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後的五個抗爭選項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根據筆者昨天所述的北京思維，所謂普選門檻之真正關鍵，其實只有一點，就是北京要有否決權，確保其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但權不能落在「對方」手是實的。不滿意及拒絕「袋住先」的朋友，可以怎樣爭取改變？在純理論層面，選項如下： 一、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二、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三、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四、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五、改變香港核心價值，將之與中國國家價值趨同 「佔領中環」的策略，理論上目標是第三項，用的方式不是說服，而是施壓，最大本錢不是武器、金錢或「提高管治成本」，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但這不同於甘地的獨立運動，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 轉趨強硬 陷惡性循環 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畢竟沒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或選舉產生」字眼，各國只會說「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這與甘地及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全球人民雖會同情，但也只能同情，而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影響）。 結果，香港群眾既無國際籌碼，也無多少內部籌碼，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對手是受更少規範制約的共產黨。本來在零和博弈，爭不到也沒有什麼，故可作持久戰。 但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佔中」即使成功，也不會改變第四及第五項，而「提高管治成本」會被強硬派演繹為第一項及第二項（「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結果反而是強化了第三項的「正確性」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而不是弱化了第三項。 三子提出佔領中環時，原劇本是以此討價還價，假戲真做的後備劇本是在發動運動後被捕，喚醒一代人心。但群眾不會跟隨其劇本，也不會把目標局限在普選，必會令運動變成一代人的盛宴，展示與上一代框框條條不同的生機、由下而上的新規則，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才符合新一代的理念。連香港群眾也看得出三子的「陽謀」而要改劇情，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北京，怎可能跟隨三子的原有劇本？只會利用這難得機會，把對方視為他們術語的「左傾盲動主義」，引蛇出洞，盡量向大眾證明香港存在的種種所謂結構性問題，例如「學生被西方教育的學者影響」、「反對派領袖接受疑似美國獻金」、「法律界不重視國家利益」等，以求民情改變，得到一次過整頓的認受性。 在過去一年，佔中的原有劇本，基本上是按着北京和香港群眾各自的意願去改寫的，結果新世代贏得了身份認同，北京將強化強硬方針，要爭的目標卻更難達到。 不少開明建制派不同意佔中，不是糾纏於那些民生影響或交通擠塞，而是預示了上述發展，擔心要是北京真正定性香港為「準新疆問題」地處理反對派，可能民主爭取不到，連自由與法治也失去，造成新一波移民潮，而面對這趨勢，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落入無窮循環，除非有高人出現煞停，但就算有高人也失去法力了。 這些只是從國際關係角度的粗淺分享，純粹現實主義分析，不涉任何價值判斷，但相信隨便找一個中英美法現實主義學者推演，例如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首席顧問的貝德（Jeffrey Bader，見其《華盛頓郵報》訪問），結論也大同小異。至於「我很擔心」，才是筆者的主觀情感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