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到底该不该被“出卖”？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毕福剑“视频门”告密问题昨天似乎有了结果，据说那个犹大名叫张某。又据说毕氏也认了错、向全民道了歉，他已被如何、还将继续被如何。舆情还在发展，但遗憾的是善良人们的舆论主旨明显不当。 官方、左派火力集中于实质性问题，那就是毕氏作为党的人、“党的媒体”的央视名人，政治反动、包藏祸心、恶毒攻击、吃饭砸锅、人神共愤，应予……。反击、同情一方则主要从二个“程序性”角度进行回应，其一认为那是私下戏言，未必反应毕氏真实价值倾向，不可上纲上线被政治化。还认为公私之议分离，“必要的虚伪”之后的私人场合如此言论并无不当；其二纠缠于对告密的谴责，认为“不该告密、犹大无耻”，戏称“饭局有风险，入席需谨慎”，认为文革式告密文化会摧毁社会信任，导致人人自危、后患无穷。 这两种回应本质上是一样的：毕氏在私人场合有那样的言论是可以的，只是他本不应该被告密、构陷。言下之意，那种言论在公开场合是不合适的，要是他没有被告密该多好啊！这是一种不打自招的自我矮化，有点做贼心虚，实际上赋予了“告密者”正当性。  首先，它本可以是个理直气壮的公共话题。不管毕氏的真实内心如何，不管他的判断对错，甚至不管他是谁，人们有权从内心做出这样的判断吗？可以说出来吗？可以在哪里说？上世纪以“毛主席”这个人和“地主”那一群人为焦点的全民思想与政治运动、军事厮杀、政权交替、制度转捩、社会大翻转，迄今涉及几代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与幸福，涉及事实与社会公共善价值的判断，涉及历史与现实，涉及制度与文化，涉及目标与道路……对这样的问题做出这样那样的反思与是非善恶判断只能像拉屎、放屁、打饱嗝一样在私下场合进行？到了公共场合就犯了忌？如此公议只能私人化？名人对于政治、对于公共价值就该保持缄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管什么身份的什么人，从人民和国家的角度和立场看，在任何公私场合都有权如是说，所谓公众人物在此议题上“应当谨言慎行”本质上是道德虚无主张。 照此意，人民对于死去或活着的特定政党或国家领袖，如果存在消极道德评价，只能在私人层面而不能在公共层面进行，在庙堂里不可以、大街上不可以、课堂上不可以，只能在饭桌、厨房、厕所。深藏不露、是非不语，甚至对于明知应予贬损者却故意褒扬，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必要的虚伪、必要的谎言”吗？假如出现了暴君，假如台下人人咒诅，台上个个歌颂，这个暴君必将永远暴下去，他倒下，必会有千万个暴君重生。可见，一味地辩护“那只是私人场合随性言论”是自我退却，急于澄清与切割，好像真的做错了什么。 其次，问题不在于告密，而在于本该无密可告。告密即出卖灵魂，告密文化是一种毒瘤，但治病之方主要不在于谴责告密者，而是要根除告密、人出卖人的制度。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如果存在一个具有告密需求的制度、存在一个受权力庇护甚至权力直接成为买方、支付对价的告密市场，如果它又是一个密，人们为什么不告？为什么道德上就是恶？如果是不可言说的命题，告密就成为正当。不道德乃至不合法的言论应该得到怂恿？只要存在这个市场，只要它是一个密，是个正当的禁忌，只要有人生产了这个密，“老大哥”及其耳目总会盯着你。即使没有人告，并不等于这个密是正当的，也不能消除造密者的恐惧，因为它的不正当性已经被从价值上先行认定，就像一个犯罪行为并不会因为没人告发而变成合法一样。因此，问题在于不该存在这样一种密和这个市场，需要的是冲破这个禁忌、拆毁那个市场，使评价、调侃历史人物的言论自由乃至更多的、无数的言论无密可言、无密可告。只能在私下悄悄拥有的思想、言论自由是伪自由，是对思想、对人性的禁锢与奴役！ 再次，对于告密者而言，为什么一定错误？尽管我没有得到毕氏同意，我拍传视频是私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构成侵权，他可以告我。我直接公开视频内容而不是偷偷“报告政府”严格说还不是告密，告密者密告也。我公开反对毕氏的言论，认为他恶毒攻击伟大的……呼吁严肃处理他，我为什么不可以有这样的价值判断和立场，为什么非毛一定正确，是毛一定错误？你是人民，我也是人民，你有言论自由，我也有！告密者错了吗？我什么立场是我的事，政府什么立场由政府负责。 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这完全是人民之间的价值竞争，完全是言论自由问题，无论是毕氏还是普通人，无论公私场合，无论是毛非毛，都应该由民间自由辩论，本不该有这个忌讳，本不该存在任何形式的告密市场，告密本该是一个伪命题。政府不可以有立场、不得滥用国家权力打击报复任何一方，必须严守中立， 政党更无权报复。如果一个政党或当事人或其亲属认为他人言论伤害了谁，可以起诉，如涉嫌诽谤罪，法院判决。 华盛顿够得上美国乃至全人类真正最伟大人物之一吧？美国人可以骂他吗？“其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富兰克林·贝奇（Franklin Bache）创办的《费城曙光报》（Philadelphia Aurora），经常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当时的总统约翰·亚当斯乃至美国的开国总统‘国父’华盛顿，1797年，乔治·华盛顿卸任告老还乡时，费城《费城曙光报》公开发文称：‘此人是我国一切不幸的源头，今天，他终于可以滚回老家，再不能专断擅权，为害美国了。如果有一个时刻值得举国欢庆，显然就是此刻。政治邪恶与合法腐败，将伴随华盛顿的黯然离去而退出历史舞台。’，当时的政治漫画家对华盛顿也毫不手软，有人甚至把他的头像安在一头驴身上。而随后华盛顿能做的，也就是退订费城曙光报而已。” （美国律师 Kevin：《<a href="http://t52198528.lofter.com/post/1cc38863_68a49c5"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1155cc;">在美国你可以骂开国元勋吗？有什么法律后果?</a>》） 而我们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党、政府与国家一体，它们和一部分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另一部分人民。 本质上看，毕氏“视频门”之争只是一个总病根的末端临床症状，是集体善价值紊乱反映在对历史、历史人物的评价分歧上。它归根结底是文明与野蛮、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之争，是对目标、方向、道路的认知和价值选择之争。 尽管理论和实践业已双重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是失败的、灾难性的。那场革命、那个人本该从灵魂深处、从根本上予以拨乱反正，但我们的民族仍然处于精神上“走旷野”阶段，仍然陷在黑暗中，远离“流奶与蜜”之地。极左意识形态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势力很大，俨然已死灰复燃。执政党极不明智死守一堆政治负资产。这就意味着，消极评价那人、那事是不可以的，是有人管你、治你的，是可告密的、是“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 毕氏现在有点急于下跪求饶的样子，但愿你的公开认错歉不由衷。如果你真诚道歉，则还是那个嘻嘻哈哈、杂科打诨的毕氏，卑之无甚高论，于国于民也就一粒茶余饭后开心果而已，不管其遭遇多么不可欲的结局，无所谓同情不同情。这是你和那个自认为拥有“赏饭权”的组织之间的灵魂契约关系，他们要怎么处理你，我认为并无不当。你既然接受了那套规则—不管它与普世的游戏规则多么的不同，受它约束也就顺理成章，所予所夺由他定，也就别鸣冤叫屈了。 2015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