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唐奖”得主莅临台湾东方诺贝尔时代有望揭幕

台湾唐奖教育基金会今年6月推出首届“唐奖”，旨在打造成为一个真正兼具中华色彩和世界眼光的“东方诺贝尔奖”。来自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五位获奖人日前均已莅临台湾，准备参加9月18日的首届颁奖典礼。华人社会有望迎来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的高端奖项。 唐奖与诺贝尔奖：和而不同 “唐奖”是由台湾企业家尹衍樑先生捐助设立的学术奖项，目前共设立“法治”、“汉学”、“永续发展”和“生技医药”四个项目，每两年颁发一次。尹衍樑服膺诺贝尔奖的设立理念和国际声誉，因此“唐奖”在很大程度受到后者启发。奖金为新台币5000万元（折合约165万美元），更是超过诺贝尔奖（10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140万美元）。 但与此同时，“唐奖”的设立也并非一味对诺贝尔奖的模仿和竞争，而是拾其遗缺，形成互补关系。四个奖项中除了“生技医药”有所重合之外，其他都是诺贝尔奖所不曾涵盖的，随着社会需求变化，将来唐奖也会相应地增设其他奖项。其中的汉学奖更是凸显出东方色彩，成为华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块保留地。 首届获奖人来自亚、非、欧、美四大洲，其中法治奖授予了现年79岁的南非宪法法院前大法官奥比‧萨克思(Albie Sachs)，以表彰他当年为终止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做出的重大贡献。 汉学奖则授予了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颁奖词称赞余英时先生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和文化，以现代知识人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是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泰斗人物。 生技医药奖则被美国医学家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 Allison）和日本医学家本庶佑所分享，两人因为发现免疫抑制因子有助于癌症免疫治疗而受到肯定。前挪威首相、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女士（Gro Harlem Brundtland）获得永续发展奖，以表彰他对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理念、领导和实践所做的贡献。 在五位获奖人中，最引发全球华人社会关注的，毫无疑问是汉学奖获得者余英时。作为学者，余英时著作等身，毕生致力于诠释中国思想传统，曾经荣获另一个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同时作为政论家，他又激烈批评大陆体制。他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大陆备受重视、2006年甚至出版十卷本《余英时文集》，但时政文章却难以通过审查法网。 不过，余英时本人对此并不刻意逢迎，他一如既往地呼吁勿忘六四，支持台湾学运和香港“占中”，他的名言是，“我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为什么非要到某一块土地才叫中国？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   气象万千的唐奖和落寞的孔子和平奖 虽然华人文化圈中不乏沽名钓誉的风气，尤其近年来在大陆“花钱买奖”、“因人设奖”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但唐奖从设立到颁奖，却跳出这种狭隘窠臼。 “唐奖”的命名旨在向中国历史上的盛唐时代致敬，并且在细节上均有所体现，例如颁奖日期定在唐朝开国的6月18日，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奖项试图重新展现盛唐时代对世界展现的自信、兼容各大文化的胸怀气度，首届获奖者的来源分布也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和“唐奖”气象万千的盛况相比，中国大陆随着近三十年来国力强盛，对于创设一个能和诺贝尔奖分庭抗礼的国际性大奖也并非无动于衷，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局限下，却始终无法有实质性进展。 2010年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不仅诺贝尔和平奖和刘晓波的名字一同成为敏感词，而且中国文化部下属的“中国乡土艺术协会”同年12月匆匆推出“孔子和平奖”，旨在宣扬“中国与亚洲的和平观和人权观”。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当局以此来抵消刘晓波获奖的影响，更被大陆网民讥讽为“山寨和平奖”。 不过，中国文化部否认授意创办了该奖，不仅如此，2011年的第二届孔子和平奖还被文化部叫停。主办机构随后以“中国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名义转移到香港注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孔子和平奖”的发起人兼评委之一，正是以孔子第73代孙自居、并爆粗口怒骂记者的“三妈教授”孔庆东。 从获奖者来看，“孔子和平奖”2010年为台湾前副总统连战，2011年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012年为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和中国水稻专家袁隆平，但获奖者大多对此态度冷淡。2013年该奖更是授予了不为人所知的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释一诚。 毫无疑问，诺贝尔奖的国际影响为中华文化的海外推广树立了一个标杆。台海两岸都在试图争取国际舞台上的制高点。首届唐奖出手不凡的气象，和“孔子和平奖”四年来持续的低迷姿态相比，表明即便处于海外一隅，仍然可能产生一个海纳百川的奖项，并有望对整个华人圈和国际社会产生辐射作用。这种号召力需要持久的文化积淀和开放的言论环境，是庞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外汇储备所无法自然演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