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div> 二月二十八日，是民国一代教育家臧启芳逝世五十三周年的日子。记得三年前，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和活动家齐聚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旧金山，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辛亥革命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的大型学术会议。在这场为期三天(2月26日至2月28日)的学术研讨会上，经由与会人士对历史资料的挖掘、钩稽，一批曾经鲜活而后落寞的民国人物一一清晰地浮现出来，其中有：清末民初女界领袖及女权活动家唐群英、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的学者活动家张君劢等人，以及本次研讨会的核心人物、集众学于一身的民国一代教育家臧启芳。</div><div> </div><div><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Sep/9242014zang1.jpg" height="648" width="462" /> </div> <br /> 在那年2月28日的《世界日报》上，我读到了一则题为“刘海岩演讲 缅怀臧启芳”的报道。文中说，这次研讨会邀请了中国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海岩发表专题演讲，刘海岩的演讲题目是“代理天津市长臧启芳雄才难展的从政之道”，讲述了臧启芳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担任天津市长期间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事迹，由此谈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有志之士精通中、西学，可惜囿于时代大环境，无法在政治事业上一展长才。可同时刘海岩也指出，这些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外交与新闻出版业上为中国奠下良好的基础。后来，我又搜索和查阅了一些有关臧启芳的史料，内心不禁生发了几许惭愧，以前在撰写涉及民国高等教育的文章时，我竟然没有关注过这位民国时期的一代教育家。<br /> <br /> 在近代中国史上，臧启芳是一位呈现出多重面目的历史人物。身为经济学学者，他先后执教于中国大学、东北大学、东海大学(台湾)等校，讲授经济学课程并著有《经济学》专著，出版译著《美国市政府》和《经济思想史》;身为从政者，他担任过天津市长、东北行政长官公署地亩管理局局长等职;身为教育家，他于抗战期间主持东北大学校务，并担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长达十年之久;身为词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古体诗词，并将其中的两百多首词作结集为《蛰轩词草》一书出版;身为媒体人，他担任过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奉天分馆的经理，迁台后出任《反攻》杂志社的主编，并为该杂志撰写了不少社论和评论文章。<br /> <br /> 在臧启芳身兼的学者、官员、教育家、词人和媒体人的多重身份当中，我最感兴趣也最为看重的，是他的教育家身份，和他担任整整十年东北大学校长(1937年2月至1947年4月)期间的作为。1926年，32岁的留美归国学者臧启芳来到沈阳，受聘任东北大学教授，主讲经济学，两年后，担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1937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委任臧启芳为东北大学代校长，翌年，因抗战爆发，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1939年7月，臧启芳被正式任命为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这一任期直至1947年10月为止。<br /> <br /> 在臧启芳主政东北大学校务的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中华大地，他在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为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民族保存了一支高等学府的血脉，与此同时，在他担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十年岁月里，这位年轻时负笈美国、汲取西方大学理念的校长按照现代大学的理念执掌校务，将东北大学改造成一所契合现代大学原则的高等学府，基于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办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可以说，臧启芳有资格跻身于民国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族谱之列。至于其教育理念和办学特色，在我看来，有这么几个方面：<br /> <br /> 第一，在民族存亡之际力促保存东北大学，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几年后，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中央出现了倡议停办国立东北大学的声浪，这时候，曾担任东大法学院院长的臧启芳面见负责教育的陈果夫，申说停办这所东北地区最高学府的不利后果，力主保存东北大学，东大遂得以保存了下来，随后他被委任为东北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1938年3月，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县，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辛的时刻，学校各项设施简陋，物资匮乏，臧启芳将杜甫草堂寺改建成图书馆，购置各学系所需要的参考书;他又租下了学校北墙外的几十亩旱田，修了一个包括田径赛运动场及各种球场在内的大操场;他看到学校无力购备铅印机器和纸张，便买了两套石印机，以印刷教授们的著作;<br /> <br /> 第二，提倡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并尽可能地实现大学自治。与东大的前三任校长均系职业政治人物或军阀不同的是，身为第四任东大校长的臧启芳是一位学者出身、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大学校长，他熟谙现代大学理念，因此他竭力为东大师生营造一个自由研究学术、可持有独立思想的学术环境。当时东大校园里师生的思想十分活跃，有亲国民党的，也有亲共产党的，学校图书馆内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学校校本部大门入口处张贴有各种观点的壁报，也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演讲海报。对于宣扬唯物主义哲学观的赵纪彬教授和庸俗历史观的杨荣国教授，臧启芳亦不加以干涉;<br /> <br /> 第三，延揽当时中国的一流学者专家来校任教，以提升东北大学的学术水平，营造良好的高校学术氛围。臧启芳在校长任内曾表示：“我聘请教授一向无畛域之见，我所求的是学问品格 ，不问他是哪校出身、哪省人士、哪国留学，这可以从先后在东大任教的教授名册中看出来。”由于他的吸纳群贤，一批饱学之士纷至沓来，造成东大一时间云集了众多的优秀学人，譬如中文系的陆侃如、姚雪垠、外文系的殷仲珊、冯沅君、历史系的丁山、金毓黻、肖一山等;<br /> <br /> 第四，按照现代大学的格局设立了理、工、文、法、教育等较为齐全的学科，重点建设文理法商等学科，做到人文与科学并重。在建设学校院、系、研究所的过程中，臧启芳对文理两科尤其重视，他告诉师生们，这是为了在东大树立“文化学术”的基础，也即一方面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一方面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在这位校长的主政之下，东北大学从抗战初期的两院五系，到1943年发展到了五院二十二学系，另外还有两个研究所，在当时的中国，东大在师资力量、学生人数、学科设置等方面均进入了国内一流学府之列。<br /> <br /><div> 由是观之，这一“民国教育家”的办学情怀和治校理念，对于大学精神沦落、高等教育现状百弊丛生的今日之中国，无疑是一份应当汲取的民族教育史上的精神养分。今天，身为后人的我们纪念这位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我想最应该记取的，莫过于他的办学情怀、治校理念和他身上章显出来的“大学精神”。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学术自由的大学是被阉割的大学，没有思想自由的大学不配称之为“大学”，只因为，现代大学的命根子乃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而这，正是臧启芳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主政东北大学校务期间最为看重的，也是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界最为缺乏的。呜呼，在为当今时代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现状痛心之余，不免更让人缅怀这位民国时期的一代教育家。谨以此文纪念臧启芳逝世五十三周年。</div><div> </div><div><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Sep/9242014zang2.jpg" height="476" width="594" /> </div><div> </div><div><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Sep/9242014zang3.jpg" height="530" width="796" /> </div><div> <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Sep/9242014zang4.jpg" height="596" width="402" /></div><div> </div><div><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Sep/9242014zang5.jpg" height="613" width="122" /> </div><div> </div><div><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Sep/9242014zang6.jpg" height="761" width="260" /> </div><div> </div><div><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Sep/9242014zang7.jpeg" height="605" width="385" /> </div> <br /><div> <em> 写于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em></div><em> <br /> 注：臧启芳(1894年-1961年2月28日)，字哲先，辽宁盖平人，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学者，教育家。曾就读南京民国大学、北京国民大学(后易名为中国大学)，1919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大学研究院、伊利诺大学，回国后历任中国大学经济学教授、华北大学教席、东北大学教授，1937年代理东北大学校长，1939年7月至1947年10月任国立东北大学校长，1949年赴台湾，1957年任东海大学经济系教授，1961年病逝于台湾。</em><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