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摘要：文贯中教授把批的矛头指向城市化，把土地制度作为城市化的基本制度看待，把土地制度和城市化联系起来。他认为城市化存在两条道路，政府导向的城市化和市场导向的城市化。现行的城市化，是政府导向的城市化，是一种脱离农村发展的城市自我现代化。这种城市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Mar/35201506-1b.jpg" width="312" height="360" alt="" /></div><div><p style="padding: 15px 0px; line-height: 30px; font-size: 16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城市化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而土地制度是关系城市化道路的根本制度之一。允许农民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自由选择，是把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转变为市场主导的城市化的关键。这是文贯中教授的新书《吾民无地》的核心思想，紧紧围绕中国城市化的关键问题，并不时触及到这些问题的深层制度原因。</p><p style="padding: 15px 0px; line-height: 30px; font-size: 16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文贯中教授在书中指出，<strong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color: #333333;">近年中国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向土地制度集中，土地制度是社会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strong>现行土地制度只是折中多方利益基础上的权宜之计，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尚未完全展开之前的一项临时性制度安排。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的时候。土地制度的缺失造成要素价格信号的扭曲，使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发生扭曲，从而使城市化偏离正常的轨道。现行的城乡土地制度违反经济规律，剥夺农民进行土地交易的基本权利。在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土地的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垄断，造成空前的最大规模的“国进民退”。我们迟迟没有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其原因恰恰在于现行土地制度下城市化无法得到土地要素市场的引导。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制度具有解决城市化过程问题的综合功能。我们需要一个以保障产权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民意基础的社会秩序。</p><p style="padding: 15px 0px; line-height: 30px; font-size: 16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文贯中教授进而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城市化，把土地制度作为城市化的基本制度看待，把土地制度和城市化联系起来。<strong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color: #333333;">他认为城市化存在两条道路，政府导向的城市化和市场导向的城市化。现行的城市化，是政府导向的城市化，是一种脱离农村发展的城市自我现代化。这种城市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strong>行政城市化的驱动力在于地方政府对卖地收入的追求。由于要素市场特别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缺位，使人对土地价格产生错觉，户籍制度和和土地制度使要素不能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属于不同所有制的不同要素在要素市场上处于不同的地位，享受不同的权利，从而使城市化偏离全球城市化的正常轨道。文贯中认为城市化必须遵守基本的经济规律，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包括：第一，城市化必须以粮食安全为前提;第二，新崛起的城市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功能;第三，城市化必须能消化农村人口、吸纳农民进城;第四，城市化必须是内生的、由市场主导的穷尽集聚效应的过程。</p><p style="padding: 15px 0px; line-height: 30px; font-size: 16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文贯中从小生长在上海，对上海的城市生活有切身的经历。他以浦江两岸的不同实践来说明城市化的两条道路：市场导向的老浦西和政府导向的新浦东。老浦西走的是人口密集、土地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而新浦东尽管投入大量资金和土地，人口集聚效应却弱化了。浦东吸收的主要是高端服务业所需要的白领和科研人员，与以低端服务业吸收外来人口的老浦西区别明显。文贯中支持老浦西的发展模式。他认为，老浦西模式的宝贵之处在于以市场导向为主，政府规划为辅，走出一条符合国情，适合我国人多地少、收入不高情况下的城市化道路。文贯中认为小产权房在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政府没有提供相应的低成本住房的情况下，解决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小产权房的历史功绩不能被抹杀。</p><p style="padding: 15px 0px; line-height: 30px; font-size: 16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如何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他提出<strong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color: #333333;">实行多元土地所有制并存加退出机制的政策建议。</strong>这种政策允许农民自由选择，实现土地产权的多元化，从而使退出的土地在市场上流动，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流动，允许农民带着所分集体土地退出，并保证对土地的拥有、出租、转让、抵押、收益和买卖的权利，同时在自愿基础上允许其他农民继续保留现行的集体所有制。文贯中认为这种退出机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的所有权问题。这种方法不同于强制性的私有化，土地所有制的形式由农民自己选择，就像35年前农民对是否加入承包制的自由选择一样。</p><p style="padding: 15px 0px; line-height: 30px; font-size: 16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如何实现城市化?文贯中认为，需要提升法治精神，法治不仅是一种制度化模式，而且也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包含对人的尊重和对公民财产的真心保护。城市化过程中涉及大量利益分配问题，必须以尊重法律的精神来解决，并建立税收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需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去除将国民分为受到歧视的农村身份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身份的规定，只保留人口流动的登记功能。允许农村土地自由流动上市，结束政府对土地交易的垄断。</p><p style="padding: 15px 0px; line-height: 30px; font-size: 16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文教授之前发表了《用途管制要过滤的是市场失灵还是非国有土地的入市权》一文，认为现行规划和管制违背市场的平等原则，是随意决定土地分类比例和使用方式的行政配置，既损害效率，又违反正义，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严重扭曲、贫富和城乡差别居高不下的主要制度原因。除非改革现行规划和管制，并对所有市场失灵一视同仁，土地市场无以发育, 结构性失衡也无以纠正。</p><p style="padding: 15px 0px; line-height: 30px; font-size: 16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笔者认为，文贯中教授的书的精彩之处主要不在材料，而在观点。他所使用的材料对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司空见惯，但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组织，讲出了精彩的故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据说文教授曾经和人辩论通宵达旦。文如其人，批评精神、辩论精神贯穿于全书。文贯中的基本思想是回归社会经济制度的源头，追寻制度的自然状态，追根寻源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书中所讲的经济学理论简单明了，包含的是一些基本道理或常识。土地制度和产权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往往陷于中国情况的复杂，忽视了这些基本的道理或常识。中国需要的是回归基本的经济制度和对这些制度的理解和宣传。在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的是对制度的朴素的认识，需要的是人类的基本常识。</p><p style="padding: 15px 0px; line-height: 30px; font-size: 16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文贯中教授对土地制度改革的设想，即允许农民自由选择土地所有制的设想，类似70年代末包产到户的设计，看起来简单易行，只需要政府给出一个政策，贴出一张告示，由农民自由选择即可实现。但是，现行制度是历史变化的结果，是人们无数次选择的结果，任何改革都必须基于现有的制度。但文教授在书中对这一土地制度改革建议的描述似乎过于简单，对该政策的可行性、不同当事人的动机和可能的反应很少论及。对采取这种政策地方政府有什么激励措施，农民可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否可以把所有权、使用权和流转权分开处理，这些有关政策的基本逻辑和实施策略的问题都可以结合今年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再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p><p style="padding: 15px 0px; line-height: 30px; font-size: 16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发展和城市化的一个简单、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农村的长期社会稳定和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在解决土地制度的同时，需要注意尽可能保护和维持农村现有的政府、社会组织的正常运作。笔者对土地私有化和土地自由流转实施后是否可能出现土地兼并和失地农民的问题有一定的不确定感。在中国历史上，正是大量的失地流民造成社会的动荡。当然，现在的不同之处是城市化可以并且正在吸收大量的农民。在这个意义上，城市能否吸收农民关系社会的稳定，意义重大。此外，农村的土地产权还关系城市居民的对等权利问题，如果农民兼得土地和城市居民权，城市居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相应的权利，也需要通盘考虑。</p><p style="padding: 15px 0px; line-height: 30px; font-size: 16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土地用途管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难以回避。但与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流转相比，从长期看，土地用途管制是第二位的问题。土地不一定要由政府管制(在发达国家也不都是由政府管制，而且政府管制的目的也不同)。在保持现行政府土地用途管制的现实情况下，必须对政府土地用途管制进行改革和监督。首先，土地用途管制必须适应而不是阻碍城市化对土地需求不断增加的现实。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土地用途管制的动机(例如控制外部性)和背景(城市化基本完成)与我国很不相同。在城市化迅速发展、土地用途大量变更的情况下，基于政府部门受社会监督薄弱的现实，必须加强对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遗憾的是，在目前的中国，这种监督主要只能来自上级政府。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掌握较多信息，应该考虑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土地用途的管制权限。中央政府制定总的土地使用总体方针和检验标准以约束地方政府，同时可以把土地用途管制权更多地下放给地方政府。</p> </div><div> </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