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談判學拆解政改之局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按談判學的權威Roger Fisher與William Ury在他們有關談判學的重要著作Getting to Yes: Negotiating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2011）的理解，談判簡單說，就是從其他人得到你所想要的東西的方法；談判包括與另一方往回的溝通，最終希望能與另一方達成協議。 他們提出的一套談判理論，稱為「有原則的談判」（principled negotiation）。與一般人的理解不同，以為談判只是討價還價，他們認為談判不一定只是一個叫價還價的過程，而是以創價（以創意去製造出的新的選項）來讓雙方利益都能滿足的方法。 他們的談判理論的重點是要談判雙方擺脫立場（position）之爭，而是要雙方看清大家立場背後所要維護或爭取的利益（interest）是什麼。一個經典的例子是兩個小孩子爭一個橙的故事，一個小孩想要橙的汁，另一個小孩想要橙的皮。若是以立場為談判的基礎，討價還價後，兩個小孩可能是各人取得半個橙，雙方都不能十足滿足；但若能以他們所追求的利益為出發點，兩個小孩的利益根本沒有衝突，最後把橙的不同部分分給兩個小孩，就可令大家的利益都圓滿地得到滿足。 跳過表面立場 他們還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稱為「談判協議外的最佳選擇」（BATNA, Best Alternative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這是指談判雙方，若大家最終都不能達成協議，雙方能有另外的最佳選擇是什麼。談判雙方都各自有他的BATNA，是按他們各自追求的利益在當時的實際情況容許下，在談判協議以外所可能有的最佳選擇。 若談判一方能證明得到，談判協議能為對方帶來比他的BATNA更多的利益，那雙方達成協議的機會就會增大；反過來說，若某一方的BATNA為他所帶來的利益還要大於達成協議，那麼他對達成協議的動力就會小得多。 若以談判學的角度看香港政改之爭，或能給我們一些新的啟發。政改之爭，表面看來，北京政府的立場是8．31決定是不可改變，而泛民的立場是「公民提名」。若我們跳過這表面的立場，分析大家的利益是什麼，或能看到更多。 北京政府在政改的利益，應是普選產生的特首不能是一個她信不過的人，但她也希望香港的管治能順暢。因此，北京政府真正的利益並不是泛民不能出閘成為特首候選人，而是她所不能信任的泛民人士不可以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勝出。為了確保這點，8．31決定規定所有候選人都要得到過半數提委支持才可成為候選人。那麼北京政府只要能確保可以左右得到過半數提委的決定，就可保證她不信任的泛民人士不能成為候選人，那就必不能當選了。但這一點是泛民所難以接受的。 泛民所爭取的並不是必然要由他們執政，而是實行一個公平的普選制度去決定誰來當特首掌管香港的管治權，而關鍵是要有一個能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的提名安排。「公民提名」是最直接及最能保證選民在投票是有最多元的選擇的安排。若有「公民提名」，泛民不會只有一名代表參與特首選舉，泛民內的激進陣營應也能有代表出選。不過，因「公民提名」會跳過提委會，故北京政府是絕不接受的。 北京政府與泛民現在大家所宣示的立場，都是希望實行一套他們心目中的普選，但卻都是對方所不能接受的，因此雙方立場所要求的普選最終都是不可能出現的。若雙方願意談判，所可能達成的協議，就只能是在8．31決定之內，雖沒有「公民提名」，但又能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的安排，讓泛民至少能有一名代表可成為正式的特首候選人。 各有BATNA考慮 這協議有沒有可能達成，就要看北京政府與泛民各自的BATNA，對他們的利益來說，是否比達成這樣的協議更好了。對北京政府與泛民來說，他們各自的BATNA，都是政改被否決。按着北京政府的利益考慮，要判斷北京政府的BATNA是否比有協議好並不容易。 簡單地看，有協議應比她的BATNA好，因讓選民有真正的選擇及讓泛民代表出閘，那不代表泛民候選人必然會勝出。以北京政府的資源，若然全面開動香港的選舉機器，泛民代表雖能做候選人，但當選的機並不是太高。故協議並不違背北京政府最基本的利益考慮。當然，選舉是不可能完全預知結果，故北京政府是要冒上一些風險的。 再者，否決政改會令政治爭拗難以平息，未來特區政府的管治必會愈益困難。還有，若親北京政府的候選人與泛民候選人在公平競爭下仍能勝出，那麼北京政府繼續能有一個信任得過的人來當特首，且這特首會享有高的認受性，有望能解決香港不少管治問題，令香港管治變得順暢。故此，她的BATNA應是不及協議所會帶來的好處。 不過，北京政府所要考慮的利益可能更為複雜，若把這些其他利益考慮也計算在內，就有可能使北京政府的BATNA比協議好，導致北京政府寧願政改被否決也不願與泛民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