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ersus Arizona)》是一个改变整个美国司法面貌与体制的里程碑式案件。最高法院于1966年6月13日以5票同意4票反对作出裁决，为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谱下了精彩的一章。   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下，有两种途径可以把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一种是地区或州，一种是联邦。   地区法院(Local Trial Court)上诉至州上诉法院(State Appeals Court),再上诉至州最高法院（State Supreme Court）后，始有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权利。     联邦地区法院(US Federal District Courts)上诉至联邦上诉法院(US Federal Court of Appeals)后，始有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权利。   有了向最高法院递状上诉的权利，并不意味就会被接受。最高法院拒绝接受宗教、政治、宠物与有判例的案件。最少需要有四位以上的大法官同意，才有被立案的可能。最高法院立案称为诉讼文件移送命令(certiorari)。   在严格的立案标准下，每年在涌进最高法院上万件的上诉案件里，仅有70-80件左右被立案，被拒绝受理的案件，以州最高法院与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为定案。   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后，美国司法界多了一个“向宣读有保持缄默权利(Mirandized)”的专有名词。     最高法院在裁决中，硬性规定了执法人员在拘捕和审讯刑事嫌疑犯前，必须要宣读《米兰达警告》，及时提醒其五项宪法权利：     第一、你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第二、如果你放弃保持沉默的权利，任何你所说的和做的，可以用于法庭上作为对抗你的呈堂证供；第三、有权请自己的律师在场协助；第四、如果你没钱聘请律师，在审讯前，会如你所愿为你指派一名律师；第五、你如果决定没有律师在场现在就回答任何问题，你仍有权随时中止，直到与你的律师谈过话。       有些州在执法人员拘捕或审讯未成年嫌疑人时，自动让嫌疑人保持沉默，以免增加法律上的纠纷。新泽西、内华达、俄克拉荷马和阿拉斯加四个州，还要求其执法人员在拘捕和审讯刑事嫌疑人时，在宣读了《米兰达警告》后，还必须要附加一句：“我们不能给你一位律师，但如果你希望有的话，法庭会为你找一位免费的律师。” 1968年，最高法院在《奥罗斯科诉德克萨斯州(Orozco Versus Texas)》裁决中，再次强调司法人员即使不在警察局，在街道上甚至于在嫌疑犯的家中，亦必须执行《米兰达警告》程序。   由于地理关係，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四州，许多刑事嫌疑人不是美国公民，所以这些州的司法当局要求其执法人员在拘捕和审讯刑事嫌疑犯前，在宣读了《米兰达警告》后，还要附加一句：“你如果不是美国公民的话，你有权在回答提问之前，与你自己国家的领事馆联繫。”     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纽约、伊利诺伊、华盛顿、维吉尼亚、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等州，为了符合《维也纳领事关係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的国际标准，其司法部要求其执法人员在拘捕或审讯刑事嫌疑人时，在宣读了《米兰达警告》后，还要附加上两句：“你明白了每一条的权利吗？请在心里记住这些有关的权利，你现在要与我们谈话吗？”   新泽西、阿拉斯加、内华达与俄克拉荷马四州为了避免宪法权利的矛盾，直接执行包括未成年在内的没有律师在场，不做审讯的程序，更硬性规定向嫌疑犯宣布：“我们不可能给你一位律师，如果你希望，或者要出庭的话，法庭会为你指派一位律师。”   《米兰达警告》已经成为美国司法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1993年，经过数十件司法挑战，最高法院终于同意利用《威斯罗诉威廉斯案(Withrow Versus Williams)》来检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裁决带来的时效性，但立即受到四个全国性警察组织和 50位卸任联邦检察官的强烈反对，一致上书最高法院，要求维护《米兰达警告》的传统性与宪法性。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的裁决直接影响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讯程序，美国陆军《统一军事法典第31款(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规定，严格禁止自证其罪(self-incriminating)，其预审程序(Pre-Trial Procedure)更要求嫌疑犯签署“陆军3881表格(Army Form 3881)”认可已经被告知所控罪名与不得自我入罪的宪法权利。海军与陆战队亦要求嫌疑犯必须签署同样的表格，并拒绝接受任何的口头认可。     《统一军事法典》是1775年6月30日第2届国会通过的69条《陆军司法管理条例》，175年后的1950年5月5日，国会始通过全案，1951年5月31日，哈里•杜鲁门总统将之签署成符合现代化的美国法律。   《美国宪法第5条与第6条修正案》赋予公民不得自我入罪与要求律师协助的权利，但《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的裁决把上述两条修正案的精神实践化与制度化。   整件《米兰达警告》，是围绕着人性尊严与司法伦理两大主题发展而成。人性尊严体验在于不受客观环境影响而人人俱有权维护个人利益的权利，司法伦理追求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展示约束权力与公平审判。  《美国宪法第5条与第6条修正案》的法理与精神源自英国。1215年，英王约翰•拉克兰德(John Lackland)签署了《大宪章(Magna Cart)》，除了限制王权外，还赋予英国公民两大权利：一是没有议会代表不必交税，二是人民享有陪审团裁决。美国的基本法律体系承自北美殖民地，北美殖民地的法律体系承自英国，保护嫌疑犯权利的概念原始于此。   历史学家称《大宪章》为《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1787年，乔治•华盛顿在费城宪法大会上的发言，与后来成为美国宪法主要精神的头十条《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其法理亦源于《大宪章》。   《大宪章》精神是国会在1791年12月15日通过头十条《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法理基础，头十条修正案亦被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856年，美国著名油画家朱尼厄斯•斯滕斯(Junius Brutus Sterns)的代表作之一“政治家华盛顿在宪法大会上(Washington as Statesman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华盛顿手持的文件，就是《大宪章》，英国大陆司法体系对美国司法体系的巨大影响，于此可见。     欧内斯托•米兰达(Ernesto Arturo Miranda)的一生，是充满了暴力和犯罪的一生，也是光怪陆离的一生，虽然他改变了美国的司法体制，但却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尊重与肯定。至今尚有许多的社会学家都拿他来做研究的对象。     米兰达一生所犯下的伤天害理勾当，罄竹难书，他被治安当局所起诉的刑事罪行，就有偷窃、抢劫、强奸和绑架等的各种刑事案件。他于1941年3月9日在亚利桑那州梅瑟(Mesa, AZ)出生，他的墨西哥裔背景和破碎的家庭环境，使他自小就是一个充满了麻烦的问题儿童。       五岁丧母，父亲再娶，同胞失和，与继母无法相处，与父亲反目成仇，导致米兰达个性的傲慢而怪癖。13岁那年，就读8年级时，他就开始犯下了入屋偷窃的罪行，突显他既懒惰又贪婪的本性。次年，米兰达被亚拉巴马州儿童法庭以暴力抢劫罪，送进亚利桑那州立特别改造教育学校(Arizona State Industrial School for Boys)一年。      刚从亚利桑那州立特别改造教育学校释放出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件意图强奸案件。1956年6月的一个炎热午夜，米兰达在外面游荡完毕，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邻居的女性裸体睡在床上，体态撩人，他色胆包天，竟然偷偷拧开人家大门，靠近该名正在梦乡的裸女，脱光了衣服就鑽进被窝去，结果还来不及施暴，就被那名裸睡妇女及时回家的老公堵住了。     米兰达的贼胆奇大无比，居然全身赤裸，搂着那名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妇女，躺在床上，毫无惧色的等待警察的到来，结果他又被遣送回亚利桑那州立特别改造教育学校一年。   亚利桑那州立特别改造教育学校对米兰达起不了任何教育作用，使他犯罪的胆子更大，离开监管学校后，他觉得梅瑟这个小地方已经乏味了，于是一张车票，把他带到了浮华世界的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享受浮华世界的繁华是要付出金钱的代价的，而刚到洛杉矶的米兰达，最为缺少的就是这种代价，为了解决这种代价，他决定冒险犯难，再抢劫一次，作为他在这个新环境发展人生的起点。   幸运之神好像不太照顾这个年轻的犯罪者，他暴力抢劫的罪行很快就被洛杉矶治安当局侦破，在等待出庭受审期间，他爱躲在暗中偷看别人在家的性爱活动的窥阴癖者(voyeurism)老毛病又发作，当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欣赏时，一名早就对他留了意的警察站在他背后，用枪把敲疼了他的肩膀。   结果两罪并罚，虽然洛杉矶市治安当局对于他的暴力抢劫罪行提不出有力证据，但偷窥他人隐私的罪行却是难逃罪责。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法庭在把他关押两个半月后，认为如果加利福尼亚州没有了米兰达的话，可能会更安全点，于是下令将他驱逐出境，勒令他永远不得再次进入加利福尼亚州边界，米兰达觉得他该换一下大环境，可能会出现人生的转机，所以他参加了美国陆军。 　在部队里前后不到15个月，就因为他的窥阴癖者老毛病连连发作，部队的长官命令他必须去接受心理医生的辅导，但米兰达只作了一次检查就不愿再去了，陆军只得将他开除军籍。   离开美国陆军后，米兰达开始更加的自暴自弃，他四处流浪，也四处被拘捕，四处坐牢：在德克萨斯州因为流浪罪坐牢，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Nashville, TN)因为偷汽车罪坐牢，由于他开着偷来的汽车穿州过市，结果被法官将他关在俄亥俄州智利库特(Chillicothe, OH)和加利福尼亚州郎普(Lompoc, CA)的联邦监狱中一年零一天。   一年零一天的刑期是米兰达的公衆辩护律师替他向法官求情回来的。美国监狱法规定，刑期在一年以下者，没有减轻刑期的优惠；刑期在一年以上者，可以每年享有54天假日的刑期优惠。比如说刑期是一年的话，那么，受刑人就要坐足一年的刑期，如果是一年零一天的话，实际刑期大约只是十个月左右，通常来说，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案件，美国法官都会在这个量刑上有所通融的。   坐了牢狱出来后，米兰达的人生好像归于平静，他在联合菜果公司(United Produce Company)找了一份搬运货物的工作，勤奋地工作起来，米兰达与一名有着两个小孩子，还是别人妻子，叫做特翠拉•霍夫曼(Twila Hoffman)的女人同居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过着夫妻般的日子，他也以她是自己妻子的名义，介绍给邻居和朋友。       正在大家觉得米兰达是一个好同事、好老公时，1963年3月13日凌晨时刻，刑事警探卡罗尔•库利(Carroll Cooley)和威尔弗雷德•杨格(Wilfred Young)，将他带回警局，请他协助调查一件强奸抢劫案。谁也没有想到，这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会演变成为一件改变整个美国司法制度的划时代大案。      露易丝•詹姆森(Lois Ann Jameson)是一名17岁的白人少女，性格温和，但有着精神缺陷病，智商只有12岁的程度。说话逻辑颠倒，思维混乱，甚至在警察局辨认罪犯嫌疑人时，无法正确地指出谁是强奸自己的嫌疑犯。       詹姆森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市中心的派拉蒙大戏院小吃部工作，1963年3月2日这天，戏院正在上演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诗式电影《碧血长天(The Longest Day)》，由于电影太长，戏院员工们必须加班，等到散戏后，处理完了例常的工作，才可下班。   詹姆森离开戏院时，已经是深夜11:00，她由两名同事陪着搭公共巴士回家，两名同事在半路上需要换车，剩下詹姆森独自一人。詹姆森按照以往的回家路线，在她家的马利特区(Marlette District)大街上下车，步行回家，由于已经是深夜时刻，整个马利特区大街上空空荡荡，没有行人。       早就将詹姆森盯上的米兰达，将车子停在半条马路的前面，然后下车迎着詹姆森走来，当两人平肩檫过时，米兰达突然发难，用手将詹姆森的嘴捂着，用刀子顶住她的脖子，警告她不得声张，否则就将她刺死，米兰达将詹姆森强行按进自己的车子里，用绳子把她的手脚绑住，拉到凤凰城郊外二十英里外的沙漠地带，将她强奸，兽性发泄后，米兰达又将她身上仅有的四块钱抢走，用她的外套蒙住她的头，返回市区，在距离她家半英里之处，将她推了下车，然后开着车子，消失在夜海里。   这不是米兰达第一次用同样手法犯下强奸案，在此之前，他有两次意图强奸未果的前科。第一次发生在1962年11月27日晚上八点半，在凤凰城一间银行停车场上，突然出现的米兰达，用刀子顶在一位下晚班的年轻银行女职员脖子上，开着她的车子进入一条横巷，开始向她性侵，银行女职员见他把刀子收起来后，大胆地反抗，不肯就范，米兰达知道难度，抢了她手袋中的八元后，下车拔腿狂奔。   1963年2月22日晚上九点，米兰达在凤凰城电话公司楼下，又用刀子制服了年轻女职员，挤进车子后就扯她的衣服，惊吓之下，不由高声大呼求救，米兰达见到事败，连钱都来不及抢，就飞奔而逃。   一个礼拜后，有了两次失败的经验，色胆包天的米兰达改变了犯罪的策略：准备了自己的车子和绳子，终于成功地在詹姆森身上得逞。    强奸案件在凤凰城来说，是一种常见的刑事犯罪案件，在詹姆森被米兰达强奸那一年，就有152件之多，比之前一年增加了20%；到了1963年，暴力强奸案在凤凰城开始严重失控，一年之内暴增33%；到了1970年，暴力强奸案是1963年的两倍。   美国联邦法律并没有惩罚强奸罪犯的条例，各州自定有关的法律。全国强奸、虐待与论乱互联网(Rape, Abuse & Incent National Network)资料指出，美国每年有213,000件性侵案发生，44%的受害人是18岁以下的少女，60%的性侵没有报案，66%的罪犯是受害者的熟人，30%的罪犯是受害者的朋友，在16件案例中，有15件罪名不成立。     詹姆森在凌晨2.08分抵达家门，哭诉经过，悲愤的家人报警处理，并送至医院做例行检查，取得她体内的精液样本存证，医生发现詹姆森的身上没有任何因为挣扎而应有的瘀伤，也没有应她的请求出一份医学证明，说明在她被强奸前是处女。           凤凰城刑事警探根据詹姆森的描述，全力在全城寻找一名年龄大约27、28岁，身高5尺10寸，短黑卷发，体重175磅左右，说话没有外国口音，开着绿色福特车子，貌似墨西哥裔的男性。凤凰城的警察不必用太多的力气，就将嫌疑人箭头，指向了罪案累累的米兰达。   詹姆森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唯一的改变就是下班时，由他姐夫来接回家。1963年3月9日，在接她下班时，发现了一部与詹姆森描述极度相似的绿色福特车子，不停地在她工作的地方徘徊，像是在等人。他抄下了车牌，交给了警察。   警察按照档案记录，找到车牌DLF-312绿色福特车子车主是特维拉•霍夫曼(Twila Hoffman)，一名有两个孩子的白人女性，根据邻居们的描述，已经不知道搬到哪里的男主人，完全吻合强奸案件嫌疑人的各种条件，更重要的证据是，当他们搬家时所开的货车，上面印有联合菜果公司的招牌。       在邮政局资料的协助下，凤凰城的警探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米兰达的新家，在进屋将他拘捕归案前，一名警探绕过前屋，在屋后找到那部DLF-312的绿色福特车子，隔窗望之，捆绑詹姆森的绳子还一动没动地结在后椅子的沙发上。       1963年3月13日，在凤凰城警察局2号审问室里，只有三个人：警察库利、杨格和米兰达，两名警察没有提醒米兰达的宪法权利，也没有告诉他有权寻求律师在场的协助，更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会被拘捕，两名警察一坐下来，就直截了当地开始向米兰达盘问有关他强奸詹姆森的细节。            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两名警察与米兰达达成了认罪协议：米兰达同意承认强奸了詹姆森的罪行，司法部同意放弃了他同时犯下抢劫罪的追诉权。一场改变美国司法面貌的划时代审判，在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Maricopa, AZ)法庭上拉开了序幕。       亚利桑那州检察官拉里•图罗夫(Larry Turoff)的证人有詹姆森、库利、杨格和最为重要的由米兰达亲笔签字的《认罪书》。由于米兰达身无分文，耶鲁•麦克法特法官(Yale McFate)指派阿尔文•默尔(Alvin Moore)为他的辩护律师。                通常来说，这种法庭指派律师，都是一些刚从法学院毕业出来的新手，他们既无人际关系，也缺少案件来源，最好的方法就是到法庭登记为指派律师，作为争取经验和开展业务的起点。但是默尔的情况有点儿不一样，他在接受整件案件只收100元服务费的法庭指派律师时，时年已经73岁，处于半退休状态中。   军事检察官出身的默尔并不需要新的案件，这位以辩护强奸案件著名于世的名律师到法庭登记为指派律师，完全是为了帮助穷苦无靠的犯罪嫌疑人来伸张正义，在默尔处理过的35件强奸案件中，他只输过一次，在这之前，他已经有许多年不再过问司法界的江湖恩怨了。   案件预定在1963年5月14日开庭。在开庭前两日，默尔向法庭呈交动议，说他将以精神错乱(mentally insanity)为法理根据，作为全案的法理依据。麦克法特法官立即裁决案件延期至1963年6月19日，以便法医对米兰达进行医学鉴定。神经科和心理科医生们的报告显示：米兰达虽然有点儿神经问题，但是绝对拥有接受审判的能力。      默尔改变了他的辩护策略：从检方的杀手锏—米兰达签署的《认罪书》和整件司法程序上来挑战检方，他首先向法庭提出动议，说这份《认罪书》是他的代理人在被威吓的环境下强逼签署的，因而不得作为呈堂证据，更不得允许陪审团阅读，以免影响其判断的公正性。     麦克法特法官不同意默尔的意见，下令不但可以将这份《认罪书》作为呈堂证据，也允许陪审团阅读，这份《认罪书》是致米兰达强奸案件于死地的致命伤，默尔所剩下的唯一斗争武器，就是亚利桑那州司法警察人员拘捕米兰达的操作程序。       在初审庭上，默尔就将亚利桑那州警察库利传到证人台上，挑战她的《认罪书》成果来源。     “在拘捕和审问前，你有没有依法向我的代理人提出他有关宪法权利的警告？”默尔单刀直入地问。   库利被这个突然而来的问题弄得有点儿狼狈，但很快就恢复了镇静：“有的。在《认罪书》的封面上，印有“认罪书”数字，在他签署前，我曾经大声向他宣读过一次。”     默尔紧紧逼着她说：“在你拘捕嫌疑人和要嫌疑人签署任何的《认罪书》之前，你从来就不在事前警告其宪法保障权利的，对吗？”   默尔回头告诉由9男3女组成的陪审团和麦克法特法官说，最高法院《基甸诉维赖特案(Gideon Versus Wainwright)》的判例指出，刑事嫌疑人在被拘捕时，有权利邀请自己的律师在现场协助，和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因此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治安当局已经严重地违反了《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赋予米兰达的宪法保障权利。   陪审团用了五个小时，达成了米兰达强奸与抢劫罪名成立的结论。1963年6月27日，麦克法特法官判处米兰达各罪入狱20-30年，分期执行或同期执行。默尔向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在1965年之前，不像其它多数州采用普通、上诉与最高法院三级制，亚利桑那州只有两级制，因而由普通法院，直接上诉至州最高法院。   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清楚地知道，只要宣判下来的结论不是默尔所要的，那么，战场将会肯定的转移到最高法院去：尤其是在自由派当权的时代，在大量的民权判例前提下，前景难以乐观。   在经过了十八个月的漫长研究和考虑后，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作出了对这件充满了争议性案件的裁决：米兰达败诉，维持原判。由亚利桑那州大法官欧内斯特•麦克法兰(Ernest William McFarland)撰写的裁决法理说：   第一，米兰达在被拘捕和被审讯时，并没有主动要求律师在场协助；     第二，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相信这份《认罪书》是被告自愿签署的，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拒绝相信米兰达的《认罪书》是来自强迫；   第三，米兰达有着许多次的犯罪、拘捕和审讯经验，自然知道自己的应有权利是什么；   第四，亚利桑那州法律非常注重每一名刑事嫌疑犯的宪法权利，但是亚利桑那州法律并没有规定和要求要主动地为刑事嫌疑犯提供免费律师服务的条文；   第五，米兰达是一名刑事积犯，必须要负担起他自己的辩护律师费用，而亚利桑那州人民没有义务为那些十恶不赦的刑事犯们买单；   第六，最高法院的《吉迪安诉维赖特案》判例，并不适用于米兰达案件；   第七，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法庭麦克法特法官的司法审判程序完全合法、正当而正确；   第八，麦克法特法官允许陪审团参考米兰达之《认罪书》裁决，完全合情合理，毫无错误之处；   第九，麦克法特法官已经提醒过陪审团，他们是有权不看这份被告的《认罪书》，或者如果认为这份《认罪书》是没有价值的话，他们有权将之否决掉；   第十，基于以上法理，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裁决否决被告之上诉，维持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市法庭原来的裁决不变。   米兰达在亚利桑那州佛罗伦萨市(Florence, AZ)郊区的重型罪犯监狱里度过了两年的艰苦日子，每天只有见到阳光一个小时的日子，使他觉得要设法改变一下现状，但周边的厚高石牆有如天罗地网，插翅难飞，而越狱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米兰达在新闻报纸上看到了全国各州对最高法院《吉迪安诉维赖特案》裁决有着混乱不同的解释后，他忽然触类旁通，得到了灵感，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请他们协助自己平反冤情。   美国民权同盟正为了全美各州对《吉迪安诉维赖特案(Gideon Versus Wainwright》裁决的混乱解释而烦恼，极欲物色另外一件突出的案件，让最高法院再来一次清清楚楚的划一解释，来平定《吉迪安诉维赖特案》裁决带来的灰色地带矛盾，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成就了一件划时代的司法大案。   美国民权同盟决定借助米兰达案件，要最高法院就《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中不得自我入罪条文，和《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与《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人民有律师协助权利条文，作出更清楚和更明确的裁决。           前亚利桑那州检察官、美国民权同盟亚利桑那州分部义工律师罗伯特•科科伦(Robert Corcoran)与穆尔取得联系，询问默尔愿不愿意出面，将米兰达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去。   默尔告诉科科伦说，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凤凰城的警察确实已经违反了《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赋予米兰达的宪法保障权利。          默尔也坚定不移地相信如果将这件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的话，是会得到平反的，但是由于年龄、健康、精力和体力，已经力不从心，不允许他再工作下去，但他愿意从旁协助，来完成这件世纪大案。         科科伦找到了凤凰城最大型的罗卡、史斯维尔、贝查普斯和林顿律师楼(Roca, Sciville, Beauchamp & Linton)的约翰•弗林(John Flynn)，他愿意受理这件大案，他邀请同事约翰•弗兰克(John Paul Frank）联手办案，两人聘请彼得•贝尔德(Peter Baird)作为自己的副将。       弗兰克是一位著名的民权律师，从 50年代开始，在把种族隔离政策送进历史垃圾炉的道路上，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他是律师、实践者、法学教授、历史学家、思想家、法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位时代批判的独立知识分子。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有两件最为重要的划时代大案，一是1965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一是1954年的《布朗诉教委案(Brown Versus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弗兰克都曾全力参与。   在《布朗诉教委案》中，弗兰克是瑟谷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的法律顾问，参与起草马歇尔在最高法院的辩论终结讲演稿业务。此案一举把美国公立学校中种族隔离政策的毒树连根拔起，拉开了种族隔离政策在美国社会全面崩溃的序幕。   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弗兰克厘定了全程的辩论策略与司法伦理，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司法体系中自证其罪标准，也影响了文明世界20亿人民的司法观念与行为准则。   弗兰克谦虚地告诉弗林说：“此案将使你一举成名，我已经在最高法院辩论多次了，就由你出面主打好了。”其广阔的心怀，于此可见。   弗兰克在亚利桑那州的刘易斯与罗卡律师事务所(Lewis and Roca)为执业律师时，有两位后来成为社会精英的女同事，一位是玛丽•施罗德(Mary Schroeder)，一位是珍妮特•安纳波利塔诺(Janet Ann Napolitano)。   施罗德后来出任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院长；安纳波利塔诺曾任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两任州长与第一位国土安全局女局长，2012年《福布斯杂志》推崇她是世界上第九位最有权势的女性，纽约时报曾高价评论她，“极有可能在2016年成为第一位女总统”。  弗兰克在耶鲁法学院教书时，在刻意培养下，他的黑人得意弟子莱昂•希金博特姆(Leon Higginbotham, Jr.)后来成为联邦法官。      在弗兰克的62年律师生涯中，撰写了11部书，其代表作是《美国法律：彻底改革议案(American Law: The Case for Radical Reform)》与《大理石宫殿：最高法院与美国人的生活(Marble Palace: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Life)》。   弗兰克于1917年11月10日在威斯康辛州阿普尔顿(Appleton, WI)出生，于2002年9月7日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Scottsdale, AZ)谢世，享年84岁。   弗林和弗兰克两个人都不相信米兰达是无辜的，他的确是与詹姆森发生过不正常的性关系，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不出任何暴力成分在内，所以他们宁愿不相信他曾用暴力来强奸过詹姆森。           检察官出身的弗林觉得这已经无关重要，因为大量的犯罪记录已经清楚无误地说明了米兰达的人品，他是律师，不是牧师，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兴趣去研究米兰达的个人德行和操守，弗林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向最高法院证明凤凰城警察有没有违反了米兰达的《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天赋保护权利。      弗林和弗兰克两个人的最高法院上诉请愿书只用了9页纸、2,500个字就写好了。这份上诉书的要点，除了说明凤凰城警察违反了米兰达的《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天赋权利外，还指出了整个案件最为重要的主要论点是第一，刑事嫌疑人有否知道自己有保持沉默，和可以允许律师在旁协助审讯的宪法权利？第二，警察是否有义务要在审讯前通知刑事嫌疑人其应有的保持沉默和律师协助的宪法权利？   米兰达的运气奇佳无比，1965年6月18日，在递状后的几个星期，就接到最高法院秘书处的上诉立案通知书。   最高法院决定受理这件大案的同时，另外有三件类似的案件也在同期递交进来，于是九位大法官决议将之合议审理之。另外三件合议审理案件是《韦斯托弗诉美国案(Westover Versus United States）》、《维吉拉诉纽约州案(Virgera Versus State of New York）》和《加利福尼亚州对斯图尔特案(State of California Versus Stewart）》。   这件充满了争议的案件引起了正反双方的激烈文字争辩。反对方面，以全国地区检察官协会(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和全国州检察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s attorneys General)为主，赞成方面，则是美国民权同盟为主的民权团体，弗林和弗兰克两个人的最高法院上诉书只有9页纸，但是涌进最高法院的正反意见书，却有700页纸之多。       最高法院于1966年2月28日和1966年3月1日，两次开庭审理万衆瞩目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厄尔•沃伦院与雨果•布莱克(Hugo Lafayette Black)、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rville Douglass)、威廉•布伦南(William Joseph Brennan)、亚伯•福塔斯(Abraham Abe)、约翰•哈伦(John Marshall Harkan II)、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拜伦•怀特(Byron Raymond White)和汤姆•克拉克(Tom Campbell Clark)八位大法官坐庭听证。     亚利桑那州派出了司法部部长达雷尔•史密斯(Darrell Smith)和司法部副部长加里•纳尔逊(Gary Nelson)出庭应战。史密斯是亚利桑那州自1965年至1968年间的第16任司法部部长，卸任后由纳尔逊继任，成为亚利桑那州自1969年至1974年的第17任司法部部长，由这个阵容可以看出亚利桑那州对此案的重视程度。       1966年2月28日早上开庭，在九位穿黑袍子的大法官面前，弗林利用他仅有的三十分锺时间，扼要地论述着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警察在2号审讯室对米兰达审讯前，没有主动地通知他可以拥有保持沉默，和可以要求律师在场协助的宪法权利，违反了《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赋予他的宪法保障权利。   斯图尔特大法官听得有点儿不耐烦，突然打断他的话说：“阁下根据哪条《美国宪法》条款来推定一名刑事嫌疑犯可以在审讯时有权保持沉默，和可以要求有律师在场协助的权利？”   弗林一连举出几条《美国宪法修正案》条文来支持他的理论，斯图尔特大法官皱着眉头，边听边摇头，还没有等到弗林把他的理论全部说完，就讽刺他道：“阁下的意思不是在告诉我说，一名刑事嫌疑犯在警察局审讯室里被司法人员审讯时，有权要求设立一个陪审团来旁听吧？律师在那种情况下，能够有什么作用呢？”   “不是的。”弗林假装没有听明斯图尔特大法官的讽刺，他继续正色地告诉坐在枣红色窗帘前的九位大法官说：   “在警察局审讯室设立陪审团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米兰达在被拘捕和被审讯时，知道了自己有保持沉默权利和要求律师在旁协助的话，他就不会被强逼签署下那份《认罪书》，也就不会被法庭根据他的《认罪书》而判决罪名成立了，像米兰达这种情况，他既不富有，也没有文化背景，更缺乏明确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在那种情绪化的环境下，如果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治安当局在事前预先通知了他的《美国宪法》保障权利，那就不可能会发生那种签署《认罪书》的状况了。”   弗林提高了音调，在斯图尔特大法官第四次打断他的演讲到来之前，说出了整件案件的关键法理：“抱歉，我无意在此争论。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要论定什么是权利，尤其是《宪法第5条修正案》赋予的权利，除非有人知道了这些宪法权利，不然我的委托人不可能得到任何的协助。这正是我要说明精确的观点：唯一能够向他适当地提供法律咨询与帮助的人，就是律师。”     弗林的法学修养与辩护风采，无疑在此案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亚利桑那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格里•斯图尔特(Gary Stuart)在他的《米兰达(Miranda)》书中，赞美他说：   “米兰达的两位辩护律师约翰•弗林与约翰•弗兰克，是亚利桑那州司法界最杰出的律师，用不了多久，《米兰达权利》议题就成为全国司法界的焦点所在，许多亚利桑那州的司法精英每天追踪案情的发展，更成为互相辩难的热门话题。在那个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与约翰•罗得斯(John Rhodes)得势的时代，亚利桑那州的保守风气并不想把米兰达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米兰达案件的十位律师，在三天庭期内，用了七个小时的时间，轮番在法庭上陈述，并回答了九位大法官的疑问，法庭记录长达700页纸。”   “弗兰克决定请弗林出面，为米兰达案件辩护。此事在亚利桑那州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在法庭上的激情而专业辩论，使他赢得了尊重。他直率、诚恳而自信的演讲风采使人难以抗辩，他是一位诚挚、谦虚而无懈可击的人。不需要什么远见，仅仅用诚恳的语言，平淡地说出心底的意见。弗兰克撰写的法理，加上弗林不看讲稿但明白易懂的演讲技巧产生了强大的说服力。   “四十年来，司法界无不把米兰达案件的胜利，归功于弗林的精彩演讲，誉他是‘十位改变你生活但你对他却是一无所知的人’之一。”   布莱克大法官显然对弗林所指米兰达的《认罪书》是违反美国宪法说法有所怀疑：“那里有强迫吗？根据你的说法，米兰达的《认罪书》是强迫出来的，不是有人用手枪顶住他脑袋，命令他签字吧？”     弗林依照弗兰克撰写的备忘录笔记指示，冷静而平淡地辩道：“《认罪书》不是暴力威胁出来的。他是被要求交出一些本来属于他，但他自己却对之一无所知的宪法权利。这个难题最为明显不过了，如果米兰达的《认罪书》不是强迫的，最高法院为什么会审理此案呢？”   弗林在他仅有的三十分锺时间到来之前，用这句话来结束他的辩论观点：“最高法院必须要尽快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护美国人民的宪法权利，因为各州的立法，实在是拖延而缓慢地通过立法来保护人民的宪法权利。”   弗林已经把想表达的意见全部说完了，讲台上的小红灯还未亮，正想把剩余的几分钟补充点意见，却被沃伦院长的话打断了思路：   “弗林先生，阁下是否想说，假设在警察审问这位年轻人时，警察对他说：‘你是一位很好的年青人，我们不想伤害你等等，我们是你的朋友，你只要承认了这件罪行，我们不会起诉你，立即允许你回家。’这种取证的形式，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的权利保证条款呢？在技术上来说，这种不在文件上看到的行为，算不算是强迫吧？”   讲台上的小白灯亮了，这个讯号告诉弗林：他只剩下两分钟的发言时间了。还未来得及回答，沃伦院长咄咄逼人的挑战又来了：“我假设阁下又在想说，这依然是《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的权利保证条款范围之内的事情，是不是？”   在小红灯亮起前，弗林坚定地回答道：“是的，这正是被废而不用的《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权利保证条款范围之内的事情。”   弗林还想补充几句温和的言词，以免触怒这位即将退休的老院长，但被三K党出身的布莱克大法官的不友善话语打断：“《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权利保证条款是适用于所有的美国人吗？”   弗林利用最后的发言机会回答说：“那肯定是在保护有钱的、有教育的和坚强的美国人。有钱人可以自己聘请律师，有教育的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坚强的人知道如何来抗拒警察的审讯。”   讲台上的红灯亮了，依照最高法院的庭规，不论是否把话说完，必须立即停止。“谢谢庭上。”，弗林拿起备忘录，离开讲台，结束了一段影响整个文明世界的划时代雄辩。   纳尔逊代表亚利桑那州司法部来表达其观点，他告诉那九位大法官说：   “米兰达案件不是什么《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案件，不是什么《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案件，也不是什么《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案件，而是一件简单而普通的强奸和抢劫案件，米兰达的长期犯罪记录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最高法院认为地方警察在拘捕和审讯刑事嫌疑犯之前要预先通知其宪法权利的话，那么，不但为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上带来困扰，还将会对公共安全造成一种严重的威胁，何况《美国宪法》并没有作出如此要求治安人员的特定条款，而凤凰城的警察并没有使用暴力去取得《认罪书》。”   这个说辞立即受到福塔斯大法官的资疑：“我们假设警察已经通知了上诉人所有的宪法保障条款，在阁下的法理观点看来，在什么时间和用什么方法去通知上诉人？是在审讯前，审讯后，还是在上诉人同意签署《认罪书》之后？这是否全是些无关重要的程序呢？     纳尔逊知道自己已经被逼进死胡同，但不直接回答说：“如果是假设的话，那是应该在审讯前的恰当程序。”这是间接承认凤凰城的警察，的确已经违反了米兰达宪法要求的权利保护条款，案情自此急速倾斜。   福塔斯显然不满意这种法理，继续追问道：“阁下是否同意，上诉人在被警察审讯前，有权知道自己的宪法保障权利？”   败态毕露的纳尔逊又说出了一段几近混杂无章，使几位大法官皱起眉头的说辞：“我必须进一步指出，鉴于米兰达的神经状况与教育背景，他并不是一般的普通人。我们已经给他超出他应得的权利，我意思除了通知他有权得到律师协助那一点之外，他没有律师，没有人拒绝给他律师，他也没有要求需要律师的协助，在我看来，最大的可能是米兰达自己已经知道了有关的权利，事实说明没有必要向他提供律师的协助。”   绝大部分的法学家与政论家都同意，亚利桑那州司法部派出了最不胜任的纳尔逊到最高法院抗告，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纳尔逊并不是唯一的失败律师。亚利桑那州司法部请出了德温•尼德鲁德(Duane Nedrud)，代表全国地区检察官协会出庭助阵，他攻击弗林的法理说：     “如果我们讲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公平，那是一件有价值的议题，但是如果我们讲究警察与罪犯之间的公平的话，那我们就处在危险之地了。我要提醒庭上的是，我们不是在讲究警察对抗罪犯，而是人们对抗罪犯。同样道理，我们不讲究陆战队对抗越共，而是美国对抗越共。如果这就是目标的话，那么所有的警察将再难以运用传统的审讯技巧，把罪犯送上法庭。”   沃伦院长打断尼德鲁德西部牛仔式的法理说：“假设嫌疑犯没有律师，但通知你说他在与你谈话前，需要有律师在旁协助的话，阁下如何处理？”   尼德鲁德被逼回答说：“如果嫌疑犯没有放弃律师协助权，而要求有律师在旁协助的话，我想他应该得到一位律师。州政府是应该为他提供一位律师的，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主动地鼓励他有律师在旁协助。”   沃伦院长并不满意这种歪理，进一步资问尼德鲁德说：“你为什么说‘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主动地鼓励他有律师在旁协助’呢？难道律师都是一些使人讨厌的家伙吗？”   尼德鲁德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极欲掩饰，但却弄巧反拙，越描越黑：“在我们的司法体系里，那些辩护律师，老是想为罪犯开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   沃伦院长并不放过尼德鲁德：“律师的专业不就是挺身而出为委托人辩护吗？”   尼德鲁德软弱地回答说：“是的，先生。”   沃伦院长坚定地要尼德鲁德回答问题：“只仅仅为了替委托人辩护，阁下就认为律师都是一些使人讨厌的家伙吗？”   尼德鲁德狼狈不堪地回答说：“院长先生，我并没有说律师都是一些使人讨厌的家伙。”   在1966年3月1日最后的听证时，弗林与弗兰克的辩论策略，成功地把九位大法官对案件的辩论焦点，全集中在《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如何诠释上。这个演变，使所有在场的人，无论是两造的律师，还是旁听的观衆，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最后一位出庭发言的，是司法部副部长瑟谷德•马歇尔，他代表美国政府就本案发表其宪法立场声明，马歇尔直截了当地告诉那九位大法官说：   “美国政府在对于执行和保护美国人民《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赋予的基本权利立场上是坚定而清楚的，美国政府支持刑事嫌疑人在被拘捕和被审讯前，警察有预先通知刑事嫌疑人有关其《美国宪法》保障权利的义务和责任。”   怀特大法官向马歇尔澄清美国政府的立场：“如果嫌疑犯告诉司法人员说，我没有律师在场协助的话，我将不作任何回答时，是否意味着审讯应该立即中止？”   素以注重个人权利闻名于世的马歇尔回答说：“是的，法官阁下。”   这位美国民权英雄律师的观点，使得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连连点头，微笑而退。按照最高法院的传统规矩，不会立即作出决定，但是由法庭上的气氛与马歇尔的坚定态度上来猜测，亚利桑那州看来是输家。   1966年6月13日，最高法院就《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作出了5票同意4票反对的裁决：米兰达胜利，亚利桑那州败诉，《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在最高法院中形成了极大的意见分歧，九位大法官中，同意的是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布伦南和福塔斯，反对的是哈伦、斯图尔特、怀特和克拉克。   克拉克大法官的反对意见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对案件中同意某些意见，但同时也反对某些激进的看法，在他投下反对票后的意见是：“沃伦法院走得太快太远了。”     哈伦大法官则担心长此下去，最高法院终会走向一条不归之路，他借用前常务大法官罗伯特•杰克森(Robert Houghwout Jackson)的名言，来警惕全体同仁们说：“这个法庭如果不停地在宪法之殿上增加楼层的话，最终必然导致倒塌的后果。”        怀特大法官是坚定的全案反对者，他认为最高法院如此地草率地增加《美国宪法》的权利，即使连英国的习惯法在内，亦是毫无事实为法理根据的，因此他宣布，对于这件有辱人类尊严的案件之对后世的影响，他将不负任何责任。   按照最高法院凡是具有重大争议案件的裁决意见书，由院长亲自执笔撰写的传统，沃伦院长亲自撰写的裁决意见书说：   第一，基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不得自我入罪的原则，执法人员不得强逼刑事嫌疑人自证其罪；第二，在执法人员审讯时，如果刑事嫌疑人声明要保持沉默时，审讯必须立即停止；第三，在没有律师在场协助，又没有刑事嫌疑人书面放弃其《美国宪法》保障权利情况下取得的《认罪书》，不得在法庭上采用为呈堂证据；第四，除非刑事嫌疑人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下自愿说话，否则有保持沉默的宪法保障权利。   沃伦又说，为了确保无误地执行《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赋予美国人民的基本保障权利，特在此立下一个叫做《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的标准，以供全国执法人员采用，任何执法人员在拘捕和审讯刑事嫌疑犯之前，必须要向之大声宣读：   “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你如果放弃沉默的权利，现在所说任何的话，可以在法庭上用为对抗你的证据，你有聘请律师协助你的权利，如果你没有聘请律师的经济能力，法庭可以为你提供免费的律师，阁下明白了这些权利吗？”   沃伦在裁决书中强调说：“在审讯拘留的嫌疑犯前，必须清楚地告诉其有权保默其所有的谈话内容可以作为在法庭上指控他的证据，嫌疑犯在被审问时，有权利与律师咨询与在要求师旁协助的权利，如果嫌疑犯是贫穷的话，政府必须指派代表他的律师。”  这就是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著名的《米兰达警告》或《米兰达权利》的历史来源。   1966年6月14日，《纽约时报》在头版以“最高法院为警察审讯嫌疑犯的权力加上了勒马绳(HIGHT COURT PUTS NEW CURB ON POWERS OF THE POLICE TO INTERROGATE SUSPECTS)为标题说：“除非用证据说明了已经完成了嫌犯规定不得自证其罪的程序，否则所有口供不得作为呈堂证据。”     《米兰达警告》的裁决充满了争议性。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总统大选中，曾利用《米兰达警告》裁决事件为武器，攻击民主党对犯罪态度的软弱，并扬言当选后将提名“一位比较对警察更公平的人”接任即将退休的沃伦院长。尼克松言而有信，上任后第一年就提名沃伦•博格(Warren Earl Burger)执掌最高法院。   尼克松又提名哈罗德•布莱克门(Harold Andrew Blackmun)为大法官—-两位都是公开反对《米兰达警告》的司法精英。       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内八年，曾尽全力要废除“碍手碍脚”的《米兰达警告》司法程序，但因反对声浪过大而告败。     最高法院维护《米兰达警告》裁决的决心是坚定的。2000年，最高法院第16任院长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在《迪克森诉美国案(Dickerson V United States)》裁决书中强调说：“本庭拒绝否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案例，《米兰达警告》已经深植警察司法作业程序中，成为我们国家文化的一部分。”      最高法院不仅拒绝推翻《米兰达警告》，更不容许任何转弯抹角地跨越《米兰达警告》的行为。2004年，一位密苏里州警察在玩弄法律游戏，在不向嫌疑犯宣读《米兰达警告》前，先取得嫌疑犯签署了《认罪书》，再向嫌疑犯宣读《米兰达警告》，被定罪的嫌疑犯不服，将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得到裁决无效的胜利，是为著名杜绝躲开《米兰达警告》的《密苏里州诉塞伯特案(Missouri Versus Seibert)》。   2000年4月20日，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Gerald Breyer)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说：“《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是美国司法界的里程碑。”他的法理简单明了：“把一个无辜的嫌疑犯关起来，并没有达到对抗犯罪的效果。”这也是《美国宪法》不允许嫌疑人自证其罪的精神所在。       《米兰达警告》的威力是巨大的，是跨越国界的，美国推行《米兰达警告》的成果，影响了几乎所有自由法治的国家，纷纷效之。至今《米兰达警告》已经成为自由法治国家司法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欧盟、德国、法国、荷兰、以色列、西班牙、新西兰、瑞士、菲律宾、泰国等相继跟进，孟加拉与乌克兰把这种基本人权修进宪法。香港法律规定在拘捕或审讯嫌疑犯时，可使用英语、粤语和国语宣读：“除非阁下自愿，否则没有义务说任何的言语，如果说话，会成为提堂的证据。”   基于《米兰达警告》衍生的原则，最高法院同时要求司法当局在执行拘捕与审讯嫌疑犯时，必须达到六大准则：   第一，在行动前必须具有充分的证据；第二，其证据必须是可信的；第三，在扣押嫌疑犯之前，必须具有可信的证据；第四，审讯必须在可信的证据范围之内；第五，审讯必须由政府司法人员为之；第六，政府司法部门必须向刑事嫌疑犯出示其可信的证据。   美国首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沃伦•博格，公开谴责最高法院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裁决，在他审理的案件中，完全藐视案例，87%的类似上诉案件在他的法槌下维持原判。他公开高调的反《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裁决演讲，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奠定了他日后被提名为最高法院院长的意识形态基础。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的裁决在警界产生了极度负面的评价，波士顿警察总长埃德蒙•麦克纳马拉(Edmund McNamara)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认为最高法院给所有的警察每人一记耳光，“罪犯审判不再是追求真相，而是追求技术错误。”   尽管心怀不满，但在强大的司法公信力震撼下，美国联邦、州级和市县级的执法人员，全面开始执行这个新的裁决，在拘捕或审讯刑事嫌疑人之前，必须向其大声宣读《米兰达警告》。这个最高法院刑事司法程序上诉案件的裁决，为美国的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开啓了崭新的一章，也为美国的司法历史展开了一个新纪元。     最高法院的这个划时代裁决，固然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的大事，但也触怒了许多保守派政客，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没经人民选举而干上了总统、时任衆议院少数党领袖的杰拉尔德•福特，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愤怒于最高法院里自由分子的“乱判”，在国会里面发动势力，快速地通过了一条编号为《美国第3501号法案》的法律，指定美国各地司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的类似的法律，要逐案单独审查而不可一概而论。       《美国第3501号法案》是通过了，总统也将之签成正式法律了，但是大家都心中有数，只要是有人将之上诉到最高法院的话，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的案例面前，绝对是凶多吉少，难逃被裁决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精神而全面作废的命运。   所以这条美国法律，由産生时开始，就已经因为先天不足而名存实亡。据笔者所知，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美国检察官引用过这条法律，因为谁都不想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的巨大威力下再去趟这一潭子自讨没趣的浑水。   国会对《米兰达警告》裁决的反应是激烈的。1968年，国会通过了《1968年街道安全与犯罪综合法案(Omnibus Crime and Control and Safe Street Act of 1968)》，其第3款规定在五大前提下，《认罪书》可以作为呈堂证据：第一，在嫌疑犯被拘捕后六个小时之内的谈话；第二，嫌疑犯知道自己为何罪而被拘捕；第三，被告知有保持沉默权利与任何谈话或许作为呈堂证据后的谈话；第四，嫌疑犯已经自己知道有律师协助权利之后的谈话；第五，在有律师协助情况下的任何谈话。   米兰达在亚利桑那州佛罗伦萨重型罪犯监狱的电视里看到自己胜利的消息后，认为自己的春天来了，他把胡子剃得干干淨淨，洗了个好澡，用电话叫家人准备好庆功宴，要在回家后好好地潇洒潇洒一番。米兰达的父亲曼纽尔(Manuel Miranda)买了一瓶威士忌，准备在家里与儿子庆祝胜利。   可是，亚利桑那州佛罗伦萨重型罪犯监狱长递给他的，不是出狱书，而是上庭令：亚利桑那州并不准备就此放人，而是在不采用他那份《认罪书》为呈堂证据下重新开庭审判，何况，他的抢劫罪名刑期还没完，米兰达是不可能就此出狱，得到自由的。   《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不允许司法部一罪两罚(Double Jeopardy)，在法院裁决或评审团裁决被告无罪后，及时又发现了足可导致定罪的新证据，亦不可再度起诉或审判。   最高法院没有裁决米兰达是有罪或无罪，裁决的是他没有得到宪法权利保障下的公平的审判，因而亚利桑那州需要重新审判。           米兰达的犯罪故事，有如一场高潮迭起的肥皂剧。中国古语中的逢讼必凶名言，在这里又找到了一个现成的例子：米兰达在坐牢期间，居然自不量力，与在监狱外面与他办理离婚的妻子霍夫曼，打起争取女儿抚养权的官司。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下，法官不太可能把孩子监护管判给一位正在坐牢的刑事犯，何况，米兰达虽然是霍夫曼的事实婚姻妻子(Common-Law wife)，但却不是新婴儿的父亲。   离婚的起因是由米兰达挑起来的。1963年3月13日，在米兰达被拘捕后三天，霍夫曼去探监时，米兰达对她忏悔，承认的确是有计划的强奸了詹姆森，“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她了”，米兰达还要霍夫曼去转告詹姆森，如果她愿意放弃控告自己的话，他愿意娶她为妻。   霍夫曼并没有到詹姆森家传话，而是把这个致命的秘密隐藏在心底。在两人为了女儿抚养管而翻脸后，霍夫曼为了申请离婚，为了得到女儿的抚养权，也害怕出狱后的米兰达会追究谁是女儿父亲的困局，她到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罗伯特•科尔宾(Robert Corbin)办公室，揭发了这个秘密，并愿意出庭作证，指控米兰达的强奸罪行。   第二次重审时，法庭没有为米兰达委任律师，因为弗林就是他最好的律师。1967年2月15日，在最高法院作出《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一年后，米兰达又被放在法庭被告台上，而这次的主要控方证人，就是米兰达自己的妻子，刚刚产下一女的霍夫曼。       这个改变又发生了一次宪法问题：在司法伦理前提下，一位妻子可否出庭指证自己的丈夫？这个议案又折腾到最高法院，可是米兰达的运气并不是每次都那么的好：最高法院拒绝接受立案。   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法庭陪审团一致裁决米兰达的强奸、绑架和抢劫罪名全部成立，法官又将他判处监禁20至30年。   1972年12月，坐满了三分之一的监狱刑期，在被亚利桑那州假释局拒绝了四次后，米兰达终于出狱，得到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自由。   出狱后的米兰达，靠着自己仅有的那点儿所谓名人效应，居然想出了一个吃饭的方法：印了一些写着《米兰达警告》文字的名片，加上自己的亲笔签字，售价1.5元。   名人效应过后，米兰达很快地又打回原形，他继续胡搞，继续乱来，继续酗酒，继续吸毒，又被警察拘捕了几次，甚至于连驾驶执照都被法庭吊销。       糟糕的是，由于米兰达的醉酒驾驶新罪行违反了亚利桑那州监狱假释条例，又被治安当局拘捕，关进监狱一年。出狱后，米兰达在凤凰城的低等酒吧间和低级旅馆里瞎混了几年，整日游手好闲，好吃懒做，醉生梦死，吸毒嫖赌。      1976年1月31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拉安玛普勒酒吧(La Amapola Bar)里，与酒醉的墨西哥裔非法移民伊齐基尔•莫伦诺(Ezequiel Moreno)和费尔南多•扎莫拉(Fernando Rodriguez Zamora)打牌赌博，怀疑莫伦诺作假骗钱，发生口角，引起肢体冲突。   莫伦诺接过扎莫拉递过来的六寸长刀子，朝着也是酒醉的米兰达身上连刺多刀，然后夺门而逃，不知去向。警察在拘捕扎莫拉时，在场的人，全都听见那位警察一边为凶嫌带上手铐，一边大声地念《米兰达警告》。选择保持沉默的扎莫拉被保释出来后，立即在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估计是潜逃回墨西哥去了。   米兰达有两刀是致命伤，一刀在肚子，一刀在胸膛。被送到附近的撒马利亚慈善医院(Good Samaritan Hospital)急救时，已经停止了呼吸，结束了他34岁10个月22天的传奇生命。   米兰达谋杀案从来没有在法庭上被提起过，时间一久，也就不了了之，白白被暴徒刺死的米兰达，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唏嘘的话题。 2014年8月1日在美国华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