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委—法治之恶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宪法和法律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对于样样都有特色的中国来说，只看宪法和法律条款写得漂亮与否来判断国家文明程度还不够。另一个重要的看点是执政者能否抑制自己的权力欲，不去插手干涉宪法和法律的施行。 中国共产党政法委员会，就是一个常设的干涉宪法和法律的机构。从职能范围来讲，政法委与人大、公检法重合交叉，是画蛇添足的蛇足；从它与法制系统的关系来讲，政法委凌驾于法律之上，破坏法制、制造冤案、放纵坏人、维护特权。政法委把人大、公检法当驿马驱使，为一党、一人之私奔走。这种对国之法器的轻狂态度，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1）政法委的变迁 1958年6月10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政法小组”，<a href="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7%9C%9F"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1155cc; text-decoration: none;">彭真</a>为组长、<a href="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7%91%9E%E5%8D%BF"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1155cc; text-decoration: none;">罗瑞卿</a>为副组长。它有“协调”、“检查”公检法工作的行政权力。同时县以上各级党委均成立了政法小组，介入各级公检法的工作，形成重大案件由党委审批的规矩。公检法完全失去独立性，成为配合共产党方针政策的侍从机构。文化大革命期间十余年，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共政治局和书记处。毛泽口含天宪，最高指示出口直接成为政策法令，不需要再用“政法小组”做装饰。文革混沌期之后，1980年1月24日，华国锋中央发出通知（中发〔1980〕5号），“中央和地方政法小组” 升级为“政法委员会 ”，   以党委代国法的体制重新启动。 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指出，“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赵紫阳大力消减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权力，并计划撤销地方政法委员会。用意让公检法各司其职，独立办案。但是随着赵紫阳政权被颠覆，这次政治改革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1990年3月6日，继任者江泽民不仅重新恢复政法委员会建制。还让这个政法怪胎的权力不断膨胀，建制持续扩编。 1991年3月21日，增设了“<a href="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7%A4%BE%E4%BC%9A%E6%B2%BB%E5%AE%89%E7%BB%BC%E5%90%88%E6%B2%BB%E7%90%86%E5%A7%94%E5%91%98%E4%BC%9A"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1155cc; text-decoration: none;">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a>会” ；1999年7月，为处理<a href="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BD%AE%E5%8A%9F"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1155cc; text-decoration: none;">法轮功</a>问题，“<a href="http://zh.wikipedia.org/wiki/610%E5%8A%9E%E5%85%AC%E5%AE%A4"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1155cc; text-decoration: none;">中央610办公室</a>”成立；2008年后，胡锦涛逐步扩建了“维稳办公室”。“维稳办”拥有庞大数目的警察、特务和现代电子侦测设备。防范监视国内百姓和异议人士。维稳目的要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维稳经费超过国防预算。共产党树民为敌反应过度，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 2，）“党大于法”的运作工具 毛泽东在成立政法小组的批示中说：“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这是毛泽东直言不讳的“党政合一”宣言。中国倒退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的荒蛮时代。毛泽东毫无悬念地表明：党中央要取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是“唯一的行政设计院” 。党委要到监控公检法。总之，党大于法。“政法小组”就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应运而生。对于共产党专制来说，是“宏运高照”；对于人民民主，那是厄运降临。    1957年6月1日，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顷刻猛烈的批判如冰雹砸下。发言的人都愤怒地指责“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纯粹是无耻谰言，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并且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共产党搞的不是党天下，而是多党合作、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天下。然而时间仅过去一年，毛泽东就毫无掩饰地立字为证搞党天下。这让反右运动中竭力为共产党辩解民主清白的雅士文痞，不得不重新酝酿辩护词。新词说：“党天下”就是对人民大众实行民主、对剥削阶级和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天下，好得很！意思是就是搞党天下了，你又能怎麽样？毛泽东欲壑难填。在“党天下”的大势奠定之后，进而要打造“毛天下”。并终于通过文化大革命彻底完成，实现了由“一党专政”向“一人专政”的过渡。领袖以言代法，实则是无法无天。经过奴化教育和个人崇拜熏蒸，一些人已经把“党大于法”认同为中国政治的基本原理；认同党的最高领导的话就是法律。这些人丧失了判断是非黑白的能力，训练出揣摩上意、见风使舵的高度灵敏性。这些人计较利害而不分辨善恶，从而也泯灭了良知，放弃了公民道德底线。若干人大代表“主人感”洋溢，跃跃欲试地要参政。在毛泽东把人大会议的“政治设计院”功能废除之后，人大代表们只不过是一群被阉割了的猪，再也没有立法的生殖力，只能作为养膘的肉猪，自作庄重地在人民大会堂红地毯上游荡消食。 应该指出的一点是，人民公社不设立政法小组，不是毛泽东放松了对农民的一元化控制。相反，人民公社成立之目的就是控制农民。毛泽东宣称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公社书记、大队支书是包办一切的地方霸主。他们对农民有绝对的人身控制权。包括拘押、劳教、捆打、扣发口粮等刑罚权力。公社武装部和大队支部都有一支民兵力量，支持书记、支书对农民实行压迫。在中国走到哪里，都逃不出书记、支书专政。 法网由党编制，法网由党去撒，法网由党去收，但是法网永远不会扣到党自己的头上。共产党自己给自己敕封了终生免死牌。 3），“政法委”生而违宪 政法委制度，本身就是违反法治精神的产物。宪法和法律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制定。实施的过程，有三条基本原则不可违背。1），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2），法治过程公开透明的原则；3），分权制衡和监督复查的原则； 既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就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之上。但是政法委就是部署、协调、检查公检法部门工作的。政法委官员具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这就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第一条原则。 所谓重大案件由党委批示办理，就是把幕后操纵公安、法庭合法化，是司法、执法的黑箱作业和黑社会化。这就违反了法治过程公开透明的第二条原则。 现代法律在惩治罪犯同时，还谨慎防止滥用公权力侵犯人权，造成冤假错案。所以美国才有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之设计，孙中山有立法、司法、执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之构想。分权有不同方式，制衡是同一目的。政法委统揽公、检、法三权。原来三方尚有的互相监督、制衡作用，被“党政一元化”一步化解了。这就违反了法治分权制衡和监督复查的第三条原则。<div> </div>“党政一元化”的政法系统，给司法舞弊者大开方便之门，舞弊者只要打通政法委一个关节，就可以畅通无阻。一些贪赃枉法的政法委领导，可以方便地利用权力干预法律程序，影响乃至颠倒案件的判决结果。<div> </div>怎么可以把一个严谨复杂的过程，变成党委书记的个人决定？怎么可以用首长意志，代替法律条文？ 政法委制度是一个扼杀公平正义，唯恐天下不乱的制度。政法委从其谋划成立时刻起就是一个反宪政精神、、逆历史潮流、亵渎人类文明的设计。 4），“法外治权”之恶 中国人痛恨历史上外国人在租界享受“治外法权”。对于“治外法权”,中国人称之为“国耻”而念念不忘。但是没有认真想一想中国共产党拥有的“法外治权”。所谓“法外治权”，是指宪法没有赋予，而共产党自己规定对人大、公检法拥有的操纵权力。<div> </div>对于“法外治权”至今还没有一个称谓。既然“治外法权”称为“国耻”，我就把“法外治权”称为“民耻”，前者是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后者是国内的强权强加于国内的人民的。只要“法外治权”不除，则“民耻”不雪。 共产党的“法外治权”给中国带来严重人权灾难。<div> </div>实际上，共产党的“法外治权”早在政法委成立之前就已经启用了。我们简略回顾共产党执法犯法的历史。 <ul style="color: #333333; font-family: Verdana; font-size: 15px; white-space: pre-wrap; margin-top: 0pt; margin-bottom: 0pt; background-color: #ffffff;"><li dir="ltr" style="margin-left: 15px; list-style-type: disc; color: #000000; vertical-align: baseline;">潘汉年案                                                                                             </li><li dir="ltr" style="margin-left: 15px; list-style-type: disc; color: #000000; vertical-align: baseline;">1955年4月3日，毛泽东批示秘密逮捕潘汉年，直到1963年6月才以“内奸”“反革命”罪判刑15年。潘刑满后依然被严密监禁，1977年死于劳改农场。此举目的是封死潘汉年之口，掩盖一件历史丑闻：潘汉年曾是毛泽东的特别代表，曾与日军达成秘密妥协的协议，给新四军以生存空间，出卖国民政府，破坏抗战。</li></ul> <ul style="color: #333333; font-family: Verdana; font-size: 15px; white-space: pre-wrap; margin-top: 0pt; margin-bottom: 0pt; background-color: #ffffff;"><li dir="ltr" style="margin-left: 15px; list-style-type: disc; color: #000000; vertical-align: baseline;">胡风案                              </li></ul> 胡风被毛泽东判定为“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亲自做按语：“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a href="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3%E4%B8%AD%E6%AD%A3"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1155cc; text-decoration: none;">蒋介石</a><a href="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1155cc; text-decoration: none;">国民党</a>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法院按照毛泽东的定性给胡风罗织罪名，无中生有，牵涉2100人。胡风在1955年5月16日被逮捕，拖到1965年才判刑14年，实际监禁23年半。胡风落难的真正原因，是胡风坚持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对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异议。触犯了毛的尊严。<ul style="color: #333333; font-family: Verdana; font-size: 15px; white-space: pre-wrap; margin-top: 0pt; margin-bottom: 0pt; background-color: #ffffff;"><li dir="ltr" style="margin-left: 15px; list-style-type: disc; color: #000000; vertical-align: baseline;">刘少奇案</li></ul>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操纵中央文革未经司法程序即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随即迫害致死。刘少奇受到残酷打击的真正原因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失败的农业政策做了含蓄批评,并评论饿死3千多万人的严重大饥荒：“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引起毛泽东的恐惧和仇恨。<ul style="color: #333333; font-family: Verdana; font-size: 15px; white-space: pre-wrap; margin-top: 0pt; margin-bottom: 0pt; background-color: #ffffff;"><li dir="ltr" style="margin-left: 15px; list-style-type: disc; color: #000000; vertical-align: baseline;">“一打三反”镇压反革命</li></ul>1970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文件声称：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这一次严厉打击的背景出于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时局误判。以为苏联入侵中国迫在眉睫，到时国内反革命必然揭竿而起响应。林彪在1969年10月18日发表了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的1号命令。同时毛泽东疏散到武汉，林彪隐蔽到苏州，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工作。文件由周恩来主持制定，毛泽东批准“照办”。目的为了配合备战，预防反革命分子里应外合。所以周恩来又把这次运动称为“深挖帝修反别动队”。 1970年1－4月，北京市工人体育场三次召开声势浩大的十万人公审大会。处决了三批反革命分子。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3月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大开杀戒。<div> </div>南京许世友也积极跟进，四批公审共枪毙了“马列主义小组”案查金华、陈卓然等57人。         其中有传遍海内外的林舜英、李立荣母子，二人在 12 月 10 日同被判死刑，同乘一辆刑车游街示众，同在刑场遭杀害，惨绝人伦！处死罪名几乎完全一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刘少奇翻案。 周恩来借无辜人头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立威，手段残酷，难逃罪责。按周恩来说法：“大快人心，震慑敌人。” 1980 年前后，南京 57 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全部确认为冤案而获“平反”，也就是说，南京公审会上冤杀率为 100％！其余各地被冤杀者，比比皆是！<ul style="color: #333333; font-family: Verdana; font-size: 15px; white-space: pre-wrap; margin-top: 0pt; margin-bottom: 0pt; background-color: #ffffff;"><li dir="ltr" style="margin-left: 15px; list-style-type: disc; color: #000000; vertical-align: baseline;">江泽民破坏法制主要表现在迫害法轮功人士。逮捕、劳教、镇压在先，操纵人大立法打击邪教在后。且不说法轮功是正是邪，以及政府有没有权利去立一个“反邪教”法。单是以今天之法，治昨日之罪，江泽民就已经以身试法。据被强迫转化者揭露，610办公室用于“反邪教”的手段，本身已经邪恶不堪。</li><li dir="ltr" style="margin-left: 15px; list-style-type: disc; color: #000000; vertical-align: baseline;">清华大学的“铊投毒案”，受中央高层幕后干预撤销调查，有人直指江泽民。杀人者至今逍遥法外，受害者朱令神经瘫痪，类似植物人。堂堂党国魁首尚且公然徇私舞弊，怎指望于地方党棍秉公守法？            </li></ul><ul style="color: #333333; font-family: Verdana; font-size: 15px; white-space: pre-wrap; margin-top: 0pt; margin-bottom: 0pt; background-color: #ffffff;"><li dir="ltr" style="margin-left: 15px; list-style-type: disc; color: #000000; vertical-align: baseline;">胡锦涛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颠覆政权罪判刑11年，只不过刘晓波是08宪章的的起草者而已。这是明显的设立言论罪、文字狱。胡锦涛把自己无限期地锁在历史耻辱柱上。</li><li dir="ltr" style="margin-left: 15px; list-style-type: disc; color: #000000; vertical-align: baseline;">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期间，把公检法召聚在一起联合办公，所谓快审快判，加速审批过程，给黑社会迅速打击。实质上薄熙来包办整个法制系统。实现的是市委书记专政。与历届中共掀起的严打运动一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许多冤案。“唱红打黑”变成“唱红黑打”。</li><li dir="ltr" style="margin-left: 15px; list-style-type: disc; color: #000000; vertical-align: baseline;">周永康可以说是贪权枉法、贪财枉法最无耻、最恶劣的一个共产党首脑。政法委在罗干时期已经相当黑暗，周永康把它推演到黑暗至极。周永康执掌政法委时代，公然的栽赃陷害屡见不鲜，帮重刑犯脱罪“捞人”成为特种职业。</li></ul>         有几项罪等着清算：* 人体器官来源不明罪。在周永康任职期间，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件数大大超过中国当年被判死刑的人。人们合理怀疑并有目击者作证，当时的公检法联合犯下反人类罪：活摘器官。这种骇世大罪，是共产党一定严守的国家机密。但是人民有权知情；*周永康及其亲信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放纵了多少恶棍？*周家到底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 至于周永康是否支持薄熙来推翻习近平，无论从共产党内斗历史上看，还是从法律角度衡量,都难以定罪。共产党无论哪一派上台，都符合“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虽然对于共产党内不同派别人心有背向，但是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力，只能等待党内斗争尘埃落定，人们才开始欢呼拥簇新主登基——这是本分的中国公民义务。周永康和平推翻习近平成功，那会说薄、周顺应党心民心，取得了第某次路线斗争的胜利；周永康武装推翻习近平成功，会说薄主席英明决断，一举推翻习家帮。现在是薄、周搞砸了。话语权完全掌握在习近平手里。但是若以政变、谋反这些春秋无义战的罪名起诉周永康，将来说不定还有平反可能。只有追究贪腐枉法、残害人命的罪行，不管将来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还是实现三民主义。周永康都会被锁在罪恶柱上不能解脱。<div> </div>贪腐和残害人命是普世罪恶，永世罪恶。 5），习近平的选择 反贪打虎，已经给习近平博来声誉。若习近平想要自己的名字在历史上更响亮，就是废除政法委制度。让立法权归人大，司法权归法院，执法归公安和政府，监察归检察院。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把共产党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这才是治理贪腐的根本大计。 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闪烁其词，回避回答“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他只把中央政法委书记由政治局常委兼任的惯例，降格为普通政治局委员兼任，政法委直接对总书记负责。这点皮毛改动可以防止政法委书记做大成政法王，却保证了总书记坐稳政法沙皇的御座。不管是政法王还是政法沙皇，都不为法治社会允许，它是极权专制社会的怪胎。<div> </div>政法委已经成为一个膨大起来的肿瘤，溃疡、癌变十分明显。我不会像“声讨中宣部”的焦国标一样，非要把共党中央按倒在手术台上动手术不可，闹得医、患关系紧张。我是隔着太平洋悬丝诊脉，说症论病。至于要不要动手术，由重症患者共产党自己决定。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放松对农民的束缚，全国人民吃饱饭；放宽经济政策，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历史还要证明：没有共产党对法制系统的独裁，社会公平正义才会彰显。坚持法治固然让共产党失去“法外治权”，却给共产党革新重生机会。相反，坚持“法外治权”，无节制地榨取执政利益，共产党只会继续腐败走向灭亡。是共产党自己在为未来起草“取缔共产党”的法令。 1－23－2015<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