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考和建议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div><div> </div><div> 一、     重新认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政府工作中的位置       公共文化服务是当前世界范围内行政学领域的显学，也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创新。当我们讨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必须将它放在“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的背景中去界定。①简明地说，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指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职责的政府，也包括非政府公共机构。对人类的绝大多数国家和社会来说，公共服务堪称全新的观念，是由三个观念逐渐发展而来的：   一是统治的理论。这种理论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理解为统治与被统治，国家为统治者的私有财产，“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②统治者既统又治，虽有少数公共服务职责，却没有官员应当服务于民众的意识与相应的法律约束。在统治观念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公共利益被与统治者和暴力捆绑在一起，维护统治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统治者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有权按自身意志和利益的需要任意定义公共利益，然后公告给民众，通过层级控制的官僚机构强迫民众服从。不服从便是“不忠”，是“抗旨不尊”，是最大的罪恶。   二是旧的公共行政理论。这种理论相对于统治的观念可谓有革命性的变化，总体上承认国家为人民所有，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必须为选民服务，用法律界定公共利益，避免有权有势者任意定义公共利益造成的巧取豪夺与官民对立。但它与统治的观念仍然存在相通之处，这就是，它仍然通过等级制的官僚机构来设计、决定和执行政策，利用自上而下的权威以及对当事人进行控制或管制来实现公共利益。   三是公共管理理论。这种理论相对于早期的社会和政治理论要精致得多，倚重技术和经济理论，方法上主要以实证社会科学为基础，主张缩小政府规模，否定政府垄断政策的设计、决定和执行，公共利益被界定为个人利益的聚合，政府被定位于充当掌舵的角色，即充当释放市场力量的催化剂，不再依赖层级控制，而是同时也借助于市场驱动，创建并激励私人机构和非营利机构提供合作以实现政策目标，在权力的行使上，主要借助于分权的公共组织，但仍然保持对当事人一定程度的控制。   相对于上述三种观念，公共服务理论，③堪称最新的行政学理论。公共服务的理论工具包括实证、解释和批判在内的各种认识方法。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不应由政府包办代理，而应由公众对话和协商来确定，公共利益是公民就共同价值观进行对话的结果。公共权威和秩序依赖于政府与公民间积极有效的合作，开放决策过程，寻求广泛的参与和讨论协商，激发起公民的自豪感、责任感和对政府的亲近感，使公共政策和项目由与己无关或有所抵触反对，变成公民自己的意愿，从而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阻力，保证其得到最有效最负责的实施。在公共服务理论中，政府不再被视为唯一的权力中心，只要得到公众认可，各种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可以与政府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这样，公共管理的主体就不再限于政府，各种公共和私人机构也可分享公共管理权力。政府的角色也不再是统治或管理，而被定位为服务，即对公民和社区团体之间的利益进行协商和协调，“进而创建共同的价值观，建立公共机构、非营利机构和私人机构的联盟，以满足彼此认同的需要”。④按照公共服务理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横向的合作型结构，而不再是纵向的等级制结构，参加合作的各方在内部和外部都共同享有领导权，但其自由裁量权需受到限制并需自负其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向公众提供文化服务，而不是其它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一语的中心词仍然是“服务”，而不是统治，不是行政，也不是管理。公共文化服务的潜台词是文化直接服务于公众，服务于人。是以人为本。这种理论认为人是文化的人，而不是野蛮的人，不是只需要吃饱喝足的猪一样的人，也不是只为钱财劳碌奔波的经济人。公共文化服务的观念要求政府在文化领域只能作服务型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以民为本，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政府的价值体现在为民服务之中，不承认文化必须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中心。文化不再被定位于作经济建设这个耀眼中心外围绕圈的卫星，而是与经济一样，二者都直接服务于国民。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认为发展经济本身不是目的，发展经济的目的也是服务于国民，让国民过上更富裕的物质生活，文化则是让国民过上更充实的精神生活。二者都是为了让国民过上好生活，都服务于民富国强。不同之处在于，文化对于国家是软实力，经济则是硬实力，而且文化内置于国民的大脑，有别于经济的工具理性，是更深层面的价值理性。   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别可以说，公共文化服务理论是对单纯经济竞争观念的超越。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物质或经济增长对他们是一件最好的事情，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政府应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公共文化服务质疑以往经济发展和物质膨胀的模式，认为应当由民众集体，而不是由官僚来决定国家和社区的未来⑤，认为将花更多的力气关注空气和水的质量、学校培养能力、社会不公平、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交通堵塞以及生活环境美化等问题。现代社会流动并不能摧毁人们的乡土情怀，相反，它能够刺激新思想的产生，能够“防止过去因过分专注稳定性而导致的僵化和停滞不前”。⑥   因此，不仅二者不可偏废，而且，在高调强调经济发展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对文化的重视正可以用来治疗片面强调经济造成的种种弊病。       二、重新认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作用       （一）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落实公民文化权利的必要措施       保障文化权利，是尊重公民人权的需要。同时，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作为一项公共福利，对日益提高的国民生活品质也是不可缺少的。文化权作为基本人权不可割裂的部分，为全人类所公认，被写进了联合国人权公约。早在1997年10月27日，我国就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3月27日，我国政府又批准了该公约，同年6月27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从当天开始，公民文化权利在我国受到法律保护，从国家到村镇的每一级公权机构都承担有或多或少的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职责，任何无视或侵犯公民文化权利的行为都属违法。为落实公民文化权利，我国政府还发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家“十一五”（2006-2010）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克服文化矛盾、消除文化危机、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公民文化利益的充分享有和公民文化民主的充分建立，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保障公民文化权利进行具体部署。⑦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支持公民个人创造的平台       从国家强大的角度，在不可能通过消灭、兼并和掠夺他国实现强国的今天，由于资讯实现了全球流通，教育日益普及，基因区别不大的人类不再能依靠单个领袖或少数精英的英明伟大在全球竞争中取胜（虽然领袖和精英仍然非常重要）。强国必须主要通过向内开发潜能的途径来实现。潜能得到开发的公民人数越多，单个公民的潜力发挥得越大，各个领域的创造型人才便越多，国家才会越强大。反之，潜力得到开发的人数越少，公民遭受的各种限制压抑因素越多，则国家越弱小。   从生命价值的角度，虽然保持某种极为特殊或旧称愚昧落后的生存方式也是个人或种族选择的自由，但总趋势却是努力让其潜能得到充分开发的人居多。特别是，从事创造性活动才能拥有的自我实现所带来的享受和收益为其它活动所无法比拟⑧，虽然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不会太高，但当任何一个人希望从事创造性活动时，如果其从环境中得不到相应资源支持，对其就将是极为巨大的痛苦和损失。潜能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者，通常会自认为，也会被公众评价为其人生价值遭到打折。   文化的生长点，是某一个点上的发明创造，然后受到不确定对象的喜爱和应用，逐步推广到普遍使用。先秦光辉灿烂的文化，比如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孙子，以及后来的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二程、朱熹、章学诚等等，可以这样说，构成中华文化遗产骨干内容的，几乎全是个人的创造，只有很少的部分是政府行为（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运河等）。但是,这些创造者的活动都曾受益于周王朝以及后来的档案馆、宗庙、或某诸侯的档案馆，或前代典籍，如果没有这些文化资源的支持，很难想像会有上述辉煌灿烂的中华原创思想学术和文学成就。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作用和价值之一，就在给每一个可能从事创造活动的人提供必要资源。人的心智内容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源于基因，而是来自先他而在的文化。从零岁来到这个世界起，人就不断从父母、亲人、环境和教师那里接收和习染各种信息，其心智基本内容和结构的成型，将其与野兽区别开来的理性，主要依靠这些信息中所包含的文化营养。长成后，人要创造，也必须得从环境获取支持其创造所必须的资源，否则很难成事。⑨佛教禅宗相信静坐观心顿悟获得真谛，只是宗教中一个支派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也是回归佛教经典的向后看的方法论，所谓真谛通常指的也是两千余年前释伽牟尼指出过的东西，无法用来支持向前看的创造性活动。今天，无论是从事物质文明创造，还是精神文明创造，都离不开三个条件：首先创造者必须具备保障其生存的基本所需，只有生存有保障才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创造性活动，否则其时间精力将为谋生所占用；其次必须先行学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同时还必须在前人难以计数的各种创造成果的密林中发现无人到过的处女地，否则所谓创造就不过是重复；其三，任何成功的创造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使其能顺利获取一定的资源支持或他力帮助。当然，任何创造者要想其成果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认可，获取收益，还必须到市场上寻找营销管道。   对于众多普通国民，第一个条件通常靠公共服务体系来满足，其第二和第三个条件，通常则只能依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来满足。以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文化遗产、公共文化论坛与活动等为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平等地、无歧视无强迫地向每一个人免费开放，任凭公民从中自由摄取其认为有益的内容，自然而然地成为促进每个公民发现和发挥自身潜能的可靠资源。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能增进社会国家团结       相对于个人创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增进社会团结的作用也许更加显著。近三十年来，发展经济和维护团结稳定是整个中国的两大中心词。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论点隐含一个论断：贫穷落后是一切问题之源，发展经济则不仅是让公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而且也是解决因贫穷落后产生的冲突、促进社会团结稳定等目的最急需和管用的方法。不否认经济发展对国民的国家认同会有促进作用，人们在穷国与富国之间用脚投票就是证明。不过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也显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可因不断增长的经济而团结，也可能因渴望获得更大利益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有时会在正当竞争中产生，更多则产生于不正当竞争。今天，不正当竞争造成的贫富悬殊等问题正成为困扰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经济问题必须用“正当”来裁判，“正当”或“不正当”话语的背后，隐身的正是文化。由此可见，经济并非元问题，在经济这只“龟”的下面，隐藏得更深的是文化这只“龟”⑩。   维稳话语的背后是团结稳定必须依靠强力才能获得和维持。对严重危害团结稳定的为正义法律所不容的破坏性因素，选择用强力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摘除，是有用的，但对由于价值观分裂导致的更深刻冲突，维稳机制则不仅无所能为，且常常起到相反作用。   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人类离不开基于共同利益的团结，但相对于共同利益，基于共同历史传统、共同宗教和共同价值观等共同文化而产生的团结则更牢固，更持久。共同文化形成的团结优先于共同利益产生的团结的观念，可谓人类共识，在全人类都有极其悠久的传统。西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传统大体上就是以这个观念为基本假定，基督教、伊斯兰教两大宗教内部的团结和相互的冲突也与这种观念多少相关。在中国，荀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这点。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⑾   广义地说，人的心智内容都可称为文化。相同相似的心智内容可产生相同相似的言行，完全无法沟通的心智内容则容易产生不理解、排斥、鄙视、恐惧、戒备等敌对性质的言行。古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的正是这个道理⑿。一个国家或民族或社区的民众所共享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遗产、文化偏好、价值观等等，是将“你”、“他”、“她”接纳为“我们中的一员”加以友善对待的条件，也是生成相互信任、合作以及共同责任的条件，同时还是促使每一个“我”归属于“我们”的心理动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为民众的学习、休闲、娱乐提供公共空间，促进相互间的沟通、讨论、理解、认同和融合，从而增进团结，消除分歧。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关系公民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也关系公民对社区、地方和国家的认同和团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不断强化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需要。⒀       （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增强国家软实力。       当代经济学认为，人类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也是国家强大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增强各社会的社会资本。国际上一项著名经济学成果曾计算出社会资本对人类经济增长的贡献总量相当于世界上的第七大经济体。仅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社会组织，在35个国家产生了多于5%的年GDP。当代经济学研究成果认为，发展理论和政策不能仅限于经济，还应包含合作、信任、种族、社区和友善等价值观，或说公共文化。正是这些公共文化构成的社会架构，给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一旦竞争和有效性存在局限的市场方法改变了这些文化因素间微妙的平衡，就将加剧文化紧张和发展的不确定性。   著名经济家贝纳多·科利克斯伯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四个基本维度：1、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以及对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导者的信任。2、联合性。这是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协同努力，并构建社会架构的能力。3、公民精神。即其成员参与关乎集体利益事务并承担责任的程度。4、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伦理价值观。”这四个维度，大体上都属于公共文化的范畴。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还通过研究和大量调查发现，在社会资本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社会资本与问责、国家效率和司法的平稳运行之间，以及社会资本和预防犯罪之间，都存在着高度的计量经济学相关性。这里的社会资本，包括为社会负责的公共政策的压力，工商业管理中的社会责任，公民的参与，还有志愿精神等，属于广义的公共文化。他认为，社会资本多，公共文化繁荣，通常容易形成一种活跃的、团结成类似于有机整体的社会，该地区或国家的软实力就强大。相反，社会资本严重缺乏，公共文化存在严重欠缺的地区和国家，则表现出分裂、混乱、冲突频发和动荡不安，该地区或国家就既谈不上硬实力，也没有软实力。⒁       三、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头在基层，在社区       （一）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头在基层，在社区       与马克思齐名的“三大社会学家”之一埃米尔·涂尔干，在其名著《社会分工论》中描述过古罗马人的生活习俗。从这位严谨的社会科学家笔下，我们知道古罗马人与古中国人的生活有不少相像之处。古罗马有与我们的灶神、土地神大体相同的家神和社神（Genius publicus）。古罗马的节日，亲族邻里聚集一堂，共同欢庆、祭祀和宴饮，还分发食物和金钱。这些与我们典籍中所记载的“乡饮酒礼”、“乡射礼”、“乡举里选”、“乡校”等社会制度不乏相同特征。⒂用现在的眼光看，古罗马和古中国之所以分别在西方和东方获得巨大成功，可以说与这些集体活动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些社会生活让民众有机会学习，更好地发展自我，同时增强集体生活规范和社区团结意识。   《仪礼》所记载的周朝制度，和《礼记》、《管子》、《商君书》等典籍中所阐述的国家哲学，将国家统治植根于家庭和乡党的深厚土壤之中。与此异曲同工的是，托克维尔把美国的强大归因于这个国家深入乡镇的基层民主制度。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孝道。同样，《摩西十诫》也把孝道认作是一种社会义务，任何殴打双亲、咒骂双亲和违抗父权的行为，都要被处以死刑⒃。安土重迁，桑梓之情，故园之恋等是贯穿《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直到今天小说散文的中国文学长盛不衰的主题。其实对家人和父老乡亲的关爱眷恋，不仅仅只有中国人是这样，几乎所有文明都有类似特征。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号强国，一定程度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今天具有世界标杆作用。美国生活方式的四个传统支柱却是：家庭、使命、社区和忠诚。⒄   为什么所有文明人类在政府与个人之间都存在家庭、社区这类次级群体？一种解释是，只有这些次级群体方可产生相互信任、合作和共同的责任。这些次级群体具有三个特征——社会互动，共同的区域，以及共同的契约。“这些特征可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团结，因为，与分裂的非人格关系相比较，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互助、合作以及整体主义纽带的特征”。⒅   对此，涂尔干甚至认为，没有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宗族、乡党、保甲，在美国被称作社区的这些次级群体，国家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他说：“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⒆   哲学家约翰·杜威也认为：“虽然我们说尽家庭和邻里组织的所有不足之处，但是，它们永远是培养民众精神的首要组织。借助于家庭和邻里组织，公民性格得以稳步地形成，公民特有的草根思想得以逐步地确立”，“民主必须始于公民的家园，而这个家园就是我们邻里的社区。”⒇经验表明，刑法硬性的规范在平常生活中，往往还不如公序良俗的软约束，身边向善的榜样牵引力远胜过抽象的道德说教和强制监禁。   今天的中国，旧的村规民约逐渐解体，新的社区规范尚未成形，公序良俗难以在与人们生活最为密切的社区牢固扎根。在一些地方的风俗中，钱权多少大小代替道德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以能搞钱、会来钱为荣，甚至不以非法收入为耻，不以卖淫、赌博为耻，这些不能说与缺乏正当的得到民众自愿认可的社区集体生活没有关系，不能说与由于缺乏正常集体生活导致乡规民约的沉沦没有关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们提供经常性的社区公共生活，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传播善良风俗，形成良好的公序良俗。       （二）如何建设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当我们明确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点在社区后，现在来探讨如何建设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如同文化有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公共文化同样存在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包括政治文化，公共服务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1、从建设广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言，目前应该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将原来以政府为主导，市场辅助的思路，改为政府、市场和公民三者联动。对市场，政府主要负责制定和执行好竞争规则，特别是为文化市场的繁荣制定正义规则，并切实执行，保障文化市场公平竞争。对公民，政府一方面引导，另一方面发挥公共事务治理专家的作用，办好公益性文化平台，管住底线，简政放权，政府办好自己该办的事，不越权，减少对文化市场的审批。在鼓励发展文化产业和样式方面，政府只提供基础性设施，不提供具体文化产品。由于公众的文化消费趣向是动态的、未可预知的，某一种文化产品是否有市场前景，是否得到公众的喜爱无法事先知晓。如果用公共财政去制造具体文化产品，就等于将公共财政资金参与市场竞争，面对竞争风险，一旦失败，投资很难收回，损害公平且不说，还可能会给当事官员带来名声和政治风险，也增加了权力寻租的机会。   今天建设植根于社区的广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点一是应将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尽可能放在贴近那些被政策影响的民众的位置上。二是公共文化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共享的文化，或分享的文化，而非执政党或政府主导的文化，它应该是由市民共享，市民分享。三是过去我们主要强调执政党对民众的领导和引导，后来转向运用经济的手段刺激，现在则要更多地采取切实措施鼓励和保障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公民直接参与可保证公共项目更有弹性，能回应变化。在邻里或社区能解决的问题，交给邻里或社区去解决，这样既节约成本，又可防止精英集团或利益集团将自己的偏好或利益塞进公共决策强迫民众接受，诱发反抗。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应该由民众，民众选举的代议士和公务员（或专家）一起商定和执行，充分考虑并顺应居民的偏好、习惯、禁忌和别出心裁的创意等特殊要求，这也更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地方人文风景特点，避免到处雷同。21   2、政府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侧面加强建设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骨干。硬件方面，在公共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可在市镇两级建设中心图书馆，博物馆，老人活动服务中心，青少年智力提高中心（琴棋书画科学），艺术交流中心（图书馆与博物馆举行画展、音乐会等），儿童智力与身心康乐中心（公园、电脑等设施）。建立数字系统，让更多市民可以享用免费公共电脑，建立各个文化中心，建立街道文化，比如街道秩序与古老建筑的保护和历史文化的传播，历史古迹的保护和文化推广。软件方面，在图书馆里可以为本地画家、书法家、诗人举行书画展与诗歌朗诵节目，在推广城市文化的同时，博物馆可以为市民和学校举行免费参观日，在图书馆与博物馆里可以举行每周一至两日的儿童故事日；这些也可以推广到农村和乡镇。多关注弱势群体的文化教育，包括对盲人、自闭症、精神疾病患者的关注和服务；推广旅游，促进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市镇两级可加强文化服务技术的建立与发展，包括服务人才的选拔，文化传播与交流，学术交流。在提供上述公共文化服务时，应坚持人性、理性、和谐、宽容、理解、沟通、发展、互动的宗旨。   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应落实在脚上，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体现公平的原则，公共财政对城市乡村的文化投入应当公平，不能歧视。社区文化服务系统的建立，是基于一个文化环境对群体的影响，从而影响他们对社会，人文，以及行为的改变。良好的社区文化就是良好居民日常行为的结果。因此，服务系统必须建立在所有社区人群对文化的需求之上。一是建立小型或流动图书馆，特别是重点保障偏僻乡村的居民有书可读，能及时了解外界信息。二是把针对年老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个重点。亲近长辈是儿童学习效法的身边榜样。社区应该有老人喜爱的书籍、报刊、或者特殊群体里最关注的一些阅读资料。要让老人有娱乐的地方，在社区建立老人康乐中心。了解老人对文化的需求，如果老人喜欢唱戏剧，但没有公共设施可以满足唱戏剧的需求，社区文化服务工作就应与满足老人唱戏剧的文化需求相结合。老人喜欢跳舞，社区服务就应该举办老人舞蹈比赛、老人舞蹈欣赏联谊会、老人舞蹈表演等活动。如老人喜欢棋艺，社区服务就提供棋艺方面的活动与场所，以满足老人的康乐。乡镇里的老人喜欢的康乐活动也许与城区不一样，除了戏剧、棋艺、舞蹈之外，他们也许还喜欢针黹、编制、美食等活动，那么在乡镇里就应举办这些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场所。三是建立青少年与儿童智力中心，这类中心有条件的可以独立建立，条件不具备的可以设在图书馆和博物馆里。通过这类中心，促进青少年智力的发展与交流，比如为青少年举行诗歌与文学创作比赛、交流会议、设立周末文化沙龙聚会，邀请诗人作家艺术家与知名教授为青少年与儿童做演讲；为优秀艺术与文学创作者颁奖与交流活动。可以在青少年中开展旅游推广活动，鼓励他们推广历史古迹、编写历史故事等，增进青少年对家乡的认同和热爱。四是开展妇女的文化活动，可以是家庭与家庭的交流，为建立和谐的家庭以及教育下一代为主题，也可以是服饰、礼仪、与手工艺等等方面交流。       注释：   ①参考《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曹爱军  杨平著，科学出版社，P24。   ②《诗经·北山》。   ③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中被称为“新公共服务理论”，这个名词在美国也许是“新”的，由于中国以前并未产生过公共服务理论，也未曾出现过公共服务的实践，没有旧，自然也就不存在新，所以本文直接表述为公共服务理论。见[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合著，丁煌译，中国人民出版社。本文中“旧的公共行政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服务理论”的表述主要参考这本著作。   ④参考《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第二章，同上书。《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第二章，曹爱军  杨平著，科学出版社。   ⑤此处使用“社区”一词替代以往的“社会”，是考虑到社区有具体的指向，社会则常常让人感觉茫无头绪。下文采取“社区”与“社会”视具体语境分别使用。   ⑥[美]理查德·C·博克斯著《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孙柏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5。   ⑦参考《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第六章“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王列生  郭全中  肖庆著，文化艺术出版社。这本书写得并不好，征引内容过于芜杂，但无妨作资料使用。   ⑧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   ⑨此处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受益于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墨子刻先生。   ⑩用龟下面还隐藏有无数龟来比喻原因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是从弗朗西斯·福山那里看到的。经济的背后是文化的观点，一个间接的理据是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新教信仰。   ⑾《荀子·王制》。   ⑿《战国策·齐策三》，《周易·系辞上》。   ⒀参考理查德·罗蒂著《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北京版。   ⒁见阿马蒂亚·森与贝纳多·科利克斯伯格合著《以人为本——全球化世界的发展伦理学》，P188，P222－223。   ⒂埃米尔·涂尔干著《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北京版，P24。《仪礼》，《左氏春秋》。   ⒃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圣经·出埃及记》第21章，第17节；《圣经·申命记》第27章，第16节。《圣经·出埃及记》第21章，第15节。《圣经·出埃及记》第21章，第18-21节。另见埃米尔·涂尔干著《社会分工论》， P117。   ⒄于海青：《当前美国学界围绕不平等问题的争论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网，网址：http://www.cssn.cn/mkszy/sxzm/201402/t20140211_961300.shtml   ⒅[《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P84。   ⒆埃米尔·涂尔干著《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P40。   ⒇杜威的话转引自[美]理查德·C·博克斯著《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 P5。   21[美]理查德·C·博克斯著《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 P14。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