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從與抵抗：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知識分子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近日，《雪梨晨鋒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俄羅斯，中國，所謂的伊斯蘭國政權都是法西斯」的重要社論。 　　文章指出，法西斯有三大決定性特徵，首先是專制，其次是權力高度集中，第三是國家高於個人。文章仔細分析了這三個政權的本質：普亭妄言「西方打算拔掉俄國熊的爪子和牙齒」，並試圖恢復「俄羅斯的偉大」；中國企圖克服西方帝國主義給他們帶來的百年恥辱，而一直對中國的孩子們洗腦「勿忘國恥」；ISIS則宣佈要恢復哈利法，恢復伊斯蘭教的偉大。灌輸仇恨、鼓動民粹、訴諸暴力，三者何其相似！文章最後得出結論：「雖然在政體表面上三家各有不同，但實際上它們都是法西斯主義實體，它們放棄民主自由，追求暴力，對外擴張不願受道德與法律的約束。」 　　這篇文章嚴厲批評西方領導人漠視來自這三個政權的威脅，如同上個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崛起之際，西方民主國家採取的「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的綏靖政策。文章對西方世界發出明確警告：「西方的領導人們不應該再玩文字遊戲了。以上三個上升中的威脅都是自由的敵人。它們否認自由，並且橫行霸道欺壓鄰國。我們的世界面臨著法西斯主義的復甦，而陷入經濟泥潭的歐洲和困於政治內鬥的美國，都還沒有意識到它們要面對的危險、憤怒的敵人是誰。」 　　其實，早在10年之前的2004年，中國獨立學者余世存就發表了一篇題為《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長文，梳理了當時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精神現象。余世存認為，在全球範圍內，只有大陸中國，在內政的基本觀念、外交的基本原則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這個文明古國在數千年間充當過東方世界的發動機，如今它倔強地保持另類、個色，它不合群，那麼人們該怎麼談論它，怎麼稱呼它，怎麼指望它呢？「定義中國」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來說，都是一個莫大的難題。余世存的指稱和概括是：「這個時代同極右專制的法西斯主義類似，而在精神氣魄、社會動員能力、對外輸出等方面不如遠甚，稱之為次法西斯時代也許最為精準。」 1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實力已坐二望一，可以支撐習近平狂妄地對怯懦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宣示說，太平洋之大，完全容納得下中美兩個國家——言下之意是，我們兩家可以平分天下，其他國家不足道也，要麽跟你們走，要麽跟我們走，總之只能當附庸國。習近平政權的對內鎮壓的殘暴酷烈和對外擴張的兇猛蠻橫，是並行不悖的。習近平「朕即天下」的自戀和自信，來自於他的太子黨身分，以及紅衛兵時代「不怕血」的青春記憶。如是，余世存在技術官僚江澤民和胡錦濤主政的時代得出的「次法西斯主義」的概念，到了今天就可以將「次」字刪去了——習近平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 在當年的納粹德國，知識分子不外乎兩種選擇：反抗或屈從。反抗者，或流亡異國他鄉，或被送進暗無天日的集中營，其著述被查禁、被焚毀。但是，當納粹政權崩潰之後，他們因不屈不撓的抵抗而贏得歷史的尊重。反之，屈從者，爲暴政背書，爲元首塗脂抹粉，得以保留大學教職、受到黨國媒體之吹捧。但是，當納粹政權崩潰之後，他們受到清查和懲罰，并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同樣面臨這兩個嚴峻的選擇，沒有第三條道路。   被高墻包圍的大學<div> </div> 　　二零一五年十月，一段習近平的指示出現在官方媒體和大學的網站上：「決不允許與黨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據說，這段話跟一份秘而不宣的「30號文件」有直接的關係。這份文件指出，要警惕受西方影響的新聞獨立觀念、「普世價值」及對毛澤東的批評威脅到黨的生死存亡。在薄熙來垮臺之後一度偃旗息鼓的毛派重新集結在習近平的周圍，他們爲習近平的毛式語言、毛式思維和毛式政策大聲叫好。知名新毛派、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說：「現在中國對左派來說是黃金時代，習上台以來，跟過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可以說是石破驚天的大變化。」 四川大学保卫处发布的一则招聘公告，明确提到“需博士学位（保安、消防专业硕士即可）方可应聘”。博士应聘保卫处，这与多数人的认知有很大差别，“博士打得过我吗”的调侃也因此迅速流传。 川大宣传部有关人员对招聘博士做出了解释，“这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校园安全信息化、智能化的要求，需要对校园安全有前瞻性理解的高技术人才。”也有高校工作人员对此做了进一步辩护，认为保卫处的职位并不就是保安，“除了治安案件查破、交通管理服务、消防隐患排查、校园环境整治、师生集体户籍借用和迁移等基础性工作之外，往往还承担着涉稳事件分析研判、学生安全教育、法制法规宣传等职能”，并且，“由于服务对象是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文化水平高的青年学生”，因此高校保卫部门的工作模式就是“学霸们为学霸们服务”，“需要深厚的知识和创造力”。 　　反之，習近平主導的“清除自由主義思想，清除自由派學者”的“小型反右運動”，讓體制內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感到失望和沮喪。挺身反抗者寥寥無幾，大部分人消極忍受，也有一部分人干脆賣身投靠。 反抗者中有被官方權威媒體《求是》雜誌點名批判的北大教授、法學家賀衛方和早已從清華大學藝術學院辭職的畫家、文化評論家陳丹青。面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他們沒有保持沉默，而是繼續發聲。 另一位受懲罰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新聞學教授喬木。他提倡西方式的新聞報道，長期參與中國自由主義公民社會組織，因而被降職，在校圖書館為英文圖書寫摘要。校方除了禁止他上課以外，還將他的工資削減了三分之一，把他的名字從該系的網站上刪除，並迫使他的學生找其他老師當論文導師。學校領導承認來自上面的壓力越來越大，必須用這種方式來羞辱他才能讓上面感到滿意，但上面究竟是誰、是什麽單位，校方拒絕告訴他。 　　與受懲罰的反抗者相比，賣身投靠者絡繹不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從八十年代一直宣揚新權威主義的學者蕭功秦，他不斷尋求接收其理論的黨國高官，從“捧薄”到“追習”，華麗轉身，毫不困難。薄與習本來就是一家人。薄利用王立軍清洗文強，習利用王岐山清洗周永康；薄以打黑之名查抄民企，習以反腐之名在石油、煤炭等領域重新洗牌。 　　2011年12月23日，萧功秦在一次研討重慶模式的會議上作了題為《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的長篇發言。那時薄熙來陣營已經危機四伏，離垮臺僅有兩個多月，但蕭沒有內線，以為薄還前途無量，是未來的黨國領袖。因此，他稱讚重慶的強人政治：重庆的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采取的强政府模式具有更全面的社会规划的蓝图，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工程设计和重组，并深入到与民生有关的更广泛的领域，其施政方向是以解决民生为本位的。对官员的督责程度更高。用重庆人的话说，“变民不聊生为官不聊生”，重庆的“督责政治”色彩非常强，除了运用现成的强势国家政治资源以外，还进一步动用了革命文化当中吸取某种资源，强化它的那种社会动员能力。 　　重庆强政府模式如果发展得当，对于中国民主建设未必不是好事，某种意义上，从积极方面来说，重庆现在所做的事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民主创造了一些必要的社会条件。 他總結說：祝愿重庆走得更为稳健、取得更大的成功，尤其在探索民主法制新路方面，能领全国风气之先。 若果稍有一點廉恥之心，薄熙來垮臺之後，蕭功秦就應當從此閉嘴。但他立即投向習近平的懷抱。 　　當美國學者沈大伟提出中共統治已經進入末日期的看法時候，萧功秦抓住這個機會，反駁沈大伟，讚美習近平，遞交投名狀。他把給友人的一封信命名爲《如何看待新一波的“中国崩溃论”》。他將習近平看作是新權威主義的最佳執行者：这样的强势政府体制，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在政治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发展国家的监护型(Guardian)体制，这一发展阶段在中国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需要满足三大条件，第一，需要具有开明导向的强势政府，第二，强势政治精英是明白人，第三，国家要尊重健康的社会多元，这是良性的新权威主义的三大要素。 新权威主义就是发展型的开明监护政治。它是来之不易的，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百七十年的集体经验的结晶。我们要千万珍惜这个民族集体经验。从历史上看，强势政府只有同时表现出开明，表现出对多元性的尊重,让社会多元焕发出创新活力，在多元社会与集权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制衡，这样的体制才能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健康发展，也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才能得到广大官产学精英与大众的发自内心的支持，政府也只有这一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执行力。 自相矛盾：新權威主義必然是一元的。不可能容許出現社會多元。習近平對女權活動人士的打壓、對鄉村建設實踐者的打壓，都充分說明，即便是並非挑戰當局統治權的溫和的民間組織和群體，習近平也不能容許存在。習近平不滿足於新權威主義，而是要走向法西斯主義。   作為黨黨喉舌的媒體<div> </div> 對傳統媒體加強控制。比如在出版方面，選題上的禁區（大饑荒、文革、六四等歷史議題，西藏、新疆、香港、台灣等民族和區域議題，嚴禁觸及）和作者的黑名單越來越長。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截至到去年12月1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已从2013年的32人，上升到了44人。显示习近平目前针对包括新闻媒体、律师、异议人士及学者的打压力度正日趋升级。 第一強勢媒體是電視，所以對電視的控制最嚴厲。對央視的清洗。 浙江省温州法院近日以“破坏电脑信息系统罪” 和“诬告陷害罪，重判去年在电视频道插播反共标语及图片的北京王姓工程师12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罚款10万元。2014年8月1日晚，温州有线电视的多个频道突然出现内容敏感的异议标语，如“释放王炳章”、“共匪才是罪犯”、“大片土地给俄，反打起钓鱼岛、香港台湾主意”、“不要和土共魔鬼合作”，以及“我们的天赋人权自由被剥夺”等字句，以及敏感图片，包括六四王维林只身挡坦克、西藏自焚僧人、维权人士被自杀，以及王炳章、朱虞夫、刘晓波、郭飞雄等异见人士的肖像，要求释放被关押人士，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当局关闭所有电视信号，全市5个多小时没有电视节目。１２年的刑期，重於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１１年。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逐漸凝聚成的自由派媒體或市場化媒體，在最近兩年迅速走向衰落或淪陷。廣東的南方報系，雖然幾經整肅，卻無法抹去其自由主義的底色。習近平時代則再下辣手，對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及其網站實施毀滅性打擊，沈灝案。當事人還未公開審判，其痛哭流涕、認罪悔改的場景已經廣為傳播。 北方則是財經和財新系統。掌門人胡舒立，成為王岐山如臂使指的御用媒體，比中紀委的官網還要管用。中宣部似乎只能對其網開一面。每一次整肅政敵，必通過財新放料，像擠牙膏一樣放料。周永康案的披露過程：第一階段，周永康的馬仔，秘書和下屬；第二階段，周永康的家人；第三階段，披露其老家、祖墳、少年和青年時代的往事，使用其曾用名；第四階段，當官方公開宣佈查處周永康之時，幾個小時之後立即發佈數萬字的長篇報道，宛如狗血電視連續劇。早已準備妥當。 郭文貴與胡舒立的纏鬥，各自背後有一個龐大的權勢集團。北京房地產商郭文貴，盤古大觀的擁有者。變形金剛中出現的建筑。郭文貴與國安部副部長馬建的親密關係，令其在商場所向無敵，連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也被其掀翻。郭文貴流亡美國，宣稱手上掌握大量高層機密資料，包括王岐山與胡舒立之間的通訊記錄。披露胡舒立與北大方正的掌舵者李友有私生子。胡及財新已經提起法律訴訟。上層權力鬥爭的白熱化，文革結束之後前所未有，比六四期間高層的分裂更加嚴重。 柴靜的紀錄片《蒼穹之下》，引發民間輿論的激烈討論，有評論者指出，這是當代中國共識破裂的標誌。柴靜雖然已經從央視辭職，但其前央視記者的身份，以及在央視期間建立的人脈和資源網絡，是其得天獨厚的背景。她能夠在一年多時間里拍攝紀錄片，採訪到諸多高級官員，不可能脫離宣傳部門和情治系統的監控。而紀錄片能夠在人民網這樣的官網上高調登場，若非沒有政治局常委一級的高官的放行，是不可思議的。柴靜與女權五金花之對照。 當局的放與收的一次測試，如同２０１２年的茉莉花事件。環保部門擴權，清洗石油系統，是習近平新政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加強環保，不會影響到整個體制的安全。甚至可以通過環保，轉移公眾對經濟下行的憂慮，兩會的焦點成功轉移。石油部門成為奧威爾所說的“公共污水溝”。但若果影響過大，有可能失控，則又從網路上將其清除。 　　柴靜對自己在其中對角色有沒有自覺，不得而知。有可能是兩種情況：你以為你在反抗，殊不知，你的反抗也成為極權政府維穩政策的一部分；或者，更可怕的是，你與極權統治者之間達成了某種默契，你將自己的反抗表演化，主動配合當局的維穩政策。 　　網絡控制：中共旗下青年組織——共青團中央今年2月下發文件，要求全國各地團組織在6月底前招募1050萬名「青年網絡文明志願者，此舉引發各方關注。有關文件編號「中青發[2015]9號」，發出日期是2015年2月13日，題目是「共青團中央關於廣泛組建青年網絡文明志願者隊伍、深入推進青年網絡文明志願者行動的通知」。有關文件的傳達範圍包括「共青團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全國鐵道團委，全國民航團委，種植機關團工委，中央國家機關團工委，中央金融團工委，中央企業團工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團委」。 　　有關通知表示，這些「青年網絡文明志願者」的職責是在網絡上主動弘揚正能量，積極參加團中央推出的「陽光跟帖」行動，此外還要在網絡上主動抵制負能量等，並要求「青年網絡文明志願者」在2015年至少參加3次主要活動，包括3月5日的中國青年志願者服務日專題活動、全國性主題網絡活動、陽光跟帖行動以及地方網絡志願活動等。 　　根據有關通知的要求，在各省1050萬「青年網絡文明志願者」名額中，來自高校的志願者佔400萬。其中在廣東省內的各高校都要交出志願者人數，廣州中山大學需要提供9000名志願者，就連香港中文大學在深圳開辦的分校以及香港浸會大學在珠海與合辦的聯合國際學員也被分別要求提供800名和100名志願者。   向死而生的民間團體和維權人士   　　2014年9月18日，成立已有七年、在12個省市建立了22個分館的民間教育公益組織立人鄉村圖書館理事會宣布，即日起停止運營。 　　立人鄉村圖書館理事會在題為「我們願意承受不公，因為正義不會遲到」的公開信中，向數年來逼迫立人圖書館，關停分館，非法扣留圖書，威脅甚至遣返員工志願者的有關當局發出強烈抗議和譴責。 　　公開信中指出，立人圖書館所倡導的“基於閱讀的自主教育和開放教育”，是當前教育制度下，能夠有效幫助青少年成長的一條教育路徑。立人鄉村圖書館的「以人為核心，用生命影響生命」、「教育立人而不是書本扶貧」等理念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及公知圈中相當有名，並吸引了大量的志願者和社會捐贈者。 　　公開信包括三個要點：第一，立人圖書館所承受的長期而巨大的壓力是不公義的，當局對立人的打壓是違背國法天理良心的，是對轉型社會的巨大傷害。第二，面臨如此強勢與高壓，立人圖書館在鄉村運營的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立人在機構運營、教育探索、籌款等方面已經沒有發揮空間，與其平庸苟活，不如就此告別。第三，“立人”是中國轉型的核心命題之一，立人圖書館在今日死去，或將在未來某一個時間，由另一群人將其復活。立人所積累的經驗如果對社會重建是有用的，一個立人圖書館死去，千百個立人圖書館將出現。 　　台灣評論人羅世宏在《連鄉村圖書館都害怕的國度》一文中評論說：說白了，是歐威爾式的社會控制：統治當局不樂見民間自主有機力量有機會在中國土地上生長，擔心立人圖書館普及了公民所需要的知識和思想資源，更擔心類似的民間網絡開枝散葉，逐漸蓄積了不滿「流氓治國」的公民覺醒和反抗力量。……在當下的中國大陸，從事民間公益活動已經變成為危險事業，任何自主的民間公益活動，哪怕再怎麼遠離政治，都隨時可能引來當局的粗暴鎮壓。立人鄉村圖書館被關閉的不幸事件，不僅對中國大陸的總體社會發展狀況發出了令人不安的訊號，也將使更多人對漸進改革失去最後一絲希望。 如果說胡錦濤時代被捕的最著名的人權活動家是劉曉波，那麽習近平時代被捕的最著名的新聞記者就是高瑜、最著名的人權女士就是浦志強。習近平精心挑選了兩人作為打擊對象，是因為他發現記者和律師是兩個對他的統治構成最大威脅的群體，他需要通過逮捕和折磨高瑜、浦志強，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果。 高瑜，早在八十年代就是著名記者，六四之後兩度入獄，曾經榮穫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并兩度榮穫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 2014年4月24日，高瑜第三次被逮捕，据称其在2013年8月通过他人获得了一份中共中央机密文件的复印件后，将内容逐字录入成电子版保存，随后将该电子版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某境外网站负责人，该网站将文件进行了全文刊登。這份文件就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9号文件，亦即网上俗称的“七不讲”）。高瑜已經７１嵗，患有高血壓等重病，在獄中收到不人道的待遇，當局以她的兒子作為人質對其威脅恐嚇，迫使其簽署認罪書，并在還未開庭審判前就在央視播放充滿羞辱性的畫面。法院多次延遲審理，延遲到六月。 　　浦志強，是六四事件廣場絕食活动的參與者之一，也是最近十多年來最有名的維權律師之一。他常代理維權辯護案件，案件以涉及公民权利为多。他於2013年2月6日公開實名舉報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及其在任时的政法委系統十年維穩的問題，并建立法治社會和憲政体制。周永康不久後垮臺，但揭露周永康的浦志強卻於2014年6月1日被北京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逮捕。浦志强被指控的主要证据，来自其所发的两千多条微博中的约三十条内容，涉及六四、零八憲章、毛澤東等議題。浦志強爲多起言論自由案件辯護，他自己卻成為中共打壓言論自由的犧牲品。浦志強接受中央社專訪表示，沒去過台灣，但從媒體知道許多台灣事，他認為「台灣的今天，應該就是大陸的明天」。浦志強案已經三度被從檢察院退回公安部門，被關押一年多時間。難怪人們嘲諷說，你被捕的時候，不要向警察要求請律師爲你辯護，因為當你被關進監獄的時候，你會發現，律師早就被關進去了，律師成了你的難友。 　　二零一五年年初，“女權五金花”在兩會前夕被拘押。中共不顧國內民眾的抗議和國際輿論的壓力（包括曾經擔任美國國務卿的下屆總統參選人希拉里在社交媒體上強烈譴責說，中國的所作所為是不可原諒的），仍然宣佈將五人正式逮捕。 　　2012年，她们是反对性别暴力的“受伤新娘”，为了呼吁停止亲密关系暴力，她们披上带血的婚纱，走上街头，告诉每一个人：暴力是违法，不能对暴力沉默！酒店女服务员为了反抗性杀人被判重刑时，嵘嵘把自己的嘴和全身都缠起来，让人看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遭受暴力不能表达不能反抗的绝望，呼吁公正判决；听到受暴妇女反抗杀被判死刑时，她无法安睡，为了呼吁减刑也四处奔走。海南幼女遭校长性侵后，韦婷婷写下“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12338”呼吁妇联对校园性侵害的关注，当有的学校居然用加强对女生宿舍宵禁的限制来“应对”校园性侵时，麦子呼吁“关强奸犯，别关我！”应该限制的是侵害，而不是女生的自由。女职员因公司应酬被灌醉性侵致死，大兔看到悲愤地说“我愿有阴齿”。她们以这些非暴力的形式呼吁停止暴力对女性的伤害，希望女性不用只能在绝望中幻想长出阴道里的牙齿才能免遭性侵，不再要像施暴者一样举起武器才能停止对自己的伤害，不再因为害怕谴责受害者的谴语言暴力而对暴力沉默。         而现在，她们在再一次为反对公交性骚扰前被捕，身陷囹圄。为了停止针对每一个妇女的暴力遭受国家暴力；为了每个一个妇女活在免于恐惧的自由里而失去自由。没有暴力的生活，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针对女权活动者的暴力也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剥夺反暴力者的自由，让每个人都不能免于对暴力的恐惧。她们不自由，我们也不自由。昔日，她们为了我们每个妇女免遭暴力而奔走呼告，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受伤新娘，一起来呼吁：停止针对女权活动者的暴力！ 　　分析人士称，这些女性熟练使用社交媒体，在全国各地组织志愿者，而且她们与外国的组织有联系，还会开展富有创意的抗议和快闪活动，往往能赢得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这显然引起了安全官员的警惕。抑制中国新兴的女权运动的举动，是共产党打击草根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黑色里程碑。自从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共就开始加大对草根运动的打击力度。在早期阶段，遭到关押的是批评政府和倡导政治改革的人。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这五位被拘女性的活动只限于家庭暴力和艾滋病毒感染者遭受歧视这样的范畴——政府自己也声称要努力应对这些问题。