div> <div>  所以,我与余亮先生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有关燕京学堂的公众辩论不但没有干扰事功和决策,恰恰相反,从长期来看,公众辩论的质量提升比燕京学 堂项目本身要重要得多,这才是北大最当引以为荣的事功。在涉及重大争议议题的决策时,公权力的掌握者们不应当抹黑异议、压制讨论,而是应当允许、鼓励和吸 纳公众辩论,包容多元,凝聚共识,并不断提升公众辩论的品质,以适应大众参与时代的开放集体决策模式。一句话,用高质量讨论代替低质量讨论,而不是用黑箱 代替讨论。</div> <div>&nbsp;</div> <div>  静园保全并不是公众辩论的结束,而是新一轮校园争鸣的开始。从甘阳、刘小枫、余亮等人的讨论来看,有关于燕京学堂的争议应当也已经被放在更 宏大的视野中进行讨论。更有意思的是,从数月以来的校园和社会大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相同的主张背后有不同的理由,而同样的理由则又可以催生出不同的主 张,而无论主张或理由有多么不同,也都有可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这也正是公众讨论何以有益于智识启蒙。社会系统的复杂性,需要决策者和大众一道以开放、 包容、多元和善意的姿态来面对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而一切有益的公众辩论,都应当至少有两个前提:第一,尽量避免意识形态化和立场性优先的词汇,如租界、殖 民地,而淡化了事实的探讨;第二,尽量避免不断上纲上线的人身攻击和指责,而淡化了观点的争鸣。校园民主,请自北大始;开放决策,请自燕京学堂始;公众辩 论,请自有理有据始。</div><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em><span style="padding: 0px; margin: 0px;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Verdana, Arial, Tahoma; line-height: 25px;"> <em>作者系</em></span><span style="color: #333333; font-family: Verdana, Arial, Tahoma; line-height: 25px;">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博士,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span><span style="padding: 0px; margin: 0px;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Verdana, Arial, Tahoma; line-height: 25px;"></span></em></div> <div>&nbsp;</div></div><div>&nbsp;</div></div></td></tr> <tr><td><br /></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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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