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民主梦（一）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div><div><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Aug/862014yefu.jpg" height="250" width="375" /> </div>  　　题记：《治小县若统大国》一文发出之后，引起了一些关注；少君兄相约再写续篇。因媒体多言悲情故事，名流好发“含泪”辞章；更有无良文吏在代鬼称谢。然而大地人心的疮痍却依旧醒目;灾区官民的危机和困境，实非短期应对即能纾解。既然机缘凑泊获得“在场”的身份，如实记录便是不贷之责;于是决定自续前文。观察原型则仍以“纹江区”为主，所有人事仍无虚构，藉此客观探讨灾区重建的可能愿景。再次感谢依旧关注灾区灾民的善良人士。 　　一 　　风云际会的三国年代，有两位一时并称的人中龙凤，那就是著名谋士——卧龙诸葛亮和雏凤庞士元。庞士元英年早逝，却留下了一个著名的“三计策蜀”的典故。正是因为刘备采纳了他直取成都的这一计，他乘白马奋勇当前，不幸在落凤坡被蜀将张任射倒尘埃。今天他的墓祠仍在纹江区的白马关上，配享着百姓香火。而他的宿敌张任将军的墓室，也依旧在纹江城关的云盖山，恰好和他遥遥对峙着。 　　尘世间的恩怨情仇，最终都归于尘土。同一方大地包容了这两个攻蜀据蜀的政敌，万户千家的有情众生，依旧不论是非地传颂着他们各自的英雄传奇。四川盆地始终都像一个俊杰奇士出没的巨大舞台，在历史的烽烟战尘之中，穿梭着那些层出不穷的脊梁和背影。只有那至今还辙痕深刻的金牛古道，似乎还见证着他们奔波救蜀治蜀的千古艰辛。 　　四川是一个移民大省。清初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如此膏腴之地却十室九空，不得不号召“湖广填四川”。正因此，这里形成了多元的移民文化，使得此地人民颇具包容之心，且惯能穿州过府走南闯北;故有“无川不成镇”一说。 　　四川的历史，在青简记载之外，自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从三星堆文化到金沙遗址，那格外璀璨的远古文明，迥异于中原文化的美轮美奂，都显得神秘而高贵。尤其是那来去无踪惊鸿一现般的突兀，在一个以史传著称的国家，竟然是无迹可寻。其预设的伟大悬念，使我在数千年之后还能感到某种彻骨的荒凉。 　　仿佛在某个遥远的年代，这里就曾经浩劫，一个几近成熟的文明被骤然终结。那时的领袖不得不带着他的人民，匆匆掩埋下他们的各种稀世之珍，然后踏上异乡或者世外。一个族群带着他们曾经的创造、发现和文明程度，远远地走出了我们的视线。剩下一片肥沃盆地，像一个被遗落的金盏，等待着无数兴亡往来的南渡衣冠。 　　二 　　纹江有史以来似乎就是一个疏世独立的驿站。尽管早在西晋即设县治，也许因为太靠近德阳绵阳这两座重镇，不得不在以后的年代历尽兴废。仅仅在有清一代，便废立三次。在新中国，也大抵如此。最近的一次由镇复区，也就是十多年前的事。 　　一个只有4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长期以来，平静发展，自然难为外人所闻。但是自从“5.12”汶川地震以来，它却因为周边这些迅速名震遐迩的悲惨地名，而终于渐为人知了。因为在这个怵目惊心的日子里，它也同样遭遇惨祸。目前在国家的地震灾难排行榜上位居第26名。就这样，原本一个天府福地，由于地处震带之冲，不免也要同担天灾之害。骤然之间大地呻吟，好好的锦绣温柔之乡，却突然窝棚遍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免顿生沧桑之慨。似乎人间歌吹犹闻，却已然万般繁华如梦了。 　　清朝乾隆年间，这里曾有一个书香名门，诞生过一个西蜀名士李调元。他们“一门四进士，叔侄三翰林”，这在一个穷乡僻壤，自然是誉满闾里的荣耀。即使今天，调元镇的命名依旧还在纪念着一代文星，而故居“醒园”的留存，仍然提示着读书进取的后辈来者。 　　李调元在乾嘉盛世，也算是个敢于强项的谏臣。后来为和珅打击排挤，不免也曾流放新疆——这在中国的多数时代，几乎也是耿介文士的宿命。好在故园山水，尚能兼容逃客，但凡归去来兮，多能找到退路。高蹈还山的李调元，未能成为名臣，却意外地成为了川菜川剧的记录整理和传承者。当然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民间出版家和诗人。一个与朝廷不和谐的官，最后被逼成了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许于他本身而言，并非理想人生，但是对于今日犹耽于口耳之乐的川人来说，却实在是一件幸事。 　　李调元一家的巨幅浮雕，至今仍矗立于罗纹江畔的危崖上。但是他读书的鹡鸰寺，却在此次的浩劫之中，毁于一旦。而故居醒园，也在两百多年的风雨之后，飘摇颓唐了。 　　三 　　之所以要用上述史话破题，是因为一个地方的人物风俗典章文化，必将隐隐断续传承在它的前世今生之中。地域如人，法统的改变恍若家族血统的变换，往往可能导致其道统的式微。也就是说，横亘在川陕驿路上的纹江，曾经是无数文士墨客游宦逐臣往来驻足的要津。在并不遥远的年代，它也曾经文风沛然民俗淳朴。随意翻检清代再四编刻的《县志》，不难发现这里曾是一个斯文敦厚之乡。 　　然而，“汶川大地震”以来，这里陡然凸现的各种乡村矛盾吏民冲突，却会使多数的知闻者和施政者备感疑惑——难道这就是曾经路不拾遗的仙乡吗?我们的人民何时开始变得锱铢必究寸纱不让的?甚至一言不合就非要睚眦相向。我们看见地质学的余震未消，社会学的余震却开始萌动;一场大地震所引发的次生灾害，显然非仅一般意义上的环保疫情之类可以完全概括。肯定有某种危情，正在或即将侵蚀不少民众的精神。 　　果然，第一例非地震死亡事件很快就出现了。 　　鑫福镇位于纹江区东南角，与邻县接壤。五月底“双抢”已毕，农事稍闲。家家户户的麦子入仓，即使灾年，实无断顿之虞了。然而对国家救助钱粮的仰望已久，因为种种纷争，一直尚未落实名额下发到户。但是社会捐赠的各种物资，则已开始频繁分流到这个僻壤了。看似整车整车的各种饮食和妇孺用品，真正发放到乡镇一级，就已经是五花八门多寡不一。乡镇再平均搭配分发到村，村再基本搭配分发到组，那就必然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足够均分到每户了。 　　每组只有一个拿财政补贴【每月30-100元不等】的头儿，老百姓按习惯还是称为“队长”。队长一般要管四五十户人家，级别类似于民国年间的甲长。取消农业税之后，多数组是没有公积金办公费的，现在每天要接收各级下发的赈灾物资，仅仅只说领取装卸再运回一事，便要不胜其烦。更不要说搬回之后还要及时组织分发——而如何基本公平的分发，那就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琐事。而村里到镇上的领取分发，过程也基本一样。 　　虽然上级政府要求的是轻灾救重灾，物资分配向确实困难者倾斜。但事实上，面对每天要领要发的七短八长的各种零碎什物，在基层根本无法做到这种“道义上的公正”。因此，在保证不私分多占的前提下，干部只能追求一种简单的“权利上的公平”。因为只有这样，全队才基本不会吵架，赈灾才能顺利进行。只要老百姓不闹事上访，上级也只能在这种非原则的救助问题上，不深究深责其中可笑的绝对平均主义。 　　鸿兴村此前领到的各种东西，各组下发时，采取的是按大致平等的估价搭配分堆，50户人就分50堆，编号抽签，各凭手气取回。即使光棍抽到了卫生巾，寡妇抽到了男T恤，因这种办法简单便捷，百姓也基本无怨。但某天分来的只有15瓶可乐加15盒酸奶，连分堆也不够，村民的智慧竟然也想出了绝对看似合情合理的方式——把可乐兑酸奶，每人拿杯子来领取。这其中隐含的人世况味，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但有可能正是这样一些“公平”却凉薄的世态人心，酿就了此后的人命伏笔。 　　四 　　在叙述这件还将较长时间困扰基层政权的人命官司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目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治理结构。因为任何看似偶然突发的事件，必与其所处背景暗暗相关。 　　中国的郡县制度自秦而始，然而县治以下，自古是皇权不到的。但为了征兵募役之便，秦汉两朝在县以下设乡、亭、里三级，魏晋隋改设邻长、里长和党长。唐代人口增多，在邻长【管四户】之上，改设保正、里正和乡正【500户】。到宋朝王安石变法，初创保甲制取代乡里制;而明朝采取里甲制并增设老人制，用乡绅贤长自治管理。清代多次变革，保甲里甲并用;一直到清末新政变法，首次提出《城镇乡自治章程》，但是随着袁氏窃国，立即宣布取消省县自治，首设区村两级。区成为最低一级行政单位，负责各种地方行政。这是把自古地方绅士牵头的民间自治组织纳入官僚体制，并把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侵入的开始。 　　孙中山所再造的国民党，本质上和后来的中共一样，皆是“师俄”学得的一套集权体系。蒋介石首倡“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并仿苏式体制设立党政军三个系统，实乃中国“党天下”的始作俑者。其党部一直延伸到乡镇，形成与各级行政系统并行运作的双重衙门。而乡村，国民党依旧采行保甲制，彼时的保甲长也多是党员，也兼秘密警察之任务。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由王朝到党国的滥觞;国民党主持的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转型，应该说直到马英九时代才算完成。 　　梳理这样漫长的乡村治理结构史，不言而喻，是为了找出今日基层权利机制的母本。在当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衍生出的人民公社这种怪胎，已被历史证明其误国伤农之后;目前政府选择的这种“镇村组”三级模式以及治理方式，大抵与民国的“乡保甲”体制名异实同。历史转了一个怪圈，还是被忽悠回到了老祖宗的起点上。 　　但是过去的乡村自治之所以能基本保证民间秩序礼法，是因为朝廷建立的乃宗法国家。皇权主要依靠家族组织和乡绅为中介而行使，并由此负责对乡土社会的治理。而共产党执政以来，为了实现政府公权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接管和控制，首先粉碎的就是代理私权的宗法体制。乡绅阶层被整体打压，家族宗祠被彻底摧毁，乡规民约等各种自然法、民间法和习惯法，都被各种空洞不实的“王法”所取代。于是，以后就必将出现“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的悲剧时代。 　　当执政者走到廿一世纪，终于明白此理，将国家权力收缩回乡镇一级，重新再提“以人为本，村民自治”之时，却忽然失去了民间管理的完美替身。宗法组织不再存在，乡绅贤长尚未发育，村组干部已非吏员，且非完全实质的民选民治;于是基层政权顿时出现部分治理真空，每临大事骤起，必然凸现乱象——村组两级实无真正的约束力。 　　于是非正常死亡之事，就必然接连发生;且总有可能某次，将酿成大祸——近日的瓮安事件——不过其一而已。 　　五 　　村组干部都是农民身份，村支书由上级组织部门在该村党员之中选定，是村级行政的实际老大。村委会主任配合支书工作，是中国目前唯一真正采取海选方式诞生的。但是多数时候，象征性差额竞选，也演讲PK，实质则还是内定为主。另外还有一个文书负责各种内勤，和支书主任一样，可以拿到财政津贴的80%——每月400元左右。还有一个第四职——妇女主任，拿一半的津贴。以上四人构成今日乡村的权利核心，一般管理十到二十几个小组，一千多户散居的农家。 　　至于村民小组【民国的甲，以前的小队】的组长，多数地方已经失去诱惑力，很少有人愿意主动追求去担任。加上现在的青壮农民，基本出门打工，留在村组的多是老人妇女儿童，因此确实很难选拔。于是在基层通常采取的方式是，村干部在组里看中谁还有一些“话份”和魄力，就请他喝酒，求他帮忙分担几年。老百姓一般不会对这种指定有意见，如果该人过分自私和霸道，他们才会结队向上级抱怨要求替换。 　　免除皇粮之后，农民和干部基本没有冲突;在太平时期，百姓自耕自足自娱自乐，完全可以遗忘干部的存在。但是当天灾骤起之后，这部国家机器的末端链条，就要飞速运转并将发挥重要作用了。 　　地震之初，通讯不畅之际，纹江区的村级干部基本都能自觉危机时刻的责任，跨上坐骑【摩托，这是村官普遍的交通工具】巡查去了。在救死扶伤之后，马上就要面对上级各部门发来的各种十万火急的表格，而基本准确的统计数据尚未完成之时，又要开始每天领发各种救灾物资了。他们只有四个人，自己的家也受灾，田里的双抢也迫在眉睫，每天不得不操劳到凌晨。当然还有一些突发的烦心事，比如用“火三轮”拖回的捐赠衣服，走到三组就被抢光了，后面四五六组就会来骂人，会怀疑干部私分。 　　每天那么多沉重的水米物资要搬运分发，必须要请义工。在过去的“双提双统”时代，农民还有出义工的任务。取消皇粮时，“两工”的劳役也一起取消了。平时村里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塘堰干渠坏了，要想请农民出工自己维修，多数时候村里得付工钱才能解决。现在是救灾，关系到每家都能获得的利益，村官也总有几个能够随时使唤的小弟，因此找义工不算太难。但是义工既无报酬，也不能趁机多拿几件物资【这种时刻每种物资皆有清单，兼之众目睽睽】，却要每天为全村那些不出力的人劳累，内心多少也有怨言。今日中国多数地区农民的觉悟，至少不如从前【何以至此，我将另文专述，责不在民】。因此大灾当前，人人自危以邻为壑的现象并不鲜见。当许多人面对废墟而满心火气无处宣泄之时，新的危机自然就隐隐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 　　六 　　鸿兴村五组农民周某已经五十多岁，夫妻务农，房屋半垮;有独子名周华，在德阳打工。周家经济状况平时居中下，灾情也属中等。但周某平素嘴碎，好谈是非，为人处世不为多数村民所喜。六月初某日，听说村里开始发放帐篷，担心自家落空，便与几个乡邻径往村部等候。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村主任老徐才带着两个义工张千和李万开着“火三轮”回来。 　　老徐一行累了一天，尚未晚饭，看见堵在门口的村民，多少有点不悦。他挥手要村民们先回去，说今天太晚，不会分发了，要大家明天到各组的组长那儿去领【这也符合发放原则】。周某等看着满车的物资，不愿离开。张千李万则开始卸货，张千见周某在一边看，便要求他也来帮忙。周某没等到分发，不免忿忿，兼之平日也非好与之人，便说：你们拿了工钱的，就该你们卸。张千等原本义工，素来也讨厌周某，见他如此，自然也来气。但村邻之间不便当下翻脸，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上前拉周某帮忙，周不干，张便顺手在周的胸部上用力抓了一把。 　　显然这一把抓得较重，周某当时就骂骂咧咧，后来的尸检也发现胸肌有瘀青。张千李万卸完货回家，周某和村民眼看当夜确实不会分发，也一起上路。他们两条路并列，各自皆能听见对方说话。周某心里有气，故意骂张千，并谴责他们今夜不分，一定是有猫腻，肯定串通了准备私分。张千李万辛苦整天，闻听此言，顿时恼怒。两人说要教训一下周某，就冲了过来;周某以为同村之间不会真打，继续骂骂咧咧，哪知张千暴烈，挥臂抡向脸颊，把周某一掌打翻在地，顿时不起。 　　张千和村民皆以为周某装死耍赖，没有管他径自回去。村民回去告诉周某老婆说打架一事，其妻带人赶来时，发现周某口吐白沫在地上痉挛，急忙报告村主任。村主任急忙拨打110和120，半夜将周某送到纹江区医院抢救，尽管政法委立即介入迎请德阳专家救治，但仍由于小脑碰地重伤不治。 　　按说这是一桩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依律张千李万构成过失杀人或者伤害罪，于是警局也迅速拘押了已经投案的他们。一切皆可按司法程序进行，该当何罪即何罪，该附带民事赔偿就赔偿——这是一般城里人的推理。但是，放在今日的灾区加上农村，一切都变得没有如此简单了。 　　区委书记老吴的直觉，再次使他嗅出了此案背后的凶象和险情。他迅速指令政法委全程介入。在一个非常年头，一个普通农民的非正常死亡，绝对可能引发群体事件。 　　七 　　死者的儿子周华在德阳打工，闻讯当夜就赶到了医院，而公安局的法医也正好开始尸检。报告很快出来，颅内出血致死，需要死者家属签字，并要求家属尽快火化。但是，现在的农民几乎都懂得一个规律——只要是意外死亡，绝不轻易火化，否则经济赔偿就难以最大化。于是，死者被送进了殡仪馆的冰柜，一场新的“博弈”不可避免地拉开序幕。 　　如果按正常规定处理，村民之间扯皮斗殴意外致死，打人者视情节轻重，无非获刑3-10年，附带民事诉讼索赔，顶多可以裁定一两万，还不一定保证执行到手。周华是在城市见过世面的农工，深知父亲已死，即使枪毙张千李万也无济于事，而张李两家也是同村的穷人，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予民事赔偿。他当然清楚，只有把政府“绑架”进来，其父的死亡才会显示出价值和意义，才可能在灾年的众多死亡事件中真正“死得其所”。 　　可是，明明是同村村民打架，如何与政府挂靠上呢?他在电视上看见了中纪委监督赈灾的举报电话——他举报说：村委会组织救灾不当且不力，有贪腐之嫌，其父指责村主任，竟然被活活打死。——这样的命案上达中央，又处于全国救灾的大背景之下，岂能不震惊朝野。当天省里的问责明电就下来了，很快市里的调查组也下来了，县委必须迅速如实逐级文字报告，且还要该村多数村民作证画押，似乎才能洗脱基层政权的连带责任。 　　上级采信了基层报告，没有追究下级责任。但是尸体尚未火化，明显还有遗患，于是镇政府必须出面去动员丧家“入土为安”。周华则顺势提出家里困难需要救助，县里为了息事宁人，也很快通过民政和司法援助，给予了周家6500元。但是周华拿到钱后，依旧不肯签字火化，提出索要尸检报告。而按照规定，这个报告是只能提供给检察院和法院作为庭审依据，而不能给丧家本人。于是事件再次陷入僵局，而尸体没有亲属签字，是谁也不敢做主火化的——死人成为砝码，微妙地影响着乡村政局的平衡。 　　如果基层政权对此完全撒手不管，你愿停放多久就多久——只要你交得起那不菲的电费和冷藏费——那是不是就可以稳住阵脚，把此种乡村冲突带入正常的法律轨道呢?答案一定是否，因为周华和多数群众一样清楚地知道，他们手上还有另外的王牌可以打出。 　　八 　　信访制度是典型的“中国式民主”设计【英语没有一个完全对称的词汇】——本质上说，它有别于民主社会的类似建制;无论君主立宪还是多党政治，其申诉专员制度或者苦情处理制度，均与我国的信访大异其趣。我们的信访明显地是继承了中国封建传统的一个怪胎式政治遗产，它既不是行政复议，也不是司法申诉。其产生的理论根源在于，国家社会的制度性设计缺陷，可以经由“圣君”和“清官”来一事一议给予纠正。也就是说，有史以来，皇室中央对地方官僚都是不信任的。为了预防基层吏员沆瀣一气为非作歹，荼毒百姓而对抗朝廷，甚至逼良为盗激起民变;因此要给予草民“告御状”的权利，以保留一个君权在上俯瞰社情民愤的孔道，用以制衡基层官僚集团的专权乱政。 　　但即使在古代，朝廷也担心这种御前喊冤的制度，可能鼓励“刁民告官”的不良风气，无限增长纠察和治理成本，且广泛呈现社会“乱象”。因此，在相关律令中，也规定了一系列针对“诬民”的风险条款。也就是说，任何人胆敢赴京闹衙，必须要有类似“滚钉板”的勇气才行;即使所诉不虚，沉冤大白，告官的草民也要接受一点惩罚，用以警告和遏制喜欢随便“兴讼”的大众。 　　中共执政以来，之所以要在公检法甚至纪检、监察种种机构之外，还要设置信访这个体系;本意仍然还是秉承的封建政治文化意识，给无辜百姓预留一个申冤的通道，并借以制约基层组织的胡作非为。而中国百姓又从来迷信明君清官政治，向有击鼓拦轿鸣冤叫屈的传统。于是，几乎文革结束以来，信访潮就层出不穷。 　　没有公正的舆论监督机制和分权制约，基层政权也确实容易产生贪腐和制造冤案。更不要说几十年的极左思潮和运动，更是广泛地伤害了民众利益。因而信访的风潮必然急剧化，且有可能掀起政潮的震荡。为了防止民众动辄赴京上访，形成规模效应，产生不良影响以至于损坏国际形象，政府又设置了收容遣送制度——对流民和访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变相拘押甚至惩罚，这样来控制日渐汹涌的上访暗潮。 　　但是收容遣送这样的“恶法”，确实不符合第四代领导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随着孙志刚死亡事件所引起的舆论风潮，这一扼制草民进城的非法制度终于被废除。随之而来的便是信访的高潮，“上访村”的凄惨存在，竟然成为了泱泱大国首善之区的一道奇特风景。 　　当各种制度没有根本性改良之时，普罗大众自然不肯信任基层政权和法律的公正。当他们遭遇自己认定的不公待遇时，自然首先想到的不是借助正规的法律渠道来诉求权利，而是选择“告御状”的古老落后方式，来期待中央的恩遇和命运的奇迹。事实上，可能只有1%的人真正在上访中达到了“昭雪”的目的，但是依旧有无数的人前仆后继来奢望万分之一的结局。当巨大的“怨民”在首都汇集，且随时可能冲击机关，并鼓噪起街头民主和广场革命之类闹剧时，政府自然要设计新的防控措施，来堵塞这样的非正规言路。 　　九 　　2005年，国家修订推出了新的《信访条例》，在规定了信访权利的同时，又划定了“非法信访”的界限。比如成群结队上访、围攻国家机关，比如拦截领袖车队或者到天安门广场下跪，还有到外国驻华使馆“洋上访”等等，在内部规定中都被视作“非法”的行为，是可以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和拘役劳教的。也因此，在湖南某县，竟然会把“非法上访，劳教罚款”这样气势汹汹的文字，树成巨大的广告路牌用以警告大众。 　　另一方面，上级信访部门又要求基层政府控制上访人数，把每年的上访事件，作为考核基层工作的一个重要参数。凡是设法混进省城或首都的上访者，都要求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由其居住地的当地政府，派员出钱来接回——在基层，这叫“自己的孩子自己抱”。至于所投诉的事件和问题，除非极端重大和恶劣的，可能派专员调查，一般也都是发回当地政府去设法解决——至于当地是否能解决那则另说——反正首先是保证不再上访即可。 　　这样一种既坚持信访制度不变【貌似给予了人民随时信访的权利】，又在内部要求绝对控制信访数量，甚至以此来权衡地方政权的治理绩效。这种矛盾的做法，必然教会民众凡事不走法律渠道，而走信访之路，并以此要挟地方政府，以猎取更大的利益。 　　一些深通此道的上访户，一般都会无所顾忌地大胆借钱上北京。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出现在国家信访局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门口，要么已经有家乡的官员在等候，要么很快就会赶来。来人会劝说他们回去，一般会谈判答应提供往返路费和食宿。如果不是很难处理的问题，或者说不是诉求很高数额的赔偿，多数时候，基层只好花钱买平安。 <div>　　问题是，这样花钱摆平的基层纠纷，有许多并非是政府应该买单的。当事人所获得的“公正”，并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正义;而只是利用国家制度和基层政府简单追求“政治正确”，进行“博弈”所获得的利息。当上级严厉要求“稳定”大于一切——把普通群众的合法上访，甚至宪法赋予的其他权利都视为政治威胁——的时候，基层政府迫于无奈的许多妥协，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法则、道义的一种牺牲。更重要的是，它会形成恶性循环，会培养人民对法律的轻视，而寻求依赖人治，甚至学会“绑架”基层政府去索取份外利益。</div><div></div><div>2014-08-06 2014年8月6日</div>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