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记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style="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 line-height: 23.9999980926514px; background: #ffffff;">　　台湾来客　　８９年元旦过后没几天，日本ＡＮ公司的同事罗君打来电话，说他的台湾同窗“小黄”来到日本，希望能帮助找个临时的住处。我顺利地帮他住进了房东空闲的房间。小黄没有说来日本的打算，我也没有多问，只是觉得他心事重重。　　闲时我领着小黄在附近转转，到认识的人家走走，小黄的情绪似乎有所缓解。他说自己在台湾“三温暖”工作，结识了不少民进党人。　　那时候我只是听说国民党开放了党禁不再继续搞独裁，至于民进党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　　小黄谈起两岸的事情，说邓小平的形象同蒋介石不能相比，完全没有国家领导人的风范。　　他又向我打听西安事变的经过。由于国民党多年的掩饰，台湾人并不了解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看到小黄对国共的历史有兴趣，我觉得让他直接阅读有关的书籍或许更有帮助，于是不加思索地想到了毛选。可是到哪儿能弄到毛选呢？我试着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因为我听说大使馆有自己的小图书馆。结果倒是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大使馆只有毛选日文版。　　小黄也很失望，作为完全不懂得日文的他，显然失去了学习毛选的机会――在异国他乡，一个台湾青年翻阅毛选的浪漫体验。　　小黄住了不满一个月，听说他的台湾朋友们也来到东京，于是搬到朋友那儿去了。又过了几天来电话说他要去新加坡，并对我的帮助表示感谢。　　小黄走后没有多久，人们的眼球开始聚焦到了北京的那个广场，我也没有再去多想小黄的离去……　　可是半年之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报道却让我大吃一惊。那是一篇关于台湾重大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在大陆落网的报道。根据报道所述，我立刻想到了“小黄”，并判定那个落网者就是“小黄”。　　我给罗君打了电话，直接了当地告诉他小黄在大陆出事了。罗君其实已经知道这个结局，于是和盘托出了真相。　　原来小黄在台湾的三温暖同别人口角斗殴时导致对方死亡，随后他以假护照进入日本，新加坡，中国大陆，直至在上海离境时被拘留。小黄经不起大陆警方的盘问，最后只能实话实说彻底交待了。　　那时两岸还没有取得什么“共识”，如何处置小黄成了大陆警方始料不及的难题。尽管那个案件曾经轰动整个台湾，可台湾方面依然不予“配合”，大陆只好请新加坡警方从中斡旋。小黄在上海拘留所白吃白住了好几个月，最后才通过第三方移交到了台湾。　　罗君事先没有说明真相的做法还能够理解，可小黄去大陆的选择实在不是个明智之举。　　所幸的是台湾的刑法已经很少死刑，小黄的刑期即便是最长的二十年，今年也该刑满出狱了。在漫长的铁窗日子里，小黄或许会偶尔想起东京的故事，或许也会为冒然进入大陆而后悔不已……。　　东京大游行　　五月十七日北京沸腾了。　　我可以从人民日报海外版间接了解到那个广场发生的事情，也可以通过日本的媒体了解其他的信息。　　东京的留学生们终于决定集会声援国内的学生。五月下旬的一天，留学生们集聚到了六本木公园。　　留学生包括东京各个大学的学生、以及日本语学校的学生。当时通知我集会的就是一位日本语学校的Ｚ君。他自称因反对林彪受到过迫害，是个资深“反革命”。　　六本木公园到处都是中国人，写标语的，布置会场的忙个不停，几乎让人忘记了这儿是远离中国的日本。　　人群中我看到了中国大使馆负责侨务的官员马秋耘女士。我认识她还是缘于一次华侨同乡会的旅游。当时我们邻座乘车同行，途中扯过不少话题，言谈中她还纠正过我引证名人话语的习惯。　　马女士看到准备会场的学生们缺少别针之类的物品，便主动返回使馆（也在六本木）去取。应该说当时多数的驻外人员都有支持学生的倾向，但像马女士这样直接参与的并不多。　　那天的集会上，留学生们酝酿成立了“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　　随后的几天，广场的抗争有所升温。学生们显然被当局宠惯了，硬是占着广场不走，他们还忌讳外界对他们的“造反”称谓。　　平心而论，８９广场的诉求始终没能超出反贪腐的层面，因而也达不到７６年四五运动的高度。只是当局的应对非常的愚蠢，双方谁也不肯妥协，促使事态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　　日本的新闻媒体开始加大对“广场”报道的力度，东京的留学生也将声援集会的场所移到更大的港区山下公园。　　广场出事那天，“联合会”决定集会游行，抗议大陆当局的镇压暴行。　　那天的下午，足有数千人的留学生几乎在同一时段涌进山下公园。现场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学生们模仿着日本人的习惯，将标语围在头上，套在身上，并相互摄影留念。短暂的集会结束后，游行便正式开始。我和同来的一些朋友也拉起了一面横幅写着“华侨支持学生”的旗帜加入到游行行列。　　就在队伍行将步出公园的时候，不意间我回头望了一眼，看到队伍之外不远处站立着马秋耘女士，表情非常的严肃。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女外交官。　　游行队伍簇拥着出了公园。在整理队列的时候，我听说正在日本的大陆当红女歌星王虹也临场助阵，便主动上前同她握手打招呼。毕竟在这样的场合，同名同姓的走到一起也是一种缘分。　　有华侨看到我们“华侨支持学生”的旗帜，便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游行中还遇到贴有新华社标示的车辆驶过队伍，车内挥手致意，车外掌声回应。一路上游行队伍的口号声不断，除了口号声还有歌声。遗憾的是我们缺少适当的歌曲，行进中的《国际歌》唱得比《龙的传人》更具激情。沿途观望的日本民众，面对高唱《国际歌》的游行队伍，他们多少会感到有些茫然。　　游行的路线包括去中国大使馆，这让使馆人员很紧张。一位我认识的参赞在使馆附近劝说游行队伍不要继续前进，但学生们还是涌到使馆门前。“联合会”的代表宣读了抗议书，并留下四位代表进入使馆交涉。游行大队伍则继续行进，最后返回山下公园。公园内有知情人在介绍北京的情况，有人散发着传单，也有日本媒体的记者在采访。直到天色渐暗人们才陆续散去，记得当时的地铁也挤满了中国人。　　这次游行可以说是强烈表现中国人的一次大游行，是向日本民众“展示皮肤”的行动，它多少震动了日本社会。　　游行外的场景　　东京大游行之后，各种形式的追悼会、募捐活动也相继展开。经营印刷业的华侨也主动帮助留学生印刷宣传资料。可以说华人华侨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当时的行动。　　游行中认识的几位二　、三代的华侨，他们也邀请留学生参加华侨举办的追悼会。会场上父辈的老华侨中有人对当时的活动缺乏理解，也构成了追悼会上令人思索的一幕。追悼会上我起头唱了《龙的传人》，于是负责宣传的留学生便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和留学生们参加过日本艺人的一次义演。我们演出的节目是临时编排的小合唱。词曲都是一位日本的“归国者”写的。参与的人员只排练了一次就圆满登场，只要表达出当时的诉求就足够了。　　日本媒体也不甘落后，电视、报纸详尽地报道事件的全过程。他们将包抄广场的军队称为“戒严军”。后来有消息说，戒严军之外还有反戒严军，媒体一时炒得沸沸扬扬。电视台还聘请了军事专家，在黄金时段展开对戒严军、反戒严军的点评。节目中展示了专门制作的地图、标示，专家也说得绘声绘色，犹如在指挥一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战役。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香港股市突然上涨，全面飘红。滚动条滚出振奋的消息：东北方面赶到的反戒严军已经将戒严军完全包围！我难以断定这个消息是否属实，但心情的兴奋绝对超过兴奋的股民！　　后来听说广场事件中确有军队将领受到严厉处置，说明当时日本的情报并非空穴来风。　　八十年代开始的留日风潮已经演变成出国打工的时尚，留学生们（主要是语言学校的学生）没有给日本社会留下好的印象。北京人会说上海人，上海人则说福建人，中国人整体形象受到了损伤。这次东京大游行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视为一次挽回颜面的行动，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似乎又重新凝聚了起来。　　留学生的行为感动了日本社会，入管局也改变了以往的苛刻，尽量延长他们的在留期限，留学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一个日本人对我说，政府怎么可以杀戮自己的国民呢？我心里也在想：独裁的政府能算是国民的政府吗？　　北京的局势经过短暂的动荡，当局迅速控制住了局面。反戒严军的故事也成了难以解开的历史疑云。　　国内紧张的情绪传染到了东京，有人传出确切的消息：中国大使馆内有人出走了！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出走的正是马秋耘女士。据说那一天，马女士与她的丈夫（驻德国使馆人员）选择同时脱离中国使馆。后来又听说马女士被临时安置在一个基督教堂，然后转移到了第三国。　　那位日本语学校的Ｚ君也感到留在日本的前景不容乐观，准备转移到加拿大去。当时一些移民国家，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对中国留学生网开一面。Ｚ君向我要有他镜头的照片，我索性将整卷胶片交给了他。过了半个月，他电话告诉我说胶片不慎遗失了，从此Ｚ君再也没有音讯。我相信他凭着头脑的机灵，定能成功登陆加拿大。　　日比谷的演出　　随着国内局势的恶化，东京留学生的声音也减弱了不少。这时迎来了广场事件一周月的纪念日，“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决定顶住逆流，公开举办纪念演出活动，地点选择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露天剧场。　　同东京大游行相比，那天到场的国人应该说寥寥无几，算上媒体记者以及人数颇多的日本便衣警察也不过两百多人。现场规定除了必要的摄影外，一律禁止拍照。　　演出前我觉得《毕业歌》也许对学生们更适合，可学生们不会，甚至不知道这首歌曲，只好作罢。　　演出节目包括一个香港女生的独唱《龙的传人》，诗歌朗诵和小合唱等。为了增加小合唱的气势，在场的几位“联合会”负责人都登台亮相。不过为了演出人员的安全，当晚日本电视台播出的视频也只上了香港女生的画面。　　记得演出那天是一个炎热的日子，由于没有活动经费，也不宜过多动用募捐的款项，规定只有登台演出的人员才能享受一份冰淇淋的待遇。现场负责分发冰淇淋的女生把我给漏掉了，事后再三表示歉意。对于冷饮一向不太适应的我，还是记住了这个花絮。　　无论如何，日比谷公园的演出是成功的。如果说东京大游行是一次展示“皮肤”的行动，那么日比谷的演出就好比是一次显示“脊梁”的行动了。凡是参与的人员都不会退缩，大家知道在那一时刻，“脊梁”比“皮肤”更为重要。　　谈到脊梁就不能不提一下邓丽君。邓丽君当年为声援广场学生义演募捐，唱出了《我的故乡在山那边》这首歌。在她去世的时候，我从日本电视节目中得到了更多的解读。邓丽君在台湾属于外省人，为了同“山那边”靠近一些，她选择了在香港定居。山挡住了她回故乡的路，可她没有向那座山屈服。与邓丽君相比，大陆的一些当红艺人们应该无地自容了。　　相遇在东京　　在一次小型的聚会上，大家自报家门，简要地介绍自己。给我留下印象的是有人不乏幽默地称自己：１９８９参加革命。　　散会的时候，一位敦实的中年人走到我的面前，递上了一张名片。　　接过名片见到他的名字，顿时让我感慨万分。眼前的这位中年人竟是我儿时的伙伴董真海！他们兄弟姐妹一家作为日本归国者已经回到东京多年，我也于１９５７年随父母离开东北到了南方。即便是上帝也不会想到，三十二年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在日本东京。缘分呵，１９８９！</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