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比錫的燭光 ——柏林牆的坍塌（中）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獻給：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Oct/10320141.jpg" width="354" height="420" alt="" /></div>  图1.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 “我們做好了準備對付一切，除了燭光和祈禱。”                                                                     ——前德共中央委員霍爾斯特•辛德爾曼                                                                              （Horst  Sindermann）遺言。1990年4月20日<div>東德政治局一位成員親自暗示弗瑞爾牧師：北京不過只是在地理上遠離柏林而已！這等於亮出了殺手鐧，採用“天安門模式”不存在距離問題！被迫站在人生高跳台上的牧師沒有轉身退下，只要有一個人堅持禮拜一到教堂，他就是上帝的使者，就要敲響自由的鐘聲。他不問收穫，不求凱旋，偶爾抬頭深呼吸，看見漫天烏雲亂卷，他抽不出力量抬起手臂，揮去烏雲，他沒有精力預支憂愁。他要求自己只把今天的工作做踏實。未來是上帝的，明天只能託付給明天的自己。   5 尼古拉教會的基督徒都知道，他們的牧師克裡斯蒂安•弗瑞爾不是勇士。牧師自己也這麼看。他喜愛游泳，卻不敢從高台跳水，一上去就暈，每次都嚇得乖乖回身走下來。但是他的羊群都知道，當警察在教堂外抓捕和平祈禱的參與者時，他們謙和溫柔的牧羊人脾氣相當大，他推開窗戶，探出身體，居高臨下，奮力拍著窗櫺，大聲警告那些抓人的警察：別以為你們會逃過審判，我們記得住你面孔！<div> </div> 還在九月下旬，弗瑞爾牧師就被迫連續進出警察局，他們告訴他，要么停止週一集會遊行，要么後果自負。他不就範，他的持守早已驚動了昂納克。九月底，秘密警察再把他帶進局子，威脅接踵而至：必須放棄下個禮拜一教堂聚會和遊行，東德政治局一位成員親自暗示弗瑞爾牧師和另一位尼古拉教堂的牧師沃納波爾格爾(Wonneberger）：北京不過只是在地理上遠離柏林而已！這等於亮出了殺手鐧，採用“天安門模式”不存在距離問題！弗瑞爾清楚他們面臨的是什麼：“他們將在這裡采用‘中國解決方案’（Chinese Solution）‘拯救’社會主義。他們寫下了這樣的話：‘周一，如果必要，這場反革命活動將被武器制止。’火車站附近到處都是滿載軍隊和警察的卡車，一萬到一萬五千名士兵嚴陣以待，準備開槍。”<div> </div> 這不是游泳池裡的高台跳水，這是現實中魔鬼的威脅。被迫站在人生高跳台上的牧師沒有轉身退下。這是東德的工業與文化中心，這是被奴役而爭取自由的人們不斷湧來的目的地！他別無選擇。只要有一個人堅持禮拜一到教堂，他和他的同伴們就是上帝的使者，就要頂住臨城的刀槍，敲響自由的鐘聲。教堂的其他神職人員都支持這個決定。<div> </div> 每週一的祈禱和遊行都只是拼圖上的一個碎片，他不是上帝，無法控制滿盤佈局、全德風雲、世界潮流，他只積蓄一周的時間、精力和勇氣，把下週一的拼圖擺對位置。他不問收穫，不求凱旋，偶爾抬頭深呼吸，看見漫天烏雲亂卷，他抽不出力量抬起手臂，揮去烏雲，他沒有精力預支憂愁。馬太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他要求自己只把今天的責任擔起來，把今天的工作做踏實。未來是上帝的，明天只能託付給明天的自己。 村上春树的表述更合適於弗瑞爾、尼古拉教堂、萊比錫的現實：“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我們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弗瑞爾以卵擊石的勇氣來自高於自己的造物主：“上帝創造我們不是躬背爬行的動物，是直立行走的智人，是堂堂正正的能思想、負責任的人。” 聖·尼古拉教堂的40隻蜡烛再度点燃了。 燭光裡裏，弗瑞尔牧师和他的同事們長久地、傾力竭誠地祈祷、懇求和感恩，一道虔敬的“阿门”俯首發出，穿越大堂升上穹頂……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無論是什麼，仰望造物主吧。   接下來的情形依然使準備赴湯蹈火的牧師吃了一驚：教堂大門突然被推開，湧進來的是大批陌生面孔，他們目光僵冷，目標一致，直奔大廳而去。 他們有這麼多！ 此前牧師曾經接到電話，一個陌生的聲音告訴他，今日的和平祈禱活動將有德共黨員前來攪局，對方拒絕透露自己的姓名，消息無法證實。 他們真的出現了，而且人竟有這麼多！牧師看看表，才下午兩點鐘！ 錯愕之間，目不斜視的人們已經結結實實填滿了教堂中殿六百個座位。其餘的左顧右盼，想找更多的座位。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Oct/10320145.jpg" width="374" height="327" alt="" /> 圖5. 1989年10月9日和平祈禱開始前，尼古拉教堂突然衝進來1000多名德共黨員，將大堂中殿作為全部佔滿。美聯社（AP）圖片,選自網絡   歡迎大家到尼古拉教堂來，我們的教會向所有人開放。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是什麼誰呢？牧師環顧大批不速之客，笑容可掬地問。 工人，我們是工人階級。 萊比錫是德國工業人口比重最大的城市。哦，工人階級不是要等到下午四點才下班嗎？他們通常四點以後才能趕到。現在才兩點半！牧師明知故問。牧師很和藹。牧師含笑的藍眼睛閃爍着上帝的幽默。牧師平時沒少努力請這些黨員同志到教堂來，可是他怎麼努力，他們都不來。 黨員們在座位上扭來動去，無人應答。證道大廳突然安靜下來，沉默中一片尷尬。 不。牧師望了望其他四百多名沒有座位坐下的不速之客，兩手抬起往下按了按，似乎是安撫面前人們，說：樓上現在還不能開，過一會工人和基督徒們來了，還能有位子坐。 說完，他看見一些無神論者笑了。——並非所有黨員對他懷有敵意。     1989年弗瑞爾牧師46歲。萊比錫本土出生，從小多病，羸弱之軀使他格外感懷於耶穌對貧窮與路人的悲憫和愛。順著本能，他追隨父親的腳步，很早就知道自己將會成為神的使者。他學了希臘文、拉丁文，然後上大學學神學。學校是以世界那位最著名的無神論者的名字命名的，叫做“卡爾·馬克思大學”，不過這並未妨礙他径直走向耶穌。就像他後來避開封閉的修道院，並向社會打開了路德基督教教堂之門一樣，他唸書時就沒把自己關在教室和學校裏：他到處打工：在汽車廠當工人，開著電動摩托車送電報，登上行進列車做服務生。他熱衷於人們關於時政的議論，還發現，以宗教學生的身份而非德共黨員的身份發言更自由。討論地點也很重要：“所有的關鍵人物，只在教會裏思考並暢所欲言。” 雖然在無神論者統治的世界和無神論者命名的學校學神學，這事聽上去有些荒唐，但歐洲宗教傳統土厚水深，納粹只能利用上帝，不能剷除信仰，而唯物主義者們仇視基督四十年，沒能讓上帝退席。一如那些黨員們首次所见，他一對藍眼睛揪人、寸頭短髮生猛、套一件牛仔馬甲。他的名字發音和意思就是“基督教”，他確是上帝忠實的僕人，但他外表更像一個“工人階級”。他的姓，簡單明白的意思是“領導者”，同時含有精神引導者之意。事實上，“基督教領導”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的外貌，按照紐約時報評論，“完全符合他參與世事的行為方式和哲學價值。”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Oct/10320146.jpg" width="578" height="800" alt="" /> 圖6. 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在他的教堂裏。圖片選自DNN Online 納粹時期德國著名聖徒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是弗瑞爾一生最敬重的楷模。這位二戰時期的新教神學家和牧師，面對希特勒的壓迫，不僅起而反抗遍及德國教會的犬儒主義，而且直接參與了刺殺希特勒的秘密行動。一個牧師，不僅干預世事，竟要殺人，宗教界對此有太多質疑。行動未能成功，牧師被逮捕並在盟軍日漸臨近的隆隆炮聲中，被送上了絞刑架，他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了。但是二戰塵埃落定多年後，朋霍費爾作為上個世紀十大殉道者之一，雕像被豎立在英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之上，舉世確立了對他遲到的追認。在第三帝國之後的又一個奴役時代，弗瑞爾牧師把這位先輩當作自己的楷模的時候，朋霍費爾遠未站上十大殉道者的崇高祭壇。——弗瑞爾不需要世人的認可，他只聽從內心良知的指引。 ——10月9號前夜，弗瑞爾牧師通宵未眠，輾轉反側，不斷禱告；他凌晨即起，竭盡所能安排了這日教會各項事務，以確保和平。 時間到了，他做了幾次深呼吸，走向講壇。 講壇只有兩層台階，兩步習慣性的移步，此刻竟猶如攀登跳水高台。——真能跳進大堂棕櫚樹下的羊群中倒好了！他必須挺身而出，承擔所有責任。弗瑞爾心事重重，他念慮自己羊群安危，他記得9月4日第一次週一遊行，當他推開教堂大門即刻被半圓形的記者們包圍時，他非常不悅：那些鏡頭和報導，將成為史塔西按圖索驥的情報和逮捕鎮壓的線索！但是他很快釋然了，這些鏡頭同時也拍下了警察的暴行，被打的是青年人，撕扯的標語是“人民要自由”。柏林牆阻擋人口流動成效斐然，但擋不住西德的電視廣播信號。如飢似渴的東德人在那次西德電視節目播出之後，掀起了更大的抗議浪潮——那次西方媒體包圍教堂、報導遊行，太必要了，乃是上帝的另一個大手筆！ 不過事到如今，上帝的手筆越大，僕人的責任越大，而且過於重大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們正 “處於某種巨大事務的邊緣”，都知道幾十萬軍隊、警察、便衣正按部就班就位，都目睹了德共黨員的突然襲擊，也都看見了無量的西方記者的鏡頭麥克風對準了教堂，只有他知道，還有兩項重大事件，要在教堂發生。   6 這一天，一輛普通轎車從東柏林向萊比錫方向行駛。車里兩個人持有東柏林身份證。兩位東柏林居民上路不久就開始驚訝：道路上出現越來越多的軍車！這些軍車駛往同一方向，萊比錫，而且，來自同一地地區，東柏林。——這一日萊比錫的血液正在循環中回流心臟，通往尼古拉教堂的各主要動脈繁忙異常。不過血液中夾雜著大量的這類武裝起來的氧化物質，這些氧化物質居道路中央暢行，比血液流動得更快，有軍車承載它們，有無數輪胎運行它們。 東德小轎車裏的東柏林居民是異議人士、攝影師謝夫克和他的同伴。他們不是今晚活動的參與者，也不是旁觀者，他們要承擔一項特殊使命。謝夫克過去是生態環境影片攝影師，和所有東德人一樣，近來身臨東德社會天空的雷鳴電閃，感慨萬千。醞釀多日之後，他決定“轉行”，他要記錄今夜將在萊比錫發生的一切。一路眼見大量滿載軍人的裝甲向萊比錫調動，他知道自己在正確的時刻選擇了正確的地點，要做的是一個正確的事情。軍車把公路碾的扎扎響，他感覺自己正逼近德國歷史的緊要關頭，無論下刀子還是發洪水，他這個記錄者決不能缺席。 攝錄位置至關重要！鏡頭要對準目標無遮攔，攝影機卻不能暴露在射程內和目標視線裏。作為經驗豐富的生態環境攝影師，謝克夫知道，要滿足這相互矛盾的兩個條件，除了居高臨下，沒有更好的選擇。他對東德地理環境瞭如指掌，毫不猶豫地選中了萊比錫的聖·尼古拉教堂。這裏是萊比錫地理中心，也是事件爆發地，而它的鐘樓頂層高過六十米，是萊比錫城市的制高點。 下午時分，謝克夫和他的同伴走進教堂，要求登上教堂塔樓頂層，以便拍攝今晚將要發生的血案。——是的，血案！極有可能發生！他向弗瑞爾報告了一路見聞。 無聲的鼓點驟然而起，敲打著證道大廳裏的石柱椰林。弗瑞爾的辦公室裏，謝克夫風塵僕僕，面容上寫滿了焦慮與懇求。 幾個月前發生在中國屠殺暴行，是外國記者從長安街邊的住所，長城飯店的窗戶裏拍的。萊比錫不許西方記者居住，他們今天借交易會混進城已是僥倖，無人想到得寸進尺，站在這座城市的頭頂，一覽並收全城實況。只有常駐東德轄區的人們才可能想到這一招。  Yes 或No，弗瑞爾牧師必須做出決定。六月的北京，西方記者拍完了實況起身走人，飯店是住宿之地，中國經理無緣受罰。可十月的萊比錫，教堂不是旅店，面前這位攝影師也不是旅客，史塔西事後若查出來是弗瑞爾的特許，等待他的可能就是勞改營。而一旦拍攝成功，播放出來，秘密警察必然能從畫面的角度判斷拍攝的確切地點。全德人都知道，弗瑞爾不是經營飯店的經理，他是這座教堂的主持，此地任何事都必須經過他的首肯。弗瑞爾牧師知道，只要他此刻說了Yes，就等於親自向當局呈交一份不可辯駁的“犯罪”證據，所有僥倖都將消失，所有的拐彎都將通往監獄。 但是，世界必須了解週一和平遊行期間發生了什麼。 弗瑞爾牧師為來自東柏林的陌生人，打開了通向鐘樓頂端門鎖，又從他們身後輕輕關上了這道煉獄之門。 他背轉身來，長出一口氣，終於就緒。   7 沒有就緒。 還有一項重大事件將在這座教堂發生。 此事源自萊比錫傑萬豪斯音樂中心（The Gewandhausorchester Leipzig，或The Gewandhaus），東德交響樂團所在地。 1989年10月9日中午，常年不斷的管弦、彈撥、打擊樂之轟鳴戛然而止，休止符不期而至，無線延長，正在灌製唱片的錄音棚裏，錄音膠帶空轉着，愕然中發出沙沙的啞鳴。數小時沉寂後，錄音帶再次轉動，音樂大廳裏響起的是一個男人的德語聲，莊嚴而略帶焦慮： “……在當前形勢下，人們有權就社會主義在東德繼續發展自由交換意見；我們六人將盡最大努力促成與萊比錫當局甚至中央政府的對話；為了對話和平地實現，我們請求市民謹慎行事，保持冷靜，維護秩序，不涉暴力。……” 呼籲書史稱“六人聲明”。六位簽署者中，有三位是萊比錫知名知識分子：東德音樂指揮家庫爾特·馬祖爾（Kurt Masur）；東德神學家彼得·齊默爾曼（Peter Zimmermann）、東德諷刺劇演員兼作家貝恩德-魯茲·蘭格（Bernd-Lutz Lange）。另外三位是東德共產黨萊比錫市政府官員：教育局長羅蘭·沃茨（Roland Wötzel）、鼓動與宣傳部長約亨·鲍莫爾特（Jochen Pommert）、文化局长庫爾特·梅耶（Kurt Meyer）。這實際上東德“全體人民的一個微縮版”。  “六人聲明”的起草人和召集人是馬祖爾，他是東德知名的音樂家，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的私人朋友，昂納克對傳統音樂的重視和支持博得了這位音樂家的好感。萊比錫本是歐洲歷史上的音樂中心，二戰後，馬祖爾指揮的東德交響樂團，被安置在動物園附近的會議廳。演出排練休息詩，獅子老虎的咆哮聲成了交響音樂的複調和聲。為了避免在全世界面前繼續丟臉，昂納克接受了馬祖爾的忠告和建議，為東德交響樂斷建造了那座頗負盛名的萊比錫傑萬豪斯音樂中心，為此，昂納克提出的唯一條件是，樂團每年必須首演一次青年作曲家的交響樂！馬祖爾怎麼能不喜歡這樣的領導？10月9日那天，馬祖爾打開他的這座豪華音樂廳準備接收傷員時，警察沒有衝進去阻攔，他們不知道這位音樂家跟政府是什麼關係，但是他們確切知道他跟他們的總書記有私交。 馬祖爾憑借這份私交，在東德歷史上插上了一根槓桿。 在猛獸咆哮中長期堅持音樂演奏的馬祖爾，練就了一番漠視黨文化橫行、對抗浪潮四起的唯音樂是尊的氣概，但10月9號那天他再也無法繼續灌制唱片了。他的雙簧管演奏家下午氣急敗壞地走進大廳，抱歉說，他不能再繼續演奏了，他剛剛路過教堂，親眼看見警察們拽著一位女青年的頭髮，把她扔進了卡車。 馬祖爾感同身受：“幾週以來，公眾情緒一直處於爆炸的邊緣”。怎麼辦？ 踩著他焦慮的心情鼓點，音樂廳來了三位年輕人，他們是东德刚成立不久的最大反对党“新論壇”的代表。為了避免流血，他們心急火燎，提請馬祖爾想想辦法。 馬祖爾開始打電話。第一個電話打給妻子，他需要妻子同意他在這個特殊時期把音樂變成行動。接著，他一個接一個播出他熟悉的電話號碼，緊急召集兩名德國知名知識分子和三位黨內改革派官員前來共商舉措。 他的音樂廳成了事變聯絡中心，他成了中心的首腦，試圖肩負起民眾與中央政府溝通與談判的使命。無論如何，不能重演北京四個月前的血案。與昂納克的私交沒妨礙馬祖爾在歷史關鍵時刻踩住人生交響的正確線譜。昂那克莊嚴地稱他為“同志”，他後來卻告訴後人，那是一個錯誤，他不是黨的同志，他是一個基督徒！事實上，這個制度從未喜歡過這個音樂家，他曾經被從音樂界除名、並被禁止應邀到西方客座指揮。 馬祖爾不斷看表，時間不多了。萊比錫市文化局長庫爾特·邁爾終於复電，時已近下午四點，匆匆趕到的人們正圍住馬祖爾，商議他匆匆起草的那份呼籲書，並把擬就的內容錄製成帶子，派人送往市委和廣播站。同時，三位黨內官員使盡渾身解數，調動所有關係，不斷聯繫東德中央政府，希望爭取到一個認可：不要對晚上的遊行活動使用“中國解決方案”。 市政府接到了這份呼籲書，但是沒有答复，直到六君子向媒體發布這一呼籲的下午四時，依然沒有答复。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Oct/10320147.png" width="850" height="494" alt="" /> 圖7.萊比錫六君子為10月9日燭光遊行免遭暴力鎮壓而向社會呼籲，各界保持謹慎行事。 右起依次：文化局长庫爾特·梅耶（Kurt Meyer）、東德神學家彼得·齊默爾曼（Peter Zimmermann）、庫爾特·馬祖爾（Kurt Masur）、教育局長羅蘭·沃茨（Roland Wötzel ）、鼓動與宣傳部長約亨·鲍莫爾特（Jochen Pommert）、諷刺劇演員兼作家貝恩德-魯茲·蘭格（Bernd-Lutz Lange）。德新社（DPA）圖片，選自網絡 <div align="center"><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Oct/10320148.png" width="517" height="196" alt="" /></div><div>                                           圖8. 原圖(德文)說明：“萊比錫六君子呼籲。‘非暴力’。1989年10月9日，</div><div>                                           萊比錫六君子呼籲“週一遊行者”和安全部隊謹慎行事……。”新聞圖片，</div><div>                                                   選自網絡：http://www.mdr.de/damals/masur_kurt100.html </div> 遊行就要開始了，萊比錫廣播電台，城市廣播站和街頭高音喇叭已經陸續響起馬祖爾略帶緊張而憂鬱的呼籲聲。時間越來越緊了，下一步能做的是，搶在遊行開始前，直接與教會和週一遊行者們溝通。於是，萊比錫的心臟，聖·尼古拉教堂在雲集東德歷史上最多的代謝力量之後，又加入了一道重要的抗氧化流脈：“全體人民的微縮版”——來自文化藝術、宗教信仰和政府機關的六位聲明起草人一個不落，攜手前往教堂，他們要在這裏向全體遊行參與者現場發出和平呼籲。 體力和心力接近飽和的弗瑞爾，由衷地接納並安排了這項重大行動。德共黨員們奉命提前湧進教堂、佔據中央座位，要把這個祈禱和抗議活動結束在起點，他對他們心中無數，但他對和平祈禱總是充滿信心。   8 下午五點，他準時登上了一生中最高的跳台。 這大概是歷史上這個教堂聚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也是東德建政以來第一次，馬克思的信徒們正襟危坐在上帝的領地，聆聽他的使者講述創世的真理。殿中燭火閃爍，穹音迴盪，冰炭交匯間人人神情峻穆，漸漸有神聖莊嚴氣氛瀰漫起來……。感受到震撼的不是基督徒和各界人士，而是在座的一千多名德共黨員。牧師平和的語調組成的是不曾料到的畫面，產生了一種陌生的認知：這裏是一個誠實高尚之所；這個“反革命敵對勢力”並未煽動人民造反，卻誠心誠意地努力，試圖和平地推進變革。他們面對的不是敵人，是和平使者。 接著，黨員們熟悉的音樂指揮家庫爾特·馬祖爾出現在講壇上，手中的指揮棒變成了一張紙，上面的五線譜變成了西日耳曼語寫成的文字，（一說：神学家齊默爾曼宣读“六人声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德國人通用的文字：這是他們的聖賢馬丁·路德奠定的的。四百多年前，這位宗教改革家對《聖經》做的出色的德文翻譯，導致這種語言演變為德國的官方用語。全德那時起使用的官方語言，來自德語聖經。 指揮家向全體與會者一字一句宣讀了這份呼籲。緊接其後，主教們大聲疾呼非暴力，弗瑞爾代表教會表示傾力支持，他同時要求所有與會者響應這一呼籲，踐行呼籲書的要求。——事實上，七年間三百六十八次週一和平祈禱以及後來的週一遊行，沒有一次弗瑞爾不提出這樣的要求，不強調祈禱、討論、遊行的和平性質。 這一天，按照六人的策劃，這份來自更廣泛譜系的呼籲在萊比錫所有教堂同時宣讀，並在無線廣播播中及時播出。形成了萬眾一心的陣勢：萊比錫的所有黨派組織團體都號召非暴力示威，各教會均表示全力支持。<div> </div> 讓德共黨員們進一步錯愕的，應該是一同前往的萊比錫市政府三位官員，他們的宣傳部長、文化局長、教育局長。他們穩穩當當地與音樂家馬祖爾、神學家慈默爾曼、作家蘭格站在一起。黨員們發現，他們竟是這份呼籲書的聯署人。牧師的佈道，顛覆了黨員們的錯誤認知並消解了他們的使命，三位官員的介入，則消解了黨員們的意志，使他們的使命和榮譽蒙羞：誰將是暴亂的煽動者？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引發衝突，破壞和平，那就是他們。坐著別動，認真聽講，或忍受羞恥，唾面自乾吧。<div> </div><div> </div> （待續）<div> </div><div> </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