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功？谁之罪？——《还原毛共：从寄生幸存到诡变成精》一书导言

为什么要把“毛”和“共”并称？因为毛泽东的是非功罪处处都与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你不可能把毛泽东只作为孤立的个人盖棺论定，要评毛批毛，必须把毛这个人置于中共集团从建立直至发展壮大的整个脉络中予以剖析和评判，而且要放在百年中国的大历史框架中进行透视和检讨，才能把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涉及到如何“还原”的问题。对当今从大陆到海外的华人群体来说，历史观的转变乃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特别是历史观从小即受到党化教育熏染的大陆华人，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尤为紧迫和必要。中共历代领导人绝对不提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所犯的滔天罪行，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共犯。这正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直到胡锦涛和习近平不但不敢公开批毛，还要坚持维护毛泽东“伟光正”形象的原因。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毛为中共立的功越大，对国家和民族犯的罪就越深，而他的所有罪行也正是有赖中共集团建立的党军/党国体制，才得以无法无天地倒行逆施下去。 一   为什么要“毛”和“共”并称？因为毛泽东的是非功罪处处都与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你不可能把毛泽东只作为孤立的个人盖棺论定，要评毛批毛，必须把毛这个人置于中共集团从建立直至发展壮大的整个脉络中予以剖析和评判，而且要放在百年中国的大历史框架中进行透视和检讨，才能把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涉及到如何“还原”的问题。对当今从大陆到海外的华人群体来说，历史观的转变乃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特别是历史观从小即受到党化教育熏染的大陆华人，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尤为紧迫和必要。按照党化史观的说法，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才站起来了……若按照这一历史图景认识百年中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做过多少错误的或罪恶的事情，仅就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功劳而言，即已登峰造极，最最伟大，根本不容你有丝毫的否认。   比如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近年来一直在严词批毛，甚至大胆控诉毛“罪恶滔天”，但他却仍不忘称赞毛“功劳盖世”，此盖世之功劳即毛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在1949年取得了全面胜利。所以另一个批毛健将辛子陵进而将毛定性为“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搞经济建设尽管接连失误，但所领导的“革命并没有搞错”。李和辛均属中共党内的批毛派，他们对毛泽东在中共夺取政权后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批评得不管多么尖锐，始终都没能尖锐到跨出1949年这一被称为“解放”的历史划界。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赶出了大陆，要论这一打天下的丰功伟绩，毛泽东自当居于首位，而在中共集团内部再往下逐级评功论赏，可以说人人都荣膺其应有的一份。李锐和辛子陵两位旨在救党的批毛派同样也包括在此功劳圈内，他们再怎么说都不会否定自己安身立命的那场革命。   这一党化史观更影响到党外，从大陆的全体俗众到体制内外的学者，直到反共人士中的批毛选手，也都难以脱弃“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势。连曾以其“历史三峡”论说著称的唐德刚教授都难能免俗，在他的《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一文中大发似是而非之论，说什么这一百多年来属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民主共和的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一无法按理出牌的乱世，越流氓越霸气就越有抓胜算的机会和占优势的把握。前者被唐教授确定为历史的“客观实在”，后者被聚焦为毛泽东的“主观条件”。唐教授纵观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以及中共内部的一系列恶斗，他发现独有枭雄毛泽东的主观条件与乱世的客观实在配合得恰到好处，正应了“时势造英雄”那句俗话。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就是毛主席开国有功、正确领导的源泉”。唐教授的文章一口中立持平的语调，按照他的推论，毛泽东及其中共集团的罪行不管多么罄竹难书，就因为他们最终打了胜仗，你不但无法否认他们顺应历史必然性——这个传统“天命”论的现代表述——夺取政权的事实，更不得不承认毛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才华横溢，文武双全……”的伟人。1   唐教授的犬儒史观是很有代表性的，环顾我们周围惯于人云亦云的同胞，很多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怀有类似的奴从心态。即使他们都亲眼看到毛泽东“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事实，你也难以通过三言两语的辩驳，从他们头脑里剔除那“开国有功”的崇毛顽念。直至毛泽东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今天，从学界到民间，像唐德刚那样把毛的生平作“虎头与蛇尾”两阶段切割的看法还是相当普遍的。   把毛泽东生平功罪作“解放”前和“解放”后切割划分的说法其实首先出自中共元老陈云。对陈云及其中共集团来说，毛泽东所有的“功”都是给共产党立的功，所以他们一致称赞毛“开国有功”。至于说毛“治国有过，文革有罪”，那是因自1949年以降，包括陈云在内的不少领导人在治国问题上曾与毛发生过分歧，他们因而在历次运动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特别是到了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这一伙也都算“开国有功”的党政军领导均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批猛斗，连他们的家属都受连累遭到迫害。因此他们才在毛死后的党内会议上提出毛 “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说法。但他们绝对不提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所犯的滔天罪行，因为他们全都属于共犯。这正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直到胡锦涛和习近平不但不敢公开批毛，还要坚持维护毛泽东“伟光正”形象的原因。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毛为中共立的功越大，对国家和民族犯的罪就越深，而他的所有罪行也正是有赖中共集团建立的党军/党国体制，才得以无法无天地倒行逆施下去。   因此，当我们把1949年前后的中国社会按照被告知的“解放”前和“解放”后来称呼时，我们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解放”前是万恶的旧社会，“解放”后是幸福的新社会这一人云亦云的说法。说话的主体于是为官方的话语实践——亦即权力本身的实践——所支配，糊里胡涂接受了中共有关历史和现实的定性。其实连包括讨论“毛泽东功罪”这样的议题在内，也都受到了中共官方话语实践的限制。话语实践对人的思维限制力是很厉害的，你只要考虑到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功”，你就被坎陷到他“开国有功”的思维定势中，也就认同“毛泽东虽有错，共产党依然伟光正”的说法了。这就是为什么自毛泽东去世以来，偏于检讨毛泽东与中共集团1949后种种罪行的论著比较多，而专就所谓“解放”前那一段历史来审判毛共罪行的论著却非常少的原因。   本书的宗旨即在填补此一空白。我的出发点是，完全摈除“毛泽东功罪”论这一明显有限制性的议题，直接把毛共还原到他们打天下的整个进程中予以历史的评判。这就不只限于审视“土改”、“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1949之后的那些罪行了，而是要踢破“解放”这道铁门坎，一直追究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活动，以及毛泽东早期参与其中的种种言行，挖出赤祸的根源，进而揭示他们的武装夺权斗争如何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恶性互斗，如何破坏了和平建国纲领，最终把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引向了反国家反民族的歧途。   二   那么，中国社会转型的民族主义正道又何在呢？众所周知，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主旋律，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新兴的主义却非我华夏族群的国粹，我们的国粹乃是大而化之的天下主义。其实要追根溯源，就连“中国”这两个字的组合在最初也仅表示华夏族群所处的地理方位，而非一正式的国名。它义指这块处于中心的土地是华夏文化的天下，哪一家哪一姓在这块政教领地上建立了朝廷，他们便拥有了本朝的“天下”。华夏与夷狄的界限既划分严明，又伸缩可变：“华夏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华夏则华夏之。”从五胡乱华到元蒙和满清入主中国，一批批入侵的夷狄均在拥有天下后也都以华夏自居起来。天下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妄自尊大，直到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一系列碰撞，才碰出了它虚弱衰朽的本质。西方国家最初只是本着自由贸易的观念来中国投石问路，希望与清政府建立通商关系。但满清皇帝及其官员却以天朝自居，对英国派来的外交使团，仍旧以前来朝贡的番邦相待。他们既无意认真了解和应对西方国家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和关税保护，也对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和国家主权缺乏起码的认识。结果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闹到最后，硬是让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国门。天下主义的大架子从此威风扫地，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被一步步激发得高涨起来。   英语nationalism一词通常被译为“民族主义”，但也有人把它译为“国家主义”。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该词有时偏重民族导向的一面，更强调民族和文化的共同体；有时则偏重国家导向的一面，更强调一个具有高度主权的政治实体。我在《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一书中曾有专章详析这方面的问题，现可在此简要地总括说：民族主义最先是在荷兰、英国等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构成作用的一个主要因素。它表现为市民共同体为冲破教区的限制而追求自治的努力，纳税人参与议政和决策的要求，议会对王权的挑战，商业协会寻求和建立武装保护的谋划。欧洲社会冲突摩擦了好几百年，正是在各国内部缔造商业繁荣和在各国之间展开贸易竞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与封建领主边抗争边和解，拉开了逐步趋向共和的阵势，一个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因此而陆续建立起来，最终取代了原有的君主政体。正如Liah Greenfield在她论述民族主义的一本专著中所说，现代西方文明实为一“经济文明”，只有在经济成就、竞争性和繁荣被确定为正面的和重要的国家价值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才可能发挥强劲的动力作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竞争进一步促使此强劲的动力向欧洲以外扩张下去，英法等国的商船满载货物，纷纷在本国海军的支持下向亚洲开辟市场。面对这突然来自海上的挑战，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备受打击，天下主义再也难以维持其原有的天下。2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西潮冲击的强烈反应。此反应既有其正面的成分，也产生了不少负面作用。满清皇帝及其官员的天朝心态最关注的是维护天朝的尊严，实际上也就是皇帝和官员的面子，为保住皇权的至尊，他们往往置国家的利益和臣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从鸦片战争吃败仗到八国联军入京，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多是吃了妄自尊大的亏。朝廷始终缺乏抵御外侮的军事实力，却纵容义和团之类的民间仇外势力去滥杀传教士和外国使节，无论就当时的国际公约或交战国双方应遵守的准则来说，这种煽动暴民袭击非武装外国人的做法都是很卑劣的。由此可见，自从清王朝的天下主义受到冲击，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即含有浓厚的暴民式排外倾向，而这一帝制末世形成的民族心理病灶正好成为此后中共势力赖以寄生的温床。在中共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负面动力始终都被用于发挥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破坏作用。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在反复利用此富有中国特色的爱国狂热，妄图以中国崛起的姿态建立其全球化格局下的红色天下。   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检讨早期的洋务运动和后来的维新变法，以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致力于改良革新的倡议和行动，直至辛亥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国民革命，则不难清理出民族主义正面表现的清晰脉络。美国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不久前出了中译本，在大陆读书界颇受关注。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试图在现代世界恢复中国的尊严、地位和主权。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晚清的洋务派主张技术现代化，并力争与列强建立外交协议；梁启超青睐宪政改革；孙中山则倡导反清革命。周锡瑞因此特别强调说，“辛亥革命是改良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反面。”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的革命党人多是从新学、新军和强学会等从事改良活动的团体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均属于西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阶层。3 正是在这一群城市改良精英的领导下，同时也联合仍拥有实权的保守势力，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才一举终结了帝制。在国内外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开启了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此动向当初若能顺利发展下去，中国社会即有可能渐进地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良性转型。   另一位美国汉学家孔复礼/孔飞力（Philip A. Kuhn）更关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内部动因，他试图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梳理出与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相通的众多因素，特别是在他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重点讨论了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关的“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孔复礼尤其关注知识精英在政治和文化改良上所起的先驱作用，他在书中检讨了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十九世纪知识精英的著作和言行，根据他们所提出的王朝危机及应对之道，孔复礼总结出解决此“根本性问题”的“建制议程”：一是把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二是把激烈的政治竞争同公认的公共利益协调起来；三是把国家的财政需求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对比上述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所谓的“建制议程”在英国的情况，大体上就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斗争及“谈判”的过程，是在确定权利和义务的事务上不断纷争和磋商后最终达成的妥协及解决方案。魏源等人所上的条陈及议政言论早已朦胧浮现出这类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吁求。4   只可惜帝制终结后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难以形成普遍接受的共识——即孔复礼所谓受过教育者当中存在的不成文的“宪法”，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激烈的政治竞争最终闹得从西方照抄来的成文宪法变成一纸空文，梁启超痛斥的“乱暴势力”随之燎原而起。本书要还原的毛共赤祸正是乘此革命逆流之激荡时势搞起了苏维埃武装割据，再经过日军侵华期间趁机发展壮大，最终以血腥的内战彻底断送了本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逐步健全起来的建制议程。中共武装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他们反民族主义路线的全面得势，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就是“以夷变夏”之举在现代的诡异翻版。   辛亥革命重大的民族主义意义首先是完成了国人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在同盟会打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号之前，明亡后的反清活动一直都局限于“反清复明”的臣民意识，其中毫无现代国家的观念。随着民国成立，最初的五色国旗代表五族共和，新政权最大的功劳就是在列强觊觎我边疆领土的乱局中勉强保持了满清留下的领土完整。当初仅作为鼓动性的排满口号也立即作废，民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在国内是主张各族共存共治，统称中华民族；对外是一致反对侵略强权，其反帝路线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仇外，而是更注重“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通过外交途径，“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都尽可能地奉行此民族主义的外交路线，尽了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勉为其难的努力，算是赢得了包括关税自主权在内的不少权利。   不幸在国家尚未统一，国力又极其贫弱的情况下，国家既要抵制侵略强权，同时又要依赖外来的支持和援助。国内各派政治军事势力又都出于自身的需求去分别谋取不同的外援，抵制外部强权与依赖外部支持的运作便如此吊诡地交织在一起。比如像苏俄这样反西方列强的近邻，在最初又特别作出一番“平等待我”的姿态，急欲建立其党军的孙中山为获取苏方援助，遂在莫斯科的促使下改组国民党，履行起联俄容共和扶助工农的政策。孙中山当初作此谋划，本以为可以把扩大了的政治参与容纳到国民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不幸他顾此失彼，事与愿违，很快就让中共的跨党活动把那一切搅混得变质变味。   因为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在于，孙中山只想借助苏联的支持和引进列宁主义的组党方式来强化他的国民革命，但他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的政治立场；中共则自成立之初即属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所执行的乃是列宁的国际主义路线。苏俄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来反对欧洲帝国主义，进而推翻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权，最终将各国被解放的红色臣民统统整合到新的国际秩序——也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的“天下主义”宏图——之中。这就是苏俄搞所谓“革命输出”的本质，是二十世纪国际形势下一种“以夷变夏”的险恶策略，它的原教旨本来就排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的民族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同世界最终要消灭种种差别，其中也包括地域和民族的差别。早期的中共组织正是在此一反民族主义的意义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控制，把苏俄政权奉为他们的无产阶级祖国。其四中全会的文件即明确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诚这个口号，是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保证。”这个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行动纲领就是，按照莫斯科传来的指示，首先在城市发动工人大罢工，组织一系列暴动，试图像苏联的十月革命那样在各大城市一举夺取政权。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暴民式排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再次恶性膨胀，暴徒们在不少城市制造烧杀抢劫的事件，一时间祸及由长江沿岸到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致使被激怒的在华列强实施了野蛮的军事报复。短暂的国共合作从此破裂，一变而为两党的互相残杀。   三   毛泽东及其新民学会的成员当初也都是梁启超“新民说”的追随者，无疑属于周锡瑞所说的民族主义者一流。这群清末变法和辛亥革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后来却出现分化，各走上不同的道路。比如像萧瑜（子升）或舒新城等很多学业优秀者都投入教育救国的行列，均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或因学业较差，或因谋职艰难，正好从俄国人革命成功的那套办法中看出了适合他们伸张怀抱的途径。本书第一、二章即以毛泽东其人的个案为主探线索，勘查追踪失意者升级为职业革命家的归化过程。价值阶序在人文光谱上的区分是十分明显的，为什么像李四光、丁文江、李仪祉、茅以升等数以千万计的海归人才学有所成，均能以他们卓越的才干服务公共事务，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为国计民生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为什么另一些缺乏专长，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小知识分子却铤而走险，甘愿受共产国际的雇佣，充当了早期共产党组织的骨干？本书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人的行为和选择基本上是其天性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毛泽东生性好胜逞强，他本想在读书治学上出人头地，不幸他那个薄有资产的父亲急欲发家致富，起初只打算让儿子受一点初级教育，拖累得他老大年纪才读上新式学堂。论他的学业，可以说旧学并不十分扎实，西学仅通过滥读懂些皮毛。这就造成他在长沙师范求学期间只偏重文史，而其他各科成绩均很差的实际情况。好容易摆脱了父亲的压制，没想到进了新式学堂，教学内容及学校的制度又引起他诸多反感。毛泽东因此把更多的兴趣和精力转向校外的社会活动，做了一系列请愿和声援，以及鼓动风潮之类的事情。失意者总是比常人更急于推动社会巨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用苏俄的阶级斗争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最便于把失意者的个人私愤提升为理直气壮的革命激情。这就是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原版中把那么多财产、职位和受教育程度均比他高的人群划入敌对阶级的情意结根源。他当时的理论修养就那么个水平，只会照搬马列词语做标签，遂把他必欲颠覆的价值阶序硬套进这种驴头不对马嘴的框框。落后的俄国人对他们追赶不上的欧洲先进文明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这种 “羡憎交织”（ressentment）情意结产生的一种反动，他们企图以“无产阶级革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并向更加落后的东亚国家推行其“反西方的西化”路线，图谋把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纳入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毛泽东一伙实际上并没能跳出“全盘西化”的迷思，他们比他们所羡憎的中国自由主义人士更“崇洋媚外”，崇到了甘做苏俄走卒的地步。5   倘若更进一步透视毛泽东发动的暴力革命，则不难看出，布尔什维克的洋词汇仅为其堂皇的贴面，所包装的内核则来自粗野黑恶的本土资源。毛泽东从小熟读《水浒传》，书中的“小说教”——好汉主义——对他影响至深。6   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一经毛泽东诠释，就统统被导向草莽江湖上血腥报复的暴行。这也正是共产国际一直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军不太放心，多次强调要突出工人阶级领导的主因。本书第三章即重点叙述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军事割据如何把农运搞成了“匪运”，红军的幸存和壮大如何祸害百姓，破坏了他们世代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参与共产党早期组党活动期间，毛泽东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圈外，接下来他到国民党党部热心从事跨党活动的工作，又受到右派势力排挤。经过好几次挫折，毛觉得待在机关部门摇笔杆根本成不了气候，遂动起“逼上梁山”的念头。“逼上梁山”这句被“小说教”推广的“话语移植”确有其神差鬼使的作用，一下子让毛泽东找到了解难应急的出路。国民党的恐怖清党甫一开始，他即果断告别那一帮在上海租界内坐镇办公室的布尔什维克先生，只身回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后来暴动失败，毛泽东带残部逃到井冈山与山上的土匪合并，遂闯出了打土豪筹款项这条活路。这是一种寄生在容易落脚的穷乡僻壤，靠当地农户来养肥红军的生存方式，至于搞土地革命，不过是通过运动搜刮富裕农户的浮财，又从分得土地的农户手中过量征收粮食，从而解决红军的补给和财政问题。红军的确得到了发展壮大，但却严重地危害了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并在贫富之间以及苏区与国统区之间制造了深仇大恨和互相杀戮。更为严重的是，在抢劫富裕农户的财产以充红军的军需之同时，乡村的绅士阶层被诬以“土豪劣绅”的恶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们作为政府征收税赋与维护地方利益之间的中介力量从此被摧残殆尽，乡土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最富有再生因素的价值根基和民德资源也随之枯竭。也正是在此一无道乱世的动荡中，贫穷和愚昧所滋生的粗野恶俗之势力猖獗抬头，让中共的苏维埃运动激化为革命的动力，纳入了党的领导，被提升到无产阶级光荣而正义的行列。毛泽东颠倒价值阶序的工程由此打下奠基，迈出其一损再损的步骤。   土匪或帮会须结帮成伙才干得成他们的大事，熟习“小说教”的毛泽东很早即怀有明确的团伙意识。从读师范时发征友启事到组织新民学会和创办自修大学，直到入伙共产党，领军啸聚井冈山，毛泽东都表现出他凝聚团伙的组织能力。自打上井冈山，毛便开始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因他的贪图抓权和一味逞能，搅扰得红军队伍内不断发生党权和军权的冲突，直至他仗着在握的党权压制住官兵的民主诉求，贬损了职业军人的武德素养，党——也就是他——指挥枪的制度才逐渐确立起来。   本书第四章详述毛泽东及其红军如何进一步寄生抗日统一战线，如何利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摆脱了中共自身的危机。正是紧抓住这一投机抗战的机会，毛泽东才给共产党立了大功，但同时也对国家和民族犯了大罪。按他的操作，所谓“抗日”，不过是打起旗号，先四处拉拢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分化中央政府政令军令统一的效能，然后大钻抗战的空子，跟在日本侵略军后面抢占地盘，不断扩大他们的敌后根据地。在关于联蒋抗日的问题上，中共内部起先是有争论的，那些还没完全丧失民族良知的军政领导人的确有协同国军作战的意愿，他们也确实在抗日前线打过一些应予称赞的小仗。但毛泽东只想保存他打天下夺权的军事实力，坚持要仿照列宁的“失败主义”策略办事，任凭长期的抗战把国民党拖垮。从他下达给前方的很多电令即可看出，为提升他个人的党权军权，为壮大中共的武装力量，他从来都无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安危。八路军和新四军到后来正是在毛所主导的方针下游而不击，大搞摩擦，为日后打胜内战养精蓄锐，打下了雄厚的备战基础。   中共不但是多变的，而且是多形的；他们一面凶残地祸害百姓，一面又显得十分亲民。特别像周恩来那样态度亲和的人物，中共集团中应该为数不少，他们多具有富于魅惑的做戏能力，在当时的救亡总氛围烘托之下，把不少文化名人都游说得晕头转向，更吸引了大量的热血青年，为他们的夺权事业前仆后继地献身铺路。通过他们努力推行的文宣统战工作，红军不只扭转了原有的流寇形象，还浪博得抗日中坚力量的名声。这当然也与美国在援华事务上做了些节外生枝的事情有一定的关系。美国政府及西方的某些知识分子当时均有某种程度的左倾，他们发表有关中共的正面报道，更以亲善的姿态访问延安，他们的很多动作不但为中共赢得了外界的同情，还催发了民主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批评。那一切反倒映衬得早已不打抗战的中共更受舆论欢迎，閧抬得他们在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桌坐席上屡屡占了上风。这就是中共在其求幸存的过程中一面毒化抗日阵营，一面装扮出民主爱国模样的诡变形态。   本书第五章集中叙述毛泽东如何通过整风运动对党内同志施行报复，发泄其积压多年的怨忿，如何全面清除国际派的势力，如何顺势整治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如何树立起他在马列理论上的话语霸权，如何反复打磨，炮制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野心得逞，由他一手主导了中共七大的召开。在这个名为团结而实属独霸的会议上，毛泽东收编各派势力，整合出他定于一尊的“毛共”。经过肃反审干的折腾和处理，中共集团从此打上了粗俗的毛氏印记。   在中共党内，比较而言，留苏回来的各级领导和干部在“反西方的西化”路线上表现得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他们与共产国际以及联共的领导人有一定的交往，多少都懂些俄语，比较熟悉马列理论的书本知识，基本上握有党内文教宣传工作的实权。就因他们有这些经历，又显示出训练有素的特质，在某些方面也就对比得毛泽东相形见绌。这种反差惹得毛很不舒服，致使他蔑称这些人为“洋房子先生”。很多刺激了毛泽东小心眼的事情日积月累，积压成他心中深重的宿怨，“洋房子先生”遂成为毛最羡憎交织的人物。共产国际解散后，莫斯科放松了对延安的控制，毛泽东看到边区平安无事，便趁机大搞起整风运动。他任用大量的“乌龟王八蛋” 人物做打手，对国际派及相关的一批干部实施了无情的打击和全面清洗。对毛泽东这类山沟里出身的土共来说，国际派带到延安的不只是从莫斯科方面秉承的权势和理论，另外还有他们在那里所受的布尔什维克教养，他们身上的这种“西化”成分才是让毛泽东特别难以容忍的东西。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一批批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更加增强了边区的文化反差，他们在延安造成的自由民主风气和所显示的学术文艺品味立刻活跃了延安的工作学习及日常生活，但同时也光照出毛泽东及其农民军的粗陋和贫乏，因而也被划入打击的对象。整风审干的结果是，国际派和外来的文化人及知识青年均遭到粗暴的批斗和凌辱，运动中积极表现的一群则得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在毛共的干部群中，这一类党棍尤其平庸和恶俗。整风运动清理了中共集团的队伍，加强了全党的党性，但却损伤乃至抹煞了每个成员固有的人性。   本书最后一章详述了毛泽东作为头号战犯的多重罪责，从他摩拳擦掌，提前布置中共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讲起，直讲到他给解放军将领下达死亡指标，大搞人海战术，不惜以部队的惨重伤亡赢得迅速歼灭国军的血腥战果。中共能够最终打败国民党固然有多种因素，但自从雅尔塔三巨头敲定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密约，就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敲响了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丧钟。罗斯福所打的这个如意算盘可谓自贻伊戚，它给二战后本可由美国主导的东北亚新秩序引入了凶险的变数，为苏俄势力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开启了引狼入室的通道。中共打内战尽管是旨在打天下夺取政权，但实质上却为苏俄从欧洲到亚洲构建的冷战格局完成了搭桥铺路的工程。因此在占领东北期间，苏军多方援助急速潜入的中共势力在各地稳步落脚，并将缴获的关东军武器大量转交给解放军使用。解放军在装备上若没有经此鸟枪换炮的改观，而单凭所谓的“小米加步枪”与美式装备的国军作战，那情形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毛泽东的用兵实际上并非后来的党史书写及其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真如神”，他确实在整个内战中参与了主要的战略决策，但很少真正参加战役指挥。从本书详述的各大战役可以看出，他自以为在决策和指挥上别出心裁的得意之作恰恰是经不起推敲的败笔，按照他电令执行的军事行动多害得解放军损兵折将，有时候指战员没按照他的军令办事，反倒打了胜仗。。统观毛插手的大小战役，他指令给军队有效的制胜方针，大概就是让各级将领舍得死人，这一点有他常开给前方将领必须死伤多少官兵来换取歼灭多少敌人的清单为证。像他那样的用兵如神，实在没什么值得夸奖之处，只能令人惊叹地看到他不吝牺牲，并有足够的硬心肠充当中共的战争死神。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的确断定了中国的现实，诚如他所说，“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中共的政权完全是靠千百万农民军硬打死拼获取的，内战的最终获胜来自千百万农民的流血牺牲，還有为支持前方补给而在农村全面进行的军事动员。此外，美苏的插手不断地摻合進具有重大影响的偶然因素，再加上国民党方面弊病多端，频频失策，平白给中共增添了如有天助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阴差阳错，对中共的获胜形成了“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有利形势，以致把他们激荡多年的革命逆流推上了洪水滔天的顶峰。这里面并不存在正义性质的历史必然性，也无所谓赢得民心或得道多助之类的事后追赠。纯粹是一场胜仗扭转了乾坤，从而由胜利者铁定了历史。   犹太人奥斯威辛之后再不写诗，中国人却在千百万倍于奥斯威辛的战争焚尸炉之后大唱赞歌，与贼共舞，致使中共武装夺权的成功及其至今犹在肆虐的一党专政成为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令普天下热爱自由的人士恨恨扼腕，徒唤奈何。我写这本书，也只能在文本上作一场穿越“时空之窗”的演练，追踪到被官方党史掩埋和扭曲的史料陈迹中清理那荒谬的孽债，做一点纠正是非观念的工作，好突破中国人可悲的宿命，为推动历史观的根本转变和重整被颠倒的价值阶序添上一分正面的力量。     注： 1、见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一书附录，远流出版社，2005，页299-356。 2、参看康正果《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联经出版社，2011，页119-128。 3、《周锡瑞谈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见《上海书评》，2014年8月24日。 4、参看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一书的“译者导言”。 5、参看余英时为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东大图书公司，1991）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 6、王学泰在《庙堂很远，江湖很近》的对谈中说：清代有个史学家叫钱大昕，他提出自古有儒、道、释三教，但从明代以后又多了一教，叫“小说教”。……如果说佛教、道教等是教人为善的话，那么小说教则是教人“作恶”。……《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402191008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