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澤東的文革夢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習近平以毛澤東的風格走鄧小平的路線。                                                                                            鮑彤       曾任趙紫陽的秘書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的鮑彤，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如此分析習近平的施政思路：在政治上，習近平要加強中央的集權，要把流失到地方的權力收歸中央，改變此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在文化上，習近平要加強對文化的控制，包括對文化、思想、教育和輿論的控制。對整個社會，習近平要加強黨對社會的治理，也就是說要加強黨對社會治理的權威。   而在經濟上，習近平當然不希望回到毛時代的計劃經濟。首先，他不可能說服全體中國人再一次過那時的窮日子；其次，如果中國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就無法支撐他在國際上爭霸的野心。所以，習近平希望中國的經濟奇跡繼續保持下去，希望在一黨領導之下來造成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如鮑彤所說：“這個市場是自由的，但這個市場一定要服從黨的領導。”   我非常贊同鮑彤的這番分析。在我看來，習近平心中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文革夢”。這裡的“文革”，是狹義上的“文革”——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就只是一場侷限在文化領域的“革命”，而不對經濟領域傷筋動骨。換言之，在經濟領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權貴資本主義原封不動；而在文化領域，一定要奪回八九以後失去的“筆桿子”，來一場全民大洗腦。       若要愚民，先要改造文藝工作者           北京文藝座談會之後，習近平發佈一份意義非凡的上諭：要求文藝工作者“上山下鄉”，尋找新題材，為黨的文藝政策服務。習式文革，雷聲隆隆。毛時代對習近平雖然遠非“陽光燦爛的日子”，但習近平對毛操縱人心的本領和計謀佩服得五體投地。   習近平說，藝術應該為人民服務，這是在繼承毛澤東七十年前的觀點。毛澤東曾說藝術家需要與群眾「打成一片」。新華社引用兩位北京文藝座談會的與會者、劇作家嚴蘇和中國作協女主席鐵凝的話說，此次座談會讓人回想起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精神。   不過，習式文革只能算半個毛式文革。因為習近平縱有毛澤東的那種大鬧天宮的潑猴本領，也不可能消滅他自己的家族也深陷其中的權貴資本主義，更不可能讓中國退出經濟全球化進城和放棄“世界工廠”的地位，然後讓中國回到毛時代一板一眼的計劃經濟乃至“三線建設”的鬧劇之中。所以，習式文革，不會觸動中國目前的經濟格局，大致侷限在意識形態領域，習大大要奪回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喪失主導權。       在八九屠殺之後，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心知肚明，馬恩列斯毛已臭名昭著，不可能繼續靠這些陳穀子爛芝麻來吸引人心了。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期間，基本放棄了在意識形態上推陳出新，而以實用主義填充之。當局一方面勸告全黨全民，一切向錢看，八仙過海，悶聲發財；另一方面，利用編制龐大的中宣部嚴密控制媒體和網路，不讓任何異議有發表和傳播的機會。       然而，習近平不滿足於此種“消極防禦”策略，他要主動出擊。江澤民吹拉彈唱，只是戲子本色，人們大可一笑了之，基本無傷大雅。江澤民還沒有狂妄到自認為是文學大師乃至諾獎評委，可以教導作家如何寫作、科學家如何做實驗的地步。與之相比，習近平則掩飾不住要當全能冠軍、宇宙主宰的野心，正如蘇俄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對斯大林的評價：“斯大林幾乎對所有知識領域都可以武斷地進行評價，從政治經濟學到語言學，可以教訓電影和林業方面的專家，可以在軍事和歷史學領域作出決定性的結論。這些多方面的議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很膚淺，可是它們立即被那些歌功頌德者捧成最重大的發現。”這簡直就是今日中國的現狀。習近平要佔據精神高點，讓萬國萬民對其頂禮膜拜。       於是，改造文藝工作者就勢在必行，與號令文藝工作者“上山下鄉”就是其中重要的環節。反之，對那些不聽話的、標榜獨立和自由的人物，則大棒侍候、大肆抓捕。二零一四年年底，溫和優雅的作家和編輯徐曉忽然被捕，就是習近平精心策划的一個案例。六十多歲的徐曉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而被秘密警察從家中帶走，大大出乎知識界的意外，就連退休的地產大亨任志強都在微博上驚呼，現在連會講英文都有可能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證了。中國離紅色高棉和北朝鮮還有多遠呢？   徐曉並非活躍的政治異議人士，其作品也少有涉及尖銳的時政問題。從朦朧詩時代開始，她所追求的是文學的自足、詩歌的優美和精神的自由。她不是一名挑戰者，只是一名不合作者。她跟習近平一樣當過知青，卻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這一次，習近平借助徐曉案給中國知識界傳遞了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是我的奴才，就是我的敵人。不跪倒在我的腳下，就等着被我消滅。”中國再也沒有桃花源了，再也沒有陶淵明了，你們就連做夢都要跟我一模一樣。       焦裕禄是習近平的救命稻草嗎？           习近平视察河南，过包公祠而不入，因为他不敢像包拯那样拿自己那坐拥亿万财富的姐姐、姐夫开铡；习近平偏偏去毛泽东时代塑造的“好干部”焦裕禄的纪念馆，接见焦裕禄的子女，并跟基层干部“深情”回忆说，“学习焦裕禄时我上初中，当时政治课老师读报，读着读着便哽咽了，听着听着我们也流泪了”。此後，在給兩百名縣委書記上課的侍候，习近平再度要求這些土皇帝們向焦裕祿學習。       习近平的眼泪几乎跟温家宝一样多，看來溫家寶要把影帝的金像獎讓給習近平了。毛澤東时代少年習近平的眼泪，有可能是真的；可是，在無官不貪的今天，想让中共的党员干部学习焦裕禄的兩袖清風，為焦裕祿的故事而落淚，无异于缘木求鱼。   “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于国际媒体上报道的中共太子党在海外儲藏巨额财富的消息（也包括習家在內），习近平始终不作解释和澄清，甚至下令将數百名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民间人士抓捕入狱，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既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人个个鲜衣怒马、富可敌国，又岂能让基层官员心甘情愿地啃紅薯？       焦裕禄纵有通天的本领，能夠从坟墓中起死回生，也救不了腐败透顶的党国。那么，习近平为何还要如此卖力地号召大家学习焦裕禄呢？用作家冉云飞的说法，这是一种比傻的制度和文化的体现。“有人号召你学雷锋，他从来没学过，你知道这个是假的，但你要装着学，因为不装，利益会被剥夺。有人要你学焦裕禄，你知道这个完全没有用处，纯粹是道德表演，可是你还是要翩翩起舞。总统是靠不住的，必须靠良善之制度，而不系于充满讳饰的道德表演。”习近平大概不会愚蠢到以为大小官吏真的去学焦裕禄，他只是借此观察奴才们对他究竟有多么忠心；即便不是真的忠心，至少也要一起全身心地入戏。   習近平口头上倡导焦裕禄的劳模事迹，骨子里却学的是雍正皇帝的雷霆手段。雍正继位后，杀贪官，打老虎，批阅奏折，不舍昼夜，设置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也算是雷厉风行。习近平的一系列作为与之何其相似。难怪吹捧雍正、热爱专制的历史小说家、全國人大代表二月河表示，中國有需要像雍正那樣的鐵腕人物來匡正時弊，使中國能夠沿著「中國夢」這個健康大道向前邁進。「有人說習像雍正，我對這種說法不表異議。」   雍正皇帝解决不了专制体制内在的毁灭机制，习近平学毛泽东炮製“精神原子彈”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有一个笑话说得好：诸葛亮临终前，交给阿斗一个锦囊，嘱咐他在危难时打开。不久，曹军大兵压境，阿斗打开锦囊，取出四张画像，是刘关张和诸葛亮的。还有封信，两个字：“挂了！”阿斗顿悟，命人将画像挂在军营，以為天天焚香叩拜就能剋敵制勝。誰知敵人勢如破竹，蜀漢滅亡。阿斗被俘后，像司馬懿提起此事，詢問為什麼丞相的錦囊妙計沒有發揮作用。司马懿听了之後哈哈大笑，對他说：“诸葛军师的意思是，他们四人全挂了，都没保住社稷，何况你这蠢货。”   从刘阿斗到习阿斗，中国的历史循环往复无穷尽。       文革餘孽為何讚揚習近平？       習近平在意識形態上急遽左轉，薄熙來倒臺後一度受挫的左派再度喜出望外，就連一些閉關修煉的毛朝舊人也蠢蠢欲動。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表扬习近平反贪反腐，呼吁习近平“好好学习毛主席，重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八十三岁的文革餘孽戚本禹，早已隱身在歷史幽深的隧道中，中國的年輕一代沒有幾個人知道他那拗口的名字。不過，當年他可曾经炙手可热、呼风唤雨。一九六六年文革潮起，因受毛澤東賞識，戚本禹先後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要職。作為文革導火索的《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他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并致遇羅克于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宣判死刑。   爬得越高，跌得越快。中共高層鬥爭瞬息萬變，當文革極左派挑戰軍方受挫後，毛澤東立即將戚本禹拋出來作替罪羊，親筆批示戚本禹为“坏人”和“小爬虫”。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戚本禹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直接被送進秦城监狱。在沒有經過法律程序而被關押十二年後，才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依法逮捕”。三年後，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對毛澤東而言，戚本禹是一張用完就丟掉的廁紙，對其可謂無情無義；而對於戚本禹而言，毛澤東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帝，永遠要五體投地、山呼萬歲。這就是最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對於十八年的大牢生涯，他無怨無悔；對於害死遇羅克等反對文革的先知的惡行，他更是沒有絲毫愧疚之心。   跌入塵埃三十多年後，戚本禹再次開口議政。除了炫燿當年曾向習仲勛彙報工作之外，更是稱讚习近平可能为成为“毛泽东第二”。戚本禹说，习近平学毛泽东著作是下了工夫的，“他随口就能背诵毛泽东的名言，如果不好好学，是不可能这麽背的”，“习近平如果真能把中国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扭转到社会主义道路上，那他就是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就会成为毛泽东苦心营求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他是毛泽东第二”。   而以民間左派領袖自居的张宏良则透露，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前，戚本禹就在一個左派聚集的場合，“指着在场的几个同志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支持张宏良，张宏良的任务就是支持习近平顺利上位。目前对于左派来说，支持习近平顺利上位是头等大事，只要习近平能够顺利上位，就是左派最大胜利。”       對於習近平的本質，左派看得比右派清楚。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民間自由派“公知”對習近平抱有無限期待，認為其集權的目的是未了改革，沒有權力，如何改革？但是，經歷了中共殘酷的黨內鬥爭的戚本禹，早已煉就一雙火眼金睛，看出了習近平的夢想是做毛澤東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