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办回彭定康：联合声明没提普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div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div></div> <div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20.799999237060547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div><img width="624" height="351" src="http://a.files.bbci.co.uk/worldservice/live/assets/images/2014/09/04/140904053835_cn_chris_patten_vatican_624x351_gettyimages.jpg" alt="彭定康勋爵在梵蒂冈出席弥撒（23/2/2014）" />彭定康勋爵强调其文章所针对的是英国对香港的“道义责任”。</div></div>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就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勋爵撰文评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政改决议一事发表正式回应，暗示普选议题与英国无干。刚于5月辞任BBC信托主席的彭定康勋爵星期二（9月2日）在《金融时报》撰文说，“英国对香港的情况负有道义责任”。香港特首办发言人星期四（4日）发表一份简短声明，以点列方式反驳称，“在回归前，香港的历任港督均非由香港市民选出”，“《中英联合声明》完全没有提及普选”，而且“按照《基本法》推动政制发展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应由中央及香港市民决定”。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也提出了同样说法。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要求英国“做个自重的观众”。曾任香港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星期四评论说，彭定康勋爵应先读读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并认为彭定康了解的香港是政权移交前的香港，如今已物换星移。她对记者们说：“其实《中英联合声明》里面关于行政长官选举，当时的文字就是……没有普选的。所以我看不出英国怎么能说香港有普选就是违反《联合声明》。”“当然，普选的方法大家还在争论，但是我不明白彭定康先生在说什么。也许他应该读清楚《中英联合声明》。”范徐丽泰接受香港数码电台采访时还说，从泛民主派人士到美国讨论香港政改到彭定康撰文，犹如两兄弟吵架，其中一人有邻居帮忙“煽风点火”。他还批评泛民主派每次有机会与北京官员见面前事先说明其诉求，并表明不会接受“少于”其要求的承诺。现在反对全国人大的决议是因为“缺乏下台阶”。<div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20.799999237060547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英国“零影响”</div>《环球时报》一连两天就彭定康勋爵的文章发表评论。星期四的社评说，“英国有这种动向……是挺合规律的事”。社评说：“彭定康如今‘无官一身轻’，是早已过气的政客，他说几句，属于应景。英国媒体不在西方所认为的‘道德高地’上跺两脚，就是缺位。至于英国议会，他们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他们通常选择说。”“唐宁街大概也很想说几句，但到目前为止憋住了。卡梅伦不能不多思忖他如果不克制的后果。”社评认为，香港泛民主派看到中国在政治上受西方压力，因此试图以不合作运动逼使北京让步，“国家现在以坚定的行动告诉他们，他们想错了”。在此之前，环球网《环球今日评》发表了评论部编辑谭福榕的文章〈当惯奴才，才会如此怀念彭定康〉说，“希望‘回归英国’的声音在香港土地上始终没有消失过”。文章批评英国直到1991年才首次在香港推行部分议员直选，并说，“在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的抗争事件中，港英政府打死数十人并逮捕数百人，英国当局高度赞扬香港警方在恢复社会秩序行动中的杰出表现，英国女王授予警队‘皇家’称号”。文章说：“回到英国，香港能得到政治上的民主，以及经济上的繁荣吗？英国真的能够对香港的未来‘负责’吗？”“香港回归已17年，但少数香港人的心还没有真正回归。到现在，仍有一部分香港人始终称呼‘内地’为‘中国’，显示出强烈的治外之意，这种态度不应被忽视或默许。”保守党—自民党联合政府至今并未就北京的决议发表评论。观察人士此前对BBC中文网说，英国不希望香港问题影响中英经贸关系，因此采取了温和态度。不彭定康在《金融时报》的文章中说：“当中国官员抨击英国议员和其他人就香港事态发表评论时，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也负有50年的条约义务，反映出我国在过去说过的话、作出过的承诺。未能履行我方的承诺显然将是不光彩的。”“我假定，英国政府迟早将对北京的计划发表评论。这将不是一种挑衅，而是一种责任。”“在我离开香港之前，我曾走访香港一间精神病院，一个病人礼貌地问我，一个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民主国家的国家，怎么能在既不征求市民意见、又不给他们留下民主前景以捍卫自己未来的情况下，把他所在的城市交给政府体制非常不同的另一个国家？当时我的一个助手说，怪事，住在精神病院的一个男子居然提出了香港最清醒的问题。”“但是，我们确实向他作出了民主承诺。我们应该继续以高超的外交手腕强调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又有谁会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