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住先」的另一種思考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袋住先」與否不是最關鍵問題，而是內地與香港缺乏信任，但因憲制之故要與內地共處一國之下，且香港社會各群體間亦缺乏信任，這些矛盾不是透過選舉制度可解決的。以現時的氣氛，就算有了公民提名選特首，政府施政也是舉步維艱，更遑論袋住先。香港社會要思考如何與內地共處，及社會內部如何處理各種不同意見與利益。 筆者仍要寫，因為現在就袋住先與否的討論，似乎只停留在袋與不袋的光明或黑暗結果，而少談一人一票的特首選舉與民間結連的問題。此文目的，就是在袋與不袋之外提供另一種思考。固然現在的提名方式完全談不上民主，不過只要數百萬選民有權投票，都會是一次重大的遊戲方式改變，這種改變不足以解決當前的管治困境，但會使香港人更想清楚自己要什麼，然而筆者不會認為這樣便是走上坦途，後續發展有可能是社會更大的分裂。 香港內部，何止是對袋住先未有共識？應否興建焚化爐、是否用郊野公園來建屋、是否就性傾向歧視立法，都沒有共識。現時政策的發展歷程是起初公眾對這些事興趣不大，意見領袖們吵鬧一番，然後政府強行做了（或堅持不做），再然後是所有矛頭指向政府說它出賣香港。這種運作模式是殖民地年代行政主導的餘緒，加上半調子民主化的結果。 不論民主與否，社會上各個利益集團都極希望將政策推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民主社會的運作方式，是各個利益群體的持份者要訂明自己的立場，在社會上廣招同好壯大聲勢，並游說政黨推銷政策。政黨就着本身理念、權衡各個政策方向對選舉的影響，來決定其立場。選舉不止是選「人」，而是整體社會就着各個政策範疇辯論，受影響的利益群體動員，最後由選票來決定各個政策方向，如性傾向政策應該靠向哪邊、是否用部分郊野公園建屋，以至對融合政策的立場。勝出的候選人不只被視為能力高人品好，更重要的是他會將社會帶往哪個方向。數月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透過選舉讓民間表態是否支持其經濟政策，結果是支持率明顯較多，於是他有信心頂着反對聲音繼續推行。2012年的特首選舉已有類似情况，但只具苗頭。選舉殺出一個行為出格的梁振英，對方也被迫要來真的，兩人要拉攏選委以外的意見領袖加入自己陣營，期望得更多民間領袖支持，對選委構成壓力以增加己方勝算，梁在這方面做得有聲有色，知名基層社運領袖也被招入局，但因為最終由1200人來選，最終還是以拉攏選委裏的利益集團才最重要。 如果不是1200人來選，而是全港選民來選呢？在現時的鳥籠方案下，能出閘的候選人應該是中央可接受的人物吧，如果他們都着意要勝出而不是陪跑，就像現時最擔心的，由梁振英及葉劉淑儀來鬥，會發生什麼事呢？ 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難纏處 兩人的性格都是扭盡六壬也要贏的人，果如是，將發生一件香港史上的新事物：候選人要拉攏社會上各個意見領袖及利益群體。數百萬選民不能像1200個選委般容易受操控，中聯辦怎樣奔走也不能影響每一個選民，候選人如果真想贏，便需提出全港選民覺得有關的東西，並全力拉攏意見領袖，以求吸納該範疇的票源。例如性傾向議題，候選人A或拉攏教會，明示暗示上任後會推出較保守的性傾向政策，這樣有可能吃了教徒這票源；候選人B即使沒打算在此着墨，但面臨A君攻勢，他有壓力要向同志組織、專上學生組織招手，提出一套較開放的性傾向政策，以開拓另一個票源。<div> </div>即使B君沒有動作，但同志及專上學生組織見着A君與教會的結連聲勢浩大，自己也必要動員起來壯大聲勢，逼其他候選人回應，否則對方陣營成功奪權，真有可能將社會推向對己不利的方向。如果葉劉的政綱寫明會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以舊區重建取代向郊野公園打主意，此勢必牽動各個持份者的神經線。例如同志組織及環保團體，就要作出艱難決定，是否要支持葉劉以頂着對台候選人跟教會、支持建屋者的結盟。 如果不是性傾向、房屋，而是中港矛盾，例如是香港對內地第13個5年計劃香港部分的立場？相信現時不少公眾連5年計劃是什麼也沒頭緒，但如果數百萬選民都可投票，有識之士拿「香港須與第13個5年計劃切割」來做文章，這些動員能成氣候的話（在現在的氣氛，不難），候選人必須回應，而公眾也有需要想清楚對這議題的立場。 怕內地是目標 民主是手段 這正是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難纏之處。即使出閘者都是內地接受，並願執行中央委派的政治任務（例如是禁止王丹入境、禁止保釣船出海），但因為要從全港選民中吸票，勢必迫使候選人要更緊貼民間訴求，候選人無可避免要面對熱點話題。過往公眾不及認真思考，模模糊糊的事情，都因為選舉之故變得更清晰具體，沉默的一群眼看着對方真有可能會奪得政權，不能再沉默了。相比起現在的決策模式，這是進步，但未必帶來政通人和。因為香港社會的政治化將會加劇，各種立場的對壘將更分明，如果社會內部缺乏建立共識的心態及機制的話，社會的分裂會因此而加劇。 對中央而言，通過政改方案是有相當風險的。如果某候選人受不了誘惑想吸納「獨派」的票，暗示「調整融合政策」、限制內地來港升學大專生申請居港權、確立廣東話的地位等，雖名義上沒有反對內地，卻是從政策層面將香港引向一個離開內地的方向。1200人選出來的特首不需面對群眾，不會有這個機會，人人有票的話，即使只是鳥籠民主，也有可能產生這類情况。此所以「袋住先」對中央並不確保安全，原地踏步最安全。 回到香港，雖然這可說是一個進步，這不能解決香港的管治問題。香港的民主訴求與恐共分不開，總是期望透過民主化來與內地分隔，怕內地是目標，民主是手段。君不見1989年六四後連最怕民主的香港商界，也曾一度支持更大程度的民主化。不要說袋住先，就算是公民提名選出了何俊仁，算解決了制度層次的問題吧？但恐共的問題仍然存在。例如有人發動群眾堵塞港珠澳大橋或高鐵地盤反對中港融合，圍堵政總反對加入亞投行，何俊仁可以怎辦？這類反對融合的議題變成大型事件，在今天的香港絕不為奇。文首說制度不足以解決管治問題，香港社會要思考如何與內地共處，就是這個意思。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