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不能用于交换的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母亲94岁了，尚能进食，但已卧床失语，两耳失聪。十分想念她，却不能在榻前伺候，常令我自责和内疚。   我于今年六月底委托中介公司帮我办理中国签证。三个星期之后，中介公司转告我，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把护照留下了，但是始终未说签，也未说拒。我心存侥幸，既然未拒，那还有望。两个月过去了，中介多次转告，据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签证处答复，我的护照早已不在签证处，记录已从计算机中消除。中介办事人员十分困惑，告知我"你的护照弄丢了"。我安慰中介，我的护照不会弄丢，即便不在签证处，也一定在领馆内。说的是安慰中介，可我自己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因为芝加哥领事馆有前科，他们的确把我的中国护照"弄丢"过。2009年，我持有25年的中国护照又一次到期，需要更换，寄给芝加哥领事馆后，多次索要新证，不予答复，三年后寄回给我一个空信封，不置一词。我的中国护照就如此莫名其妙地"没了"。之后，我"被"成为了一个美国人。说实在，我还真有点纳闷，难道我的护照在签证处又一次不明不白地不知去向了?于是我给芝加哥领事馆总领事先生写了一封信，告知我将于是9月3日赴芝加哥面谈签证事宜。当我9月3日晨9时40分到达芝加哥签证处时，签证官告诉我，已于当天早上开馆时将我的护照退还给中介了。他们明知我要来，岂不显然是为了回避与我面谈吗?!而护照自然是没有签。他们满可以在第一时间拒签，干嘛要扣留我的护照两个月，结果还是不给我签证，使人有被戏弄之感。如果不是我告知他们要亲自赴芝加哥与他们面谈，明摆着，他们会将我的美国护照如同5年前对待我的中国护照那样不声不响地继续扣压，直到"弄丢"为止。没有了护照，我年底公差出国就无法成行，哪能不急。同事建议我，是否要请本州参议员过问一下美国护照"丢失事件"。他们说，给不给签证，美国人管不着；但是，如果故意把美国护照弄丢了，那是蔑视美国人的尊严。我听了置之一笑，这些天真的美国佬没见识过中国外交机构的职业素质也就罢了，他们只知道民主制度是为保障和扩大人民的自由发展而设置；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一个专制国家的派出机构则完全相反，那是为了限制和废除人民的自由而设置的!他们岂知这类机构藐视国际惯例和外交道德而常常自搞一套的历史。当然，我很感激美国朋友的愤慨和同情。   该如何解释这一桩桩事件？没有别的解释，扣压我的护照显然是要以此对我进行惩罚。这当然不是第一次：2006年回国被拒入关，2009年被拒更新中国护照，2013年被拒赴中国签证；今年又没签着，不知算不算被拒，以往拒签都盖个章，这次连章都没盖，就这么扔出来了。反正都是惩罚。在自由的土地上，使馆领馆之内的天地是他们唯一可以对自己的国民和侨民实施惩罚的地方了，何不有效用之?!可是，为何要对我进行惩罚呢？今年正逢六四25周年，国内丁子霖蒋培坤老师被禁言乃至被软禁，高瑜被诬判失去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就连一向温和的徐有渔先生，当年与我系同辈知青，也被拘押而遭禁声。面对这一切，生活在自由土地上的人们难以保持沉默。我在陈奎德先生主办的《纵览中国》上以纪念六四25周年的名义先后发表了两篇思想随笔《论公权和公权犯罪》和《论制度正义》。随后又专程赴华盛顿DC，参与了由全美学自联和独立个人组织的两场六四集会，并接受了由独立个人为天安门母亲和六四难属发起的民间募捐。此外，我还接受了来自香港苹果日报的采访。通常我都建议采访者直接采访丁老师或尤维洁。在华府，北明执意要采访我，被我怀着歉意婉言拒绝。但是，这次苹果日报3个80后记者来明州，采访姚勇战，之后，一定要采访我。看着3位年轻的面孔，从香港万里迢迢来到我家门口，并且说，苹果日报在香港的生存空间正在一步一步地遭到封杀；这次他们一定要完成20个采访，六四前后，一天播一集，一个不能少。我为青春的赤子之心所打动，接纳了他们，还请他们吃了顿饭。他们说不必，他们是公差。我说，这是我对苹果日报的敬意。就这些，很平常的事，但是在领事先生眼里已足够大逆不道，以至于连个签证都不能给。我绝无抱怨签证官之意，持宽容之心的我自然明白始作俑者是他背后的那个制度。   自由言论的权利，自由集会的权利，自由出版的权利是不能度让或用于交换的。派杰克-罕瑞说"不自由，毋宁死"，(Patrick Henry: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裴多菲有诗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两者都表达了自由高于生命的理念。也就是说人活着的最高价值是自由，没有了自由人便妄为人之称号。自由的权利更不可用以换取其他利益，再具诱惑也不可。我不会以美国的自由去交换回中国的签证。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没有自由的概念，若说有，未免牵强；但是孟子说:"舍生而取义者也"，中国人把义看得高于生命，当义无返顾，义薄云天，正义在胸，荡气回肠，人生价值升华时，那也是一种个体自由的境界。   尊严我所求也，大孝亦我所求也，二者不可兼，舍尊严而取大孝也。为了能见母亲一面，我可以放弃尊严，去求他们给我一个尽孝的机会。为了能见母亲一面，即使我侥幸拿到签证，比如在我拿到美国护照后的2010年和2011年，回国后日夜厮守在母亲身边，低调作人，避免见任何亲朋好友。被喝茶，被吃饭，随叫随到。相比那些回国扮演英雄角色的人们，我相形见绌，或许还被人们指着脊梁嘲弄。我这点尊严，比之母亲几十年所受的苦难，乃沧海一粟。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从家中失踪20年，是母亲背负着政治屈辱经济窘迫在没有尊严的日子里把妹妹和我拉扯大；如今，为了母亲，我个人的尊严又算得了什么?!没有尊严是痛苦的，但这份屈辱可以承受。   自由我所求也，大孝亦我所求也，二者不可兼，只能舍大孝而取自由也。没有了尊严，内心依然可以是自由的；没有了自由，那就连尊严都没有了。自由是天赋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不可交换，不可丢弃。他们可以剥夺我的尊严，但剥夺不了我自由的意志和心性。什么都可以丢，地位、名誉、金钱、爱情、工作、亲朋、乃至尊严，但唯独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不可剥夺，不能用于交换或转让。没有了自由，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谬误，陷入对极权的恐惧和被专制所奴役的地位。自由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个人神圣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言论自由是走向真理和正义的唯一通道。黑暗的政治企图以高压扼杀人们的思想，以恐惧摧残人们的道德勇气，充其量只能构建一个充斥着平庸、迂腐、媚俗和谬误的社会。我们看到当今中国正在向这样一个社会回归。当其口口声声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时，他们关的其实是人民的权利。   母亲，史姓，史可法之后。母亲的父亲，即我外公，与同盟会员史坚如是唐兄弟。史坚如被孙中山先生誉为"民国第二健将"。广州起义前期，遭清廷杀害。外公受史坚如一案牵连，也遭清廷追杀，不得不更名换姓，逃往美国，系庚子赔款第三期留学生。先就学于哈佛大学，后就学于麻省理工。回国后随詹天佑在北方修过铁路，是我国最早的铁路工程师之一。先后执教于唐山交大和清华大学，并于抗战时期在重庆执教于中大。1948年，应傅斯年之邀，离开大陆，赴台大执教。外公笃信基督，耽心共产党不能善待宗教，故去台湾。我出国时，母亲对我说，"你外公两次出逃，第一次是为了免遭政治迫害，第二次是为了免遭宗教迫害。我看你也差不多，先离开插队的农村，再离开中国，也是接连着逃亡。就凭你爸的问题，留在这里怕不会有太大出息。去吧，美国是个自由的地方。" 从此我记住了"自由"两个字。母亲的意思是要我步外公后尘，并希望我获得自由，这是母亲最大的夙愿，不可违背。而美国，那是母亲神往的土地。虽然我没有能耐去麻省理工学习，但我把女儿送去了那里，算是园了母亲的梦。   不能孝敬母亲，使我有大不孝之愧。但我守住了自由的底线，那是母亲为之欣慰的。如果放弃了，那将是对母亲更大的不敬更大的不孝。   得知签证被拒后，我面朝大洋彼岸，双膝跪地，乞求母亲原谅，祈福母亲安康。我自由的心与母亲同在。   无权者具有抨击和反对权力的自由。有权者不具有限制和剥夺无权者这一自由的权力。   自由是不能用于交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