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文强与国、共恩怨一世纪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style="margin: 0px auto 20px; padding: 0px;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width: 600px; color: #373434; font-size: 13px; background: #efeded;">文强脱离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党内同志对他安全逃出表示怀疑，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强经过七、八年的实践，对中共“左”的路线失望了，对党内斗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心寒了。</div><div id="contents"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font-size: 14px;"> 　　他是毛泽东的表弟，却对这个“毛大哥”终生抱有戒心;他当过林彪的班长，两人却打了一架;他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的婚礼，后来却不肯响应周恩来的“归队”召唤;他参加列宁主义青年团，随即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同时又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掌权前夕却又退出国民党，留在共产党内;在共产党内出生入死，却不得同志的信任，含冤脱离共产党;受到黄埔军校校长感召，重返国民党;进了军统，又离开军统;他被中共一关二十六年半，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却因祸得福躲过了“文革”惨无人道的劫难;他是中国现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参加者、见证人——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创建苏区，敌后抗日，淮海战役……他在共产党内当到了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在国民党内当到了军统北方区区长、国军中将;他被“特赦”后又被选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见识了“文革”、“四五”运动、改革开放……　　他就是文强。他说：“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他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出生于满清末年，离开人间时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　　二零零四年岁末，记者与文强的第四子、在美国康涅迪克州三一学院担任经济学副教授的文贯中通过电话作长谈，听他讲述父亲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他自己带血带泪的经历，并细读文强在去世之前口述、去世后在大陆出版的自传。<div> </div><div><img src="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Mar/3272015wenqiang.jpg" width="245" height="371" style="color: #373434; font-size: 16px; line-height: 30px; background-color: #efeded;" alt="" /> </div>　　●求索　　一九四六年出生的文贯中告诉记者，他两岁时，在杜聿明手下担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代总参谋长的父亲就在淮海战役(台湾叫“徐蚌会战”)中兵败被俘，失去音讯，一直到他年近“而立”之前，只知道自己父亲是“反共战犯”，至于到底犯下什么罪行，茫然不知。父亲被“特赦”出狱之后，他才慢慢知道父亲的身世。　　文强是中国南宋时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四世同堂、富甲一方的书香官宦之家，他父亲早年到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相熟，后来还担任过蔡锷的秘书长。　　文强与毛泽东家的几个兄弟都认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告诉他说，他们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强的姑母，算下来文强是毛家兄弟的表弟呢。不过，文强虽然改口叫“毛大哥”，却一直跟毛泽东合不来，用他在口述自传里的话说：“跟他抬杠子”，“一直跟他抬到底”，还“看不起他”。　　文贯中多少年都不知道自己家与毛泽东这层亲戚关系，在父亲获释之前没有任何人对他说过。他对记者说，亲戚关系“不像听上去那么近，毛泽东的母亲并不是我父亲的亲姑妈，但同一家族，出嫁前彼此住得不远”。　　文强的青春年月，正是中国各种思潮涌动、民气昂扬、热血贲张的年代。他接触了革命思想，由中共早期领袖夏曦介绍加入了列宁主义青年团，并推荐他去报考黄埔军校。文强带上了本来没在名单上但一再要求跟着去的毛泽覃。一九二五年，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第四期，而毛泽覃没能被录取，留在了他哥哥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开学宣誓的那一天，文强这些团员被集中起来，由周恩来领着宣誓，宣布“从团员升为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十八岁的文强与林彪、周恩寿(周恩来的弟弟)等新生编在一个班，他担任班长。他和林彪都住下铺，有一次练打靶后林彪没按规定将枪上交，也没验枪，文强看见林彪翻来滚去睡不着，又摸枕头底下。半夜听见“啪”地一声枪响，林彪走火了，将上铺的枕头射了一个洞!幸亏睡上铺的士兵当时去喝水去了，没闯大祸。闻讯赶来的执行官气得关林彪禁闭，林彪却怪班长文强在执行官查问时“落井下石”，骂文强是“湖南骡子”。文强也火了，说：“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林彪果然一巴掌打上来，文强“火也出来了”，还手反击……文强后来回忆时说：“那时我们都只有十几岁嘛。”　　不到三个月，新生举行甄别考试，通过的升为军官生，文强和周恩寿分到政治科，林彪分到了步科。两人在国共内战中兵戎相见，而到了文强被“特赦”时，他的这位当年同学已经“折戟沉沙”——这是后话了。　　文强因为原来在湖南艺专学过速记，整理演讲稿又快又好，被周恩来介绍给邵力子，邵写了个条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过，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推动“整理党务案”，不许跨党，文强就退出国民党，亮出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脱党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主旋律是铁血拼杀，各种政治势力合纵连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诗句)。毛头小伙子文强跟着比他大不了几岁的领导人们东攻西讨，南征北伐。他提前从黄埔军校毕业，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随北伐军一路打到汉口，又跟随朱德到四川去打开局面。他亲历了周恩来、贺龙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担任连长，转战到福建汀州，又来到潮汕，人越打越少，走投无路，只好解散，他流落到香港。　　二十岁刚出头的文强不死心，又去四川，通过黄埔同学、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员廖宗泽接上了组织关系，参加领导地下活动和城市暴动。三十年代初，他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十二个县，我负责二十三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他这段时间比“毛大哥”强。　　文强这时认识了第一个妻子周敦婉。她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当时在四川江津中学担任校长，由共产党早期领袖萧楚女和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共，担任了四川第一个女县委书记，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妇女部长。文强与她结婚十年，生了两个儿子。一九四一年她患子宫瘤正开刀，遇到日军空袭，医生慌慌张张把手术刀落在周敦婉肚子里就缝合，她就这样死了。　　中共当时实行“立三路线”，只要党组织还有几个人就得举行暴动。那段时期巴蜀很多暴动便是由文强主持和参与策划的。文贯中说：“在巴山蜀水大小城市和乡镇乃至深山老林，想必到处留下父亲的足迹。”不断暴动的结果，是不断的无谓牺牲，一无成效。　　一九三零年，文强被地方军阀刘湘的军队抓住，关押了一段时间。他软硬不吃，在组织上营救和朋友们帮助下，终于利用机会侥幸逃了出来。没想到，逃回到自己阵营却比落到敌人手里更诡谲凶险。当他回到重庆，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婉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当时有人暗示：为什么别人被抓、被杀，他这个来历不明的外省人倒能逃出虎口安然无恙?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对他拍桌子：“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还说：“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要清洗”!　　这让文强心凉了半截。他早就发现很多党内的同志被自己人活埋或扔到江里活活淹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知道了”。他对妻子说：“再过几天哪，恐怕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夫妻俩赶紧筹谋路费，离开四川，到上海想找周恩来、党中央申诉，但没有找到，便回到老家湖南。从此，文强就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文强的父亲早期十分赞同中国应该实行变革和现代化的理念，但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状渐生失望。满清灭亡后成立的民国很快沦为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北伐后出现的一丝光明迅速为国共分裂、日本入侵满洲的严峻局面所替代。文贯中指出：共产党内在“立三路线”之前已经出现极端思潮，例如，北伐时在湖南省实行“红色恐怖”，斗地主、抄大户、游街等。祖父认为父亲没有找到救国真谛，命令他在家重温四书五经，不要再外出闯荡。　　文强脱离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党内同志对他安全逃出表示怀疑，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强经过七、八年的实践，对中共越来越激进(用中共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左”)的路线失望了，对党内斗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心寒了。　　不过，文强毕竟血气方刚，并不甘心终老于书斋。本来他从四川跑回家乡，要隐姓埋名——他连名字都改了。然而，锥处囊中还是会露锋芒。面对日本侵占东北、觊觎华北，他忧国忧民的情绪又爆发出来，化名在长沙办报写稿，又接手办了一个“少年通讯社”，宣扬抗日。文强抨击政府抗日不力的文章笔锋犀利，与官府的麻烦不断，如此“自我暴露”，也引起低两期的黄埔军校同学、蒋介石心腹戴笠的注意。戴笠约见文强，听他讲了在共产党内的斗争经历，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现在我们的校长(蒋介石)要复兴民族。”他以黄埔同学的名义要文强恢复对校长蒋介石的信仰，以国难当前，唯有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才能避免亡国的的理由说服了文强前去杭州警官学校，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担任中校政训员，后担任参谋本部上校参谋。文强重新加入国民党，后来也加入了军统，负责对日情报。　　●转战　　文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历十分复杂、曲折，这篇文章是难以容纳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文强口述自传》(不过，照记者看来，该书尽管有二十多万字，但与他的漫长岁月的丰富阅历相比，也仍然只算粗线条)。记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文强转而为国民党军统效力，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关头，他是怎么想的?　　文贯中回答，“当时民族危亡是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军统这种机构，不能否认它后来有对付共产党和对付老百姓的功能，但是建立之初，军统是出于抗战需要，它的主要使命是对付日本人和汉奸。”从文强当时承担的任务看，除了培训，主要就是在上海搜集各种情报，上海那时战火正急，他“每天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回来整理，送到南京”;他还受命花大工夫调查上海沿海地形，以作防卫参考。上海沦陷之后，他也一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搜集到的情报包括珍珠港事件。　　文强这段时间不是没有接触过中共的人。在上海马路上，他邂逅了黄埔四期同学、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袁问他：“你怎么还不归队呀?”告诉他周恩来在找他，“在延安给你平反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文强头脑中要多绕一下弯了。他问：现在延安是谁主事?袁国平回答：“是毛泽东负责。”文强说：“他是多变的人，恐怕三个月以后他又会变的。”袁国平说：“你好象对毛泽东没有信任呀?”文强直言不讳：“向来没有信任。”　　文贯中对记者说：“我觉得父亲当时脑子比较清楚，知道在国共合作期间能见到这些中共党员老朋友，没什么问题，但是今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我父亲知道毛泽东一直有过激思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就是毛亲手写的?毛在湖南、在广州、在井冈山所做的那些事，他也知道一些，他那时还在共产党里面嘛。比如毛一手策划的“反AB团”，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冤案，不知道杀了多少自己的同志!”　　文贯中进一步说，那时文强也通过比较看明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国民党。国民党戴笠找他，听他一讲情况，很容易就相信他、委任他了，他在国民党中上升得很快，他在共产党任职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被当成一个问题，从来没有被国民党“隔离审查”，要他交代干了哪些“反国民党罪行”，他后来与共产党中很多人继续交往，也用不着去向国民党的上司作什么“汇报”。在共产党内做得到这些吗?“父亲在共产党的几年经历足以使他明白，他若再回去，又遇上很激进的毛泽东在延安在主事，说变就变，很可能就有杀身之祸。他没有回去是明智的。”　　文强虽然不愿回共产党，但他给自己订了一个原则：与共产党为友，不与共产党为敌，大家一起抗日。　　话虽这么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文强在军统，开始确实是针对日本开展工作，抗战进入胶着状态后，他被调到河南、山西去监视孙殿英的部队。孙后来当了汉奸，当时名义上还是忠于民国政府，戴笠不放心，派文强去监视。不过，抗日战争后期他驻西安，文贯中推测说，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涉及对付共产党?“毕竟他了解共产党的内幕”。但文贯中强调说：“这只是我的猜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参与了对共产党的策反或围剿。只是蒋介石一直觉得延安是他今后的主要对手，西安是当时蒋对付共产党的重镇，父亲驻西安，是否会卷入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里面去?”　　●战犯　　抗战胜利，文强奉调去沈阳担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与当时在东北的杜聿明打交道越来越多。杜很欣赏他，认为文强冷静，有能力。不久后，军统头子戴笠飞机失事去世，军统内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几名大将火拼起来，都要抢这个位置，夹在当中的文强左右为难。文贯中说，我父亲是不主动要官、也不贪财、将钱财看作过眼烟云的人，看到争权夺利便觉得没意思。而且原来参加军统毕竟是为抗战，现在军统内部内斗不已，与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于是文强就找了托词脱离军统，南下投奔湖南老前辈程潜，在他的绥靖公署当办公厅主任。但很快，杜聿明写信来邀他，又给蒋介石写报告，一定要调他去当徐州前线总指挥部副总参谋长。　　文强重新成为一个纯粹的军人的时机却是最不凑巧的——国民党政治上、军事上连连失利，直至不可收拾。文强在抗战胜利前续弦，遵从亡妻之嘱娶了一位有传奇色彩的宁波姑娘葛世明，又生了三个儿子，都还年幼，他就上了淮海战役前线。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尸横盈野，国民党一败涂地，主要指挥官阵亡的阵亡、被俘的被俘。文强和几个手下人被几十个十五六岁的年轻战士(他称之为“解放军小孩”)包围缴了械。文强身上还有一支三号左轮手枪，他想“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却被卫士抢了过去。　　在俘虏营，文强自称“上尉书记官李明”，却因为一个同样被俘的炮兵少将摘下呢子绑腿给他缠上，又有一个被俘的团长给他递筷子，被解放军看出了破绽，很快查清了他是个中将。　　文强先是在山东关了几个地方，后来被周恩来派人押到北京，关在德胜门功德林模范监狱，编号七十二号。很长时间他想不通：他的上司杜聿明被定成“乙级战犯”，他反被定成“甲级战犯”!想不通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关了十多年，一九五八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　　关于“战犯”被改造的生涯，包括文强在内很多人写过很多大同小异的文字。文强在其口述自传中却一掠而过：上一章末尾写进功德林监狱的情况，下一章开头就是“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我被特赦了”。近二十七年春秋成了空白。　　在这段岁月，文贯中对父亲的印象也近乎空白。他对记者说，我父亲被俘之后，偶尔通信，我们家属从来没有到北京去看过他。中共对执掌政权有了点信心之后，从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起每年都“特赦”一批战犯，使他们燃起了一星希望。一九六五年，他在父子离别十七年之后，与父亲有了唯一一次见面。　　●父子　　文贯中回忆说：那是秋天，我念高中，正在上海郊区一个很偏僻的村里参加秋收。校长派了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找我，星夜把我叫到公社总部去见他，说你父亲一行由公安部副部长带队，到各地参观祖国建设成就，已经到了上海，要你去见他，现在就放你的假。他还给了我几十块钱——当时人民币还很值钱。他叮嘱我说不能乱花，要我跟我弟弟和照顾我们的阿婆各做一身新衣服。我赶回上海，阿婆马上去找裁缝，各人剪裁了一件上装，第三天，阿婆便带了我们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去华山饭店。很多战犯的亲属都来了。上午是父亲他们一个个自我介绍在秦城、抚顺改造的情况，无非是党的政策如何好、毛泽东思想如何伟大、监狱里待遇如何之好等等。接下来是家属代表发言。我被选为家属代表之一，对政府表示感谢，并希望父亲早日成为新人。中午在大餐厅里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记忆中，所有家属另开几桌，并未与战犯合坐。下午是单独会见，让我、弟弟和阿婆三个人去我父亲住的房间。　　记者问：与你心目中的父亲有什么不同吗?　　文贯中说：父亲离家时我很小，对他没有记忆，“父亲”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共产党年年搞运动，我母亲在我们懂事之前已经将我父亲的照片全都剪了——他与我母亲合影的照片中恐怕永远都是穿的军服，母亲害怕若不小心被我们拿出去或者讲出去，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母亲自己的留影，一个人或是和我们孩子们的合影，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形象。我们目睹当时充斥报刊的有关蒋军官兵的种种漫画，心里始终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父亲也会这样不堪入目吗?　　母亲自杀之后，我们常常问阿婆，父亲到底长得怎么样?阿婆是有心人，虽然口里说我可变不出你们父亲的照片来呀，但是她暗暗想办法，在我们住的那一带物色，竟然找到一个牙科医生，年龄、外貌和父亲十分相仿。一天，华灯初上时分，阿婆挺神秘地带着我和弟弟去他的诊所，要我们悄悄从窗外向里张望，我们在暗处，诊所内已开灯，从窗户外望进去，可以清楚看到在柔和的灯光下这个牙科医生的容貌和举动，他正微笑着和病人说话。阿婆悄悄说，你们好好记住这个人的相貌，他很象你们的父亲。我当时感到觉那是一个五官端正、双目有神、身材高大的人，心想，啊，父亲就是这样子的，感到一丝宽慰……　　见到真正的父亲时，文贯中既觉得陌生，又似曾相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谈话完全是公式化的，他问儿子的学习，问阿婆的身体。文贯中记不太清会面是在怎样一个环境中进行的，但感觉旁边好象有人。大家都知道那不是一个自由的环境。　　——他问到你母亲怎么去世吗?　　——没有。他知道，一旦要问，阿婆一定会放声痛哭，就会收不了场。我们不会问让他为难的问题，他也不会问一些明知没有结果的问题。　　让文贯中定下心来的是，在与父亲会见之后，公安部的副部长把他叫到自己的套间谈话，对他说，估计你父亲很快会获得自由。　　文贯中没想到：过了一年“文革”就开始了，副部长说的“很快”，竟是十年!　　●洗脑　　记者问：为什么文强会被最后一批“特赦”呢?　　文贯中说：“实际上，六二年、六三年，像杜聿明这样已被特赦的父亲朋友们来上海参观，会通知我和弟弟去他们的饭店和他们见面。会面时，他们总说，你们父亲下一批就会出来了。我们盼了一年又一年。六五年见到父亲时，公安部副部长也亲口告诉我：‘每次报上去的特赦名单上有你父亲的名字，但是最后的名单要由最高层决定，前几次没能通过最后一关。’那么，是不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将我父亲卡住了?会不会他们感到将父亲放出来对他们有所不便?他知道的事毕竟太多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据说周恩来自知得了不治之症之后，写报告给毛泽东，说这些人都要关得老死了，都释放了吧，毛表示同意。”　　一九七五年三月的一天，邻居来告诉整天忙于照顾瘫痪了三年多的阿婆的文贯中，说电台里有重要新闻。他家当时已经穷得连收音机都没有了，他便跑到邻居家去听，果然在报“特赦战犯”名单。当他听到父亲的名字时，兴奋极了，马上给父亲去信，文强也马上回了信。不过，中共释放战犯后得好好宣传一番，以利对台湾、对国内外的统战，文强有一个月忙得不可开交，五月份他才来到上海，见到了阿婆和儿子们。文强被分配到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月薪二百元——在那个年代算不错了。后来又当上了政协委员。　　在监狱里，文强接触到的都是中共的正面宣传，让他们参观的都是诸如南京长江大桥、上海万吨水压机之类的建设成就，以证明“国民党做不到的，共产党做到了”。就是“文革”年月，中共对战犯灌输的仍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不过，他们这些战犯被集中到大房间，腾出原来的单间来关押新揪出来的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文强后来对儿子们讲述说：因为仅仅一墙之隔，晚上传来的拷打声、喝斥声、受审者的嚎叫声，以及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和“我是革命的”这样的表白声，不绝于耳，非常恐怖。其他战犯诧异共产党怎么打自己的人这么狠!——文强却不惊讶，他跟他们不一样，他在几十年前当中共党员时就经历过类似的残酷内斗。　　尽管如此，被洗脑二十七年的文强释放之初，与受尽千辛万苦的儿子常常谈不到一起去。他目睹毛再次批邓、周恩来去世、天安门悼念，简直摸不着头脑。文贯中对他讲农村的现状、自己的经历，他往往要阻止，“他不相信我说的，认为我过激”。但他与过去同袍杜聿明、宋希濂等相聚，渐渐了解到，他们虽比他早十多年获释，却比他惨得多，“文革”中多被整得家破人亡，幸存者也有一箩筐血泪故事。文强对自己最后一批被“特赦”本来十分不满呢，没有想到，监狱竟相当于“世外桃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文强在被释初期，猛一下接触到真实的现实，困惑万分，但他毕竟是聪明人，对毛也是有戒心的，不难意识到“毛大哥”又对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浩劫。渐渐地，他在谈话时越来越少阻止文贯中对社会现状的议论了，虽然也不表态支持儿子一些比较激烈的看法。　　上天赐予文强长寿，使他在出狱之后还享有了二十六年时光，赶上改革开放。一九八五年，文贯中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文强到美国参观、访问，印象特别好，回去之后到处做报告，大讲什么是现代化国家，中国以后应该以谁为榜样——就应该是美国!他越来越认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认为虽然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但邓小平总算为中国找到了一条自强的道路，循序渐进，坚持政治和经济的各项改革，迟早会像美国那样富强。文强对邓小平非常景仰，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大讲特讲自己有生之年能写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文强的《邓小平主义》没有写出来。或许，以他这么丰富的阅历，此时也看不懂究竟何为“邓小平主义”了吧?或者对“邓小平主义”究竟能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也发生疑问了吧?　　●故人　　记者问：你父亲跟你谈起过对毛、周的印象吗?　　文贯中回忆说，父子谈起一九四九年之后毛泽东对国家、对他的党、对自己战友所做的事时，他亲耳听晚年的父亲说过：“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一个流氓。”文贯中解释：“他下这个结论，意思是说，毛泽东宁使天下人负他，不愿他负天下人。只要对自己的专权有利，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对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也可以翻脸不认人，而且可以编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天下。”　　文贯中还说：“我父亲不是耿耿于怀的人，平时讲话比较平和。就是讲毛泽东的为人，也是很客观地说，并不满怀仇恨。毛泽东的后人愿与我父亲交往，我父亲对他们也非常友好，比如，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好几次与我父亲一起吃饭，我在国内时也参加过一两次。”　　关于文强与周恩来的交往，文贯中说：“父亲告诉我，在周恩来去世前派人派车以神秘的方式接父亲到医院去看他。据父亲事后讲，周恩来特别对他说：‘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周恩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文贯中说：“我觉得这是对我父亲的规劝，当然也反映周自己的心态。父亲与周恩来的交往主要是黄埔军校期间，再就是南昌起义及其后一段时期。李立三、王明路线时，我父亲从四川逃到上海去，想找周恩来证明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后来国共合作时，共产党人袁国平等都说周恩来在延安说给你平反了。在文革这样异常诡谲的政治气候下，当年亲手帮助平反的这位国民党军统高层军官，后来又是‘甲级战犯’，这件事会不会成了周恩来的一个心病?”　　虽然文强亲口对文贯中提过此事，但文强去世后，文贯中翻阅父亲日记，却找不到任何记载。当然，周有可能要文强对会面一事保密。文贯中跟高文谦谈起此事，根据高的分析，周专门接见文强的可能性是有的。周为人处世，思虑极为周密。当时“四人帮”已经对他发动新一轮攻击，罪名无非就是“自首”、“叛徒”、“跟国民党勾结”。现在，文强获得特赦，弄不好本身就可能成为“四人帮”的活靶子，并成为“四人帮”攻击周的活材料，周极有可能先作文强的工作。文贯中说：粉碎“四人帮”后，大约八十年代初，邓颖超跟父亲有一次单独会面，这是许多人知道的。可是他们谈了些什么却不得而知，父亲的日记里也找不到记载。“非常有可能，我父亲将一些事情永远带走了。”　　关于文强与周恩来，还有这么一段公案。赵浩生在其回忆录里说周恩来去世后他去北京，采访到杜聿明和文强，他问文强“双十协定”签订后是否参与“密谋刺杀周恩来”，文强立即放声痛哭，承认有这回事，结果误杀了李少石云云。文贯中对此给予强烈否定说：“我大哥还保留我父亲的日记，日记中提到那天会见了赵，但根本没有提到谋害周恩来。我又去问一九七九年后与我父亲一起生活的弟弟，他说，日常谈话中提到过类似话题，但父亲坚决否认，也从来没有见到其他材料。大陆著名党史专家何蜀曾写专文考证，对赵浩生的说法斥为‘无稽之谈’。何蜀提出几点理由：周恩来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先在南京，后驻重庆，整天生活与国民党军政人员之中，真要谋害他不是很容易吗?还要等到‘双十协定’之后?文强在军统内分工一直搞情报和策反，与行动无关，不可能参与谋害周的策划和行动。文强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按其性格，就是有人提出要他参与他也会拒绝，何况当时他根本不在重庆。李少石事件后来公认的说法是，司机驾车不慎，发生车祸后引起误杀，并非阴谋，与谋害周完全扯不上关系。我不懂赵浩生为什么要这样写?”　　●汗青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文强以九十四岁高龄去世。文贯中说：“近四百人出于对他高尚人格的爱戴，或为他传奇而跌宕的一生所吸引，或对他生命力和才华的仰慕，或为他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操所感动，前往八宝山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我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和全国政协的协助下，也匆匆从美国赶回与父亲作最后的告别。”　　记者问：你对你父亲的一生有何评价?　　文贯中沉吟一下说：“他是个血气方刚、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对社会、对人民十分真诚的人。这样的人，年轻时很容易成为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记得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一个人如果三十岁之前不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一定是个冷血动物;但是，如果三十岁之后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就是个白痴了。这话用在我父亲头上也是比较贴切的。”　　文贯中接着说：“象当年许多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青年那样，他最初的立场必定基于民族主义。他成长的年代，中国面对列强种种欺负，无力应对。辛亥革命推翻了满请皇朝，迎来的却是腐败不堪的北洋政府。一代精英考虑的，就是如何找出一条新路，使中国尽快摆脱百年积弱，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父亲那代人为了拯救中国，当时愿意实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道路，因为苏联体制种种恶弊尚未公之于世，人们只看到它表面上的蒸蒸日上。我父亲其实三十岁之前已经成熟起来，体会到消灭一切私有财产、提倡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这种极端主张的危害和虚无缥缈，回到执行中庸之道的国民党一边。目前中国所走的路线，不也是放弃阶级斗争、提倡社会各阶层和衷共济、与各国友好相处、同意保护私有财产、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路线么?这其实和国民党当年路线分别不大了。可是，这套做法还是有严重局限。我到美国来后，十分关心美国的治国之道，发现当年国共两党‘共产主义救中国’还是‘三民主义救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今天来看实际上已完全落伍。中国还是应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在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行宪政，中国才能真正获得长治久安，在世界上获得普遍尊重和爱戴，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我的看法跟晚年的父亲谈过好几次，他表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要我好好研究美国治国方略，真正弄懂。不管怎样，父亲一生不惜抛弃舒适生活，出生入死，上下求索，历经种种曲折和苦难。他走的弯路，很多时候也是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所走的弯路。他漫长而曲折的一生，其实反映了中国在刚过去的整个世纪中寻找对付内忧外患、自强自立的艰难求索的过程。”　　文强很以自己是文天祥的后代而自豪，他说：“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一道传统家风。”文贯中告诉记者：父亲获释前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先祖是文天祥，文天祥那首《正气歌》却很小就会读会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不过，记者回想文强的经历与中国的变迁，涌上心头的却是文天祥另一首同样脍炙人口的诗《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将文强与文贯中抵达“而立”之年前的经历做一比较，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　　文强十八岁：考入黄埔四期，入团，转成中共党员，入国民党;文贯中十五至十八岁：苦苦争取入团不可得，一气之下宣布放弃。　　文强二十岁：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军三师党委成员;文贯中二十至二十一岁：先为黑五类子弟，后被打成“反动学生”，关进“牛棚”。　　文强二十九岁：当报纸总编、办通讯社，被聘为中校教官、上校参谋;文贯中二十九岁：以东北知青身份调回北京待业。　　当然可以说，时代风云有起有伏，看各人赶上了哪一段，也可以说，头衔、地位并不能完全体现生存质量和人生价值，但是有一点毋庸质疑：文强成长的年代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人们能够自主寻求真理之路，可以今天入这个党，明天退那个党，而到了文贯中成长的年代，真理之路已经被官方垄断，个人只能亦步亦趋。　　●母亲　　文贯中说：“父亲第一个夫人周敦婉死得很早，留下遗嘱要他娶第二个夫人葛世明——就是我的亲生母亲。父亲命中无女，五个孩子都是儿子，我是老四，现在只有我在美国，其他兄弟都在国内。大哥二哥一直在湖南农村，大哥致中比我大十几岁，现在洞庭湖旁的南县，二哥四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三哥一中，长期在安徽农村;弟弟定中在新疆十几年，现在北京经营餐饮业和搞古董收藏。”　　文贯中的外公家是宁波鄞县的大户。他母亲出生时，外婆因双胞胎难产而去世，两个孩子倒顺利产出。外公为双胞胎妹妹各找了个奶妈，母亲的奶妈就是后来把文贯中兄弟抚养大的阿婆。　　文贯中说，母亲小时由外公包办订亲。她上过宁波的私立女子中学，追求自由，观念上就和外公有了冲突。母亲在同学(我叫她陈妈妈)帮助下假装投甬江自杀，逃婚到了上海，完成高等教育，为此也一直没有与家人联系。　　文强与葛世明在一九四零年代初结婚，一九四八年文强去徐州打仗，家眷到了台湾。文强被俘后，一心以为根据日内瓦公约，停战六个月内双方会交换战俘，托人捎出一封信来，要妻子快来营救他。葛世明从台湾赶去淮北、鲁南和苏北，颇有孟姜女寻夫的意味。到后来只能变卖首饰和衣服，有时甚至跟乞丐抢吃食。　　陈妈妈后来写信告诉葛世明，上海马上要封港，提醒她不要让丈夫、本人、老人孩子分在三处——至少应该让两方团聚，然后等待与第三方团聚。她的本意大概是劝葛世明回台湾，但是葛世明的决定正相反：发了一份电报到台湾，要阿婆带孩子立即来上海。　　不到三岁的文贯中回来正是上海易手前夕。葛世明在苏北苦寻丈夫不得，蓬头垢面、满脸憔悴地回到孩子身边。第一件事是要谋生，她便去上海很有名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补习，很快将十多年以前学的东西重新拣起来，被该校聘为老师。　　“父亲在监狱里交待家里有二十多条枪，他并不知道搬到台湾又从台湾匆匆赶回，枪枝早已散失。当局就来人要母亲如数交出。当时剩一支镶了宝石的勃郎宁小手枪，是国共谈判时父亲陪同的一位美国将军作为纪念品送他的，稍远一些便没有什么杀伤力。母亲觉得这是父亲的纪念品，保留应该没问题。一九五三年风声一紧，母亲把手枪丢到壁炉里。当局一再追问，母亲承认了。公安局把我们家壁炉敲开找到了这把枪，又把地板掀起，里里外外查了一遍。”　　葛世明为此判管制三年，失去教学权利，去清理厕所，工资减了三分之二。学校里的师生对她呼来喝去，她的心理无法承受这样的羞辱，回家后常常泪流满面。街道里也开了斗争会，将“罪状”一一公布，邻居不敢再与她有来往。“像她这样一个美貌、聪慧、性格刚强而又喜欢无拘无束与人往来的女子，世态炎凉使她痛苦万分而又无处倾诉。她意识到管制结束后日子也许更难熬，一天天趋于消沉、绝望。”　　一九五五年春天，一天晚饭之后，葛世明把孩子都召集在身边，要阿婆也坐下。“她说要给我们讲几个小故事。一个故事讲一个老人临终拿了一把筷子扎成一捆给孩子们，谁也折不断;一根一根折呢，就容易折断。还有一个故事是讲如何孝顺老人。她说：阿婆是我们家的恩人，我是她带大的，你们也是她带大的，你们应该永远对她好。最后一个故事是讲一个父亲临死前对孩子说，我在后院葡萄园埋了很多金银财宝，忘了在哪儿，我死后你们去挖。孩子们将葡萄园挖了一遍又一遍，什么也没发现。到秋天葡萄结得特别大，孩子悟出来了：金银财宝就是勤劳。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觉得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但并未意识到母亲是在留临终遗言。”　　就在这天半夜，葛世明在厨房打开煤气自杀。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将厨房里所有门窗缝都用布条堵上，厨房到厕所的排气管也被碎布严严实实地堵死。　　●求学　　阿婆看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太可怜，毅然挑起了全家重负。文贯中小小年纪，已经知道发愤读书，因为成绩较好还能领到一些奖学金，寒暑假也到工厂打工，减轻家里的负担。　　小学毕业，他的梦想是考进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五十一中。从成绩看他很有希望，是学校里唯一能考这所全市重点中学的人。但是小学穆校长打开他的档案袋，才发现几乎是空白。穆校长把他叫去，想帮他补上，问他父亲职业?“不知道”;家庭出身?“不知道”;母亲为何死亡?“不知道”……五十一中学当然不会收一个家庭情况模糊不清的考生，文贯中掉进一个无论设备还是声誉都极差的中学。一位同学说，如此家庭出身还想考五十一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文贯中心似乎被锋利的匕首狠狠扎了一下。“阶级路线”这几个血红的字从此永远烙在他心深处。　　重点学校上不了，入共青团更不要想。升初三时，他和校团委书记大吵一场。“因为勤工俭学，我已经很忙，他还让我‘学雷锋’做许多社会工作。例如，要我在寒暑假帮同学补课，要我组织数学小组、物理小组，要我当各种带头人……整天疲惫不堪。只要我有些犹豫，团委书记就会说，要入团就要做这些事情。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他说，既然我离入团那么远，那我就做个团外人士吧!我不想入团了。他听后大怒，从此将我列入另册。”　　文贯中是五个兄弟中唯一上了高中的人。邻居认为以他的出身，实在是非常幸运了，他的三个哥哥连初中也没上完，弟弟呢，“聪明、漂亮又健壮，成绩也非常好，但就是不让他考高中，一去新疆十几年。他唱歌、演戏的天赋十分突出，很多部队文工团想招他。但政审时，总会有人说，怎么能让一个战犯的儿子上我们的舞台呢?”　　●浩劫　　中学“文革”，便是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名义，挑动黑五类子弟、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这三类学生之间的斗争，有时极为残酷。　　“文革”前文贯中和这三类同学关系都较好，“文革”初期他没受什么冲击。一九六七年初，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要批判“血统论”，来动员他，说：难道你不关心“文化大革命”?这可是顶很大的帽子，他只好加入。当时徐汇区中学两派学生决定在他们中学操场上开辩论会，他被推作主要辩论人，上千人的辩论会结果以他这派占上风而告终。渐渐地这一派的文章、大字报的执笔都落到他头上。　　文贯中没有想到厄运正在降临。“我没有高人指点和提醒。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家长大多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对政治运动的经验十分丰富，知道利害关系，他们管教孩子尽量不多说多写，要随大流。但我的阿婆目不识丁，太相信我不会出岔子了。”　　文贯中成了对立派别恨之入骨的对象。光天化日之下，抢他的书包，用自行车冲撞他，派流氓打得他鼻青眼肿，甚至派人来他家砸暖壶，剪棕棚床，浇湿所有床被……还绑架他关在学校的黑屋里折磨。　　对“血统论”的剖析不可避免地延伸到“文革”之前。他们认为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委会没有采取行动去清算——“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十分幼稚!”　　一九六八年，文贯中被市革委会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以莫须有罪名宣布为“反动学生”。他先被军宣队关在市里一个学习班，军宣队说他出身反动，“文革”中反毛泽东、反市革委会。三个月查不出什么证据，又把他在徐汇中学“牛棚”里关了近一年，每天打扫厕所，清理教室。他经常挨红卫兵打骂，几次差点被整死。一九六八年夏天一个下午，一群红卫兵围住他，要他长时间弯腰、鞠躬、“认罪”。晚上他们将他押到一间黑屋，将他眼睛用黑布蒙上，死命打他，椅子腿都打断几根。“他们离去时，我遍体鳞伤，只能在夜幕掩盖下慢慢爬回家中。身上没有一块好肉，连衣服都变成碎片，浸透了血，牢牢黏在身上。阿婆帮我脱衣，一脱便连皮带肉撕下来……那几天我彻夜无法入睡，白天咬着牙照样要去学校劳动。”令人发指的是，红卫兵见他身上贴了膏药、纱布，又逼他交待是谁治疗他，竟然气势汹汹去那人家兴师问罪。　　又一次，他打扫操场，一帮学生逼他紧靠墙根，低头向毛泽东请罪，他们竟从楼上将一把铁脚椅子狠狠摔到他的头上，砸得他昏死过去。这样下去，他很有可能要给活活整死的。工宣队也害怕了，把他转移到一个工厂的牛棚里去。虽然体力上累一些，虐待和生命危险总算躲过去了。　　●插队　　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贯中几乎是被从“牛棚”直接送到吉林省梨树县刘馆公社。领队要公社干部警惕这个“反动学生”，传达下去，农民跟他说话时眼光都怪怪的，似乎在琢磨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坏人。不过，第二年以后农民就不理这个茬了。　　下乡使他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说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文贯中第一次看到了赤裸裸的贫穷——房子全是用土坯和泥建成，知青和农民一样整年吃窝窝头和高粱米，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两斤白面;菜呢，大半年只靠臭大酱、腌酸菜;农民一年只吃两次肉：一次是上冻前后，除了老母猪外农民将所有的猪都杀掉，因为没有粮食喂养它们过冬;农民留着最好的肉，挂在户外梁上冻上，到春节才化开大吃一顿;有些农民的孩子十几岁了还没一件遮体衣服。　　农村生活也使文贯中第一次了解到毛泽东极左路线、政策造成的灾难。有一次田间休息，他和一位出身为下中农的老大爷聊天，要他讲讲一生中最悲惨的经历。老农见其他人都在地头另一边抽烟说笑，无人注意，便悄悄说起有一年村里饿死许多人，活着的也人人皮包骨，气息奄奄。充饥的只有野菜，大家整天肚子淌清水。他的老娘饿死了，他自己饿得两眼发黑。不过他的命还算好，活下来了，他的老弟饿病在炕上，支部书记说他“装病”，一定要他下地干活。老弟挣扎不起来，书记命令人将他押到地里，他老弟东倒西歪干了没多久，便倒在地上再没起来……最后他吞吞吐吐地说，这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我听了他的回答，一时目瞪口呆。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提起大跃进时因严重饥荒而造成死亡，不啻是一场心理地震。”　　第三年后，男知青中仅剩了文贯中一人没有任何招人单位要，其他知青有的上调省城，有的到了县里。东北的冬天几乎长达半年，冬天夜幕降临特别早，农民无事可干，早早上炕，他就利用漫漫长夜博览群书，其中很多都是英语、日语和法语书。“当时很多中文书被禁掉了，即使弄到了手，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看。但在乡下看外文书，别人就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内容。外文书不但满足我对知识和文化的饥渴，而且提供一种保护。”　　文贯中记得，大队党支部书记听说他“看洋书”，打算来突然袭击。多亏一位上海知青连夜跑来向他透露风声。文贯中心生一计，要她回去暗示书记，如果来抄书就要犯“严重政治错误”，因为他看的是马列著作——马克思、列宁等都是外国人，当然用外文写书!　　他的外文书中确实有些马恩列斯著作，但更多的是文艺、历史和政治著作：从上海带去的，朋友寄去的……英文版《双城记》和《悲惨世界》，他都是在下乡期间读完的，书中悲剧性英雄成了支撑他坚强地生活下去的精神榜样，也使他更加爱憎分明，更同情农民和世间一切受歧视受迫害的人群。　　●祖孙　　因为阿婆病重，文贯中顾不得扎根边疆，奔个前程，他回到上海要陪老人走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三年让他不堪回首。“我经常要去街道作种种抗争：去力争医疗费的报销，力争阿婆的生活费的如期发放。街道经办此事的干部不知出于何种阴暗心态，经常冷嘲热讽地刁难，一会儿扬言要将我赶回东北，一会儿又威胁要送阿婆进养老院。我往往被她气得七窍生烟。”　　一九七四年起上海允许至少一个知青孩子回城照顾老人，文贯中便也申请。市知青办接待人员认为他的情况太符合“优先照顾”的范围了，不料街道那位干部坚持认为阿婆与文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要他趁早回东北，并扬言今后不再报销药费、支付生活费。　　文贯中走投无路，只有一个信念在支撑他，那就是绝不在阿婆最需要的时候抛弃她!绝望中，文强又获准和家人通信，文贯中以前给父亲的信都报喜不报忧，这次他决定豁出去，如实告诉父亲家中凄惨详情。他写了一封用泪水和由心尖滴血凝聚的长信。“我描述了阿婆如何含辛茹苦，在艰难环境中带大我们兄弟几人，我们又如何一个一个天南海北地远离了她。即使阿婆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难道她不就已经是我们真正的长辈?何况户口本上‘户主’一栏我们历来填写她的名字。在她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间的时刻，难道我们不应守候在旁，报答她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于万一吗?一定要将她与我活活拆散，天各一方，天下有这样逆情悖理的事吗?”　　公安部果真派人来上海调查。当时上海是“四人帮”天下，来人并没有直接找文贯中。估计街道一定说了很多坏话，文强连着给儿子写了三封长信，劝他服从街道处理意见，返回东北。文贯中意识到父亲可能也出于无奈，只好不再给父亲去信，免得他左右为难。他坚决地对街道说，只要阿婆活一天，街道不要指望我弃她而去!　　那三年文贯中起居饮食完全颠三倒四，随阿婆需要而定。阿婆大小便失禁，因双目失明，也就没有昼夜意识，常常在半夜要他帮她翻身、喝水、大小便。三年中没有一天好好睡过一个整觉，文贯中的双眼永远红肿，布满血丝。　　文贯中也错失一些机会。当时梨树县八中急聘一名高三物理老师，公社有位干部强烈推荐文贯中，八中来了信。这个教职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但是想到阿婆确实须臾离不开自己，文贯中只好谢绝。　　●转折　　一九七五年，文强被“特赦”，濒于绝境的文贯中面前才出现一线曙光。他与阿婆来到了北京。不过，户口虽然转进了城，工作却不好找，当了好几个月无业游民，用人单位一听文贯中的出身就摇头。“文革”结束后，经街道介绍，当了一段时间公共汽车售票员，后来又到食品厂当搬运工。　　真正的机会是一九七八年到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从乡下迁回，情报研究所大概是国内订阅外文期刊最全的机构，需要有人将论文翻译成中文。文贯中听说了，就寄去一份从英文翻译成的中文作品。所里派了一位老先生对他进行笔试和口试，以前苦学的外语派上了用场，他去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里上班了。“工作两年，我找到了这一生的使命!”　　那段期间也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社科院上上下下充盈着忧国忧民的气氛，大家痛定思痛，都在严肃地思考、争论，探索中国走进“文革”这一荒唐无匹而残酷无比的怪圈的深层原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体制才能稳步走向民主、自由和现代化的目标。院外事办公室有时来情报研究所借人帮助接待外宾，所里常常让文贯中去，他随外宾拜访院长或副院长及各所所长，亲耳听到著名社会科学家和活动家们对“文革”的深刻批判和对未来的憧憬。当时社科院有一个在小礼堂举行的内部双周吹风会，请很多思想家、理论家来讲十年反思的心得，演讲者们对政治、经济改革的设计远远走在了现实前面。文贯中总是千方百计地钻进去旁听，“很奇怪，并没有人拦我。”　　一九七九年夏，三十三岁的文贯中决定报考研究生。女友在上海工作，他决定优先报考复旦大学。学什么专业呢?他想解答萦绕在脑海中的数不清的问号：中国发展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大部份人为什么那么贫困愚昧呢?中国的现状为什么和中国古代的历史地位完全不相称呢?——中国曾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是个万方来朝的国度啊，但是当今神州，感受到的是人与人残杀的血腥……文贯中反复思考的结果是：中国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普遍的贫困和愚昧，这是专制和暴君的最肥沃土壤。当时复旦有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专业，“我觉得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就去报考了这个专业。”　　●幸运　　文贯中幸运地考上了。　　毕业时复旦要留下一些人当老师。文贯中幸运地被选上了。　　一年后，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遇到芝加哥大学校长，芝大欢迎复旦派一个访问学者去作一年访问。复旦举行了一次考试，主要是考英语。文贯中又幸运地被录取了。　　“幸运”这个词是文贯中自己说的，但人们知道，“幸运”眷顾的是洒下汗水的人。　　“那时人们都弄不清芝加哥大学是个什么档次的大学，连复旦的一位教授也不清楚。他跟我说，美国的好大学像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都不是以地名命名，以地名命名的大学都是二、三流大学，芝加哥大学大概是一个社区大学。”　　来到美国，文贯中才知道芝加哥大学何等了得，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时就有三位，到二零零二年共有九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高居全球大学之首!文贯中决定最有效地利用这一年时间，他像普通学生一样到处听课，一样参加考试。　　一学年快结束时，当时的芝大经济系主任约翰逊教授对他说，你好像很喜欢经济学?我现在给你一张往返机票，你回去告诉复旦大学，你已经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全额奖学金，我们同意接受你成为博士班正式学生。奖学金是对你考察之后才决定给你的——也只给你，不能转让。如果复旦不同意你回来，就不要回来了。文贯中问：那机票呢?约翰逊说：作废。“他叮嘱我记住两点：第一，一定要取得复旦同意才能回来;第二，这笔奖学金是跟着你的。事后想来，他给我的是锦囊妙计。”　　文贯中怀着希望又忐忑不安地匆匆赶回上海。要回芝大读博士，关键是找到一个愿意代他长期上课的教师，谁能帮他?在系里打听，找校方求助，终于找到一个一块编过教材的老师，同意代课。系里讨论后开了恩，一九八四年九月，文贯中登上了飞回美国的飞机，开始了正式博士生生涯。　　●博士　　文贯中说，如果我没有下过乡和社科院的经历，如果没有对经济学深深的兴趣并坚信现代经济学对中国有用，不知道我会不会中途退缩?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不是好拿的，学生必须在经济学每个领域起码得到一个学分。“我的博士专业是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但在宏观、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这些基础课的资格考试通过之后，要再在劳动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等领域拿到学分。然后在自己的两个专业领域里面修完一系列课程，通过每个课程考试之后，再通过这两个专业的大考，才能开始写博士论文。我正式开始上博士班已三十岁，朋友们对我说，一定要忘记自己的年龄!第一年结束，使我极为宽慰的是，经济系居然同意给我全额奖学金。”　　写博士论文面临的困难是，不但要有好题目，还需要一个模型和用以实证的数据，也就是说，模型要经得起数学上的推敲，其结论要获得实证支持。文贯中的题目是研究中国当代土地制度对土地投资的影响。由于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要模型化没有先例可循。许多不眠之夜后，他突然意识到可以改造金融学里的两阶段两状态的模型，用来描写在“包产到户”后仍然坚持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中所存在的问题：虽然第一阶段土地的使用权私有化了，但是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要求土地不断重分，这种压力就造成第二阶段土地产权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土地投资风险增大。无法知道对土地的使用权是否会变动，农民必然会缩减投资，以减少风险。这种决策对农民个人来说完全合理，但是对中国农业经济来说却有害。　　文贯中将这个金融学上的模型改造和重新诠释后用于中国的现实，正巧快速增长的中国农业一九八四年以后变得相当不景气，一九八五年粮食生产大滑坡;他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搜集的材料显示，现行土地制度对生产会产生负面影响，一九九零年代后政府就把有效承包期延长了三十年。“导师们似乎很喜欢我的博士论文。使我极为感动的是，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虽然不是我的正式导师，但是认真看了我的初稿，提出许多疑问，与我多次讨论，并对我的第二稿作了许多润色。我每次从中国回来，总会应他和约翰逊教授要求，写一份报告，向他们通报中国农村最新情况。”　　一九八九年秋天，文贯中在纽约市立大学勃鲁克学院得到在北美的第一份工作。但由于他关注的中国当代土地制度和中国农业对该校来说太偏了，一九九四年文贯中去了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三一学院，并于四年后获得终身教职。文贯中最高兴的是有一百八十年历史的三一学院十分支持他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现在，文贯中一共教五门课：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尤其是研究全球化问题)，亚洲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第五门，是对没有经济学背景的亚洲学系学生讲亚洲经济，偏重于历史、文化。　　尽管文贯中站的是美国大学讲台，写了不少英文论文，但希望中国早日完成政治与经济改革、早日富强的心情更为迫切，有余力时，他愿意第一时间与中文读者交流，介绍国外经济理论、经验与教训的中文文章越写越多。　　文贯中参加了创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零年，还担任了会长。不仅是经济学研究上的交流，也尽力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能够避免十九、二十世纪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往往伴随的那种波及全球的血腥战争。”　　“从今别却江南路”，是他的二十四世祖文天祥的诗句，借用来正可以形容文贯中的心情：希望国人永远告别他在上海遭受过的苦难，希望中国绝不要重蹈覆辙，在追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能找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免除恐惧和迫害的新通途。　　文贯中简历　　美国康州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系副教授，多年来研究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李约瑟之谜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　　一九四六年生于上海，“文革”中蹲过牛棚;一九七五年后到北京当过汽车售票员、食品厂搬运工;一九七八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员;一九七九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世界经济专业硕士;一九八九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纽约市立大学勃鲁克学院任教;一九九四年起任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一九九九～二零零零年度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夫人在纽约工作，育有一子，即将大学毕业。</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