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路不須愁日暮——胡適紀念館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二零一二年出走中國前夕，中共當局不准我與“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蔣培坤夫婦話別，多名國保警察押送我們一家三口一直到飛機的登機口。 我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再見到丁老師和蔣老師。不過，我請朋友將蔣老師幾年前送給我的一張鐫刻着胡適名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木板郵寄到美國。 蔣老師是一位美學家，八十年代中期，在劉曉波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他是評委之一。蔣老師心靈手巧，書法、篆刻、木雕，樣樣拿手。他在鄉下尋覓到一塊經歷了滄桑歲月的門板，鋸成四十公分見方，將我最喜愛的胡適的這句話鐫刻其上，作為給我的生日禮物。 如今，我把這張蔣老師親手製作的木板挂在書房，寫作累了，抬頭看看，便能從中汲取無限的力量。丁老師是丁文江的姪女，丁文江是胡適的密友。從胡適、丁文江到丁子霖、蔣培坤，再到劉曉波和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抗爭與悲情，九曲迴腸、歷歷在目。 印章與洋酒背後的故事 位於台北郊區南港的胡適紀念館，分為三個部分：一爲胡適當年的住宅，現辟為故居。二爲陳列室，爲美國友人史代於一九六四年捐贈建造。這兩部分都在中央研究院院內。三爲胡適公園和墓園，則在中研院大門之外。胡適的墓園建在小小的山崗之上，居高臨下，可以遙望草木枯榮、雲卷雲舒。     紀念館的館長、歷史學者潘光哲博士，是我多年前就認識的老友。胡適是其一輩子研究的對象，由他親自來導覽，自然是如數家珍，很多看似尋常的展品和陳設，一經敷衍，頓成精彩故事。 在展出的胡適的日用品中，有幾套現在看上去仍然嶄新的西裝革履，有各種證書，還有幾方印章。潘光哲提醒我留意其中一方看似尋常的印章，旁邊之落款爲“學生胡頌平贈，台靜農刻，一九六一年於台北”。 作為五四那代學生的台靜農，在白色恐怖的高壓下，後半生只能縱情詩酒，醉心書法和篆刻，心境之幽微與作為老師的胡適十分近似。 胡頌平和台靜農這兩名胡適的學生，一名出自中國公學，一名出自北大。而這兩所學校正是胡適一生中服務時間最久的地方，胡適對這兩所學校的畢業生始終很“偏心”，能照顧就盡量照顧。 北大自然不必説了，走到哪裡，胡適都能聚集起一群“北大派”。而胡適擔任過校長的中國公學，是上海的一所私立學校，不少國民黨達官貴人都畢業於這所學校。胡適在任上力抗國民黨推行的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也許害怕這所學校的自由主義特質，國民政府遷台之後，中國公學未能順利復校。 在胡適故居客廳的茶几上，擺放着胡適生前飲用了一半的白蘭地酒。胡適並不嗜酒，偶爾喝幾口，也是飲少輒醉。他隨身帶上一小瓶酒，是提防心臟病發作的“救命藥”。 然而，偏偏在那場爲學生吳大猷舉行的慶功會上，胡適忘了帶上這瓶酒。據潘光哲説，館方將這瓶酒留在原處，是要“引誘”老先生哪天晚上回來，可以偷偷地喝上兩口。 胡適心臟病的第一次發作，是在駐美大使的任上，那時他只有四十七歲。從此以後，這個危險的疾病就如影隨形。那時，胡適馬不停蹄地展開民間外交，直接訴諸美國民眾，到各大學和民間社團演講，獲得了三十三個名譽博士。然而，由於爭取美國援助未能成功，胡適受到蔣介石的猜忌而去職。 <div></div><div><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Sep/9152014yj.jpg" height="647" width="500" /> </div> 一個愛熱鬧的孤獨者 在台灣，很多名流的故居都是日治時代的日式老宅，胡適的居所則是少有的美式平房及院落，是蔣介石撥出專款爲胡適修建的“院長官邸”。 胡適是個愛熱鬧的人，訪客絡繹不絕，談笑者固然大都爲博學鴻儒，往來之人中亦有若干“白丁”階層。胡適夫人江女士喜歡打麻將，胡適偶爾也陪着打上幾圈，這也符合胡適所説的“一等人怕老婆”的原則。 不久，有風言風語説，中研院院長的官邸中傳來麻將聲，有辱斯文。為了避嫌，胡適在台北另購一處住宅，讓夫人可以無拘無束地在那裡打麻將。於是，這座郊區的“院長官邸”，夫人很少在此居住。在白天，還有秘書和工友隨侍左右；到了晚上，就只剩下胡適一人獨居了。 有一年，颱風來臨，屋頂漏雨，胡適親自動手搶救藏書，忙了一整夜。第二天，請工友來修屋頂。多年後，那位工友回憶說，當他從梯子上走下來時，發現院長笑吟吟地端來一盤包子慰勞他。 胡適的書房并不大，且採光很差。向陽的一面牆，設計頗有問題，墻上只有幾排小小的方孔透光，讓人有坐牢般的感覺。若是按照熱愛光明的殷海光的意思，必定要把整面牆都改成亮堂的落地窗戶才罷休。隨和的胡適沒有提出修改意見，隨遇而安地在這間并不舒服的書房里讀書和寫作。 作為中研院院長，胡適的應酬和公務頗多，仍忙裡偷閑、手不釋卷。在書架上，可以看到諸多胡適精讀過并加以批註的書籍，如魏特夫之《東方專制主義》、哈耶克之《到奴役之路》——後者是他買來“自己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一些後輩學人的著作，胡適也虛心閱讀，如周策縱之《五四運動史》、夏志清之《現代中國小說史》等。 潘光哲指着客廳“頂天立地”的書架上最頂層一排的《大漢和辭典》介紹説，第一冊和其他諸冊，版本明顯不同。第一冊是作者贈送給胡適的日本原版，其他各冊都是台灣的盜版。可見，讀書人愛書如命，連胡適都會買盜版書。 一般的參觀者通常不太注意洗手間的設置。我發現，胡適故居的洗手間內，放置着主人使用過的洗髮液、沐浴液等日用品，全都是美國的產品。其臥室內的桌子上則擺放着一台短波收音機，在電視尚未普及的時代，胡適通過這台收音機來瞭解世界局勢，好幾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都是從收音機中聽到的。潘光哲說，這台收音機放入電池，仍可收聽短波節目。臥房內還有當時台灣難得一見的美式暖爐，南港的冬天陰冷而漫長，暖爐大有用處。 這些只是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尋常的生活用品，但在當時的台灣，堪稱最高級的享受。胡適長期在美國生活，有過對現代文明的切身體驗。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沒有這樣的體驗，梁漱溟和錢穆也都沒有這樣的體驗，他們的政治立場、思維方式、文化觀念以及對國家未來的想像，都與胡適迥然不同。 在胡適心目中，對於如何讓所有同胞過上現代、文明、自由、豐裕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想像與切實的規划。可惜，戰禍瀰漫、赤潮洶湧的現代中國，並未提供給他一展身手的空間與時間。 中研院是一個做什麼的機構？ 二零零三年，我第一次訪問美國，專程去愛荷華大學探訪聶華苓女士。作為碩果僅存的《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聶華苓給我談起了六十年代的往事，對胡適未去探望獄中的雷震頗不諒解。 而潘光哲根據新發掘出來的史料，又作出了一番新的闡釋：胡適一度想去探視獄中的雷震，身邊有人卻勸他不要去。對此，胡適不悅地反駁説，“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由他人干涉”。然而，胡適最終未能成行，背後必定又有一番驚濤駭浪。那大概是學者們的一個新的考據題目了。 在二零一四年的太陽花學運中，中研院一批年輕學者成為學生們的“義務智庫”。總統馬英九赴中研院爲一個學術會議致辭，有學者進入會場舉牌抗議。由此，引發關於中研院的地位及性質之爭論。 某些保守派指責説，中研院是總統的智囊，豈能反對總統？還有國民黨立委攻擊中研院成了“太陽花研究院”，主張對黃國昌展開調查，甚至將其開除。 當我在胡適紀念館看到題為「胡適與蔣介石：道不同而相為謀」的特展時，發現胡適早已就“中研院是做什麼的機構”這個問題給出了答案。該特展細緻地描繪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的這兩位核心人物之互動、情誼與衝撞。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中研院舉行胡適就任院長及第三屆院士會議之開幕典禮。蔣介石出席并發表講話，盛贊中國傳統倫常道德。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當場表示異議，認為蔣的說法“是錯誤的”。蔣介石氣憤之至，在當天的日記中謾罵胡適“真是一狂人”。 這就是知識人之風骨。中研院雖然得到政府財政之支持，但其研究是爲增進大眾之福祉，而非充當獨裁者之御用鷹犬。 如今，面對保守反動人士之壓力，中研院發表了一份擲地有聲的聲明，其中有一段如是説： 「學術研究無法自閉於象牙塔中，需走入人群，與國家發展和社會脈動相結合，實踐人類對永恆價值的追尋。學者依其學術研究與知識探索所獲得之確信，提出具體主張，應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此恆為民主社會之常態。本院作為公立研究機關，本於維護學術研究不受特定立場干預，就個別研究人員的言論，向來尊重多元，兼容並蓄。」 這份聲明，傳承了蔡元培和胡適開創的自由思想之風。在當下台灣民主嚴重倒退的時刻，中研院適切表現出應有之格局。當年，身為中研院院長的胡適，在蔣介石的壓迫之下，抄錄顧炎武的詩“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來自勉，若讀到這份半個多世紀後的聲明，定可含笑於九泉之下。 “自由中國”與“自由台灣”的願景，需要兩岸新一代公民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