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背叛

在当代捷克作家克里玛的回忆录《我疯狂的世纪》中,可以预见到东欧各国后来的同样命运。但最让克里玛感到不解的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体制一直抱着同情的态度。当斯大林大规模清洗托派分子时,托洛茨基的妻子曾写信向许多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们求助,其中就有罗曼罗兰、萧伯纳和德莱塞等人,但只有德莱塞给她回了信。信中说:“我深切同情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但他同时又说自己很为难:“不论在今天的俄国实行何种形式的独裁,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为了珍惜他的信念,他宁愿世界上另一部分人遭受暴力。

从人类学角度看俄国和中国共产革命

现在对于中国,关键的是能否抛开意识形态,由哪种血型主导社会的问题。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特徵,是由每个人的性格集合而成的。血型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性格特徵有一种巨大的潜在作用,这是无疑的。看来可以说,血型是左右人类歷史和世界风云的巨大能动因素之一。
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做这种研究一是自己兴趣所在,二是我希望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一点思考。

第十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新闻特稿

发生于去年的香港雨伞运动,引起了全球各媒体和民主国家的广泛关注,报告人周永康、罗冠聪首先介绍了雨伞运动的缘起,并分享了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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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转变立场的背后

“在談到中共的未來時,沈大偉認為依目前中共的作法,結局恐怕會與前蘇共殊途同歸。前蘇聯因為放鬆管制而解體,而中共會因為加強管制而崩潰。中共不希望重蹈前蘇共垮臺的覆轍,因而不敢懈怠。借鑒前蘇聯的教訓是有益的,但中共似應更多從美國成功的經驗中得到啟示。要知道,穩定和自信的政府從來不會通過壓制民眾自由選擇的權利來實施管理,中國眼下的現實恰好說明中共領導層的深層焦慮和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