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祥專訪：我見證傳統媒體沒落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香港新聞界有一種傳統。 傳媒人不喜歡成為新聞事件的主角，我們喜歡做記錄者，走在最前，但保持距離，描述今日的新聞，即是明日的歷史。公眾天天看新聞，但對於新聞機構高層的認識不多，這個自然，因為認識多了，通常都不見得是好事。 《信報》前總編輯陳景祥，今年以「道不同」為由，辭去該報數碼媒體總裁的職位，離開工作了近30年的機構，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漣漪下有甚麼暗湧，引人入勝。 前途談判的政治啟蒙 陳景祥確實符合大眾傳統上對《信報》的一些想象：低調、謹慎、對時局有些批判。但這位前老總，最後卻「道不同」了，是他變了？一間機構變了？還是時代變了？他由入行時開始談起… 80年代中期，香港前途談判展開，政治氣候變化極大，傳媒開始關注政治新聞。陳景祥在這時大學畢業，1986年加入信報。當年傳媒的制度和生態，和今日差天拱地，當時在《信報》，政治組還未成形，只有兩三人負責編採工作。「試過寫一篇關於基本法的評論，當時一位編輯前輩完全唔睇，純粹因為覺得無癮。」 當年社會只關注大眾化新聞，對所謂「政治評論」、「公民社會」無甚興趣。後來香港前途談判轉趨熱烈時，公眾慢慢明白政治有多重要，原來影響可以深入其他方面，「例如前途談判不利，港元就會跌；大家就知道政治不是得個講字，原來真係對生活有影響」。你不理政治，政治仍會找上門來，這個「啟蒙」過程，一代代輪迴不止。 《信報》多年來定位為財經報紙，但它的影響力卻大多由政治而來，陳說是因為「當時林行止夫婦夠膽講」。他憶述，在前途談判過程當中，信報評論既會談中方對香港的盤算，也敢於批評英國不肯保護港人利益。「當時作者放膽寫，因為感到這個園地是自由的，林生林太又身體力行，夠瞻講夠膽寫，所以得到各界關注」。 八九學運之後，報章被時任北京市長的陳希同在「平亂報告」中點名批評。「當時信報被稱作『外部干擾勢力』，其實和現在打壓手法是一樣的，幾十年都係同一條橋。之後陳希同倒台了，但信報仍然喺度」。 「睇下同你friend唔friend」 自由從來不是賦與的，而是爭取而來。能夠爭取的空間有多少、難度多大，卻會隨政治氣候改變。報章敢言，在回歸前早有政界傳言指它「過唔到97」，陳景祥透露亦曾有中資銀行私下表明「不想在《信報》出現」，又試過要求在一般的商業版面中抽起該銀行的名稱。 這種改變，他解釋是因為回歸前，中英兩個政權在香港各有影響力，市場亦不是中資「霸晒」；但隨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日漸壯大，傳媒老闆自然會有更多顧忌。「作為老闆，有其他的政治商業考慮自然不過，但導致傳媒言論空間收窄」。陳景祥直言，近年媒體已經逐漸不是根據市場規則運作，而是看「和你friend唔friend」作界線。 陳景祥指，回歸後不少報道明顯「唔夠放」。例如對內地的報道，媒體中避重就輕的有，報喜不報憂的亦有，「自我審查情況都幾明顯」。他說，影響最先可在評論看到，「例如有些報紙會覺得要少用某些評論，自然影響輿論對社會的影響力」。陳景祥稱，對於《信報》而言，2006年是分界線。 2006年，林行止夫婦將信報股權轉手售予商人李澤楷。「轉ownership之前，我自己做咁耐，未試過一次係因為作者的政治立場、或政府鍾唔鍾意，而要改、抽稿，或者俾條line叫作者跟住寫。我可以現身說法，力證未發生過這些事。當時是尊重編輯、評論員和記者的主動性，當時確係幾放。」最後，陳景祥於2013年由總編輯調職至數碼媒體總裁 ；2014年，「道不同」得要選擇辭職，離開信報。 「做新聞，要諗計去做」 陳景祥說現在大部分記者的基礎其實較上一代好，起碼受過大學訓練，而難得的是「搏殺」傳統在新聞界仍舊不變。「做記者待遇不及其他行業，為什麼仍能吸引人？因為入行的都有野想講。」<div> </div>堅持新聞自由，講真話，仍是主流。「只要有記者勤力，找到有證據的故仔，編輯無得唔去馬。說到底，新聞相比評論較難被控制，關鍵是看記者的功夫。」作為傳媒前線人員，大概所有記者永遠都覺得資源和空間不夠。當然，管理層可透過行政操作，決定是否放資源給記者，但與其犬儒地放軟手腳，陳景祥認為不如問問自己崗位上的優勢是什麼，不論環境如何，都總會「做到啲野」。他說即使在「左報」任職，靠內地關係照樣可寫出好新聞，「出唔出到是一件事，但料你係攞左先。做新聞，要諗計去做。」 陳景祥說，自己一直鼓勵同事在日常的報道外發掘更多新聞。「好老實，跟大圍做新聞，做不做其實無分別，抄都抄到。一定要畀權力前線同事選擇咩做咩唔做，而且要有意識，唔好人有我有。記者有準備的話，只要問到一兩個問題，就有故仔啦」。 「信報現在是不是這樣我就不知道了，始終離開太久。不過這個問題是所有傳媒都要想的」。 傳媒末路？ 除了言論空間收窄外，新一代記者面對的挑戰亦包括處理海量般的資訊。「以往渠道不多，所以我們要爭取找特首、官員專訪；但現在這些報道可能正正是票房毒藥，讀者最不喜歡，覺得他們講廢話。」陳景祥說現在資訊比以往多，記者要恆常關注，以外國傳媒人為例，記者會透過社交媒體和讀者互動，「一方面是報道者，但另一方面都係輿論領袖。」 雖說傳統媒體沒落早聞樓梯響多年，但從一個前老總口中聽到一句「紙媒一定沒落架啦，問題係有幾快」，仍是有點驚詫。「作為讀者，都真係好少揭報紙。我自己無做報紙，可能只是剪下《信報》林生的評論，而且回去不是即時讀，隔兩三日先看。」陳景祥指，在去年的佔領行動中，「至少我未聽過有人會引述咩報咩報，改變得太快，傳統媒體有做得不夠好，尤其是年輕一代可能會漸漸遠離，日後可能再無影響力。」 不過，網絡世界風高浪急，有人稱，網媒立場先行，而且報道門檻低，人人都是「記者」，資訊這樣爆炸，還可為嗎？ 陳景祥堅稱媒體不是死胡同，他對網絡媒體相當樂觀：「資訊永遠是有價值的，每個年代都有新機會」，又認為網上不同觀點會自然平衡，只要有一面既聲音，另一面亦會出現，又認為即使立場不同，香港仍會尊重文章寫得好的人。 想走出傳統，但某些方面，他仍有所堅持。陳景祥強調，不論寫評論或做報道，應該用真名。「用真名表示你承擔責任，面對他人挑戰。否則你講到大大聲，別人都不用理會。要講，就出來講清楚，唔好躲起來」。 「這是表達自己的年代，不只要講，更要敲鑼打鼓地講。以往的資訊系統已經被『打到亂晒』，老闆又變得咁快。你用傳統低調的方法，可能一下子就被沖到不知所蹤。不是說要故意做勢，而是真真正正做好工夫，這樣成件事便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