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顆釘穩的釘子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希望人類能夠結束威脅我們的危險，並在持續進步中保有人性的光芒。   薩哈羅夫       許知遠的《抗爭者》是一本讓我倍感親切的書，不僅因為我本人是書中所描述的抗爭者之一，更因為我與作者的生命在青春時代有過一段奇異的交集——在許知遠精神成長的歷程中，羞怯內向的我一度充當了熱情奔放的他在思想啟蒙意義上的兄長。許知遠在書中描述了當年我帶他去北大勺園一位韓國留學生的宿舍偷偷地看紀錄片《天安門》的細節，對他來說“那是血脈噴張的一刻”。多年以後，許知遠寫《抗爭者》這本書，宣告他是這群抗爭者的同路人，隨即他的著作被中共當局查禁了——我相信，這一切，與那個滴水成冰的寒夜多少有些關聯。   書中的十幾位「抗爭者」，分別來自台灣、香港和中國，有些人的聲名如雷貫耳，有些則藏身幕後；有的人努力對抗時代流轉的巨輪，煥發出新的活力，有的則經過權力的洗禮，轉換生活軌跡。他們不僅是行動者，也是思考者，知道倘若沒有一套新的語言與價值，抗爭可能淪為權力爭奪；沒有一個充沛的內在世界，外在的行動註定難以持久；沒有個人的孤獨堅持，集體行動則容易消散。他們有著各自的侷限，常常與新時代格格不入，甚至成為自己信念的背叛者，但他們都曾在某一個具體的時刻與情境下，成為了漢娜．鄂蘭所說的「黑暗時代中的人」。       雞蛋與墻，或者釘子與墻？       在那篇寫劉曉波這匹“受困的黑馬”的文章中，許知遠引述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有名的高墻與雞蛋的比喻，他認為劉曉波也是那些無所畏懼的雞蛋中的一員。村上春樹說：“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假如小說家站在高牆一邊寫作——不管出於何種理由——那個作家又有多大價值呢？”村上春樹又說：“我們都是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的一個一個的人，都是面對體制這堵高牆的一個一個的蛋。看上去我們毫無獲勝的希望。牆是那麼高那麼硬，那麼冰冷。假如我們有類似獲勝希望那樣的東西，那只能來自我們相信自己和他人的靈魂的無可替代性並將其溫煦聚攏在一起。”就憑著這一段話，村上春樹就比莫言更有資格贏得諾貝爾文學獎。   雞蛋與墻是一對讓人印象深刻的比喻。不過，我認為，用一扔就碎的雞蛋來比喻抗爭者，未必能彰顯出抗爭者身上堅韌不拔、持之以恆的那個面向。所以，我更願意用釘子來比喻抗爭者，他們就那樣咬牙切齒地釘在墻上，縱然不能讓高墻立即轟然倒下，至少也能讓高墻不那麼理直氣壯、趾高氣揚地站立著。或者用魯迅的話來說，即便不能驅除黑暗，也要跟黑暗搗蛋，讓黑暗不能那麽肆無忌憚地黑暗下去。   許知遠筆下的身處兩岸三地的抗爭者們，就是這樣一群寒光閃閃的釘子。在與每一位「抗爭者」的採訪相處過程中，許知遠透過深入觀察，從他們的歷史與歲月裡展現出各自的個性和熱情。這些抗爭者以行動、言論和思想改寫了時代、社會、國家、政治，甚至自己。換言之，既然釘子釘在墻上，釘子就不再是此前的自己。釘在墻上的這種選擇，賦予此前處在盒子中的釘子嶄新的生命價值。   如果細讀《抗爭者》一書，你會發現，釘子與釘子之間，其實也大不相同。有的釘子，一直就那麽鍥而不捨地釘穩在墻上，讓墻壁痛徹肺腑；有的釘子，在墻上待久了，自覺不自覺地，居然“與墻共舞”地成了墻的一部分；還有的釘子，一開始釘的時候沒有釘穩，不久就鬆動了，掉在了地上。如果要讓我來寫釘子們的故事，我一定只選擇第一類釘子，寫那些用我個人的道德標凖來衡量，配得上“真正的英雄”稱號的人物，如劉曉波、丁子霖和鮑彤，而不會耗時費力地去寫第二類、第三類釘子。跟我不一樣，許知遠對異質的世界更有好奇心，除了第一類釘子之外，他還留了很多篇幅給第二類、第三類釘子。比如，他津津有味地寫施明德、許信良；而我只願意寫林義雄、高俊明和彭明敏。       他們不是我們的鏡子，他們就是他們自己       《抗爭者》一書的迷人之處在於，書中的人物涵蓋了台灣、香港和中國三地，很少有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像他那樣密集地穿梭於三地，作出那麼多獨具只眼的比較與分析。崩潰的中華帝國造就了百年來這三地的現代命運，當習近平的“中華帝國夢”冉冉上升之際，北京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模式急遽地走向法西斯化，而且也在迅速、有力地改變香港與臺北的政治生態。所以，這三個當代地方敘事的最核心特徵都是“抗爭”。許知遠像是穿越不同的時空，進入這些抗爭者的內心，試圖探索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華人的抗爭精神。書中的人物與故事，既平行前進，又彼此交叉。他們所處的時代與情境不同，但他們在許多時刻裡，幾乎是精神上的同代人。   然而，我也發現，即便在講述香港和台灣的故事時，許知遠仍然不由自主地預設了一個強烈的“中國視角”：他們只是我們的鏡子。在寫台灣的抗爭者時，他將施明德和許信良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還好，不是更加不堪的陳映真、王曉波和李敖——是不是因為他們歸屬於從綠營中背叛出來的統派？儘管緊接著寫到的江春南、羅文嘉、馬永成、吳叡人、周奕成等人，無一例外都是獨派人物，但許知遠無意探究他們台獨思想的來龍去脈，台獨在他的筆下始終是一個略帶貶義的價值。對於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遭受國民黨“再殖民”式的暴力和意識形態的荼毒，以及如今台灣遭遇吳介民所說的“兩岸跨海政商聯盟”的宰製，書中也缺乏細緻入微的梳理。   基於同樣的原因，在描寫香港的抗爭者群體時，許知遠的視角也處在遊移與波動之中：他用尊崇的情感寫老一輩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優雅而有貴族氣的李柱銘，甚至從李柱銘的國民黨將軍的父親寫起；他用童心未泯的心態寫頑童一般的“長毛”梁國雄，無論“長毛”標榜的“真正的馬列主義者”這一身份在香港這座最資本主義化的城市顯得多麽不合時宜；但是，他卻用嚴峻而刻薄的方式批判陳雲是一個“極端的仇恨者”、“以惑眾的妖言獲取暫時的榮耀”——我猜想，不是陳雲偏執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個人品性讓許知遠產生了相當的惡感，如果從道德的角度來衡量，如果拿哈維爾和昂山素季的標凖來衡量，陳雲固然是一個言行不一的“小人”，而施明德更是一個自戀到極點的、沒有被監獄摧毀卻被權力摧毀的“壞人”，許知遠偏偏能給予施明德以“同情的理解”。所以，陳雲身上讓許知遠難以接納的東西，或許更多來自於陳雲倡導的港獨和城邦論的觀念。   還是基於同樣的原因，許知遠對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作出了讓他的很多台灣朋友無法認同的負面評述。偏差是怎樣發生的？在面對“在地的台灣”和“在地的香港”的時候，如果要更完整地呈現“在地的抗爭者”的心靈世界，就必須認識到：他們不是我們的鏡子，他們就是他們自己。或許，身為北京人的許知遠，長期受帝都文化之耳熏目染，而未能刮骨療傷般地剔除潛意識中根深蔕固的大中華情結。作為一個四川人，在帝國邊緣長大的我，理所當然地認為四川獨立是一個美好的選擇；而作為一個北京人，在帝國中心長大的許知遠，從小形成了從北京居高臨下地看中國的觀察和思維方式。因此，他要從這一套意識形態和文化慣性中破繭而出，比我更加困難。“鏡子論”及其背後的大一統傳統，或許是日後許知遠繼續寫抗爭者或流亡者故事的時候，需要克服或超越的“觀念之魅”。       願我們的道路漫長，願我們的理想高揚           《抗爭者》中最動人的一篇，是寫到了許志永、郭玉閃和我的《我們這一代》。在許知遠完成這篇文章和這本書的時候，這三個人的故事和許知遠自己的故事，仍然在演繹和發展之中：許志永二度入獄，以自身的受難戳破了習近平建設法治社會和全力清除腐敗的甜言蜜語。是許志永而不是習近平指示了未來中國的方向，如許志永所說：“任何時候文明都秉承理性的原則，建設性地推動民主法治的進程。我們勇敢堅定、溫和從容。我們一起做快樂公民，建設美好中國。”更年輕的郭玉閃，自成功解救陳光誠後就成為當局的眼中釘，他領導的“傳知行研究所”被關閉，他自己很清楚早晚會遭到當局的報復，他曾對許知遠說：“他們想要撚死我們真是太容易了。”一語成讖，郭玉閃被冠以“尋釁滋事”的新罪名，成了“習近平新政”的又一個祭品。而我在飽受中共秘密員警的酷刑折磨之後，攜全家遠走美國，然後在華盛頓郊區重建書房，並在新家裡接待了為寫新書《流亡者》再次上路的許知遠——我們在弗吉尼亞繁花似錦、牛羊成群的鄉間的重逢，讓許知遠產生了如夢如幻的感覺。然後，是許知遠的那些更溫和的、在中國公開出版的著作被查禁、被下架的消息傳來。看來，無論是書中的人物，還是作者本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地往前走。   作為反抗者，除了需要勇氣、耐心、對人性中“平庸之惡”的深切體察之外，更需要能夠實現自我反省、自我修正、自我超越的廣闊而豐富的心靈世界。許知遠在那篇描寫王丹的文章中，肯定了王丹是八九那一代抗爭者中少數沒有退場的人物，並敏銳地發現了“詩人王丹”對“政治人”王丹的擴充與支撐，但他也不無遺憾地論及王丹的侷限：“他的高度戲劇性的經歷似乎沒有賦予他一種觀察、理解世界的獨特角度。他有高度的歷史意識，正是這歷史意識把他推向舞臺中央，但他似乎又逃離了常與這歷史意識伴隨的深刻與沉重，他對於中國歷史、對於民主看法，往往是常識的重復、缺乏必要的獨特性。他高度敏感於個人感受，但他的個人感受卻又少一層真正的自我追問。”實際上，這不僅是王丹個人的侷限，也是華人世界中的反對者們共同的侷限。   抗爭者的命運，也就是推石頭上山而石頭總是落下來的西西弗斯的命運。抗爭者不一定能夠迎來勝利的那一天，但這無礙於他們矢志不渝地反抗那巨大的“無物之陣”。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被捕入獄並死於獄中的中國基督徒領袖倪柝聲，寫過一首動人的詩歌：“你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煉哪撻成膏，它就不流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酢，它就不能變成酒；主，我這人是否也要受你許可的創傷？”比我們年長一代的劉曉波，在苦難、破碎、幻滅和絕望中重新奮起，如同磐石出水，如同鳳凰涅盤。而我們這一代的抗爭之路，才剛剛開始起步。與郭玉閃等人一起在最新一輪的大逮捕中失去自由的民間公益行動者寇延丁說過：“在這個世界上，總會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對自由的渴望超過了對安全的期待，會在迷惘、探索、徬徨之後走上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路。”是的，這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許知遠將希臘詩人卡瓦菲斯的那首《伊薩卡》送給王丹，我們每一個正在抗爭之中的人，以及每一個有志於成為抗爭者的人，都應當彼此共勉——願我們的道路漫長，願我們的理想永遠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