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执政得失及挑战和变数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12年11月15日，中共18届1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新一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主政届满两年之际，他在中国国内的政治蜜月依然胶着，民间的”习大大”热有增无减，《人民日报》把习近平赞为”中国的新设计师”。国际上，习近平被视为是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国出现的又一个强势领导人，美、俄、日等国都在从不同视角重新打量中国。在余下的八年任期中，习近平将可能面对的挑战和变数。张炜曾在八十年代任天津经济开发区主任。八九年离开中国后，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等多个学术机构讲学、研究，现居香港。记者：首先，习近平主政届满两年，他最主要的”政绩”、给世人印象最深的”大手笔”有哪些？张炜：与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习近平上台是有备而来。他从80年代开始就从基层做起积累经验和政治资源，为接班作准备。所以他一上台就立刻展现出个性。无论从巩固个人权力还是维护中共执政，他都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大力反腐。习近平的反腐改变了两个规则，一是”刑不上常”的规则，二是通过中纪委对地方垂直领导，派出中央巡视组，改变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通过改变这两个规则，习近平大大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功之处。第二是不失时机地打出了”全面改革”这张牌。提出了”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个概念过去是不敢提的，过去只能说”发挥市场的作用”。他还提出”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这些主张都是朝着有利经济发展的方向走的。这张牌给中国社会的失望群体以希望，也为习近平争取了时间，赢得了蜜月期。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一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特别是对日本有意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希望通过日本这个棋子改变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上的位置。记者：中共每一代领导人都讲反腐，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更是一上台就高举”反腐”大旗，把”反腐”重要性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那么，习近平的反腐与江、胡的反腐有何不同？张炜：首先力度不可同日而语。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抓出了59个部以上领导干部，这个速度和力度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其次是我前面提到的，习近平的反腐改变了两个规则，改变规则就给下面的百姓以希望，起到了振奋民心的作用。而从对反腐意义的个人认识上，习近平与江泽民和胡锦涛有很大不同。习近平作为“红二代”，他是抱着“保江山”的历史使命来反腐的。而江和胡都是一种“看家”的心态。记者：习近平的”败笔”之处呢？换句话说，他暴露出的力不从心或”软肋”之处？张炜：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是“保江山”，而不敢对产生腐败的制度本身下手。这就给他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风险——他的反腐得罪了中共的整个官僚系统。习近平还表现出政治上的人格撕裂。他想把毛泽东与邓小平二者揉合起来，但他不是被扯到毛的一边，就是被拉到邓的一边，从目前看，他是滑向毛的一边。记者：习近平入住中南海730天，世人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习近平？或者说，习近平希望人们看到一个怎样的习近平？张炜：习近平希望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有抱负的、进取的，要使中国中兴、使党中兴的一个强人领袖形象。习近平上台两年，已经树立了这个形象的雏形。习近平的目标，是要做“毛泽东+普京”。记者：习近平是毛、邓身后第一位完全摆脱了老人干政阴影的中共领导人。他不但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于一身，而且还兼任中央的国家安全、深化改革、财经、对台、外事等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一把手兼职之多前所未有。这是习近平事必躬亲的风格使然还是对下放权力不放心？执政两年，习近平是否已经确立了绝对领导权威？张炜：习近平创下兼职记录，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他对中国官场看的很透，对现有的党和政府体制的操作能力不信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是依靠官僚系统做事，而习近平想学毛泽东，摆脱正规的官僚系统天马行空。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习近平很有自信。兼职多责任也就大了。他敢出来兼，就说明他自认为胜算高于风险。记者：那么，今后八年习近平将面对的最大挑战有哪些？这包括显而易见、可以预见的，以及潜在的变数？张炜：在未来的8年，习近平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首先，习近平与中国民众、中国知识分子的蜜月期很难维持长久。他上台以反腐、改革迅速的振奋了民心，但失去民心也会很快。因为他始终要把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的“红二代”的使命感是突不破的圈子。所以他才会讲着讲着就讲到“古田会议”去了，提出了”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他缺乏一个符合逻辑的自己的理论基础。任何政治家主政后都会失去蜜月期，但当习近平失去蜜月期时，对他是危险的。因为中国的整个官僚体系对他的反腐是持保留态度的。习近平前两任的20多年，对腐败采取的是容忍的态度、收买的政策。通过共产党官员的腐败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官员从腐败中获利换取对这个政权的维护支持。如果习近平失去了与民众的蜜月期，又得不到官僚系统的支持，对他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挑战和危险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减速是非常明显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都有一个减速回归常态的过程。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的。习近平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让中国经济平稳减速的办法。第三个挑战是，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表现活跃，摆出要担当地区领导人的态势，对周边邻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意识形态上，习近平采取的是攻势，认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样一种狂妄的自信会导致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反弹，进而会耗费中国很大的精力去对应。记者：经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停滞和弱势，中共的继续执政需要一位强人；伴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而日渐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呼唤一位强人。习近平显然是要成为毛邓之后的第三位“伟人”、“中兴之君”。西方评论人士也一致认为习近平是毛邓之后中国出现的最强势领导人。那么，习近平是否能在今后的8年里确立自己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位中共“伟人”地位?张炜：习近平成为毛泽东或者邓小平式领袖的可能性很小。毛和邓成为强人首先是因为他们个人在党内长期斗争和党外长期战争中的被历史筛选的经历，他们在长期的残酷倾轧中形成了自己的追随者和干部基础，而习近平却主要是依靠官僚式的选拔系统选拔出来的，缺乏个人的政治实力和魅力。时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邓小平所面临的历史转折呼唤强人出现，而习近平则处在一个全球化、多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在政治上去强人化的时代，是一个将政治领袖由神变为人的时代。习近平和他的班底的理论素养和政治胆略上也都无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形成凝聚力，尤其是他本人拘泥于对毛邓的形式上的模仿，在党内不同的政治光谱中致力于无原则的综合，无法形成独特的理论、政治、和经济纲领。换言之，他没有自己的政治方向，只是在毛和邓两个不同的路线中来回徘徊，这都决定了他无法成为一个毛、邓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