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之花憶前身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     主席姚人多教授，在座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前輩，還有我的老師，各位早安。 剛才聽了陳君愷教授這番高論，我想到一個畫面──彌衡擊鼓，我就怕哪一天他會走不出這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沒有關係，這是開玩笑的！ 陳教授的這篇文章帶有強烈的個人感情。他在臺灣是非常獨特的歷史學者，他從由臺灣歷史的角度來看臺灣、中國還有世界史，他的研究有他獨特的一個視角、獨特的一個方法論，這篇文章其實讀起來蠻過癮的，雖然有時候會為他的敢言捏一把冷汗。 　　我想就這篇文章來回應陳老師的思考。這篇論文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嘗試去說明或定義歷史的創造主體是誰。陳老師是宋史的專家，他告訴我們，過去的歷史都是史官筆下的帝王將相史，可是在我們當代，我們卻有更多的人可以參與歷史的創造、歷史的書寫，與歷史資料的保存，這時候，我們對歷史，就有一個重新建立與重新認識的機會。生在當代，我們何其幸運，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歷史的創造者與書寫者。也許陳老師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有如此的感慨，研究當代史，他面對的資料超越過去傳統史學所要面臨的資料上的份量或挑戰，要來得更加艱鉅，也面臨著對歷史更多元詮釋的問題。 　　陳老師談太陽花學生運動的前世與今生。太陽花有沒有它獨特的性格呢？在臺灣的島上發生一個這樣的運動，它肯定有它歷史的獨特性。這部分陳老師論文的觀點是非常明確的。他曾把臺灣形容成為一個人類文明史的加拉巴哥群島( Galápagos Islands )，就是我們時常看到的那種奇怪的大蜥蜴的故鄉，在跟大陸隔離開來後，我們有自己一個進化的空間，所以我們長得跟其他的大陸上的蜥蜴都不太一樣。其實這個觀念在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 裡也提到過，就是臺灣人的反抗性格是怎麼產生出來的，這個跟臺灣作為一個移墾社會當然有關係，而最早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時代，西方國家到臺灣來從事殖民經濟，大量從中國引進最早的移工。臺灣人的祖先們，在這個地方，不同的族群，在這邊爭奪有限的資源。我們所看到的這些所有的歷史資產，都是不同的祖先流血流汗，打拼、鬥爭、耕耘，與天爭、獸爭或與人爭等等的過程中所拼搏下來的，這是其中屬於衝突的一面。另外一面，陳老師引用了清代的地方志《諸羅縣志》，讓我們也看到了這個移民社會，大家互相幫忙、互相合作的性格，也同樣地繼續在形成，這就是臺灣所座落的一個歷史位置。我們不同的祖先、不同的移民，在這個地方形成了一個集體的社會性格，是這個，才讓太陽花的運動，能夠在這樣的土壤中開花。這是我在陳老師文章中讀到的第二點。 　　第三點，陳老師也提到的，如果我們對臺灣歷史的獨特性有所認識的話，我們再看看太陽花運動，就不會把它當成一個孤立的、單純的事件來看。我們會在陳老師所談到的脈絡分析中，看到一九二零年代的林獻堂和蔣渭水，甚至我們再往前推，會看到一八九五年臺灣民主國的丘逢甲、姜紹祖，北京公車上書的汪春源、羅秀惠，我們可以看到歷代的臺灣人、臺灣過去的青年、或是知識階層、士紳，或是移民、羅漢腳等等，他們在這片土地上面，為了生存，所面對或者製造出來的種種衝突。我們在過去臺灣歷史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確如陳老師所說的，臺灣人的海洋性格跟大陸性格有著很大的差異。這裡自始屬於化外之地，而後成為中華帝國的邊陲，所有的一切文明現象，點點滴滴都是我們土地上的人民自己所打拼創造出來的，而不是自帝國的歷史直接繼承下來的。追蹤與回溯臺灣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們的前人當中，那與太陽花一般的熱情和身影也曾經前仆後繼過，只是這些記憶沉潛到了我們的集體潛意識當中了，所以有時候讓我們意識不到。當很多人在批評，或者不了解臺灣歷史的，說臺灣人是「皇民」，或者說我們是「清國奴」等等的時候，他忘了，臺灣這個特殊的歷史位置所造就的我們的集體潛意識中，我們深藏了一種為了自己的權益、為了自己的榮譽，在這個社會中，互相合作、一起努力、共同爭取的集體性格，它深嵌在我們臺灣人的民族性當中。所以我要勸告那些對臺灣歷史不了解的人，不要輕忽掉我們臺灣人的這種反抗精神。我想這個部分，也是陳老師在文章中提醒我們的。 　　這種集體潛意識，當然不會因為我們與生俱來、在基因植入，我們就會必然那樣地發展，而形成顯性的一種外在行為。它需要透過許多人的行動，在我們社會當中，不斷去喚醒我們沉睡的基因，以便引爆更大的集體力量。這種提醒，無所不在。比如陳老師文中所提到過去臺灣歷史的例子，如白色恐怖時期臺灣的左翼反抗運動。就我們個人來講，比如陳老師的母親家族裡，他的舅舅林麗鋒，在戰後的嘉義，就有過參加前鋒青年會爭取臺灣獨立自治的反抗經驗，而我的舅舅蔡惠風、蔡惠澤則對我說過他們曾經私自參加二二八嘉義市起義。我母親蔡麗瑛與他母親林碧湘正好是臺灣省立嘉義女子中學同學。關於嘉義人的反抗事跡，雖然在過去的戒嚴時期裡，在公共領域我們沒辦法談論，可是，那些故事卻以隱晦、傳奇的形式成為嘉義人和我們個別家族裡的共同秘密，外人不會知道。在陳老師他的和我的母族裡，關於這些公開的秘密，大家會私下流傳或揣想，或者是某種程度的嚮往。嘉女同學的兒子在這裡同臺，是有脈絡可循的。 　　可是我和陳老師的認識，卻不是母親那裡來的。我們在同一個時期唸大學，野百合學生運動的那一個年代，我們都活躍於學生運動，是在《海峽評論》的座談會上認識的。我們對於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都有一定的造詣，所以我們那時都誤以為對方是統派。陳老師曾經寫過一篇論文〈我本將心託明月──日治時期臺灣的「孫文主義者」〉，令我印象深刻，討論的是日本統治時代臺灣的孫文主義者吳新榮、蔣渭水、王添灯等一代人，兼以自況。陳老師是通讀《三民主義》的。我也是。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我也認為我是孫文主義者。我大學的《國父思想》老師陳儀深，教給我很多關於革命之學等等這樣的觀念，談他在屏東參加黨外演講的經過，那一部分曾經深深地感動過我。我的老師就坐在臺下，我們在此相見，關懷同樣的主題，不是偶然的，是有脈絡可循的。 　　歷史是在重重洪流和滴滴涓流之中前進不息的。在此一過程中，很多人不斷通過不同的方式，共同去累積和型塑我們共同的性格。所以雖然總有強權嘗試要去壟斷歷史的解釋權，但我認為只要我們有民眾史這樣的意識，我們仍一息尚存， 我們就有責任把臺灣的故事、我們在當代所創造的故事，不斷地用各種方式，讓它流傳下去。這也是我在看待太陽花的運動，或是過去的種種運動時的想法。不要從偶像的角度，而應該從常民、從參與者的角度，去形成我們對歷史不同的認識或是不同的感動。謝謝。   （本文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五日上午在臺灣教授協會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舉辦之《重構臺灣──太陽花的振幅與縱深》三一八太陽花運動一週年學術研討會「運動、皺摺與美學」專題場次上對天主教輔仁大學陳君愷教授〈<a href="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kleZeOC4g&list=PLzRVoj6_5W4s610OAHI56kao4Qzo9Zxs5&feature=share&index=4" target="_blank">「太陽花學運」的前世與今生、光明與黑暗</a>〉一文所做的評論，由黃淑芬整理逐字稿）     民國一○四年四月十日八時一刻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職務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