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rong>二零零四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了巴基斯坦的少女馬拉拉，與此同時，香港的學運領袖黃之鋒登上了《時代週刊》亞洲版的封面。</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自古英雄出少年”，這兩個新聞事件具有深刻的象徵性和啓示性。從傳統的觀念來看，馬拉拉和黃之鋒都還是不具備完全的法律地位和民事能力的未成年人，他們都只有十七嵗。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的思想觀念，卻改變了他們的國家、他們的城市，乃至在全球範圍內產生了驚濤拍岸般的衝擊。</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這是聖經中牧羊童大衛打敗巨人歌利亞的故事的翻版。那些信心軟弱、逆來順受的人們，總是不相信這個故事會在現實生活中真實地發生。</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是的，面對那些荷槍實彈、氣勢洶洶的塔利班暴徒，你除了謹言慎行、沉默是金，還能做些什麽呢？面對控制十四億人民和數百萬軍警憲特、號稱“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政權，你除了甘當順民、任其宰割，還能做什麽呢？</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一定還有其他的可能性。</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羸弱的少女馬拉拉挺身而出，她從十一歲起就在部落格上撰文，捍衛自己以及所有受塔利班威脅的女孩的自由與權利。她相信，唯有讓每個女孩子都接受教育，日后才能免於被奴役和被淩辱的命運。為此，馬拉拉險些付出了生命代價——塔利班的蒙面歹徒向她連開三槍，一槍打中頭部，經過數次手術才死裡逃生。但是，子彈無法飛得比自由的翅膀更遠。作為史上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被視為是安妮•弗兰克式的人物，“她们无惧于恐怖行径，展现了非凡勇气，激发了人们的希望”。她不害怕子彈，更不害怕任何大人物——在与美國總統奥巴马会面时，她直言不諱地批評了美国在她故乡采取的军事行动，她希望美國“送去书籍，而不是士兵；送去笔，而不是武器”。得知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消息时，馬拉拉正在上化学课，老師將她叫到教室外面告訴她這個好消息，而她平靜地对媒体說：「得諾貝爾和平獎不是我的目標。我的目標除了世界和平，還希望每個小孩都能接受教育。」</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同樣羸弱的少年黃之鋒也挺身而出，他高聲喊出了港人的心聲——“勝利是不會向我走來的，我必須自己走向勝利！”共產黨媒體對這個出生和成長於虔誠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竭盡污衊誹謗之能事，居然編造出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特種兵無償教授他格斗術的謠言。其實，即便共產黨唆使那些“愛國”的黑社會用暴力手段襲擊佔中的學生，黃之鋒也不需要用格斗術來應對。共產黨無法理解和壓服的，恰恰就是非暴力的力量，以及已故的捷克總統、人權鬥士哈維爾所彰顯的“無權者的權利”。小小的香港對抗大大的中國，有幾許勝算？在《時代週刊》亞洲版的封面上，黃之鋒穿着寫有「學生運動無畏無懼」字樣的上衣，稚氣未脫卻堅韌不拔。他在專訪中說，未來不會由成年人決定。「我想要問成年人、有錢有權的人，為何他們不站出來爭取民主？」題為「一個世代的呼聲」的封面文章如此評論說，黃之鋒以及一眾香港學生的行動，已經在香港形成一場「少年地震」，撼動香港人心。</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在台灣，同樣有一群年輕人挺身而出，對抗國民黨威權回潮的黨國體制。林飛帆、陳廷為、洪崇晏、顔銘緯……他們一個比一個更加年輕。向馬英九扔出一本《被出賣的台灣》的顔銘緯，是中山大學的一年級新生，也是台灣最年輕的競選團辦公室主任。別看他只有十八嵗，卻是一名久經沙場的社運老將。顔銘緯直言不諱地表明自己為什麼要參與似乎很骯髒的政治活動：“我的同輩對政治都有反感或成見，他們可能還了解一些買票、貪汙，但我會這麼投入，是因為我想證明，當你們如此認為的時候，已經有人在裡面試著讓它不要再像你們想的那樣。……從解嚴前後一直到現在，選舉一直是最骯髒、反民主的，但我們的存在就是要證明幹政治不是這樣玩的。我們不希望價值流失，所以站出來堅守這些價值。這，必須靠「人」來說與做。”當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逐漸失去人民的信任的時候，顔銘緯深信他們這群年輕人可以把握住“讓台灣人再相信我們一次”的機會。</strong></div><div></div><div><strong>這些素面朝天的年輕人從黑暗的隧道中走出來，他們要徹底告別動物莊園裡行屍走肉般的生活，他們更深知“愛拼才會贏”的道理。確實，除了年輕、理想、熱情、純真這些寶貴的品質之外，他們在物質層面一無所有。但是，正如聖經中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做信徒的榜樣。”聖經中還說：“貧窮而有智慧的少年人，勝過年老不肯納諫的愚昧王。”美國學者威廉•道布森在《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中深入報道了風起雲湧的全球民主化第四波，其中專門有一章的題目就叫《年輕人》。他發現，推翻那些看上去固若金湯的獨裁政權的，往往是一群看似“草莓族”的、不被重視的年輕人。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降臨，這是一個屬於覺醒的、愛自由的、永不放棄的年輕人的時代。</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未來掌握在年輕人而非獨裁者的手中。在香港，反對佔中的群體以老年人居多，支持佔中的群體以年輕學生居多。在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當中，也有相似的年齡上的區隔。對此，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在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成年人不願付出，甘願充當不問世事的奴隸，所以根本沒有權利批評年輕人，更沒有資格以影響生意及交通來否定年輕學子爭取公義的行為。在此背景下，成年人應當做的，不是居高臨下地去“引導”以年輕人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不是以語重心長的口吻和老謀深算的姿態對他們說“見好就收”、“向前衝時先找好退路”；成年人應當做的，乃是謙卑地充當年輕人的輔助者的角色，乃是幫年輕人遮擋來自四面八方的明槍和暗箭，乃是心甘情願地為年輕人鼓掌與喝彩。</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東邊日出西邊雨。當馬拉拉、黃之鋒和顏銘偉們起而行道、風雨兼程之際，中國的很多年輕人們卻不願戒掉獨裁者派發的“洗腦膠囊”。八九那一代學生的理想和激情早已遠去，“既然不能打敗共產黨，就加入它吧”成為一個新的、普遍的“共識”。《紐約時報》報道說，同情香港佔中運動的中國年輕人寥寥無幾。記者採訪了二、三十位名校的大學生和事業光鮮的年輕白領，得出的結論是：“对于示威者的核心目标，即更大的民主，人们缺乏同情。”這些年輕人中有不少在国外受过教育，他們嫻熟地使用蘋果電腦和蘋果手機，而且可以使用翻墙软件绕过中国所谓的“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看到那些未经过滤的新闻。但是，他們仍然不假思索地接受共产党宣传機構在国内外推销威权主义治理的“中国模式”。</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中國的年輕人大都未老先衰，“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他們爭先恐後地充當統治機器上一顆顆小小的螺絲，他們在遵循“存在就是合理”的遊戲規則的大醬缸中活得心安理得釘。我的老師、北大教授錢理群嚴厲地批評說：“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清華大學的學生蔣方舟則以“廬山中人”的身份揭露說：“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年輕人都如此世故、精明、虛偽，邪惡才會肆無忌憚地邪惡着，冷漠才會像傳染病一樣遍地肆虐。</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一百年前，梁啓超在《少年中國說》中發出振聾發聵的呼籲：“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胜于歐洲則國胜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當年梁啓超憧憬的“少年中國”何時才能誕生呢？中國的少年人當中，何時才能出現自己的黃之鋒、马拉拉和顔銘緯呢？</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