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p> <p><br /></p> <p style="text-indent:22.5pt"><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大公報》以頭版全版加一篇社評，抨擊香港康文署轄下的公共圖書館藏有《香港城邦論》及其續集多達</span><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181本，至二零一五年三月已合共借出逾5500次。社論引用叶劉淑儀的話說，此種鼓吹“分裂國家”和“種族仇恨”的書籍，應當像涉及淫穢和暴力內容的書籍一樣，被撤出公立圖書館。</span></p> <p style="text-indent:22.5pt"><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習近平的著作在香港的公立圖書館也有收藏，大概不會像《城邦論》那麽受歡迎，大部分港人自己知道什麽是好書，什麽是壞書。</span></p> <p style="text-indent:22.5pt"><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於是，北京當局惱羞成怒，通過《大公報》發表扼殺言論自由的言論，顯示其內心對香港本土思潮的恐懼和仇恨。</span></p> <p style="text-indent:22.5pt"><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中共最喜歡逆來順受的草民，最害怕人民自由精神的覺醒，因此對圖書館藏有哪些書籍分外留意。內地民間人士創辦的立人鄉村圖書館，因為收藏并推廣若干啓發公民意識的書籍，在全國範圍內遭到清查和封閉，多名負責人被拘押和逮捕。</span></p> <p style="text-indent:22.5pt"><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德國詩人海涅說過，先焚書，再焚人。納粹德國如此而行，中共亦如此而行。《大公報》企圖“替天行道”，幫助香港市民確定好書和壞書的標凖。可是，它從不會撒泡尿照一照自己是怎樣的一副尊容。</span></p> <p style="text-indent:22.5pt"><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大公報》曾是中國最具公信力的報紙之一。一九四一年，《大公报》獲頒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評選的“最佳報紙”，亞洲僅三家報紙獲此獎。</span><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頒獎詞指出：“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span><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國共內戰期間，《大公報》发表題為《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评，指控中共用無辜百姓作“人体盾牌”。中共理屈詞窮，抨擊《大公報》是“法西斯帮凶”。</span></p> <p style="text-indent:22.5pt"><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一九四九年之後，《大公報》落入中共手中，內地的各版全部被關閉，唯有在香港改頭換面之後粉墨登場、存在至今。《大公報》及《文匯報》、《香港商報》、《香港經濟導報》，被香港市民笑稱為“没人看的「四大左報」”。二零零九年，一份香港市民對傳媒可信度的調查顯示，《文匯报》的可信度分數排行最低。</span><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八日，《大公报》刊登《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被海內外媒体广为转载。幾天之後，北京官方嚴詞否認，《大公报》隨即发布声明称此报道为虚假新闻并向讀者致歉。</span></p> <p style="text-indent:22.5pt"><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大公報》諸君，先把自己的屁股擦乾淨，再去操心公立圖書館該收藏哪些書、香港市民該閱讀哪些書吧。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是英治時代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之一，《大公報》本身亦是其受益者</span><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這麽爛的一份報紙也能生存下來，除了有來自北京的巨額補助之外，能不感謝香港的自由環境嗎？</span></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