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佔領」階段：運動和社區結連的契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不要走在我後面，我未必能領路；不要走在我前面，我未必追隨。做我的朋友吧，和我並排走。」卡繆（Albert Camus） 「雨傘運動」突顯了年輕人和學生對政治理想的追求，素未謀面的人走在一起無私奉獻，乃至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實踐，為香港創造一個新的運動方式，堅持「我要真普選」，爭取透過自由公平的選舉而向香港人問責的政府和議會，在「一國」這龐然大物下保住「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使香港不會淪落為「一黨專政」下的一個直轄市。文首引述法國文學家卡繆那幾句名言或許可以用來形容這場運動的自發精神和批判思想的覺醒，是一種用錢買不到的高尚情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教授、佔領華爾街象徵人物之一的David Graeber曾在訪問中表示，「深信香港的佔領運動會有世界性及歷史性影響，示威人群塞滿街道會令政府陷入恐慌，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政府改變政策，就算佔領最後被清場，但經歷了一次民主實踐，整個社會都會從此變得不同。」 批判國家的「權力」基礎 Graeber對香港的樂觀期許仍待發生，然而，「雨傘運動」的而且確繼承了佔領華爾街運動改變宿命的毅力，正如Graeber主張： 「就算我們已經揭穿在政客宣稱自己能夠憑空創造『政治現實』的空談背後，他們所依據的其實是一個全不講理的蠻橫武力構成的國家機器。這必然意味着，在面對蠻橫、不講理的權力時，我們不該訴諸任何『講理』的妥協，而是應該以彈性與巧思的反制力量對抗，我們必須採取基進的另類取徑，而且不斷提醒眾人，所謂『權力』究竟是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 公民的政治參與和實踐必然涉及對「權力」的基礎和行使方式的批判。就以今天香港的狀况而言，既然中國否定了香港對自由選舉的合理期望，要達到真普選就得先否決假普選，而不是天真的以為有朝一日可以「弄假成真」。至於為誘使我們去忍受假普選而僭建的「白票」或「守尾門」等消極建議，既不符合政治倫理，也起不了任何實在意義，那是絕望的政治，而不是希望的政治；那是迷失方向，而不是回歸正道，所以必須予以嚴肅地糾正。由始至終，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特權階級就是害怕失去權力，否定巿民自由選舉的基本人權，這些人一直是民主化的最大阻力，除了一路找藉口拖延，權貴更不斷製造種種千奇百怪的制度障礙，包括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當中最小的一個由124張公司票組成）、立法會「多數服從少數」的分組點票制度、行政長官小圈子選舉委員會、廢除兩個有獨立權力和資源的民選巿政局、以地區資源分贓手段去貶抑區議會職權和選舉方法變革的要求、大量無實質意義「雞肋」般的諮詢活動等等。明顯地，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也不例外，只是一個最近強加於香港人的緊箍咒。總之，在「一國兩制」這17年間，寡頭壟斷的高牆愈來愈高，也愈來愈牢固，被操控和扭曲的管治生態也催生了一群選擇在權慾洪流中打滾的機會主義者，他們的頑固相比已經在位的一代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深耕民主社區 梁振英用武力和分化手段去維持自己的權位，一方面令反對他的市民和政府、警察關係惡化，另一方面歷時兩個多月的佔領運動衍生出來的社會分歧正正是梁振英樂見的狀態，反正他從來沒有凝聚一個所謂「香港營」的本事，倒不如將錯就錯，反對「雨傘運動」的就當成支持他自己的。所以，在「後佔領」階段，「雨傘運動」的延伸發展，必須帶着「希望」由街頭走入社區，同樣以自發精神和批判權力角度去深耕民主，藉2015年底的區議會選舉的契機落地生根、遍地開傘，去建構一個又一個讓人產生積極歸屬感的「有深度的社區」（Deep Community）。作為「深度社區」的倡導者，Paul Born認為「希望」不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策略，而需要透過共同努力去認識和了解人們所思、所需、所愛、所望，也得鼓勵人人走出自己的「舒適帶」（comfort zone），分享香港各代人不同的故事，關懷鄰人，提出尖銳問題，提供解決的方法給人選擇，爭取資源和改變政策，鼓起勇氣去改變一些不符合共同願望的現狀。事實上，這樣的社區在各佔領區已經發生。除了「深度社區」，Born提醒現代社區不時還會呈現另外兩種不理想的狀態，分別為「疏離的社區」（Shallow Community）和「沒有安全感的社區」（Fear-based Community）：前者顯示個人對社區缺乏投入和承擔，消費的思維令人重視權益多於責任；後者則充斥着自衛和排斥的心態，有時會消極和負面得使人厭倦沮喪。同樣地，香港人作為一個群體目前的狀態既疏離又沒有安全感，極需要一種「新獅子山精神」帶動找尋一套真正對自己公道、令自己滿足的管治模式和公共政策，也因而引發很多朋友不約而同地產生「雨傘約章」的念頭。 因為佔領人士的想法與社會整體的民意無可避免地存在差異，有論者於是提出了「誰來收割？誰來埋單？」的選舉問題。不難想像，梁振英最想隔山觀虎鬥，最想見到改革的力量分道揚鑣，潰不成軍，建制力量就可以坐享其成。儘管人人都會說「政治一日都太長」，筆者理解不少朋友為何急於跳躍到「首投族」和「素人政治」抬頭，或者「激進壓倒溫和」等「身分」概念來。作為老師也是過來人，筆者自然也認同年輕人和學生應更積極組織起來，參與選舉政治，只是大家更必須汲取教訓，着手處理好「運動」和「社區」之間的關係這關鍵課題。 參考了新民主運動的思潮和「深度社區」的策略，本文提出的已經超越了「團結就是力量」的老生常談。「希望的政治」固然不怕挫折，而是敢於面對挑戰，迎難而上，是講求思行合一的政治承擔。在「後佔領」階段，稍稍回氣之後，佔中三子、雙學、民間團體和一眾民主黨派的議員的使命是在社區鞏固這場運動，由下而上、由外到內向一個香港人不應認同的「權力」施壓，只有這樣，才會令中國和香港的特權階級如坐針氈，減低秋後算帳和白色恐怖對香港的迫害。 （作者是浸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