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香港警民的共同敵人？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上周五晚警方「成功清場」後不夠一天，「旺角黑夜」再次出現，爆發了這星期最大規模的警民衝突。周六早上，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終於現身，但短短宣讀了譴責聲明便轉身離去；反之，前高級助理處長鄧厚江則高調為警隊代言，接受電視台訪問宣揚他的「香港進入反智周期」論。 他的言論令我思考，到底在佔領運動激化之下，警民之間是否真的對立？我們的共同敵人是誰？ 鄧厚江認為，部分法律學者和立法者提倡違法，而違法者卻要求警方的保護，反映香港「已進入反智周期」，因為這些人漠視法治，感性代替理性。鄧先生表示對政治制度中立，但香港最重要是保障法治，並認為公民抗命只是美化的違法行為，沒有理論基礎。 我不認識鄧先生，但看他的態度誠懇；言而由衷。不過，話雖然好聽，可惜從言談之間可以看出他只不過是在軟性推銷警方的鐵腕手段。 為政權護航警民關係更緊張 「反智」一詞可以是隱晦地說別人「蠢」，或者在沒有知識或理論基礎下就相信或反對某些理念。弔詭的是，後者的定義同樣適用於鄧先生的「反智論」。 鄧先生反對佔領運動的理由，千遍一律都是指佔領違法、公民抗命影響他人等，但他更語出驚人：「為什麼要由學者來控制社會發展，為什麼黑社會不可以控制社會發展？」實在叫人費解。他認為，上一代示威組織者比較「有得傾」；不過，今次不少站在前線的新一代行動者，處處展示他們對過去30年民主運動未見成果的不滿。 警隊中的敵我思維和自我感覺良好，把示威者通通視作犯罪分子，猶如「替天行道」，人權意識卻極為薄弱。隨着警方的建制形象更深入民心，當政府的誠信和管治能力都破產時，警民關係難免對立。 鄧先生可以主觀地對公民抗命理論全盤否定，但公民抗命由眾多法律學者、思想家和行動者長時間而廣泛地實踐、累計所得的理論和經驗，正正是佔領運動「社會公義為本」的公民抗命理論的基礎。<div> </div>只要對政治學和法律稍有研究，都知道法治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公義、保障個人權利、和與「人治」相對的概念等。法治是怎樣看待法律，而守法卻是公民的責任和行為，是兩個不同的層次，我難以同意鄧先生的理解。 化解衝突須由政制入手 相信社會當前的共識是停止警民衝突。但到底警民關係緊張如何化解？鄧先生認為只要示威停止就可以解決，但解鈴還須繫鈴人，遏抑民意難道問題就會自然消失？我認為，政治問題必須以政治解決，繼續武力鎮壓的後果只會催生更大的反彈，對社會沒有好處。 我憂慮警方被梁振英政府用來處理政治問題而不自知，令前線警員左右做人難。周六，曾偉雄向記者發言時問：「若警方以後難以執法，誰得益？誰受害？」短期香港的鷹派可以引進更鐵腕的法律和鎮壓手段，而香港人，你和我，長遠只會受害。 近日網上傳出旺角清場是由一位警員有耐性地對待示威者，一句「大家都是香港人」，道出大家的心聲。警民不應對立，因為高壓、暴力的政權才是我們共同敵人。 （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