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自由民主傳統與缺陷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最近香港大學成為社會焦點，特首高調批評《學苑》的文章、法律學院遭受攻擊、學生會退出學聯、政府涉嫌干預副校長人選等爭議性事件；港大師生和校友關心港大的前途、高等教育界同行關注香港的學術自由、社會運動界的朋友則擔心連串事件對學生運動的影響……。這些事件在佔領運動結束兩個月後集中發生在一所大學，確非尋常。 港大在回歸前後，受到的社會關注，遠非其他大學所能比擬。這既有歷史因素，也有文化原因，作為殖民者建立的精英大學，港大代表的文化價值，就是中環價值、香港的主流價值。簡單來說，這是一種自由民主的觀念和實踐。 在筆者就讀港大的九十年代後期，港大的校政民主化，一般院校已難於比擬，例如大學各類委員會提供予學生代表的席位已超過一百個，學生會往往無法找到足夠學生參與這些工作；學院院長和學系的系主席也行推選，而非委任制。千禧年之後，在校務委員會主席、利豐集團老闆馮國經的領導下，進行一系列精簡架構改革，現在民主化的程度或許已經大不如前，但是作為一種文化，相信還是跟其他院校有所區別。 如何走出困境 又比如學生會獨立註冊、有獨立財政、八十年代前更有獨立的學生會大樓（地點就在今天的本部圖書館大樓）；學生會評議會的《會議常規》（standing order）之精細，可以媲美立法會。不管你的意識形態屬於什麼派別，只要你擔任建制內的學生組織幹事，也必須了解和尊重學生會會章，例如，如果某學會在校內外自稱「香港大學XX學會」，學生會的行政秘書會給予警告或資源上的懲罰，因為按照章程，所有屬會也應稱為「香港大學學生會XX學會（而非香港大學XX學會）」。學生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全民大會和全民投票， 這些民主程序意識深入人心，也非其他大學可以比擬。在這樣一個重視民主程序的環境中成長，筆者也曾經獲益良多。 在中文大學或其他院校，肯定也曾出現大學與學生之間、學生之間不同流派的爭議，但是就只有港大才那麼自然而然地採用全民投票方式解決爭議。2009年與2012年的學生會會長，就是給全民投票拉下台的；1997年與1998年連續兩年的全校投票（1997年的投票教師和職員也可參與），確定太古橋的六四屠城標語和國殤之柱永遠留在校園。雖然這是學生會舉辦的投票（1997年的投票在校方的合作下進行），但是校方對是項投票至今仍然尊重。 以上都是民主傳統的表現。至於自由傳統，2000年的干預民調事件明顯導致鄭耀宗校長和黃兆倫副校長下台；2011年百周年慶典事件的優待權貴與壓制表達自由，雖然我們難以肯定，但是或許與徐立之校長沒有續約很有關係。 回歸十多年來，每次港大成為社會焦點的危機事件出現時，總是以民主自由的原則處理，並取得大家滿意的結果。所以，港大和港大學生會要走出目前的困境，也只能堅守這一原則。不過，殘酷的是，僅僅堅持自由民主原則已經不足以回應社會形勢的發展了；正因如此，相信和堅持自由民主原則的港大學生、校友和校方部分人士，均顯得束手無策。 剛落任的學生會會長對她在「退聯」全民投票的中立立場表示歉意。新上任的會長明確表示他的自由民主立場：「學生會會繼續紀念六四」，同時又表示會提供旅遊巴讓學生選擇去支聯會在維園舉辦的燭光晚會，還是本土右翼在尖沙咀舉行的活動。支聯會和本土右翼都是自由民主派，在港大學生那本自由民主主義的聖經裏，你查不到哪邊是真理，所以就只能讓學生自己選擇好了。我不是在批評最近兩屆的學生會會長，因為這在我觀察到的近二十年來的學生會歷史，有太多這樣的例子了。 你站到哪一邊 港大學生會在港大成立一年後成立，所以她的百周年慶典在2013年1月舉行，便同場嘉許「永遠榮譽會員」1997年退休的學生會經理呂君發。當晚衣香鬢影，雖然也有親建制派人士，但仍以民主派的人居多。可是與大學的慶典一樣，當晚也出現抗議和醜聞—學生會幹事誣告和無理解僱資深女職員陳子君。雖然陳子君在下一屆幹事上台後復職，但是當晚很多新舊學生會幹事對她的抗議不以為然，有人其後更在報章撰文譴責抗議者的行為。大學百周年慶典的醜聞觸動了作為港大核心價值的自由主義，校友是那麼團結，所以大學進行反省和道歉。但是學生會慶典的醜聞卻與核心價值沒有直接關係，這樣不同年代的學生會幹事就分裂了。 這一道理對港大校方同樣適用。對於政治壓力事件，例如太古橋標語、國殤之柱、民調事件、百周年慶典事件……，港大處理得十分有智慧，因為這是自由民主傳統內可以處理的問題，但有報章攻擊港大法律學院，是從RAE評估排名不及中大和其他國際名校這樣的藉口開始的。 排名和量化評估是一種市場邏輯，目的是要加強對教研人員的控制。在國外，不少學者均有提出批評，英國的大學教師工會表示RAE對英國的高等教育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令不少研究基礎雄厚的學系被迫關閉。在香港，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中大沈祖堯校長，他多次強調，大學不應只講排名和卓越，「亦應講社會責任及良心」。 反觀港大，前校長徐立之在港大進入QS排名的18名後，表示他「提早完成了任務」，之後每年排名一出，他會很快發電郵「報喜」；新任校長馬斐森繼承這一「傳統」，在RAE公布那一天就已發電郵給校友，通報喜訊。 在這樣的文化價值下，當馮國經領導的校委會以「提高效率」和「回應市場」一類的原因，推掉港大師生在1969年的校政改革運動以來取得的民主成果時，港大人也沒有理論和信念上的自信給予回擊。 港大目前的危機也是香港的危機， 也因如此，她成為全城關注的焦點。陳子君在為自己的權益抗議時，你站在哪一邊？沙田和屯門出現包圍水貨客的示威，你站在哪一邊？支聯會與本土右翼的紀念活動，你站在哪一邊？香港是要堅持本土主義，還是都市國際主義的文化格局？你支持還是反對愈來愈多對大學和職員的量化評估？你支持市場化的教育和社會福利撥款制度嗎？這些都是意識形態的體現，意識形態是一種世界觀，需要理論基礎和價值支撐，不是支離破碎地看問題，也不是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的中庸之道。 顯然，港大的自由民主傳統無法幫助港大人尋找答案，而這些問題，對目前的香港是那麼的重要。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沒有大變的情況下，必是這類問題的爭議撕裂社會。民主政制在短期沒有希望，但是群眾的情緒仍然高漲，在以港大為代表的主流社會精英無法清楚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時，社會就成為民粹主義的溫床，任何煽之以情的話語，都能迷惑群眾，引來一陣騷動。這是港大和香港的深刻危機，「退聯」僅僅是表徵。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2000年香港大學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