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塑

从1918年到1989年这个时期,在西方通常就称为短暂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一个极端危险的窗口期。人类,可以说是,自从部落时代[开始]到现在,人类最有可能灭绝,或者完全堕落为野蛮人的时期,就是这个短暂的二十世纪。这个短暂的二十世纪,随着苏联的开始而开始,随着苏联的瓦解而瓦解。但是目前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比如说像俄罗斯和乌克兰、像中国的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这些,其实都是短暂的二十世纪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负面遗产。这些遗产,对二十一世纪,也就是冷战结束后建立的新型国际体系有着巨大的拖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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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良心:从索尔仁尼琴到昆德拉

流亡的产生是建立在一种清醒的质疑、诤言和不从精神上的现代结局,它是人类从无言、默语、顺从生存几千年后,演变的有声产物,文明的产物,进化的产物,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概念被世界普遍认知的结果,至少在信仰层面上,也是全球化视野带来的勇气,它为“流亡者”质疑不公褒留有前现代社会不可能有的出走机会,采取远观和思考的方式进行冷静化处理,西方成了“流亡”“新的流放地”,但这次他们是为人类普适真理而遭受的“自我遣放”,而不是前现代只是为了维护某种传统价值观。流放和流亡都是距离上放逐,但后者却有着:“在被迫远离的情况下,与故土间形成一种距离的美感和惆怅之情,在文学和意识形态上形成双重视角。”前者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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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

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内生的需求。并表现出一种权威型人格,“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
而我想提醒的,对于习近平,刘源这一代的高干子弟,父辈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毛。毛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不仅是神而且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