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炜——时势造流氓的标本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说“时势造英雄”。   “时势造英雄”的说法或道理在中国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倾向于忘记另一个同样重要也同样常见的社会现象，即“时势造流氓”。   不错，中文里也有“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种古已有之的说法。但这种说法跟“时势造英雄”或“时势造流氓”既不能对称，也不能对应，因为这种说法所说的竖子成名的名，还是英雄之名，不是流氓之名。   沿着这条思路讨论下去，或许会得来一篇有趣的“白马非马”之类的逻辑学或分析哲学论文，可以跟中国古代原创性十足的先秦诸子一拼。   但本文要谈的是当今中国的新闻和新媒体，所以要赶紧言归正传，赶紧谈而眼下可说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新闻话题，即当今中国的互联网总管鲁炜是“时事造流氓”的标本。   何谓时势造流氓   从很多意义上说，鲁炜也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乃至当今世界的一个人物，一朵奇葩，一种象征，一座展示中国政治现状、预示中国未来去向的风向标。   但在细论加戏说鲁炜之前，需要先把鲁炜跟“时势造流氓”的联系大致说清楚。否则，这种联系就难免被认为是突兀或牵强，是情绪有余、道理不足的谩骂。   话说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时代（即不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的时代），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即公众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流氓不能独霸话筒或讲坛的国家），没有多少人会把鲁炜这种显然没多少文化、根本不懂传媒的人当根葱。他充其量就是社会上的一个小混混，没有多少人会搭理他或必须搭理他。   鲁炜在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之类大有实权的正式头衔，以及“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操盘手”、“中国网民的服务员”、“中国网络治理的架构师”之类在中国可谓非常罕见的富有个人崇拜色彩的非正式称号，无非是他身处特别流氓、也特别需要流氓的国家和时代。   所谓的“时势造流氓”的道理就在这里。   说新闻最忌讳的就是武断的议论或论断。但毫无争议、不容置疑的是，一个声言要坚决铲除腐败却又将呼吁官员公示财产以杜绝腐败的公民抓捕判刑的国家和时代可谓特别流氓，而这样的国家和时代特别需要流氓为流氓政权充当打手、为国家流氓行为辩护，也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毫不奇怪了。   话说到这里，或许有认真的读者还是要为了辩论而辩论，要来抬一杠：流氓国家和流氓时代需要流氓，这话虽然不错，但何以见得鲁炜就是个或货真价实的流氓呢？换句话说，说鲁炜是流氓或耍流氓，确凿的证据又在哪里呢？   流氓言论分析   说句大实话，回答“确凿的证据在哪里”这个问题有些难。   这里的所谓难，不在于证据难寻，而在于确凿的证据比比皆是，俯拾即是，令人难以决定例举哪个最好——假如一个流氓一贯耍流氓，动辄耍流氓，天天耍流氓，事事耍流氓，难免让负责举证的人费思量、犯踌躇，甚至犯糊涂。   于是，举例说明或显示鲁炜的流氓及其流氓言论，就需要费一点学术的或法律的心思，才能避免糊涂之讥。显然，最好的、最能令人信服的证据恐怕应当是中共官方媒体所认为的鲁炜最精彩、最不显得流氓的言论。   从逻辑或法庭论辩的角度而言，假如能证明鲁炜的这种所谓最精彩、最不显得流氓的言论其实也都是极其流氓的言论，那么，鲁炜的流氓或其言论的流氓也就是得到了彻底的、实打实的证明。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中共官方发布的鲁炜在10月30日的记者会问答实录：   “（日本）朝日电视台：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西方一些网站比如说Facebook在中国无法访问，请问中国为什么要关闭这些网站？…”   “鲁炜：我没听清你是说哪一个西方的网站在中国无法访问。有些网站无法访问的情况，我想可能是存在的。但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管理都是按照中国法律进行的，我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依法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国消费者的利益。我还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关过境外的任何一家网站，你的网站在你家里，我怎么可能跑到你家去关你家的网站呢？中国历来都是好客热情的，但是谁到我家作客，我是有选择的。我可以讲两句话，我没有办法改变你，但是我有权利选择朋友，我希望到中国来的都是朋友，是真朋友。…”   读者不必去费事搜寻鲁炜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视频录像（尽管要想搜寻也容易），仅仅凭中共官媒报道的鲁炜言论，就可以活灵活现地想见其为人——不学无术但自我感觉良好，尤其是那种大权在握、踌躇满志、一切尽在掌握中的自我感觉良好；他自以为是，自以为能言善辩，言辞犀利，所向披靡，令人心折，或令人不得不服。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官方媒体之所以突出宣传鲁炜所说的“我们没有关过境外的任何一家网站，你的网站在你家里，我怎么可能跑到你家去关你家的网站呢？中国历来都是好客热情的，但是谁到我家作客，我是有选择的”，是因为官方媒体显然认为这些话最精彩，最不显得流氓。   然而，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中国网民可以作证，鲁炜说这种话绝对是玩弄拙劣的文字游戏耍流氓——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这些在全世界网民（包括在成千上万、上百万上千万中国网民）当中大名鼎鼎的网站，中国人却因中共当局无法无天的封杀而无法访问。   然而，鲁炜却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毫不脸红地声言中共当局“没有关过境外的任何一家网站”。   人家日本记者明明是从西方一些网站在中国“无法访问”的角度来说“关闭”的，但鲁炜硬是能恬着脸装傻，假装外国人，假装听不明白最简单的中国话，把人家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问题硬拧成了中国当局是否闯入外国去关闭人家外国的网站。   鲁炜这种耍流氓不惧众目睽睽、耍得怡然自得的超无耻言行，不但令世界媒体惊倒，更令身受中共网络封锁之害的中国公众和网民惊倒，惊得通常是能言也善言的网民不知如何是好，从而集体陷入一种中国古人所谓的“言语道断”的状态，只能喃喃自语地重复鲁炜“我们没有关过境外的任何一家网站”这种流氓得无以复加的流氓言论。   在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截至目前，中外评论家几乎没有人评论鲁炜在为中共当局封杀外国网站做辩护时所说的“谁到我家作客，我是有选择的”的言论，这实在是非常可惜，也非常令人遗憾。   这里所谓的非常可惜和遗憾是指，这话特别能显出鲁炜以及他所服侍的中共专制政权不由分说地把国家当自家的流氓行径和心态——谁到你家做客，你当然可以选择；但谁到我家做客，我要访问什么网站，为什么你就是要不由分说，硬插进来替我选择呢？你这不是强奸、不是耍流氓，又是什么呢？   鲁炜能大言不惭地说这种话，而中共官方媒体能大力赞扬和宣传他的这种话，无论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不懂传媒、不懂最起码的法律和政治，还是因为他们假装没有或不懂，无论是他们装傻，还是真傻，都可以说是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流氓。这一点对任何一个讲理的人来说都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鲁炜无疑生在了一个特别流氓、也特别需要流氓的国家和时代。   作为中国新媒体总管的鲁炜，其顶头上司是中共新党魁习近平。习近平所推崇的新媒体时代中共模范宣传员是周小平。周小平的一篇十足流氓的宣传文代表作的题目是，《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从各种意义上说，鲁炜确实是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应当是“时势造流氓”的另一个确解。顺便说一句，“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居然还有如此这般的一解，这肯定是周小平或习近平、鲁炜没能想到的。   个人宣传非同寻常（1）   鲁炜是当今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研究当今中国的人可以从许多方面研究鲁炜现象，从而把握当今中国的大形势。   这里不妨仅仅从个人宣传这一个方面来观察分析鲁炜现象。   众所周知，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中共各级官方媒体整天进行的就是程度不一的对中共及其政府各级领导人的个人宣传。需要指出的是，在通常情况下，官方媒体的这种宣传主要不是为中共各级领导人造势，而是宣示中共政权平安；有时候（例如，自习近平上台以“反贪”的名义发动攻击目标飘忽不定的政治清洗以来）也是宣示中共某个领导人“无事”。   就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宣传而言，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30多年里，鉴于毛泽东强力营造和推行的个人崇拜给中国人民以及给中共本身造成的惨重损失（其中包括差一点让习近平的亲爹冤死狱中，使习近平的正规教育被中断将近10年），中共当局一直是非常小心谨慎地避免给人明显的个人崇拜印象的宣传。   习近平上台之后肆无忌惮地打破了中共30多年来避免明显的个人崇拜式宣传的禁忌，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不争的共识。   但各路的观察家们截至目前很少讨论的一个理论和现实意义皆可谓十分重要的现象是，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习近平之外的极少数其他中共官员也得到个人崇拜式宣传。鲁炜在眼下的中国就是这样的极少数的极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唯一。   空口无凭，还是拿出确凿证据要紧。于是，我们看到过去两年来为习近平个人崇拜宣传打先锋或冲锋陷阵的中共在香港办的《大公报》在11月24日发表的大块署名文章：   “近千人的开幕大厅座无虚席，百余面各国国旗一字排开宛如置身联合国会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贺词，马凯、夏宝龙、李强等一众同僚站台；既有“正国级”的爱尔兰前总理，还有普京的助手，再搭配一位来自非洲友好国家的部长同事；马云以网络首富兼东道主身份发表的致辞简短利落，展示中国网络发展新活力……最后出场致辞者，对上述人等一个不落一一致谢，尽显主人风范。   “他，就是鲁炜：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操盘手，中国网民的服务员，中国网络治理的架构师”。   用中国网民的话说，好家伙，NND（娘娘的），连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习近平所崇拜的俄罗斯独裁者普京都如此被拖出来做了鲁炜的陪衬和铺垫，这种超级的个人崇拜式宣传可谓货真价实得无以复加。   个人宣传非同寻常（2）   对当今中国这一惊人的政治现象，研究者们还是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分析。本文不是学术论文，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指出特别值得玩味或注意的两点：   1）在当今中国，在习近平之外，得到这种超高规格个人宣传的中共官员除了鲁炜似乎没有第二人；   2）独裁专制国家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个人崇拜式宣传为独裁者所独有或专有；对独裁者之外的人进行个人崇拜式宣传，跟独裁者本人抢风头，这在通常情况下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犯上作乱行为，因此，鲁炜得到这种个人崇拜式的高调宣传是非同寻常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宣传之所以发生而鲁炜及其吹鼓手还安然无恙，甚至洋洋自得，只能是因为出自习近平本人的恩准或指令。   顺便说一句，对鲁炜的这种近乎个人崇拜式的超高规格个人宣传，明显是中共当局宣传部门的大规模协调行动，并非是《大公报》某个编辑或记者莫名其妙突然发情，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鲁炜于是动用报纸版面，动用公费来大发叫春广告。大规模协调行动这一点从中共控制的其他媒体有关鲁炜的报道标题就可略见一斑：   “听鲁炜讲话：网络与诗意的多重结合”（腾讯科技） “鲁炜：‘因为一棵梧桐树，对乌镇从此有了牵挂’” （新华网） “国信办主任鲁炜妙语答记者 / 鲁炜回答被评底气十足”（新京报）   这些甜腻得犹如小学生作文的赞美性报道标题配上音乐，就是标准的颂歌。   应当说，在世界文明史或政治史上，专制独裁体制下的一个官员（或宦官）得到国家宣传机器的这种通常只是奉献给独裁者本人的高度赞美，可以说是比冰箱尚未发明时的三伏天的冻柿子或冻酸梨更罕见、更怪异。   政治学或政治科学告诉人们，这种现象不可能维持长久——独裁者不可能心甘情愿地长时间与他人分享权力的荣耀，从而促成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形成；否则，独裁者也就不成其为独裁者了。   有与此同时，基本的人情世故，以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在内的无数历史掌故则告诉人们，独裁体制下受到如此赞美的官员总是凶多吉少，只能是两个结局之一，没有第三种结局——被如此赞美的官员要么被证明名不符实，随后被弃用；要么被证明名副其实，从而被认为是对独裁权力的威胁，被认为是功高盖主，或被认为是比主子更聪明，更会治国，因此下场更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网民不好欺   中共新党魁习近平对网络媒体可谓情有独锺。在2013年，也就是他上台之后不久，他就恶声恶气放出狠话，命令中共官员把互联网彻底管住（即彻底控制住中国网民借助互联网发出对中共的批评或抨击）。   来自中国的报道说，习近平甚至以黑社会老大的口吻恶狠狠地给中共官员下令，“这事不干也得干。甭管什么阴招、损招，都给我使出来。管不好，提头来见！”   为了控制互联网和新媒体、控制舆论、控制中国人思想，习近平还提出“亮剑”的狠招，即动用国家暴力来控制中国人读什么，想什么，说什么。   鲁炜就是在这种大形势之下“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直接归习近平领导。   在习近平发出黑社会老大式的指令之后，全世界接着看到，以习近平为总司令、以鲁炜为前线总指挥的中共当局整治互联网的“亮剑”行动果然无耻无底线，以阴招和损招为特色，删贴，销号，抓人。一时间，硝烟弥漫，鸡飞狗跳。   自那时以来一年多过去，中国当局动用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力量对网民“亮剑”、实行红色恐怖的结果或成果如何，人们如今已经可以大致看出。   这里不妨以中共整治网络行动的两个最雷人的案例为例，做出一番概述性阐释。   两个最雷人的案例一个是中共当局以通过网络“发布诽谤信息”的罪名抓捕甘肃未成年人网民杨辉；另一个是以“嫖娼”的罪名抓捕微博名人薛蛮子并将他押上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示众。   中共当局抓捕未成年人杨辉，本意是要吓唬公众（“看好了，你胆敢发表我不喜欢的言论，我就可以抓你，哪怕你不够被抓捕的法定年龄”）。然而，幸也不幸的是，中国的公众和网民偏偏不甘做愚民，也不肯做顺民。他们对中共当局抓捕少年的国家流氓行径发出万众一心、众口一辞的高声谴责，外加网民搜索出主持抓捕少年的当地公安官员的犯罪记录，这一切使中共当局丧胆，不得不赶紧释放了杨辉。   假如说，杨辉案的发生和解决特别富有善恶搏斗的戏剧性和娱乐性，那么，中共当局动用流氓手段整治微搏大V薛蛮子的案例则更为富有教育意义，更富有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研究价值。   作为一个微搏大V，投资人薛蛮子（本名薛必群）并不是一个言论特别“激进”、或曰特别激烈批评中共的人。然而，在2013年下半年展开的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式网络整治的行动中，中共当局不知为什么相中了他，决定挑选他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进行打击，以便获取“杀一儆百”、震慑其他微搏大V和网民的效果。   中共当局动用高技术特务手段对薛蛮子跟踪盯梢，最后将他抓获，声称他从事非法性交易，并将偷拍的薛在被羁押期间自证其罪的录像在CCTV播出。中共当局显然是以为，整倒薛蛮子如同瓮中捉鳖，绝对是十拿九稳，没个跑了。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中共当局抓捕薛之后，中国公众和网民与中共当局的搏斗博弈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必将载入世界文明史和互联网发展史。   简单地说，以鲁炜为前线总指挥的中共当局整治网络、整治网络大V的行动严格遵循习近平的指令，以货真价实的阴招和损招打击薛蛮子，招致公众和网民的猛烈反击。网民的反击包括：   1）质疑CCTV将没有经过法律审判的薛蛮子推出公审、展示薛蛮子自证其罪这种做法的合法性；   2）畅言相对于薛蛮子可能的个人品德缺陷，中共用来构陷和整治薛的流氓手段更可耻，更有害；薛的个人品德缺陷充其量只是损及个人，中共的无耻无底线则是坑害全国、全民；   3）嘲笑中共当局为什么一面说整治薛蛮子只是因为他“嫖娼”，不是因为他是微搏大V，一方面又如此占用CCTV有限的新闻联播大段时间将薛蛮子示众；为什么其他嫖娼卖淫的人，包括中共各级成千上万的干部、包括CCTV一大串靠向中共官员卖淫做上主播的人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   与此同时，在有关薛蛮子“嫖娼”的网络辩论中，也有人提出了性交易非罪化的问题。提出非罪化的人所持的理由是，性交是双方自愿的交易，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准许政府当局入侵这种个人自由，便会给当局实行暴政打开绿灯。   灰头土脸的碰壁   总而言之，在薛蛮子问题上（以及在无数其他问题上），中国公民和网民表现出显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政治精明和成熟。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也显示了它是世界一流的公民教育平台。   就网民与中共当局的搏斗博弈而言，面对残暴的镇压，面对中共政权及其上百万统一指挥的网络特工大军，中国网民有勇有谋，单兵作战，却能齐心协力，万众一心，集体智慧和创造力大发挥，发动攻势猛烈的反击，令中共当局无法招架。而且，是从第一天，第一时间起就无法招架。   用武侠小说的话说就是，中共当局对薛蛮子攻势凌厉，招法凶狠，自以为结结实实拿住了薛，却没想到中国网民后发制人，集体发功，硬是把薛变成了中共手中的烫手山芋，逼得中共最后不得不撒手，灰溜溜地释放薛。   然而，网民对中共当局后发制人的反击是带倒钩的。尽管薛案如今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由薛而来的“被嫖娼”的说法在中国不胫而走，进入当代汉语词汇，让中共当局，让习近平/鲁炜网络整治团队和宣传班子有苦难言，挥之不去。与此同时，CCTV即将开设认罪频道也成为国际笑话。   现在尽管人们还不清楚，在鲁炜去年8月中旬召见包括薛蛮子在内的十几位网络名人座谈之后不久，如此用国家级阴招和损招羞辱整治薛蛮子的主意究竟是出自习近平本人还是鲁炜。但中共当局无疑因如此整治薛蛮子而大损，而中共显然也意识到自己大损，以至于现在竭力回避薛蛮子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嫖娼”的标签性说法可谓习近平/鲁炜以阴招和损招发动整治网络行动获得自取其辱的结果的最佳写照，是中国网民和公众精明、机智、勇敢、幽默的最佳反映。   从更旷阔的视野来看，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自习任用鲁炜为新媒体和网络总管以来，习近平当局在中国互联网上灰头土脸碰壁的例子不止杨辉和薛蛮子案。   其他特别让中国网民和公众乐不可支的著名例子还包括，习近平在2013年年底到北京庆丰包子表演亲民秀，立即被揭穿，使他获得“习包子”、“庆丰帝”的外号，使他从此不敢再公开吃包子；习近平2014年10月中旬赤膊上阵、亲自热捧的网络流氓写手周小平和花千芳被中国网民痛批痛骂，并进而指桑骂槐臭骂习近平，最终导致以喜欢耍横、并以耍横为荣的习近平也受不了了，最近不得不把周、花冷藏起来。   中国新媒体大势   习近平对不学无术又毫无人品的网络流氓周小平和花千芳青眼有加，被普遍认为是反映了习近平本人的文化和人品缺陷。于是，习近平重用鲁炜，自然也令人想到鲁炜与周小平和花千芳是一路货色，是不学无术的流氓。   观察家们注意到，习近平看重周小平花千芳，重用鲁炜，乃是他面对中共的传统宣传破产、愚民政策失败，决心“力排众议”另起炉灶、通过新媒体为他自己、为中共政权杀出一条生路来。而习近平撇开传统的中宣部宣传官僚，另起中共宣传的炉灶，自然引起中共传统宣传官僚的不满、抗拒、甚至阻击。   在鲁炜亲自出马力推的中共新型主流媒体《澎湃新闻网》上线一个月之后，中国官方社会科学院的“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在今年8月激烈攻击澎湃“搞特殊”，从而明确显示出上述的不满、抗拒和阻击。而鲁炜和澎湃能把那种攻击只是当作几个苍蝇嗡嗡叫，则无疑显示出习近平本人对鲁炜和澎湃的支持。   对《澎湃新闻网》以及对习近平上台、重用鲁炜以来的中共官方宣传大形势，中国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有这样的一个大写意素描：   “梦帝上位以来，活得滋润且风头甚劲之士大概有这么三种：第一种以财新传媒为代表，专业，有料，能报别人之不能报、不敢报，主要针对高端人士;第二种以澎湃新闻为代表，温柔，骚，鸡汤味儿足，主打中端巿场；第三种以周小平和花千芳为代表，裤带松，调门高，易高潮，主要针对低端爱国撸客。”   （注：“梦帝”，中国网民给予习近平的谐谑绰号之一，因为习近平鼓吹以他大权独揽为中心的“中国梦”，同时还毫无顾忌地像帝王一样收揽权力；“爱国撸客”，易被“爱国贼”欺骗并喜欢意淫的人。）   在这里可以顺便说一句，财新传媒一度在中国国内外受到广泛的赞扬。慕容雪村如今将财新传媒与澎湃和周小平、花千芳相提并论，显然是委婉地讽刺如今的财新传媒已沦落为打手，主动或被动地配合习近平当局以“反腐”的名义进行的政治清洗，频频对习近平要整治的敌手进行落井下石式的攻击，毫无媒体节操或信誉可言。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政治和法律学者张雪忠则对慕容雪村等观察家所指出的当今中共当局是针对高中低端不同的受众市场进行分门别类宣传的现象提出了另一种分析。   张雪忠认为，宣传无法像商业销售或广告那样可以针对层次不同的顾客群体进行有效的操作，因此，中共针对低端受众进行的宣传必然是无的放矢（低端受众忙于养家糊口，维持低端的生存，无暇注意任何宣传），同时又对中端和高端的受众暴露出中共的低级下流，从而使中共偷鸡不成蚀把米，白白受损。   中共海外秘密宣传   在中共的宣传彻底破产而中共自己也知道其破产之后，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当局近来又明显地将新媒体宣传战的战线大举扩展到了国外，并试图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影响或忽悠中国国内的受众。   截至目前，中共的这种新媒体外国作战基本上是秘密作业。按照由低到高的秘密程度，这种秘密作业大致包括:   1）直接大批调遣为中共说话的“五毛党”即网络特工到推特之类的海外网站发帖，为中共做正面的歌功颂德宣传，或对中共所憎恶的人（如慕容雪村）进行人身攻击；   2）收买海外网站为中共做宣传，或将中共在国内经营或控制的网站乔装为海外网站为中共做宣传，并将这种宣传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返销中国国内，并突出“海外”的招牌；   3）在海外网站收买或秘密安插自己人为中共进行隐秘的舆论作业，这种作业主要不是为中共进行正面宣传（因为会容易暴露中共特工身份），而是以尽量不引起注意的方式阻碍、抵挡、淡化、岔开、封杀中共所不喜欢的新闻或言论。   公信力神髓所在   在鲁炜的直接领导下，中共的这种秘密海外作业或假装海外网站的作业究竟会取得多少成功，观察家们还在饶有兴味地进行观察。   但传播学的基本规律或定律告诉人们，这种偷鸡摸狗的秘密作业式宣传成功不到哪里去，因为它往往经不起起码的质疑，像纸牌屋一碰就倒，像纸老虎一戳就破。   习近平提出要打造“几家有强大公信力的新型媒体集团”。但习近平显然不知道，公信力的精髓或神髓是经得起众人的驳难质疑，因此，禁止质疑的独裁政权与公信力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对这个至浅至明的道理，拥有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但被广泛认为其真实文化程度只是小学水平的习近平不懂是可以理解的。   但“2000年起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鲁炜凭借他对这个道理的无知或假装无知而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从而成为“时势造流氓”的完美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