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的罪与罚

也正是由于酒后的率性表演,他赢得了人们的某种同情,因为这表明其内心深处还有可爱的一面。不言而喻,也证明了体制对人的侵蚀难以触及内心——任何看似从中获得巨大好处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保有自己的那份天真。这或许正是当代政治思想工程的悲哀,你可以收买一个人,让他假装服从,但你无论如何也难以从内心征服他。这也是为什么从央视脱身而出的许多名人,其言论尺度往往大得令人咋舌。正如坊间所议论的那样,往往是中央党校的教师言论尺度最为自由、开放。一个身处体制枢纽中的人,才常常会真正明白其荒谬所在。

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人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于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击筷骂毛与中国“去毛化”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毛毒不除,则神州永远沉沦无日;不把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所作所为的真相披露和讨论清楚,则中华民族在人权、民主、自由的路上永远有石头和僵尸相阻。
广场木乃伊迁出安葬,毛氏从宪法、钞票等各种文本、流通物中消失时,才是中华民族的木乃伊禁忌症消失与康复之日。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布罗茨基所言:“自由,就是人们忘记暴君姓名拼写的时候。”当人们可以尽情笑骂和调侃任何一个活着的和死去的领导人的时候,就是中国人获得自由的证明。(本刊首发)

毕福剑到底该不该被“出卖”?

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这完全是人民之间的价值竞争,完全是言论自由问题,无论是毕氏还是普通人,无论公私场合,无论是毛非毛,都应该由民间自由辩论,本不该有这个忌讳,本不该存在任何形式的告密市场,告密本该是一个伪命题。政府不可以有立场、不得滥用国家权力打击报复任何一方,必须严守中立, 政党更无权报复。如果一个政党或当事人或其亲属认为他人言论伤害了谁,可以起诉,如涉嫌诽谤罪,法院判决。 尽管理论和实践业已双重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是失败的、灾难性的。那场革命、那个人本该从灵魂深处、从根本上予以拨乱反正,但我们的民族仍然处于精神上“走旷野”阶段,仍然陷在黑暗中,远离“流奶与蜜”之地。极左意识形态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势力很大,俨然已死灰复燃。执政党极不明智死守一堆政治负资产。这就意味着,消极评价那人、那事是不可以的,是有人管你、治你的,是可告密的、是“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

从一份不合格遗嘱演绎出的荒唐故事

1987年11月1日李鹏晋升代总理,新华社报道了他的家世。李鹏急不可耐地要求新华社将父亲李硕勋的卒年由1927年9月改为1931年9月。1928年10月出生的李鹏当然不会是一个13个月之前死了的人的儿子,莫非朱德和赵君陶都糊涂了,还是遗嘱里的“吾儿”另有其人?(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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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是弥合社会分裂的基础

割裂中国左右的最大鸿沟正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只有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不同意见才有可能对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底线共识。只要政府还是捂着盖着,自己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然后希望各方都能“买账”,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对这个基本问题不会形成共识,左右只会越走越远。人民已经不是小孩子,乖乖坐在那里等答案。“端正思想”、“统一认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明智的执政者应当顺应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至少,老百姓私下里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何况政府内部有同样想法的人也多了去了,凭什么自己敢想,还不让别人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