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自信須建基固有核心價值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特區政府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提出方案後，政改已進入歷史關鍵時刻。身為中央政府在香港最高權力的政治代表、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發表一篇洋洋6000字的長文，題為《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為今次政改提供了至今最完整詳盡的政治論述。 平情而論，雖然張曉明的論據大有爭議之處，與港人信奉的核心價值格格不入，很難說服大多數港人，但至少是講道理，可以認真討論。相對於以林鄭月娥率領的政改小組為首的政府團隊過去兩星期以來的落區表現，所有成員皆無準備，全無理據，無論智商與情緒智商都不及格，明顯是敷衍交差了事，難以令民眾信服；張曉明企圖以理服人，應該值得一讚。 然而，捨此之外，張曉明企圖以所謂「制度自信」來說服港人，有關論述之背離事實，自圓其說，實在難以令人苟同。他強調特區政府在中央指令下提出的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辦法，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而且是最適合現階段香港實際情況的制度，更是完全符合「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制度，切實可行；他認為現時提出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更有四大優點，分別為合憲性、民主性、正當性和穩健性，所以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全力支持通過今次的政改方案。 張曉明提出的所謂「制度自信」，存在於三個方面：一是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二是對港人能夠管治好香港，即港人治港的信心；三是對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信心。 的而且確，民主關乎制度的建立，千秋萬世，並非只是狹義地確保不同政見人士的參選；但正正是建立制度之重要，基本原則絕對不能捨棄，否則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儘管世界上沒有兩個完全一樣的民主選舉制度，在這個意義上，強說沒有所謂「國際標準」，表面上言之成理，但普選的原則卻是普世一致，並無二類。事實上，《基本法》第25條和第26條已清楚說明「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是之故，任何人為的障礙足以剝奪符合資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被選舉權，就不可能符合普選的原則，只可稱作選舉而已。 如果張曉明清楚表明，今次選舉行政長官的辦法只是過渡性的安排，符合現階段的香港實際情況，有利社會穩定和諧及國家利益，藉口與2004年人大釋法否決香港回歸10年後按照《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須要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一樣，港人儘管不同意，理論上也很難否定有關的論述。但他硬要指鹿為馬，把明明不符合普選原則的選舉行政長官辦法說成是最好最適合香港的普選制度，港人就一定不會認同，堅決反對。坦白說，他提出三個足以令港人有信心的理由，恰恰正是港人普遍對中央強加於香港的選舉制度不信任的根源。 一、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所謂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回歸以來，由於中央「欽點」的特首每下愈況，離經叛道，荒腔走板，尤其在梁振英上台後，正在不斷削弱，幾近於無。特別是去年電子「公投」前夕，中央突然拋出所謂白皮書，重新闡釋「一國兩制」，把「一國」凌駕於「兩制」之上，甚至引入內地三權合作的概念，企圖破壞香港三權分立的法治制度，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更可謂跌至谷底。<div> </div>現時中央、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斷反覆強調，沒有「一國」，便沒有「兩制」，完全否定了其實因為「兩制」早已存在，才有「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定。當年鄧小平為解決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治權的問題，爭取大多數港人支持民主回歸的政策，史無前例地提出「一國兩制」，完全是基於尊重歷史、照顧現實的原則，所以「兩制」其實先於「一國」，沒有「兩制」的現實，就不必有「一國兩制」的方針；因此，如果片面地強調「一國」而忽略「兩制」，甚至把「一國」凌駕於「兩制」之上，又怎能叫港人建立信心？ 二、對港人治港的信心 對於所謂港人有能力管治好香港的信心問題，同樣是事實反令港人信心盡失。回歸以來，先後有三位港人出任特首，全都是中央認許接受的人物，但情況卻是愈弄愈糟，愈來愈偏離「港人治港」的理想。回歸首7年，中央的確甚少干預本港事務，但董建華志大才疏，顢頇無能，率先在法治上自毀長城，1999年在居港權問題上要求人大釋法，動搖「港人治港」的根基；2005年董建華「腳痛」下台後，由名副其實的「香港仔」曾蔭權走馬上任，本來可帶來一番新氣象，但2003年和2004年超過50萬人上街後，中央已經不再信任港人，不但擴大中聯辦在港的編制和規模，更由後者提出成立第二個管治中心的主張，明顯積極介入本港事務，違反「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則。三年前的特首選舉，更令港人清楚看到中聯辦全權幕後操縱選舉，所謂「港人治港」已經名存實亡。<div> </div>當選後的梁振英第一時間到中聯辦謝票，上任以來，又事事以中央和中聯辦馬首是瞻。港英年代香港雖然沒有民主，由官員議員到諮詢架構全屬委任，但政府尚算尊重香港民意，獲委以重任的公職人士大多屬業內翹楚，身家尚算清白，港人大都心服口服，假若「港人治港」是沿用此原則進行，港人的反彈尚不會太大。只是，梁振英主政年代親疏有別用人唯親之程度叫人吃驚，由行會到各大諮詢架構均由「不三不四」的庸才「梁粉」所把持，官員涉及私務醜聞相繼出事，有的辭官求去、有的卻「賴死唔走」，令港人信心盡失。港人對「港人治港」本來是有信心的，但大前提是要委任真正有能之士入局，若港人對「港人治港」失去信心，最大的破壞者其實正是梁振英本人。 三、對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信心 對於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信心，效果也是適得其反。國家的確是富強了，香港人也真心希望國家強大，但北京卻開始極力把香港邊緣化，官媒不斷宣傳香港要依靠大陸人救濟，沒有大陸自由行和投資，香港經濟便會崩潰；沒有東江水、沒有內地糧油供應，香港人就會餓死渴死，而港人卻不知感恩圖報。此外，自由行又為香港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對香港本土居民造成的壓迫和滋擾，令港人忍無可忍，這些踐踏及欺凌港人的言行，只會破壞港人對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信心，而絕不會收到張曉明所預期的效果。 要對制度有自信，說得沒有錯，但不是中央一廂情願強加於港人的制度，而是行之經年有效、保障香港固有核心價值的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與法治。港人支持民主，爭取公平、公正、公開的普選，目的就是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可以持續，有利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正是基於對既有制度的自信，港人不容任何勢力巧立名目、恣意違綱敗紀，破壞本港的核心價值，因而在民主的原則上寸步不讓。這就是港人的底線，也是對自由與法治的既有制度的自信與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