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务院秘书上访巡视组揭上海党媒为市委盗中央密件

<!–[if gte mso 10]> <![endif]–> 2014年9月底，中央第二巡视组在上海为期两月接待访民的巡视工作已结束回京。巡视组在上海时，原国务院秘书俞梅荪十次前往，其中七次送交《申冤状》，就当年吴邦国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上海市委属下的《文汇报》盗印中南海机密文件提供市委把握政治动向。案发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文汇报》相关人员联手让俞梅荪顶全部罪责，致使其被断送前程并密判三年刑。俞梅荪出狱后，《文汇报》相关人员继续蒙骗，隐瞒事件真相。俞梅荪蒙冤而饱受社会歧视，无业无低保无医保，生存无着，祸及家人的劫难不断，求告无门，成为被遗弃的上访族。他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内幕。   巡视组抵达上海快件邮寄现蹊跷   7月29日周永康落马被立案审查，次日中央巡视组进驻上海，上海东方电视台报导动员大会场景，电视屏幕上打出中央巡视组的邮政信箱及联系电话，蒙冤二十年的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俞梅荪感到一丝希望，次日上午，拨打电话，简述冤情，按对方要求将材料邮寄过去。近年他在上海流浪，维权无着。   8月9日和12日，俞梅荪分别在新华路邮局、交通大学邮政所发出特快专递EMS“次晨达”，按规定次日送达，但经上网查询邮件显示，两信周转了好几处，分别用了68小时和45小时送达，第一封竟被送达郊外的浦东张江，他打投诉电话而无人理睬，两个邮件是否真正送达巡视组亦不得而知。   8月12日下午，俞梅荪与巡视组通话，被告知可以直接送到在江苏路888号长宁区委党校内的巡视组接待站。   俞梅荪前往向接待员递上《要求彻查上海文汇报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害我冤狱案》：“此案真相不清，背景复杂，黑幕重重，请求巡视组侦破此大案要案，打击犯罪。此案还祸及俞的孤寡残疾的弟弟在上海江苏路480弄76号的祖居廉租公房被私企老板原长宁区政协委员惠进德设下欺诈陷阱，买通新华（路）物业公司，非法篡改承租户名而强占，俞和弟弟维权上访、报案、打官司，7年无果，其弟滞留精神病医院已13年，几度绝望自杀被抢救，请求查处。”   两位接待员仔细看了俞的材料，谈了半个多小时，收下诉状和《登记表》，提示其记住编号为LF201417-11004，让他十天后电话查询此案。   巡视组接待站收到举报材料堆了两房间   9月5日2点半，俞梅荪再次上访，在排队等待时，听到访民们询问保安是否排得上，来得及接待。保安答：五点前进门的，都接待。一百多位接待员轮换上岗，每天接待一千人。   保安在回答中还证实，这些接待员只是收发员，他们是从外地和上海各方面抽调而来，为巡视组干活的，而且只问情况，收的诉状已堆了两个房间。图，俞梅荪长宁区党校上访巡视组。   这次俞梅荪跟接待员谈话时强调要解决的问题，对方做记录称由后台处理。 9月11日3点，俞梅荪第三次上访，等了两小时。接待员见《登记表》写他已来过两次而问：“我们已把材料转有关部门，有人找你谈吗？”俞回复没有。接待员继续说：“对他们的工作是要考核的，一定要答复你的。”他们不再听俞说什么了，三分钟就将他打发了。9月24日，俞第7次送上《申冤状》，接待员告知，俞和其弟的两个冤案都在核实之中。   《文汇报》为上海市委盗印中南海机密文件案发俞成替罪羊   俞梅荪从1984至1994年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历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前身）综合秘书组副组长、组长，党小组长、兼管对外宣传；其中后6年任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的秘书；曾在胡耀邦、赵紫阳、彭真、万里、习仲勋、乔石领导下从事立法的规划工作。   俞梅荪向大纪元记者介绍了当年自己被上海《文汇报》有关人员陷害并被密判三年的经过。在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前夕，时任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专程来北京向他求看《“十四大”征求意见稿》（征求党外民主人士意见），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已在报道民主党派的讨论情况。   “当时我不肯给他们看，说这是绝密文件（已发至新华社、《人民日报》掌握），《文汇报》驻北京办主任、驻京首席记者王捷南说：‘看文件的目的是要把握中央精神，搞好十四大宣传报道，你不给我们看，我们到朱镕基副总理办公室找秘书李伟索要。’实际上我曾见他们多次到中南海朱镕基办公室去，搞得我不好意思就给他们看了。他们看了以后，发表了三篇社评和几十篇报导，得到中央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的通报表彰，当时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文汇报》三家媒体受到中央表彰。”   俞梅荪在国务院从事立法工作十年，其中经常性的一项工作就是接待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十多家报刊记者，为他们审稿，指导其搞好法治宣传和提供新闻线索，他们的报道也是对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治工作的支持。他强调说：“我作为法治方面的秘书，支持党报的法治宣传是一项重要职责。”   他说：“头次遇上海地方报社求援，完全是因公支持，没有任何私交。后来《文汇报》王捷南多次向我了解中央的经济和法治方面的宏观背景，目的是搞好宣传报导，我就把一些相关的文件给其阅览。王捷南保证不复印、不摘抄、不外传，只掌握中央精神。”   但是，对方在俞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复印文件并送往上海市委窃取，王捷南将部份文件泄露给其他人，当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追查时，《文汇报》张启承、王捷南、唐增元等团伙作案人对俞进行栽赃陷害。   俞梅荪说：“当时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预审员拿出被《文汇报》人盗印的有关文件的复印件：《河北省衡水县农业银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和《长城机电公司沈太福非法集资十亿元案的处理情况》等机密文件，我惊骇不已，痛感工作疏忽，当负联带责任。”   在接连数日的审讯中，警员威逼利诱，要俞承认：“王捷南经你同意而复印文件并给了钱，说是《文汇报》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反复说是，如俞承认则对他有利。俞说：“即使是一万个人这么说，我也不能违背事实。”   当时在看守所临时设立的法庭上，审判长宣读证人证言：“王捷南和唐增元说，每次都是俞主动送文件来，要我们复印，并支付500元资料费，有公款开支的账单为证据。”   “所谓两个证人的栽赃陷害使我震惊和愤怒。我抗议道：他们是盗印文件的作案人，是主犯！我是失窃人，连从犯都不是。尤其是唐增元，我不认识，没见过。钱是王捷南先前托我办事的花费而还给我并约稿的，与看文件无关。”   俞梅荪认为自己工作疏忽，文件被盗印，当负连带责任，但不是犯罪。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调查处理，将盗印文件的作案人作为指控俞犯罪的证人，俞被《文汇报》栽赃顶罪了，而王捷南等作案人却继续活跃在北京新闻界，俞刑满出狱时，王已调回上海升任《文汇报》国内记者部主任，后来一直被提拔重用。   著名法学家江平为俞梅荪作无罪辩护   俞梅荪案秘密审判时，著名法学家江平是他的辩护律师。江平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   江平在为俞梅荪作无罪辩护中指出：“俞梅荪在王捷南的多次恳求下，为对上海党报工作给予支持，将文件给王参阅。王安排他人与俞谈话，借机躲开俞的视野，在另外房间将文件偷偷复印。后王捷南将部份文件泄露给他人，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查获，俞受牵连。证人证言和书证均有问题，根本站不住脚，俞主观上不存在泄密的故意，未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犯罪。”   江平说：“王捷南是《文汇报》驻京首席记者副局级党员，多次采访党代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也接触一些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在政治上，王对中共来讲应是可靠的，给王看相关文件，使其在业务上更早、更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更好的完成宣传任务。”   江平指出：依法构成此罪必须是“情节严重”，必须同时具备犯罪构成的三个要件：动机不良、社会危害、手段卑劣。依法衡量俞梅荪的行为：   1、俞梅荪主观上不存在泄密的故意，动机是好的。王捷南以请求对《文汇报》给予支持，准确把握中央精神，搞好宣传报道为由，多次向俞求援。两人并非私交密友，只是工作关系。《起诉书》所提2500元（实为2000元），是王托俞办事的钱，与看文件无关。   2、王捷南看了俞的文件，根据这些文件精神，写出好几篇宣传文稿在党报上发表，其中有的还获奖，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还受到朱镕基等领导人的称赞，这与俞给王看文件的初衷恰好一致。   3、这些文件并非是俞梅荪采取卑劣手段获得，反而为防止泄密而一再强调不得复印和口头外传。俞的手段正常并不恶劣。   江平强调：“俞工作疏忽，文件被人偷印，依照我国《刑法》第186条和《保密法》有关规定，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证人证言和书证均有问题，根本站不住脚。” （未完待续，于2014年10月09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