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爭朝夕不爭民意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特區政府今年4月下旬推出政改方案後，一眾高官隨即大鑼大鼓落區宣傳「一人一票」選特首。可惜，所謂宣傳攻勢，原來是「落區」兩周，繼而「落地」向市民派派傳單而已，今天還說暫時鳴金收兵，整個過程真箇來得匆匆，去更匆匆。 特府雖然一再強調並非腰斬「落區」，只是「改變形式」。近年慣聽官場語言偽術的港人，早已學懂運用簡單的邏輯推理，便知「落區」如果真的收效，特府又何須「改變形式」。 其實，對市民而言，高官是否「落區落地」派單張宣傳政改，根本是可有可無之舉，香港既不是窮鄉，更不是僻壤；今天的香港，資訊靈通，網絡發達，毋須「翻牆」也可以收到政府揚言「2017，一定要得」的訊息，高官「落地」所派的宣傳單張，內容只是重複既有論調，不斷重複什麼政改方案已做到均衡參與、實現廣大市民期盼等的單向宣傳；市民若想全面思考政改方案是否「袋」得過，單靠特府這種的宣傳，根本難作全盤考量。 同樣的問題也見諸反對「袋住先」的泛民議員身上，他們為抗衡特府的宣傳攻勢，也只是一味重複政府的政改方案只容許「三個爛橙」給市民選擇，實在袋不下云云。 當然，相對於泛民或建制的任何政黨或議員，擁有更大公權力和資源的特府，便有更大的責任提供全面的意見和資訊，供市民研究和思考。 其實，政府若有心讓社會討論政改，讓市民可以表達意見，早便應行動起來，令社會對如何落實2017年普選有更多時間討論，那便有更大的機會達成共識。《基本法》第45條既說明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生，而人大常委於2007年又承諾香港可於2017年落實普選，特區政府為何不預早嘗試探討如何落實普選，這既切合港人意願，又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可惜，過去多年，特府對此問題不甚了了，在政制發展這一重大議題上，只採取近乎「餐搵餐食」的對策，到了不得不面對的時刻才展開政制討論，然後又以一貫的諮詢模式收集民意，冀望爭取支持。 2010年通過2012年政改之時，北京與特區政府其實明知到下次政制討論時，便須落實普選——一個在香港和內地前所未有的政制安排，但特府卻沒有嘗試讓社會早點探討，聽取大眾的期望與意見。 倘若特府早於2010年政改通過後，願意設法凝聚社會對普選的共識，建立平台，讓公眾有機會反覆討論，或許香港不會出現今天的撕裂。當然，現屆政府大可推諉那是上屆政府「留低的手尾」，但現屆政府如果願意，誰又阻得了她履新後積極為今天的政制發展早作籌謀。 政改問題，從來都是燙手山芋，歷屆政府也避之則吉，以免影響社會氣氛、拖累施政；現屆政府也是延至2013年底才開展第一階段的政改諮詢。 當時，社會已有不少人指政府太遲開展普選討論。泛民主派其實早於2013年初便不斷促請政府展開政改諮詢，惟當時特首一再重申「有時間」；當天，也有建制派人士提議，普選是政制發展的大事，政府應該仿效八十年代起草《基本法》時，設立平台，招攬不同意見人士加入，透過平台，讓社會有真正的辯論，此舉可補單只透過諮詢收集意見卻令不同政見人士欠缺正式平台面對面溝通與辯論之弊。可惜這些建議全都不獲採納，結果就是北京與特府不斷抨擊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辦法，乘空隙主導政改討論。 如此情況，過去兩年不斷重複。即使是去年佔領運動期間，政府與學生會晤時提到願意設立多方對話平台，就2017年後的政改對話，當時社會也有意見認為對話應擴闊至2017年的普選安排；結果也一如過往，隨着當天學聯未有正面回應特府提議，平台建議早已束之高閣。 當然，有指特區政府基本上很被動，一切由北京掌控。有泛民中人也說，2010年政改一役，以民主黨與學者為骨幹的普選聯與北京代表談判政改之時，北京方面曾承諾往後將設立一個平台，跟泛民主派溝通，為2017年普選特首作準備；只是由於建制派擔心他們有能耐與北京溝通的政治地位給泛民取代，故此提出反對，事件最後又是不了了之。 雖然任何從政者總有局限，尤其是身處夾縫的特府高官，但也應有迎難而上的氣魄，那不是口號而是該做之事，嘗試在限制中爭取最大空間，才是管治之本。 今天，特府高官的起錨式落區、向市民派傳單，即使他們自我感覺良好，又說什麼「很有支持」，但實際作用與意義根本不大，期間還碰得一鼻子灰。唯一「用處」，大概是一眾高官覺得自己「有做嘢」，曾經努力，算是向公眾有交代了；又或者讓建制派政黨打算參選年底區議會選舉的人，有機會借位亮相，爭取一點支持，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