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我的岸，我不是你的島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現在的世界已經進入了人權高於主權的時代，台灣也已經成為世界主流文明中的合格成員，台灣民眾終於享有了不受任何強權強制的自由。在此情況下，對台灣民眾如何選擇兩岸關係，台灣政府不能實施強制，其他政權更不能！   劉曉波           被王丹譽為“一個真正的知中派記者”的李志德以《無岸的旅途》作為“陷在時代困局中的兩岸報道”的新書的書名，其象徵意義呼之欲出。套用中國異議知識分子王力雄寫新疆的著作《你的西域，我的東土》的表述方式，李志德的心裡話是：“你不是我的岸，我不是你的島。”他長期採訪中國議題，親歷兩岸四地十多年來的滔滔變局，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堅持將民主、自由、人權為最高價值。故而，其分析鞭辟入裡，其透視撥雲見日，在善與惡、真與假之間褒貶分明、毫不含糊，既有記者“以報道真相為天職”的職業操守，又有史家秉筆直書、臨山崩而不變色的勇氣，更有思想家高屋建瓴的理論高度和穿透力。如果把《無岸的旅途》與另一本同樣主題的著作、台灣報道兩岸議題的資深記者王銘義的《光華路甲九號》放在一起比較，便高下立現——後者為尊者諱、為惡者隱，在關鍵處，往往猶抱琵琶半遮面，不能點破那層窗戶紙；由於缺乏固定的價值堅守，對諸多議題和人物的判斷似是而非，比如對薄熙來及重慶模式的盛贊，在薄熙來垮臺之後成了抹之不去的笑柄。   有時，一本好書的標誌就是提出一個新概念、新語彙。比如中國歷史學者吳思提出的“潛規則”，洪振快提出的“亞財政”，以及台灣學者吳介民提出的“跨海政商集團”，無不切中肯綮，並迅速膾炙人口。而李志德在《無岸的旅途》中提出的“祭司集團”的概念，堪稱“跨海政商集團”的升級版。如作者所說，所謂兩岸“祭司集團”指的是聚攏在海基、海協兩會、“國共平台”或其他藍軍大老的四周，奉“汪辜巨靈”為宗主，言必稱“九二共識”、“兩岸一家”，實則分食兩岸經濟利益的政商集團。他們將“國事”轉化為某個由親人、朋友和政黨集團的“私人事務”，從中把持和吞併相當一部分“和平紅利”。這個概念更精确地描述出該集團成員的心理及價值底蘊。比如，那場陳雲林和連戰、吳伯雄的“老朋友”的飯局，居然能夠役使上千名警力為他們戒備、開道，甚至流血，卻覺得理所當然、毫無愧色。這種“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覺，也是“祭司集團”成員很突出的心理特徵。       “祭司集團”是如何打造“九二共識”的？       這本書最精彩的部分，是抽絲剝繭地梳理了“祭司集團”打造“九二共識”這個彌天大謊的過程。   曾幾何時，“九二共識”成為兩岸關係中的一道“緊箍咒”。用李志德的說法就是：“海峽兩岸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價值觀所帶來的爭議，都隨著‘九二共識’的確立而擱置。如果有人堅持要再提出這些分歧之處，就是‘不識時務’，就是‘看不到兩岸和平歷史潮流’的‘麻煩製造者’。”   在台北市長的選戰中，柯文哲表示，他長期以來對“九二共識”最大的疑慮是「到底內容是什麼？」話音剛落，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立即在記者會上作出回應——「九二共識」的核心是，海峽兩岸各自以口頭方式表示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是，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否定了“九二共識”的存在。李登輝指出，九十年代初，中國拋出的題目是「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但當時他執行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也就是俗稱的「凍省」，並主張「台灣與中國是國與國關係」。所以，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蘇起發明的「九二共識」這個名詞，當時並不被中國承認。而現在中國主張的「九二共識」，是指「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這是台灣人民不能接受的。   所有的爭議都要還原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中才會有真相。參與會談的汪辜二人都已過世，但李志德還原了辜振甫一九九八年的中國之行，辜在與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會談時，直言不諱地指出，兩岸關係的障礙是“大陸當局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江澤民回應說，自己也是“民國時代”的過來人，當場唱起“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還意猶未盡地背誦《國父遺囑》。媒體多聚焦於江澤民“人來瘋”的性格，李志德關注的卻是辜振甫“捍衛國家尊嚴的勇氣和不卑不亢的風度”，這種勇氣和風度成了絕響。辜振甫生前並不認同“九二共識”這個詞彙，他指出：“兩岸對九二年香港會談有不同的解讀，與其用‘共識’，不若用‘互相諒解’或‘承諾’、‘附和’更能貼近事實。”這段話卻少有人提及。可見，被國共兩黨推崇的辜振甫，並非真實的辜振甫，而是被國共兩黨共同閹割、扭曲的辜振甫。   二零零八年之後，國民黨口中的“九二共識”，包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對一個中國意義各自表述”兩部分。但中共只取“一中原則”而回避“各自表述”，二零一零年前後，更是用“一中框架”的說法，收緊了台灣“各自表述”現狀的可能性。這就是“九二共識”最為荒謬的地方：兩岸對這個名詞的內涵的理解完全不同，那麽又何來“共識”之有？       買下台灣，先買下台灣媒體       李志德長期在媒體供職，親身經歷了台灣媒體沉淪的過程。在台灣社會內部，媒體喪失了在白色恐怖時代都還能保有的為自由抗爭的精神和監督當權者的立場，淪為經濟和強權的奴隸。很多媒體不能提供有益的資訊、不能促進公民社會的成長、不能讓人民變得更加聰明，反而加速社會的空洞化、無聊化和庸俗化，以“小確信”作為麻醉民眾的精神鴉片。所以，媒體對台灣民主的倒退和威權的回潮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   在對外方面，隨著中國以巨資投入外宣和國際統戰領域，台灣媒體首當其衝成為第一批受害者。中共以宣傳起家，深知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的重要性，在當前的情勢之下，打下台灣，不如買下台灣；買下台灣，則要先買下台灣媒體。對此，李志德分析說，二零零九年以來的“商業模式”，“買方”是中國各省市政府，緊緊抓住中共中央發展兩岸關係的政策，由省委書記領軍，藉著探親、採購等各種名目，力求在兩岸關係取得成績。想被外界看到成績，就要靠媒體報道。怎麽保證媒體一定、且以夠大的篇幅報道？中共宣傳部當然不可能對台灣媒體直接下令要求。花錢買，就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賣方”則是一部分台灣主流媒體、電視台和報社。   李志德舉出的例子之一就大名鼎鼎的是旺旺中時集團，我稱之為“《人民日報》之台灣版”。有了旺中集團的媒體，共產黨的黨營媒體不必親臨台灣，就能事半功倍、如願以償。旺中集團在北京成立文化傳媒公司，從事“兩岸文化及經濟交流”，“兩岸城市營銷”等業務。甚至針對中共省市長的訪台團行程，向各省市宣傳部接洽，提供整套宣傳方案。除了在自己所屬的傳媒刊出報道，還把宣傳計劃“發包”給台灣其他媒體，明碼實價地約定好刊登日期、見報字數、篇幅和價格。   於是，這一套由台灣媒體經營者和中國官方共同打造的“商業模式”，徹底改變了在中國工作的台灣記者和採訪對象的關係。記者失去了與採訪對象平起平坐的自信和膽量。看在一部分媒體老闆眼裡，崛起的中國商機無限。更有出手買下媒體的大老闆，決定讓記者從“扒糞”轉去“淘金”。李志德採訪到患癌症去世前的劉正慶，這位前《中國時報》駐西安記者，在死亡的陰影下，將自己那幾年的工作真相一一道來——他不是“無冕之王”的記者，而是卑躬屈膝的廣告員。有多少駐中國的台灣記者與之有相同或相似的命運呢？而中共對台灣媒體的掌控度，甚至讓國民黨亦望塵莫及。很多台灣媒體敢罵國民黨和馬英九，卻不敢罵共產黨和習近平。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這種奇特的現象：一個國家將兩千枚導彈對準另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同時還能深切地影響和控制另一個國家的媒體、文化和教育領域。那麽，後者的所謂“獨立”，豈不成了空中樓閣？       華人世界的“盜火者”如何結盟？       美國電影《復仇者聯盟》是“超級英雄”的大雜燴，同時也是世界電影史上票房收入第三高的電影。異想天開的編劇和導演，將不同時期出現在美國電影史上的英雄人物壓縮在一部電影裡，讓他們聯袂並肩，共同對抗邪惡勢力。張飛打岳飛，打得漫天飛，煞是好看。   這個名字引發了我的聯想。面對吳介民所謂的“跨海政商集團”或李志德所謂的“祭司集團”，本來就很弱小而且分散的反抗者們，非常容易被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那麽，反抗者有沒有可能結成廣泛的聯盟呢？李志德將反抗者們命名為“盜火者”，跟那些單單將目光瞄準台面上指點江山的掌權者的記者不一樣，他用很大的篇幅描寫那群如同壓上的蘆葦的盜火者的故事。從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到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再到中國的零八憲章運動；從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到訴求各異的社運團體，再到青澀而堅決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可以說，整個華人世界的“盜火者”們，一一在這本書中走馬燈式地閃亮登場。作為記者，他起到了穿針走線的作用。   在本書中，李志德專門用題為《北京玉淵潭南路九號院》的章節描寫劉曉波和他的同行者們的故事。這個地名，讓我憤怒和憂傷。這個地名，是劉曉波尚未入住的家，是他妻子劉霞被軟禁已超過四年的地方。這個地方，我曾經去過，被阻攔在外，如今更是遠在千山萬水之外。很少有台灣記者聚焦於此處，而李志德是最關注劉曉波案的台灣記者之一。他考察了劉曉波有關台灣議題的論述後發現，儘管劉曉波沒有到過台灣，但“劉曉波對兩岸關係的主張，不論就其視野之廣、體系之完整以及體現進步價值的超前程度，即使擺在中國維權或民運人士中都是極為罕見的。不少中國民運人士即使反對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但仍然毫無抵抗地服膺在國族主義的‘大一統’思想之下。”由此，他概括出劉曉波的理想與台灣人的理想的交集——為思想主張而入獄劉曉波，至少有一部分牢也是替台灣人坐的。那麽，如果中國、香港、澳門以及海外的民主人士，與台灣的公民社會彼此呼應和聲援，必定能夠形成一股更大的抵抗力量。既然喪鐘為每一個人而鳴，凱歌也當為每一個人高奏，因為大家共同的理想是一個自由的世界。   那麽，如何達成“盜火者聯盟”的建立呢？李志德的這本書本身就是一道橋樑：對台灣讀者而言，可以從這本書的“彼岸”部分，瞭解到在被中共收買和收編的台灣主流媒體上看不到的中國的真相，尤其是將在未來主導中國歷史進程的反抗者們的故事；對中國讀者而言，可以從這本書的“此岸”部分，瞭解台灣當下真實的民心相背，以避免出現太陽花學運興起之時，若干中國公知站在國民黨當權派一邊辱罵學生和公民團體的荒腔走板的言論。我與李志德一樣，深信未來的自由中國和自由台灣，雖然“我是我，你是你”，卻可以成為彼此吸引和扶持的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